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
衰落的帝国如何对待处于险境中的藩属是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因为帝国不总是繁荣昌盛的。出现相对衰落以后，要不要维持以前的势力范围是大国普遍面临的问题。维持朝贡体系有一定作用，但作用非常有限。现在看清政府对藩属的态度，总体比较务实。
衰落的帝国如何对待处于险境中的藩属（附属）是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因为帝国不总是繁荣昌盛的。出现相对衰落以后，要不要维持以前的势力范围是大国普遍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清政府，英国、俄罗斯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能不能继续维持势力范围，如果维持，意义何在，以及怎么去维持，都是俄罗斯需要面对的问题。还有一个受关注比较少的国家沙特。沙特在伊斯兰世界，是逊尼派的领头人。长远来看，相对于正在崛起的伊朗，沙特的主导地位迟早会下降，那么沙特怎么维持自己在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主导地位，主导地位对它有什么意义？诸如此类的案例有很多。今天我讲的内容主要针对清政府。作为一个衰落的中华帝国，清政府的藩属包括越南、缅甸、朝鲜和中亚等国家与地区。当外在强敌入侵藩属时，清政府怎么办的，做了哪些事，怎么评价清政府的作为。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
苏联解体后的中亚
朝贡体系的有限作用
我讲的内容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势力范围到底有什么用。现在很多中国人特别向往以前的朝贡体系、中央帝国，有一批藩属，但这对清朝到底有什么用，这个要反思一下。在我个人看来，维持朝贡体系有一定作用，但作用非常有限，为什么这么说？如果对中央政权有用的话，我理解是两方面的“有用”：第一个方面的“有用”是藩属政权对中央王权的进贡承认，某些方面能够增强中央政府的合法性。“我是天子，四夷来朝”，这对天子的统治是有利的，但不是对国家的“有用”。第二个方面的“有用”是满足中国人长期以来的面子情结，“我是天朝上国，你们进贡一些奇珍异宝”。
清代乾隆年间《万国来朝图》局部
从经济角度来看，朝贡体系不是特别合算。清朝衰落以前闭关锁国，朝贡体系是做贸易的主要方式，但因为皇帝给使臣们的赐予远远高过进贡，所以这种不平等交易在经济上没有太大意义。而且当时也不存在现在的自由贸易体制，例如中国商品大量倾销到朝鲜或者越南这样的情况是不存在的。至少在经济上，这些藩属对当时的清朝政府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当时也没有联合国，藩属国不可能通过投票支持的方式来表示回报。清朝末年，清帝国自身就处于相对衰落之中，其藩属又处于险境之中，所以怎样客观看待藩属对清政府的作用，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观念上、心理上的坎。
清政府务实的战略思维
现在看清政府对藩属的总体态度，我觉得比较务实。清政府基本上抛弃了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我是天朝上国，这些地方是我的藩属，所以不管有没有多大的实际用处，我都要不惜代价捍卫我的势力范围。”这一点，从当时薛福成和李鸿章的态度上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内心对藩属的重要性都有一种排序，这种排序是对清朝安全的重要性排序。有些不是那么重要的势力范围必须得放弃——现在看来这个很正常，比如放弃缅甸和琉球。当然有人说清政府不放弃就好了，那样琉球就是中国的，而不是今天的冲绳了。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很不现实，因为清政府的技术和军事能力以及当时面临的四面起火的状况使得它并不能全力去保护琉球。
李鸿章
所以主导清政府外交的这批人，非常值得肯定的大战略优点就是，很快抛弃了天朝上国的想法，转向现实主义的战略思维。他们思考哪些对我而言是必须要保的，比如保朝鲜。这种观点可能是错的，但思维方式是对的。朝鲜跟中国东北挨着，为了保东北这个龙兴之地必须保朝鲜，所以对朝鲜采取的措施不是简单援助，而是深度干涉。对于越南，我们做了一些援助，但最后放弃了。而缅甸和琉球就直接放弃掉。因此，在当时面临千年变局时，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很快转向了现实主义的战略思维，认识到哪些势力范围对中国并没有那么大的实际意义。而且他们还考虑到一点，如果清政府为了这些藩属四处开战，清政府的财政很快就会破产。
镇南关大捷
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中国胜了。镇南关大捷后，中国很快就同法国签了和约。很多人问为什么不乘胜追击，把法国人彻底打败。这都是不了解当时现实情况的说法。就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李鸿章能够果断做出“乘胜议和，保住台湾，让法国人从台湾撤走”的决策，并不是一个错误的战略决断。法国人已经占了澎湖，准备把台湾抢走，同时又向越南增兵。而清政府财政极其困难，根本拿不出钱打仗。此种情况下，在清朝自身军事力量、财政力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能不能舍、敢不敢舍、舍哪些，从几千年天朝上国的思想来看，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心路历程。这是第一点，战略思维的转变值得我们注意。
清政府的“以夷制夷”
第二个，清政府所采取的一些战略措施是什么，在处理藩属国问题上有哪些方式值得今天的我们关注和借鉴？第一点是分清轻重的思维方式，从安全角度对藩属国的重要性进行排序。第二点，清朝政府认识到自身力量的有限性，清政府处理藩属国问题时采用了今天说的制衡或者势力均衡的战略措施，通俗地说就是“以夷制夷”。这种策略不仅用在中国身上，还用在藩属国身上，比如朝鲜。清政府让朝鲜跟美国、日本或者别的国家签协定，给朝鲜国王的劝告是“你可以同时引入好多列强，让他们彼此之间互相制衡。我自己力量不够了，但它们之间可以互相制衡”。
