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勒·凡尔纳一直是“科幻小说之父”头衔的有力竞争者，这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其作品的大范围流行，毕竟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统计，凡尔纳的作品被翻译数量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阿加莎·克里斯蒂。
近日，改编自同名小说、由PBS发行的电视剧《八十天环游地球》第一季开播，在国内外都获得了较好的反响，也把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到这位法国科幻作家上。《八十天环游地球》可谓妇孺皆知，兴许很多人都看过以前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的译本，对小说的内容滚瓜烂熟，但或许没有太多人知道，正是凡尔纳和《八十天环游地球》开启了中国翻译西方科幻作品的历程。
2022年电视剧《八十天环游地球》第一季海报
凡尔纳的科幻写作大约发端于爱伦·坡的影响。有赖于翻译家的努力，坡在法国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美国，他的那些科幻小说比如《催眠启示录》、《汉斯·普法尔历险记》、《未来的故事》等肯定也引起了凡尔纳的兴趣，前者对科学细节的再现、对未来社会的想象，都成为了这位法国作家试图效仿的特质。所以在凡尔纳的科幻写作刚刚起步时，他写了好几篇爱伦·坡风格的小说，比如凡尔纳的《气球上的五星期》就能明显看出对坡的短篇《气球骗局》的呼应。当时的巴黎出版商赫泽尔（Hetzel）正是读了《气球上的五星期》的手稿，才决定与凡尔纳签约合作，不仅为他出版这部长篇，还允诺未来发行一套“奇异旅行”（Voyages Extraordinaires）丛书，要求是他每年可以写一部两到三卷的小说作品。于是此后的几十年里，凡尔纳全身心投入到了科幻小说的创作中，一生极为高产。
凡尔纳虽然不是科幻小说的绝对鼻祖，但是仍然对特定的科幻叙事得心应手。他复活了一种在当时看来或许已经过时的小说模式，那就是游记式的冒险故事：根据当代的技术条件，凡尔纳构想着人类前往神秘之地的奇异旅行。在作家笔下，这些冒险能够更好地容纳科学话语，去讲述阿龙纳斯一行人乘着鹦鹉螺号穿越未知海域的冒险，不仅利于编撰环环相扣的情节，还方便凡尔纳穿插各种地理学、海洋学、生物学的知识。而在一些人看来，正是这些从教科书中摘录下来的材料，让凡尔纳的小说具备了教育功能。凡尔纳式科幻冒险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幻想保持克制，绝不夸张：对科学细节的关注，让他在想象每一场旅行时，总是基于当时的技术发展水平，谨慎地推断人类前往秘境的可能性，比如19世纪的航空航天知识尚不足以供人构想真正的登月计划，因此在《从地球到月球》中，凡尔纳只能聚焦于“飞船”（实质上是巨型大炮的一颗炮弹）的设计、打造，整部小说也在“飞船”发射升空、绕月球旋转处戛然而止，没有写到登陆和月球表面的探险，更没有和外星种族“月球人”会晤之类的桥段了。
一般认为凡尔纳的冒险故事重在娱乐读者，也没什么特别的内涵，但他的小说其实与19世纪的世界政治状况总保持着或隐或显的联系。不论是《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把周游大洋放在苏格兰独立运动的背景中，还是《海底两万里》不断描述尼摩船长同情受压迫民族、袭击帝国主义船舰的行为——最为突出的是发行于1899年的《无名之家》，这部小说专门讲述1837年的加拿大民族独立运动，跟科幻毫不沾边——我们都能看出凡尔纳对时代政治现实的关注，往往表现为对殖民征服的（哪怕是含蓄、沉静的）抗议。如果作家本人在写作时就具备这样一层政治意识，那么他的一些小说便可获得象征性的解读，就拿《八十天环游地球》来说，“英国上流社会最有风度的绅士”菲利斯·福格因为一场赌约而动身环游世界，最终成功在八十天内赶回：只有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或德国人，才有能力环游世界，这实质上影射了19世纪后期不列颠帝国全球扩张的政治形势，考虑到福格的足迹遍及孟买、加尔各答、香港等英属殖民地，情况就更是如此。同样的影射也出现在《格兰特船长的儿女》，邓肯号周游全球，“英国国旗在尾樯的斜竿上飘拂”。
