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诗人约翰·多恩曾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对于国家来说这句话同样适用，每个国家在生存和发展中都不可避免地要同其他地区和文明发生交流与碰撞。在新冠大流行仍未退潮的当下，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举办的2021年第五届“国际拜占庭学研讨班”仍然保持了线上讲座的形式。2021年9月10日至2022年1月5日，来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奥地利科学院、美因兹大学、维也纳大学等高校的5位国际拜占庭学者通过网络平台zoom，以讲座的形式与古典所师生进行交流，其间来自全球各地高校及国内院校的古典-拜占庭学方向的师生也在线参与了讲座的互动与交流。
本次系列讲座以“拜占庭帝国内外的网络与联结”（Networks and Connectivity in and beyond Byzantium）为主题，5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出发，探讨了在拜占庭帝国长达千余年的历程中，拜占庭帝国内外复杂的关系网络，以及这种关系网络和外交联结下所蕴藏的政治逻辑。讲座内容展示出拜占庭帝国在全球史视域下与周边及更广泛世界的互动与交流，从而揭示出拜占庭文明自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第一场讲座作为研讨班的开场，由奥地利科学院中世纪研究所拜占庭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翰纳斯·普莱泽尔·卡派勒博士（Johannes Preiser Kapeller）主讲。卡派勒博士善于将传统的历史研究与新的科学技术手段相结合。近年来他着眼于运用网络分析理论和GIS技术(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地理信息系统)对拜占庭内外的人员物质移动进行可视化研究。在以《帝国之间的新罗马：长古代晚期（300-900年）时段中地中海与西亚间世界秩序的想象》（The New Rome Among Empires: Imaginations of World Order between the Mediterranean and East Asia in Long Late Antiquity, 300-900CE）为题的讲座中，他以少为人知的7世纪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时代开始。如果说屋大维时代的罗马和平是罗马帝国强盛的标志，那么7世纪的“罗马和平”则是帝国崩溃的结果。在阿拉伯人崛起并开始扩张后，拜占庭帝国在东方的财税重地叙利亚和埃及迅速沦陷，帝国军队不得不后撤到小亚细亚的陶鲁斯山脉重整防线。而阿拉伯人在几次突破陶鲁斯山脉未果，678年围攻君士坦丁堡惨败后，一时也暂停了对拜占庭的攻略。就这样，7世纪70年代末，拜占庭帝国再次进入了一个诡异的“罗马和平”时代。7世纪地缘政治危机和帝国东方崩溃给拜占庭帝国的意识形态、地理知识、外交以及贸易交往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此前的拜占庭是一个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庞大帝国，他们的贸易商人远至印度，外交使团深入阿尔泰山脉，7世纪史家西摩卡塔（Theophylact Simocatta）在其著作中留下了关于中国——桃花石（Taugust）的记录。在9世纪史家佛提乌斯（Photius）的《图书集成》（Bibliotheke）中，同样多次提到“印度”这一地理名词（虽然在当时拜占庭人笔下印度泛指一个阿拉伯帝国以东的地理概念）。在6世纪拜占庭帝国强盛的时代，拜占庭帝国出产的工艺品和金币除了遍布欧洲、北非、高加索等邻近区域，甚至在埃塞俄比亚、印度、中亚和遥远的东亚、东南亚国家也有发现。在他们的烹饪书中，罗列了来自印度的香料，而拜占庭控制的埃及也有直通印度洋的海上航线。即使埃及的丢失也没有阻断人们对这些奇珍的狂热。而一条从中亚出发，经亚欧大草原来到黑海沿岸的商路，也在草原可汗们的保护和粟特商人的奔波下，绕过波斯为拜占庭带来丝绸等商品。
然而，阿拉伯大征服终究改变了很多。这不仅仅是因为埃及的丢失而带来的贸易商路的改变，也不仅仅是因为战争失败而导致的国家实力的下降。经济实力的下降和政治影响力的退潮实际上使得拜占庭失去了作为丝路贸易最大购买人的地位，而坐拥大量财富的阿拉伯帝国则改变了以往波斯帝国通过转运获利的身份，转变为丝路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拜占庭帝国的政治观念也在变局中受到冲击。过去拜占庭的皇帝认为自己与波斯的统治者既是竞争对手，也是世界中的双目，人世间的星月和兄弟。这是一种奇特而复杂的外交关系。他们将世界上的统治者分为两类：波斯-罗马以及其他。7世纪的剧变后拜占庭仍然保持了这种高傲，并且尽力维持其对亚美尼亚的宗主地位，但事实上，在地图上，拜占庭此时只是一个比哈里发国家弱小许多的存在。在中国，人们则根据佛教观念发展了“四（五）天子说”，撒马尔罕粟特人建筑大厅内的壁画正反映了这种世界观。中国古代史书《旧唐书》和曾前往印度的游僧慧超同样留下了关于拜占庭的记载。