这种方针有没有起到比较好的作用？应该说有些时候比较成功。例如说在朝鲜，袁世凯通过深度介入朝鲜内政，发挥了事实上的监国作用。而袁世凯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当时英国和日本的支持，特别是英国人反复说“朝鲜，清政府自己去管，我们支持你发挥宗主国的作用”。英国的意思很明显，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遏制当时沙俄及日本的野心，所以英国是积极支持的。这是袁世凯能够深度介入朝鲜的大背景，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清政府在朝鲜的影响力。以上说的是第二个战略措施：以夷制夷。
清政府的谨慎介入
第三个战略措施，是根据实际情况谨慎介入，通过内政干涉或者建立缓冲区的方式达到目标。袁世凯考虑到朝鲜的重要性，对其内政进行干涉，比如重要人事的任命、限制朝鲜与其他列强的交往，以及大力加强对朝鲜的经济控制。这些在朝鲜采取的具体措施，表面上不是监国，但实际上已经是监国。李鸿章觉得直接监国，会有更多负面效果，所以袁世凯只是得到一个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的职位。对越南采取的措施则是考虑把越南北部作为缓冲区，以达到维护中国边境安全的目的。
袁世凯
反思
以上是总结清政府采取的三种战略措施，最后是反思。这些措施最终都失败了，都没能实现维持势力范围的目标。回过头去看，中国能不能做得更好一些？在清政府付出这么多人力、财力甚至军事干涉的情况下，能不能做得更好？我有一些初步的反思，从三个小点进行分析：
一是从当时的客观基础来看，清政府面临的国际环境太恶劣了，民心向背就不在清帝国一边，因为当时中国明显跟西方差距太大。越南国王内心打定主意要跟法国人走，根本没把自己当成清政府的藩属；朝鲜也是，向日本学习、跟西方走。在这个大背景下，清朝自身的实力和体制很落后，环境非常不利。那么有没有能改变的地方？有，例如说自身体制，这个是自己可以改变的。不能说清政府特别差，我们知道先有洋务运动，后来还有君主立宪的尝试。但是总的来讲，清政府自身体制的调整能力不强。当然这个没办法，毕竟是专制政权，要自己放弃权力实在太难了。在自己体制这么落后的情况下，藩属国不可能跟你走在一起。这是第一点反思，从客观基础上来看，清政府改变自身体制很困难，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二是战略措施方面，除了以夷制夷，清政府能不能采取与英国结盟或者与英美结盟的政策，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如果与英美结盟能不能决定性地改变很多情势？如果不能结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英国的目的并不是割走中国的大片领土，主要是想自由贸易、打开中国的市场。同时，英国又是当时的霸权国，与英国结盟相对来说安全性和收益性都明显高于与其他国家结盟（例如1896年的中俄密约）。从现实国际关系的例子来看，沙特虽然相对衰落，但特别聪明，就是要加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有这个关系存在，沙特的地区霸权地位一时半会就动摇不了。历史上，英国也是如此。英国知道美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所以提前与美国搞好关系。当时清政府提出与英国结盟，英国会嫌弃清政府太虚弱吗？这个都有可以假设、研究的余地。
鸦片战争中在珠江河口击毁清军水师舰船的“复仇女神号”
三是战术策略。中法战争上，李鸿章很聪明。但在朝鲜，袁世凯的深度干涉带来了战术策略上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李鸿章的洞见。过深介入藩属国的内部政治斗争，导致不管中国的本意好与坏，朝鲜社会最后都会将责任归到中国这个外来者身上——毕竟，民族主义在东亚已经开始兴起。比如袁世凯为了控制朝鲜就拉一派人，结果这派人都很腐败，总是跟腐败分子搞在一起，导致朝鲜内部开化派、改革派的人不满意，要倒向日本。他们认为，清王朝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和控制我，根本不是为了我们革新图强。
最后为什么没有控制住朝鲜，而且失去了朝鲜？这也与朝鲜亲华派几次遭到清洗，但我们没有及时干涉有关。袁世凯在甲申事变时，预感到开化派要跟日本人勾结清洗侵华派，自己就没去，但朝鲜内部的亲华派却被弄死了很多。袁世凯虽然平定了甲申事变，但跟中国友好的那些人却基本被清除掉了，包括和当时朝鲜国王李熙的父亲大院君（也是亲华派）的关系也没有处理好，出了很多具体问题。在介入程度和时间点，以及怎样扶持亲华派的问题上，都出了不少纰漏。
朝鲜李朝国王高宗李熙（中间坐者）一家，而李熙的父亲李昰应也就是大院君
总的来说，站在当时的背景下，对于清政府怎样维持自己的地区霸权和保护藩属的问题，我们要进行更加全面的评价。清政府确实在转变，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转变过于艰难。有些战略调整现在可以反思，但在当时很难做到。比如能不能克服某些观念和心里上的障碍，例如英国是侵略者，清帝国能否选择战略上倒向英国、经济上选择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从而最大限度地保住自己的地区主导地位。历史不能重来，但是，这些问题到现在都可以反思。
（本文系宋伟教授在“战略圆桌”第一期活动上的发言。编辑：一行）
作者简介
宋伟，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7年进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读本科，本科、硕士、博士都在北京大学完成，博士期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2007年获得北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双博士学位。2007年起留校任教，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副教授。2015年8月经人才引进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工作，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本科时期起就在国内顶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到目前为止，已经发表专著两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