儒勒·凡尔纳
在数十年里，凡尔纳与赫泽尔的合作为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成功。这部分归功于出版社赫泽尔比较明确的商业规划：赫泽尔认为凡尔纳的“奇异旅行”系列小说应当以儿童和年轻人为读者群，当凡尔纳创作了一些反乌托邦风格的书稿，赫泽尔会直接拒绝为之出版，而是建议他多写一些更为传统的探险故事。而在赫泽尔所创办的《教育与娱乐插图杂志》中，凡尔纳也担任了主要撰稿人，这份杂志的名字颇能概括出版商的定调，以及凡尔纳众多作品的整体风格。如今很难评价当年赫泽尔的决策是否正确，只是从结果上看，这份出版合作关系最终让儒勒·凡尔纳的名字闻名世界。不过，就连凡尔纳本人也未必能预料到，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小说竟然能够在遥远的中国掀起科幻的热浪。
19世纪的科幻小说大体还属于西方文化里的新兴事物，但晚清民初的中国人却已经陆陆续续地把它们译介了过来。这倒不是因为对科幻有什么特别的嗜好，而是因为他们认定科幻小说——当时一般唤作“科学小说”——具有启迪民智的超凡作用。自从梁启超喊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的口号以后，晚清民初的许多知识分子都以翻译外国小说为志业，想要把西方的文明成果传播给中国人。科幻小说显然能满足该要求，毕竟在当时人看来，这一文类不但包含了先进的技术知识，更有崇尚“赛先生”的探索精神，所以才有人说：“今日改良小说，必先更其目的，以为社会圭臬，为旨方妙……然补救之方，必自输入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始。盖中国小说中，全无此三者性质，而此三者，尤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也。”只有心存文化焦虑，太过急功近利，才会把格外拔高科幻小说的地位：如果直接介绍科学理论大众听不懂，那就用故事给它包装一下。这就走上了“文以载道”的老路，就像鲁迅在翻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即《从地球到月球》）时也说，科学小说没有单纯的科学知识那么枯燥，趣味性多一点，无需动脑，读着读着，不知不觉中就能破除迷信，培养先进的文化观念。
一般认为，中国人译介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就是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1900年，经世文社刊行了翻译小说《八十日环游记》，作者为房朱力士，译者为薛绍徽。薛绍徽是晚清著名的文人，中国最早的女翻译家，曾参与创立第一所自办女校“女学会”和第一份女报《女学报》，曾编写《外国列女传》系统介绍西方妇女的生活。
《八十日环游记》的译者薛绍徽
《八十日环游记》是薛绍徽和丈夫陈寿彭合作翻译的（一说陈寿彭口述，薛绍徽笔记），但并非由法文本直译，而是转译自英国地理学家桃尔（M.Towel）和邓浮士（N.D.Anvers）的英译本。小说采用了文言文进行翻译，并调整为章回体模式，全书37回，对应原著的37章，回目都是两句七言诗（比如第四回“携毡包两人就道 上火车诸友送行”、第五回“报纸纷纭争赌票 电文紧急捉行人”），算是迎合了当时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主要人物的名字也与今天的通行译法不同，让万能（Jean Passepartout）被叫做“阿荣”，阿乌达（Aouda）被叫做“阿黛”。原著中出现了不少西方的地名、风俗、典故，好在陈寿彭曾游历过英、法、日等国，所以译著中还穿插了相当多的注，比如第十四章写到福格一行人与弗朗西斯·科洛马尔蒂爵士告别，阿乌达夫人同他行贴面礼，译者便在一旁注释说“西国男女亲爱则亲嘴为礼，次则以脸偎脸，欲亲未亲，殆即亲嘴之渐”。
虽然《八十日环游记》已经出版了一百多年，可谓十分遥远，甚至还是用文言文译成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今天不能重读这个译本，因为它有着一个在当时非常难得的品质——忠于原文。由于译者自身知识和外语水平的局限，晚清民初的许多翻译都和原著有着不小差别，错译、漏译、增删随处可见，算是当时的通病。然而薛、陈二人的《八十日环游记》则很少有这些问题，大多数时候，译作的一字一句都能与原文相对应。不妨对比一下小说37节的同一个段落，看新旧两个译本有多大的差别：
