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吕不韦列传》篇末最后一段话是：
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谥为帝太后，与庄襄王会葬茝阳。
这“茝阳”，现在通常都写作“芷阳”，南朝刘宋裴骃撰《史记集解》，引述同时人徐广的注释，也说另一种文本是书作“芷阳”。因为同我想要讲述的主题无关，其何以歧异如此，在这里姑且置而不论。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南宋建安黄善夫书坊刻三家注本《史记》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太后”，指的是秦始皇的母后，也是秦庄襄王的王后。
这里第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司马迁为什么要把秦始皇母后（或庄襄王王后）的死事记在这《吕不韦列传》当中。
其实只要老老实实地读过一遍《史记·吕不韦列传》，就会很容易了解这一问题的答案很简单，这就是秦始皇生物学上的父亲，乃是吕不韦。
这位庄襄王的王后，本来是邯郸赵氏“豪家女”，貌美亦且善舞，被“家累千金”的富商大贾吕不韦看中，娶为小妾。按照当时通行的说法，这种小妾，是被通称为“姬”的，因而这位女子在吕氏家中又可称作赵姬。吕不韦把这美女娶到家中，当然不是供着看，免不了会翻云覆雨，做些大人常常都会做的不尴不尬的事儿。于是，这位赵姬就怀上了吕氏的骨血。
就在赵姬怀孕不久的时候，偶然遇到了秦始皇社会学意义上的父亲秦庄襄王子楚。当然稍微具备一些中国古代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庄襄”二字是他即位为王并且死去之后才会获得的谥号，在这个秦国公子哥儿第一次遇到吕不韦这位美姬的时候，子楚当然还是个活生生的人，而且也还不是秦王，只是以所谓“诸庶糵孙”的身份，作为人质，被抵押在赵都邯郸。
这时，钱赚多了一心想做政治投机的吕不韦，在“往来贩贱卖贵”的商务旅途中，来到邯郸。他那位出身于邯郸豪家的美姬，不知一直居住在邯郸的娘家，还是伴随乃夫出行，转回到了邯郸，反正也同吕不韦一道出没于邯郸城里。
子楚在赵都邯郸的人质生活，实在不太美妙。秦国军队不停地攻打赵国，赵国当然很不待见他，可以说，没被赵国杀掉，已经是万幸；更难受的是，秦这个祖国只是把他的小命给压了出去，却并没给他什么生活费。没钱花，实在窘迫得很。
子楚这种窘境，被吕不韦看在眼里，计上心来，当下做出重要判断：“此奇货可居。”吕不韦的目的，是通过资金的运作，一方面让本来没机会继位为王的子楚成为太子，同时再让他在诸侯之间享有声名。有钱确实能使鬼推磨，经过一番运作，这两项目的，都很快实现。吕不韦换来的好处，是子楚答应他说，将来会“分秦国与君共之”。
清楚认识这些情况，我们才能了解，为什么子楚甫一即位，就委任吕不韦为丞相，并册封他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二十万户”；还有吕不韦为什么会指令门客编着《吕氏春秋》，作为秦人一统天下之后的治国纲领。
钓上来的这条大鱼竟有半个秦国那么大，吕不韦当然心满意足，不过为此他也确实付出了很多很多钱财，以至达到“破家”的程度。历史的发展，充满戏剧性情节，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突地呈现在顺风顺水如愿向前推进自己目标的吕不韦面前。
一次，吕不韦设宴，请来子楚，一同饮酒作乐。得意忘形的吕不韦，一高兴，竟让他心爱的赵姬作陪。不料子楚一看这绝代美人就控制不住色心，竟然向吕不韦开口，请求他把这个女子让给自己。这样的要求，当然非常过分，可子楚敢把这无耻的话讲出口，自是吃准了吕不韦的政治野心，知道他对权力的欲望大大强于对女色的喜好。果然，吕不韦出于本能大怒之后，迅即冷静下来，“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即不必为一女子而妨碍自己的权力追求，迫不得已，就献上了这位宠姬，同时也让她带走了肚里的孩子，而赵姬不会把这一情况告诉子楚。
子楚对这位邯郸美女也是真心喜爱，很快就把她立为正房夫人。当然赵姬很快给他生下了吕不韦业已种下的那个孩子，这也让子楚大为欢心。子楚给这个孩子取名赵正，他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儿子的长相从来都是像妈的多，所以子楚也不会琢磨赵正这龟儿子长得像不像自己这个问题。
