《中文医史研究学术成果索引》，闵凡祥编，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2258页，698.00元
1919年，刚从日本访问归来的鼠疫专家伍连德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大发感慨：日本学者富士川游早在1904年就出版了巨著《日本医学史》，而我国的医学史研究尚停留在收集材料组织人马进行编纂的阶段（《读日本医学史感言》）。也许伍连德有所夸张，因为毕竟就在同年，江苏的陈邦贤刚刚出版了《中国医学史》一书。但是，的确在1949年之前，国立大学多不重视医学史，更鲜有设立专门的医学史教席。以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民国政府建立的第一所医学校）为例，其首任校长（1912-1922）汤尔和虽然对医学史充满兴趣，但他对中国医学史的定位，主要是用中国古代名医的事迹陶冶现代医学生的情操，令他们养成仁爱的品格，至于是否需要专门研究中国医学史，似乎仍然是一个合法性存疑的问题。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是中医的合法性备受质疑的十年。习西医者渴望尽快树立西方医学的权威性，以将中医排除在国家医疗体系的范围之外。因此，接连出现了北洋时期的“漏列中医案”和国民政府时期的“废止中医案”。在咄咄逼人的现代化叙事之下，中医是被西医唾弃的对象，研究中国传统医学史的意义自然大打折扣，沦为一种零星的民间行为。那么究竟该如何重新发现中国医学史的价值，论证其存在的正当性？
伍连德成长于英国的海峡殖民地马来亚，对于帝国殖民带来的种族歧视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在中国领导防疫的过程中，他又需时时面对来自两大帝国——沙俄和日本——的精英医师的挑战。在他看来，一味地漠视中国本土医学，不仅会遭到西方同行的耻笑，以为中国自古便无医学，而且无助于国族认同的建立。这些都让他认为有必要以新的眼光去看待中国医学。1932年，伍连德与王吉民共同编著的英文版《中国医史》终于面世。该书包括中国古代医学史与现代医学史两大部分，意图在向英文世界展现中国上古医学的伟大的同时，也搭建出一种医学不断进化至今日的史观。1936年，另一位医学史家陈邦贤在其《中国医学史·例言》中说：“本书目的在宣扬文化，提倡科学，整理国故，复兴民族，由神祇的医学，进而为实验的医学，由玄学的医学进而为科学的医学。”受到民族主义和医学普世主义的共同影响，伍连德等人徘徊于弘扬国粹与推崇西方医学之间，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民国后期的医学史论述。
陈邦贤在探讨中国古代医学史时，重拾晚清甚嚣尘上的崇古学说。1897年，康有为在其编纂的《日本书目志》卷一《生理门》中明确地说：据《礼记》记载，中国古圣人对于养生本来十分重视，只是后人受到墨家和佛家苦行的影响，才渐渐忽视了医学和卫生的重要性。受此学说的影响，陈邦贤也多强调外在环境对于医学知识发展的作用。这里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类的生活和文化制度。在陈邦贤眼中，古代医学不过是“文化的一种”，而所谓“文化”，即是人类“要满足他们生存的欲望”而与“四围的环境奋斗”产生的结果。换言之，陈邦贤是用带有整体论的视角看待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并不认为应该脱离语境研究单纯的医学思想史。他将阴阳五行在两汉时期与医学的结合解释为当时由于“社会极度的纷扰”，古人希望借助阴阳五行化繁为简，保持平静的生活；而王充对阴阳五行的攻击，导致了“反求诸内心”“轻闻见而重心思”的魏晋玄学，使医学掺杂了佛教的学说；到了宋明理学时期，佛教又与新儒学结合，医学于是混入性理之学说。陈邦贤仅将先秦文化看作是“中国固有文化”，至于此后的时代，则由于受到印度佛教的影响而渐渐失去“控制自然”的努力，科学发明也“一天一天的衰落了”。
在他看来，从汉代至宋元，都可以被称为中国医学的中古时期，类似于黑暗的西方中世纪。西洋医学传入的明清两朝则是近世阶段。然而，在谈到现代西方医学的发展时，陈邦贤便不再提及环境的作用，而罗列以大量的科学发现。这可能不完全是因为他对西方医学了解不足所致，而是当时的常见手法。因为，即使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李廷安在其所著的《中外医学史概论》也是如此处理。显然，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将现代科学的兴起看作是一种客观而且独立于西方国家发展的存在。这样做可以避免被人攻击为变相推崇西方政教制度，但也给西方医学披上普世性的外衣，无形中张大其权威性。
当时不是没有人意识到现代医学史或者科学史的研究不应与政治、社会和宗教割裂开来。1929年，胡适在与余云岫聚餐后，若有所指地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如此时代有几个方面，如宗教革命，如古学复兴，如国语文学的起来，如新科学，皆是一个大运动的几个方向，必须会通研究。