第二场以《关系网、联结与阿索斯圣山》（Networks, Connectivity and Mount Athos）为题的讲座来自德国美因茨大学讲师，扎哈卡里·奇特伍德博士（Dr. Zachary Chitwood）。奇特伍德博士为该校中世纪东地中海社会中的阿索斯山项目（Mount Athos in Medieval Eastern Mediterranean Society）首席研究员，博瑞出版社旗下跨学科研究期刊《捐赠研究》（ Endowment Studies）主编。奇特伍德博士专注的主要领域是拜占庭的法律和修道生活。
在讲座中，奇特伍德博士首先对阿索斯山做了全面的介绍。阿索斯山位于希腊哈尔基迪季半岛的东部，现全称阿索斯山自治修道院州，是一个宗教自治地区，拥有20多个东正教修道院。该地区自1054年以来就是东正教的精神中心，被东正教教徒视为“圣山”。这里从拜占庭时期起就拥有独立的法律，一直禁止妇女儿童进入。同时，这里也是历史和艺术宝库，拥有大量珍贵的艺术品和历史文献。接下来奇特伍德博士利用上述资料展开讨论圣山与外界的联系。作为重要的宗教中心，阿索斯圣山同拜占庭内外的东正教信徒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从该地现存的手稿和文献中，我们可以根据其上的信息构建起一个穿越拜占庭内外的巨大关系网络。阿索斯山修道院的联系遍布整个东正教世界，包括瓦拉几亚、高加索伊比利亚、格鲁吉亚、保加利亚以及塞尔维亚。除了宗教因素外，上述国家及地区的达官贵人投资阿索斯山修道院也往往有着现实政治因素考虑。在与这些外国显贵的接触中，阿索斯山的政治独立性也在不断提高，这一趋势随着拜占庭中央政府的衰落不断明显。至14世纪，阿索斯山上的修道院在对外关系上已经非常丰富有经验，当奥斯曼帝国开始确立自己对巴尔干的控制时，阿索斯山上的修士们同样找到了一条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和谐相处的道路。
在东西方的交往史上，聂斯托利派（Nestorianism，在中国被称为景教）基督徒有着重要地位。位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至今仍吸引着来自国内外学者的目光，成为中世纪东西方交通往来的重要凭证。然而鲜为人知指的是，当时除了当时被称为异端的聂斯托利派教徒，所谓的叙利亚正统派基督徒（Melkites，默基特派基督徒，指那些在431年以弗所宗教会议和451年卡尔西顿宗教会议后仍支持君士坦丁堡的叙利亚基督徒），也在东方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维也纳大学拜占庭与现代希腊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阿德里安·皮尔泰（Adrian Pirtea）在题为《从安条克到撒马尔罕：拜占庭以东的默基特团体》（From Antioch to Samarkand: Melkites in East of Byzantium）的讲座中指出，与聂斯托利派基督徒相比，默基特教徒在中亚和西亚存在的物质证据相当不充分。他们不像聂斯托利派基督徒一样，有大量的考古学、建筑学、铭文、墓石和颇具特色的十字架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只有一些晦涩的图像学和相对较为清晰的文献证据可以供研究者参考。在拜占庭和波斯进行的历次战争中，安条克曾多次被波斯军队攻陷，大量人口被波斯军队掳掠至波斯境内。毋庸置疑，这些人口中必然包含有大量的默基特基督徒。而阿拉伯文圣徒传记《克里斯托芬传》(Life of Christopher)同样记述的是一位默基特基督徒的一生。他生于巴格达，长期为一位阿拉伯埃米尔工作，曾经卷入主教代表权（Catholicosate）之争，最终在安条克牧首任上死于叛乱。克里斯托芬卷入的主教代表权之争本身也是一次默基特教徒的内部分裂，巴格达和沙什（Shash）两地的基督徒，为哪一地的主教可以代表二城而争执不休，最后克里斯托芬成为牧首后，向两地都指派了大主教方才平息争端。一份未公开的阿拉伯笔记记录道，在西辽控制下的撒马尔罕等地存在有默基特派的教会组织，根据一些零散的手稿和碎片，默基特派的宗教团体甚至远至中国的吐鲁番地区。因此，皮尔泰认为尽管缺乏考古学证据，根据现有的文字证据我们仍然可以证实默基特派基督徒在中亚的存在，一个在组织上与安条克相连的默基特基督徒团体最晚在8世纪便已经在中亚发展成型了。而这些证据也证明，从安条克到巴格达再到木鹿（Marw）和撒马尔罕等中亚城市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和贸易。