薛绍徽、陈寿彭译：
福格曰：“礼拜六乎？岂有此理！”阿荣大喊曰：“是矣，是矣，是矣。尔系错算一日矣。我们到此已在黑十四点钟之先，而此间所余者，尚有十分钟。”阿荣语毕，目视其主，其意特殷，其情特急，又不能往下更说。福格则如当头棒喝，无暇思索，迅急出门，跃上一车，许以一百金磅，即御到维新会所，其捷也，恰如二狗拉五车（西国城语）矣。故会中之钟将届九点前一刻，而彼适到大厅，此即福格圆全八十日环游之期也。而二万金磅之赌局，终为福格所得。夫福格等此一人耳，昨日初归，以为其时已过，悔恼欲绝，胡为今日之晷刻，又恰好耶！前后互异，失而复得，其中所以错算一日者，又安在耶？
赵克非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礼拜六？不可能！”
“是礼拜六，是礼拜六，没错，是礼拜六！”让万能大声说道，“您把日子搞错了一天！我们是提前二十四个小时到的，但现在只剩下十分钟了！……”
让万能抓住主人的脖领子，用尽平生之力把他拉了起来！
菲利斯·福格这样被拉起来以后，来不及思考，就离开了房间，离开了家，跳上一辆两轮马车，许给车夫一百镑；一路上，压死了两条狗，剐了五辆马车，终于到了改良俱乐部。
他出现在客厅里的时候，时钟指着八点四十五分……
菲利斯·福格用八十天时间完成了环球旅行！……
菲利斯·福格赢了两万镑赌金！
现在有人会问了，像福格先生这样精密细致的人，怎么会把日期搞错了呢？他是在出发后的第七十九天、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五回到伦敦的，他怎么会以为那天是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六呢？
《八十日环游记》目录（来源：《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
《八十天环游地球》其实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科幻”，它倒更接近一部单纯的冒险故事。不过在当时的国人看来，小说的“科学味”却是已经很浓厚了。在序言中，陈寿彭就表示《八十日环游记》这样的西洋小说令他惊讶不已，区区稗史之流，竟然能囊括天文地理的专业知识。可见薛、陈从书海中挑出这本小说来翻译，实在是看重了它的教育作用：
中括全球各海埠名目，而印度美利坚两铁路尤精详。举凡山川风土、胜迹教门，莫不言之历历，且隐合天算及驾驶法程等。著者自标，此书罗有专门学问字二万。是则区区稗史，能具其大，非若寻常小说仅作诲盗诲淫语也，故欧人盛称之，演于梨园，收诸蒙学，允为雅俗共赏。英人舆地家桃尔、邓浮士二人，又合译之，他国亦有译之者，愈传愈广，殆因其中实学，足以涵盖一切欤。
1906年，薛绍徽、陈寿彭的译本由小说林社再次刊行，书名改为《环球旅行记》。自1900年初版以来，《八十日环游记》一共出版过三次，可见其受欢迎程度。读的人一多，时人也会留下一些点评，就像我们今天还能看到金松岑所写的《读<八十日环游记>》，以七言诗的形式复述了小说的情节，读来饶有趣味：
圆球方罫一盘棋，赌胜金圆复得妻。
我作夸父人逐我，者番公案太离奇。
人海抽身托浪游，骇闻大盗不戈矛。
脚根无线轮蹄换，三大名洋四大洲。
象座冰车价绝高，金圆六万购船烧。
千锾赎得双鞋去，如此生涯亦太豪。
间关容易度关难，断逸光阴一瞬间。
只苦旅行新艳伴，早莲大坑拔将来。
日向西时我向东，痴奴时计会堂钟。
一般守着伦敦晷，话到嬴余日再中。
摸金何事苦中郎，胜利须看最后场。
八十日程圆满日，豪赀仍拥摆林塘。
继《八十日环游记》之后，凡尔纳的小说陆续被译介过来。1902年，卢籍东、红溪生翻译了《海底旅行》，刊载于《新小说》1号至18号，与此同时梁启超又意译了《十五小豪杰》，发表在《新民丛报》上。1903年到1907年是翻译凡尔纳小说最火热的时期，鲁迅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包天笑译《铁世界》《秘密使者》，商务印书馆出版《环游月球》，奚若译《秘密海岛》，周桂笙译《地心旅行》，谢祺译《飞行记》，众多译著先后出版，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凡尔纳热”。五四之后译著逐渐变少，只有《鹦鹉螺》《海中人》等小说问世。不过有些令人头疼的是，当时的中文译名并不统一，“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几个字，有时被译成“朱力士房”，有时译作“焦士威尔奴”，有时又作“迦尔威尼”，甚至有时作者的国籍也会搞混（比如鲁迅在翻译《月界旅行》时就把作者误称为“美国硕儒查理士培伦”），所以一个读者可能读过好几本科学小说，最后还不知道这些竟出自同一位作家之手。