很快，子楚继位，成为秦王，便一如前约，让吕不韦做自己的丞相，以分享治国的权力。虽然仅仅三年之后，他就离世成了“秦昭襄王”，但赵正则顺理成章地继承王位。当时赵正年仅一十三岁，尚不具备理政的能力，代替他执掌权柄的，一是生母赵太后，二是生父吕不韦，而且这两个人旧情复萌，还时时暗通款曲。新王赵正不禁把他亲爹吕不韦的官职由丞相提升为更高一级、同时也更为尊荣的相邦（司马迁写《史记》时因回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将其改书为“相国”），还尊称吕氏为“仲父”（北方市井语言里与之对应的词语，是“二大爷”，所以“仲父”也可以看作是“二大爷”的文雅说法）。
从表面形式上看，吕不韦的政治投机似乎获取了更大的回报，可是福兮祸所伏，后来他出事儿，并被迫自杀，追根溯源，也可以说是出自他与赵正以及赵姬之间这一特殊因缘。事实上，正是由于秦始皇之母同吕不韦之间存在着这么一层特殊而又深切的关系，司马迁才会把秦始皇母后之死写在《吕不韦列传》之中，以有始有终地展现这两个人物之间内在的联系。
上面讲述的这些内容，一些读过《太史公书》的人，大多都会明白，不过是用现代白话翻译了《吕不韦列传》旧体古文的记载而已，何必一本正经地讲这些除了文言文盲和傻瓜谁都知道的大白话？
其实在我看来，从事历史研究这个行道，最基本的起点、或曰立足的基点，就是要老老实实地读古人的书，而所谓老老实实地读古人书，并不是拿过书来闷着头看就行，还需要先具备一点最最基本的常识：这就是古书并不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写的，凡是头脑正常的作者，都要在动笔之前先有个谋篇布局，包括话在何处说，字儿往哪里写，是会有个通贯思考的。
太史公是行文高手，旷绝千古，空前绝后，自然尤其讲究这一套，因而我们在解读《太史公书》并据以立论的时候，也要特别重视这一点——读《史记》，需要仔仔细细地慢慢读，需要前前后后通着看，很多重要的认识，自然而然地就会这样读出来。《太史公书》也只有这样读，才能品出它的味道。
在怎样看待秦始皇生父这一问题上，南朝刘宋时人徐广和唐人司马贞，就不顾司马迁通篇的记述，孤立曲解《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至大期时生子政（正）”这句话，以为秦始皇是十二月出世的晚产儿；后人再由此恣意狂想，最终衍化出来赵正并非吕氏制造的荒唐结论来（别详拙文《赵正那娃到底是不是个野种》）。其实只要上下顺着老老实实地把《吕不韦列传》读到底，读到“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谥为帝太后”云云这段话，就应该能够理解这位赵姬同吕不韦之间那段床笫之情的丰硕成果了。
另外，关于秦始皇生父问题，一些人拘泥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以为《秦始皇本纪》既已清楚表述说“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赵正就当然不会是吕不韦和他妈翻云覆雨的结果，他的爸爸只能是秦庄襄王。其实这关系到《史记》的叙事形式，是关系到怎样读史书和怎样用史书的一项最基本的问题。即每一部书都是有生命的，都有着特定的“生理”特征，读者需要首先清楚认识史籍这些生命的特征，才能合理地解析书中叙述的史事。率尔操觚不行，随便翻书一看就动心思眼儿更不行。
我们大家在阅读和利用《史记》做研究的时候需要了解，《太史公书》载述史事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在不同篇章之间，往往刻意采用详略互见的笔法，错综为文，令其行文有曲折回环之妙；当然更为实质性的用意，是通过这种形式来更加合理地安排其本纪、列传等各个不同部分的内容，使之发挥出最佳的效益。
由于《史记》的“本纪”是直接承自《春秋》等早期编年体史书，意在简明扼要地载述重大史事的梗概，而与此相关的其他细节，则通过相关人物的“列传”（还有介于本纪和列传之间的“世家”），或是记述相关典章制度的“书”来体现。
明此体例，大家就很容易理解，《史记·秦始皇本纪》在“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这句话的后面，还进一步说明云：“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这就是意在告诉读者，关于这位“吕不韦姬”生下秦始皇帝的具体内情，将在《吕不韦列传》里叙说。这么通观并读《秦始皇本纪》和《吕不韦列传》两处的记载，吕不韦造出赵家第一个皇帝这一史实，司马迁不是表述得一清二楚么？
我读《史记·吕不韦列传》“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谥为帝太后”云云这段话，看到的第二个有意思的问题，是秦始皇母后去世后为什么会被“谥为帝太后”？