胡适并非能未卜先知预测到后来的医学社会史或者科学社会学的兴起，而是因为看到了所谓的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仍然受制于时代思潮的巨大影响。余云岫在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发出《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一文，显然是受到国民革命的鼓舞，而废止中医的声音又与日本明治时期的取缔汉医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不加以汇通研究，仅仅将医学史视为由医学从业者书写自己行业历史的一种专门史，将是充满遗憾的一种选择。
现在，可以说胡适的提倡基本被实现了。北京大学医学史中心的张大庆教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较早地引入医学社会史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对博医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国联卫生组织等做了开拓性的研究，大大丰富了近代中国的西医史。复旦大学的高晞教授则在传教士医学方面做出专深的贡献，推动了历史学界对于医学史的认识。与此同时，海峡对岸的医学史研究也呈现出勃发的态势，同样造就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领军人物。此后，又遇上SARS和新冠疫情的刺激，使得中国大陆的医学史研究抛却百年前那较为局限的视野，转而成为容纳医学、公共卫生学、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阵地。在这一新的情势下，如何总结百年来中文世界的医学史研究成果，许多专家学者都做了尝试和努力。
与众不同的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闵凡祥教授选择了一条艰辛的道路：编纂出一部能够囊括一百多年来中文医史文献的总汇目录。1936年，王吉民曾有《中国医史文献索引》出版，虽然只有区区数页的篇幅，但在当时已经非常不易搜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又有各种医学史索引的出版，但其背后多多少少都有国家和机构的支持，已经不是纯粹依靠民间行为可以实现。闵凡祥教授几乎纯然依靠个人的兴趣和毅力，经过三年多的不懈努力，在2020年出版《中文医史研究学术成果索引》。此书长达两千两百多页，将二十世纪初至2019年之间几乎所有与医学史研究相关的中文文献、专著和基金项目一网打尽。编纂者以一己之力成功接续前辈传统。
全书按照论文、著作/译著、医药卫生志和基金项目分为四部分，均各自按照拼音顺序进行索引。编者充分利用了前述的索引资料，并综合运用中国知网、读秀、孔夫子旧书网等网络资源，基本上实现了集大成式的文献搜求。收录中国大陆（内地与港澳）和台湾地区学者的成果（包括硕博学位论文），以及海外研究的中文译著。有遗珠之憾的是，因为语种限定为中文，导致缺少了伍连德、王吉民和李涛等人的重要研究。不过，正所谓“天地本不全”，这些并不影响该书的价值。
就编纂内容上而言，张大庆教授、刘士永教授和余新忠教授均在写给该书的序言中予以揭示，即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举凡医药疾病、卫生行政、书籍知识一并收录在案。这正与现在国际上的看法相一致，例如北美医学史重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史系在其官网的显著位置写着：“我们致力于从最宽广的意义上去探究医学史。”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并未局限于“人医”，还收录大量法医学和兽医学的研究，如《民国时期我国的法医》《蒙古兽医学史略》等。通过翻阅这本索引，新入门者可以很容易发现哪些领域已经有较为深厚的积淀，哪些领域还有待学者的开发。
除了上述优点之外，该书实际上还为海外想要了解中国医学史研究状况的学者提供了一本权威的指南。此前，对于外国学者而言，使用中文的各类搜索引擎进行资料检索，实际上非常困难。有的学者甚至以此为理由，不去参考中文学界的研究成果。但是现在有了《中文医史研究学术成果索引》，所有的相关研究一目了然，国际学界应该会更加重视中文的学术成果。相信在短期内，此书便会成为国际上许多汉学或者医学史研究机构必备的工具书。
最后，如果说这部书还有可改进之处，以期更为便利读者，或许可以编一个索引的索引。也就是说，因为整个内容包罗万象，只依靠作者姓名排序，有时令人有失去抓手之感。若能提取一定数量的关键词作为索引置于书后，提纲挈领，可能更有助于读者把握这些浩如烟海的资料。当然整个工作量可能会变得异常庞大，所以这个方案是否可行，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的医学史研究终于迎来大发展的时期，吾辈躬逢其盛，不亦快哉。但同侪也一定更明白，学术无止境，要想保持医学史的旺盛生命力，还需要不断更新知识，尽可能从新的角度、利用新的方法去探索，同时不断重新认识和反思既有的研究。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部书所要收录的内容将大大超过现有的篇幅，不仅在词条数量上可能会是同类参考书中的世界第一，在质量上也会有进一步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