《八十天环游地球》法文1873年版书内插图，Neuville et L. Benett绘。
其实当时引进中国的科幻作家并不只凡尔纳一人，包括英国与凡尔纳齐名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日本的押川春浪等，但凡尔纳无疑是被翻译得最多的科幻作家，甚至他的小说在当时的畅销书榜都占有一席之地，据统计，从1896年到1916年，凡尔纳小说的翻译数量高居第三，仅次于柯南·道尔和亨利·莱德·哈格德。既然中国人对凡尔纳如此热爱，那这些小说是否真的像知识分子预期的那样，发挥了应有的科教功能？译者希望广大读者能从小说中得到启蒙，可矛盾的是，他们在翻译的时候，往往会故意删去凡尔纳作品中有关技术应用的具体描述，删去真正“硬核”的科学知识：这当然跟译者水平不足有关，没有学习过自然科学知识，肯定也无法翻译出来；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译者认为这部分内容可以忽略不计，删掉了也不影响情节连贯，读者不必了解鹦鹉螺号配备了什么仪表、靠什么供能、海水中氯化钠的含量等等，他们只需要知道潜水艇是一种国人造不出来、但西洋人能造出来的厉害玩意儿。在缺乏具体知识介绍的情况下，小说中出现的科技就会显得过分神奇，这样一来，科教的目标或许也就实现了一半，就算翻译凡尔纳的小说没有增进中国读者的西方科学知识，也好歹培养了他们对西方先进技术的认同、向往乃至崇拜。这就有助于去解释为何晚清民初的翻译家对凡尔纳情有独钟：20世纪初西方的科幻作家可不少，中国人偏偏最看重凡尔纳，抛开市场因素不谈，实是因为凡尔纳的作品流露出一种技术乐观主义的态度，一种相信科技进步能为人类创造美好未来的预设。这正是启蒙者希望人们去接受的。相形之下，威尔斯把阶级对立、殖民战争等议题包裹在科幻表皮之下的那些小说，自然远不如凡尔纳的作品易于引起当时人的兴趣。
《八十天环游地球》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五四以后，由于文学思潮的变化，人们对重新归类为“通俗文学”的科幻小说不再重视，凡尔纳作品的译介也变得越来越少。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凡尔纳的价值再次得到高度重视，中国青年出版社开始着手出版“凡尔纳选集”，又一次掀起了翻译凡尔纳的高潮。有了出版社的统筹安排，翻译工作开始具有体系性，六年间陆续出版了《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神秘岛》、《八十天环游地球》、《地心游记》、《海底两万里》等八部作品，组织邀请了不少知名翻译家参与翻译、宣传，各种专有名词都得以统一。可以说，正是中国青年出版社这套选集间接推动了凡尔纳小说的经典化。八十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了世界各国的优秀科幻作品，凡尔纳小说的经典性地区却依旧坚挺，一度也被教育部建议当作学生课外读物。虽然有一些学者开始指出他身为严肃作家的一面，但在主流的认知中，儒勒·凡尔纳的小说还是被归类为科幻文学、儿童文学，这实则延续了当年出版商赫泽尔为他规划的命运。
【参考文献】
1、(英)罗伯茨《科幻小说史》，马小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英)布赖恩·奥尔迪斯，戴维·温格罗夫《亿万年大狂欢：西方科幻小说史》，舒伟、孙法理、孙丹丁译，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3、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4、闫芳芳《启蒙者的改革预言与近代科学小说的双向阐释——清末民初凡尔纳科学小说传播的再思考》，《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年8月，第27卷第8期。
5、陈向红《凡尔纳在中国的百年译介与传播》，《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3期。
6、季敏《儒勒·凡尔纳科幻小说在晚清时期的接受研究》，北京语言大学，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