谈到这一问题，我们首先知道，按照西周时期通行的礼制，妇人本来都没有谥号，即唐代孔颖达等人所说“妇人法不当谥”，当然首先是王后无谥。这样做的道理，是因为“妇人无外行，于礼当系夫之谥，以明所属”（孔颖达等《春秋左传正义》卷二）。
可是到了春秋时期以后，礼坏乐崩，旧有的制度不断发生更改变易，女子的谥号便也随之浮现于世。
《左传》开头记载的第一条史事，内容如下：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
西晋杜预注此“声子”云：“声，谥也。盖孟子之侄娣也。诸侯始娶，则同姓之国以侄娣媵。元妃死，则次妃摄治内事，犹不得称夫人，故谓之继室。”（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卷一）显而易见，声子得谥的原因，是由于她不是正夫人，不得“系夫之谥”。其情形，乃如清人孔广森所言：“春秋之初，下成康未远，诸侯夫人犹从君之谥，卫有庄姜、宣姜，郑有武姜是也，非正嫡则无谥。”（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三之上）所以鲁隐公才特地为乃母定立谥号。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见于史籍记载的女性谥号，便由此产生了。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玉田蒋氏藏宋刊巾箱本杜预《春秋经传集解》
值得注意的是，声子这一谥号产生的基本缘由，是鲁隐公尊崇其母，是在乃母不得“系夫之谥”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用的一种变通办法。因而，在实质性意义上，它是悖戾“谥者行之迹”这一谥法原则的（《逸周书·谥法》），只是在形式上与之相似而已。
声子获得谥号的情况虽然有些特殊，但妇人得以单独称谥之例在鲁国一开，其后衮衮诸公正室夫人的后嗣，也都纷纷效行其事，以尊奉其母。很快，在鲁庄公二十二年，就给自己的母亲、亦即桓公的姜姓正室夫人定立了“文”这个谥号，称之为“文姜”（《春秋》鲁庄公二十二年）。这样定立谥号的道理，是“夫人以姓配谥，欲使终不忘本也”（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三之上）。这么一来，就把声子那个别有原因的特例，转换成了谁都可以仿效的定例，以致“鲁自文姜以后，不别适庶，皆各自为谥”（孔广森《公羊春秋经传通义》卷三之上）。
嘉庆十七年孔广廉原刻本《春秋公羊经传通义》
鲁国情况如此，其他各国不同程度地也都有类似的做法。至春秋后期，甚至东周君主景王，也给自己的王后定了“穆”这个谥号（《左传》昭公十五年。宋罗泌《路史·发挥》卷五《论谥法》）。尽管穆后得谥同其先于景王逝世有关，即乃夫尚在世上活得好好的，自然无法预知他的谥号是什么，这个逝去的皇后也就无法附从于她丈夫的谥号，但像鲁隐公次妃声子、桓公夫人文姜等这样一些业已行用的妇人谥号，还是给景王之后获得这个独立的谥号创造了适宜的文化环境。
具体谈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是否给国君之后评定过谥号，我没有见到清楚的记载。不过若是她的寿命长过了国君，在儿子继位之后，这个国君之后就成了太后，而秦国有个著名的太后，就应该是有谥号的——太后也是后，在谥号这一点上，二者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这个太后，是昭襄王的生母芈氏。据《史记·秦本纪》记载，昭襄王是继武王之后即位成为秦王的，而武王的离世缘于他酷爱体育活动，举鼎绝膑，伤情过重，最终丢掉了性命。武王之父系秦惠文王，昭襄王是他的小弟，即昭襄王继位，不是父死子继，而是兄终弟及。只不过他们这两兄弟的关系，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疏远——昭襄王跟武王不是一个妈生的。
对于这兄弟两人的关系，《史记·穰侯列传》更清楚记载说：“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号曰惠文后。”所谓“武王母号曰惠文后”，实际上是告诉我们这位秦武王的母亲乃是惠文王的正妻，故得以遵循“系夫之谥”的原则，以其夫君的谥号“惠文”冠加于“后”字之前，呼之曰“惠文后”。这意味着昭襄王乃是庶出，也就是这位芈夫人并不是惠文王的正室，而这一点同她取得独立的谥号是有密切关联的。
《史记·秦本纪》记载说，这位芈姓夫人“号宣太后”，《史记》和《战国策》等史籍在提到此人时也都是“宣太后” 、“宣太后”地称呼着，可这个“宣太后”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名号，这些史籍却都没有做出清楚的说明；后世注释《史记》和《战国策》者，同样没有人做过解说。