人类的历史也是刑罚的历史，从人类开始结成群体的第一天，对群体内部分成员进行某种惩罚就成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一环。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巨著《规训与惩罚》中将人类的刑罚史分为酷刑与规训两个阶段，他将酷刑视作一种司法—政治仪式和震慑群众的公共景观。来自剑桥大学的麦克·汉弗莱（Mike Humphreys）博士带我们走进了拜占庭帝国的刑罚史：他的讲座《早期中世纪的肉体与法律：比较视域下的拜占庭肉刑》（Law and the Body in the Early Medieval World: Byzantine Corporal Punishment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展现了拜占庭社会中的刑罚景观。
基督教在教义上对死刑持审慎态度，而皇帝们为了显示自己的虔诚和仁慈也不倾向于滥用死刑。因此，肉刑代替死刑成为了拜占庭所偏好的主要刑罚手段。首先，在宗教上，圣经新约《马太福音》和旧约《申命记》都为肉刑提供了宗教依据。其次，肉刑会将受刑者与未受刑者直接区分开来，从而在另一个维度上形成了对受刑者的排斥。坚信者者塞奥法尼斯在其编年史中记载了一位牧首的命运：“他们给他的脸刮了毛，拔掉了他的胡子、头发还有眉毛……”。在拜占庭的社会中，胡须等毛发具有独特的社会和宗教意义，通过髡刑的方式可以对受刑者的人格造成伤害，通过对受刑者尊严的践踏来满足执行者的惩罚和震慑需要。因此，拜占庭中期的重要法律文献《埃克洛加》（Ecloga）中将髡刑作为刑罚之一收录于法典中。同髡刑相比，劓刑和挖眼等酷刑则要血腥得多，因为这些刑罚会给受刑者带来不可逆的身体损害。而拜占庭法律也明确规定，肢体不健全者无权继承皇位。劓刑和挖眼不是能够给受害者带来直接肉体死亡的刑罚，却可以给受害者带来成为不可逆的身体伤害，这是对受刑者身体难以掩饰的破坏，通过可怕的身体摧残使得受刑者成为社会意义上的残疾者，留下令人作呕的形象，来完成社会对受刑者的排斥，从而实现受刑者在社会意义上的死亡。这样，活着的受刑者本身就成了一个移动的景观，一方面彰显了皇帝和教会的仁慈，一方面那可怖的伤口又在时时刻刻对大众起到震慑作用。
日本一桥大学客座教授、牛津大学博士后副研究员马克西米连·劳博士（Maximilian Lau）则通过他的讲座《重新连通帝国：12世纪拜占庭安纳托利亚的重生》（Reconnecting the Empire：The Rebirth of Byzantine Anatolia in the Twelfth Century）则将我们的目光拉回了风云际会的12世纪。11世纪末，拜占庭在与塞尔柱突厥人的战争中遭遇败绩，随后由于内部分裂导致整个安纳托利亚被外敌和割据势力占领。在科穆宁王朝建立后，该王朝三代皇帝经过惨淡经营才在包括十字军在内的多方势力下恢复了君士坦丁堡中央政权同安纳托利亚之间的联系，重建了拜占庭帝国对小亚细亚西部的控制。根据当时的现实环境，他们调整了拜占庭在安纳托利亚的统治方式和机构，这给拜占庭在安纳托利亚留下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由此使得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后，拜占庭残余力量的一支（尼西亚帝国），得以利用安纳托利亚的资源重整旗鼓。
为了恢复和巩固拜占庭对安纳托利亚的控制，拜占庭科穆宁王朝皇帝们在安纳托利亚建设和修复了一系列堡垒，其中约翰·科穆宁建立的两座砖石结构的堡垒，除了具有军事作用外，同样有宗教作用。两座堡垒皆位于交通要道附近，扼守附近的通路与河流，正式通过对这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堡垒的掌握和巩固，拜占庭才得以逐步恢复对安纳托利亚西部领土的控制权。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拜占庭还设置了很多面向爱琴海和地中海的海上堡垒，这显然是为了防备当时拜占庭可能遭受的来自西方的海上攻击。同时这些军事堡垒附近还有属于军队的屯田，以供驻防部队自给自足。劳博士将拜占庭与中国宋代进行对比，认为宋代中国在边防上采取了与拜占庭类似的军事屯田政策，以应对边疆的低烈度威胁，同时减轻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
新冠流行两年，原本线下举办的拜占庭研讨班也已经在线上举办了两届。但是疫情的流行并不能阻碍学者们求知、交流的热切之心，以开放的视野拥抱世界，以平等的态度相互交流，期待中外学术交流和中国学术水平向更高的层次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