一个可以让我们设想的可能，是它会不会是所谓“尊号”？即如西汉群臣给刘邦“上尊号为高皇帝”那样（《史记·高祖本纪》），给这位太后一个尊崇的称呼，而不寓有褒贬其生平行事的意义。可这“宣”字涵义并不像“高皇帝”的“高”字那么鲜明，用作尊号的可能性很小；再说刘邦之“高皇帝”本来就像赵正的“始皇帝”一样，乃是谥号的替代品（别详拙文《高眼看〈高纪〉》，收入拙著《正史版本谈》），其实质性意义仍然等同于谥号，因而在缺乏“始皇帝”那般先行条件的情况下，也不会出现“宣太后”这样的尊号。
排除尊号可能之后，窃以为“宣太后”这个“宣”字就只能是谥号了。我们看看前文引述过的《史记·穰侯列传》，其所称“武王母号曰惠文后”，这“惠文后”就是武王之母死后的谥称，故《史记·秦本纪》所说芈夫人“号宣太后”，也完全可能是就其谥号而言。盖《周书·谥法》云“圣善周闻曰宣”，遵而用之，理宜然也。只是如前所述，这种谥号，是有特定指向的，即只有美谥，没有恶谥。
一般来说，当这位芈夫人在世的时候，臣子们只要称她为太后即可，因为活着的太后只有一位，没必要再别加区分。《战国策》等文献记载，赧王四十五年、亦即秦昭襄王三十七年，周君之秦，行前，有客对周公子冣说：“不如誉秦王之孝也，因以应为太后养地，秦王、太后必喜。”（《战国策·西周策》。《史记·周本纪》）这里所说“太后”，就是当时人对这位芈夫人的普遍称谓，而那时并没有什么“宣太后”的说法。长沙出土“廿九年漆卮”，铭文曰“廿九年大（太）后”云云，研究者以为这里所记“大（太）后”，就是昭襄王母宣太后（李学勤《论美澳收藏的几件商周文物》，刊《文物》1979年第12期）。这一当时的实物，足以印证《战国策》上述记载符合历史实际。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绍兴姚宏刻汉高诱注本《战国策》
如上所说，这位芈夫人并不是惠文王的正室，而惠文王的正室夫人已经占据了“惠文后”那个“系夫之谥”，这样昭襄王想要给其生母芈氏一个相应的称谓，尊而奉之，便只能仿效鲁隐公为其生母定立谥号的做法，给予“宣太后”之名了。
宣太后在私生活中耽溺于鱼水之欢，同时也十分乐于操弄权柄，且手段高强。在这两点上，秦始皇生母赵氏夫人，都与其高度相似。既然在秦国已有宣太后这个成例在先，秦始皇帝想要效行其后，给自己的生母奉上一个谥号，自属合情合理。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解读“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谥为帝太后”这段话，我有下面这样几点认识想和大家分享。
第一，赵正给自己量身打造“皇帝”这个称号，时间是在他完成对关东六国血腥兼并的秦始皇二十六年，所以，“谥为帝太后”之事绝不可能发生在秦王政十九年其母后刚刚去世的时候。这个“谥号”应该是进入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才定立的。
第二，在初并天下的秦始皇二十六年，赵正为防止死后经历“子议父，臣议君”的尴尬局面，被其子其臣根据他一生的罪恶行径给他定下“恶谥”，从而废除了西周以来的谥法，决定对他本人和继位的子孙都不再给予谥号。替代的办法，是他自己在离世之后“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别详拙著《生死秦始皇》；又拙文《谈谈“始皇帝”的谥号性质》，收入拙著《正史与小说》）。
在这一前提下，所谓“谥为帝太后”，这“帝太后”严格地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谥号，只是“宣太后”式君主之后谥号的一个替代品，与“始皇帝”、“二世皇帝”以至“万世皇帝”性质相同。
第三，参照“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的谥号替代形式，秦始皇生母赵氏夫人被“谥为帝太后”，这“帝太后”应是一种简便的称呼，其全称应该是“始皇帝太后”。盖“太后”之称既缘自其子，替代谥号的称谓形式，也应从子而定。同时我们可以推测，秦始皇为历代皇后定立的谥号替代方式，也应该本着系之于夫的原则，依次作“始皇帝后”、“二世皇帝后”以至“万世皇帝后”。在“始皇帝”等历世皇帝之外，添加上“始皇帝后”等历世皇后，再加上“始皇帝太后”等历世皇太后，这才是这一始皇新制的完整内容。
最后，反过来看，秦始皇生母赵夫人被“谥为帝太后”一事，正很好地体现出秦始皇赵正确实废除了谥号制度，“始皇帝”之类的称谓正是君主谥号的替代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