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
无论如何，“家乐福”听起来是个地道的中国词，“家”“乐”“福”，这是三个吉祥的汉字。如今，这几个汉字纷纷插入别的汉字中，同另一些字词组合、排列、串联起来，作为名称、标语，作为问候、祝福、祈祷的代码，作为最常见的情感意志的记号，既布满大街小巷，又充斥着媒体机器。对于民众而言，这是目光最经常捕捉到的字，是最日常的三个字，但也是三个圣字：它们既浓缩了理想，又浓缩了哲学；既浓缩了历史，又浓缩了乌托邦。这是民族记忆在当代的泛滥表现：家、乐、福，这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的日常情境？这不是这个民族的集体乌托邦？这不是人们——那些在历史阴影中的人，那些在昏暗街道上徘徊的人——具体而切实的愿望？这几个频频闪耀的善良汉字使一种气质、一种意愿、一种心态暴露无遗。这是最不具备秘密的几个字，但又是埋藏真理的几个字，这是常识性的字，但又是有无限表意潜力的字。现在，它们被资本、商业和市场利用了，它们被转嫁、被改装、被招安到一些商业情境中。这些纯粹的商业行为正是通过招募这些汉字而试图掩饰它们的动机，掩饰它们的资本假面，它们将利润动机乔装起来，给这些动机添加一层光环，让资本行为诗意化，将实质性的金钱交易符号化，最终，经济行为通过某种修辞行为和言语行为而转化为伦理行为。如果说这里面只有资本的残酷消长的话，那么，这些词语就是对这些残酷性的有节奏的化解。
形形色色的广告都察觉和利用了这一点。如果没有作为背景的家庭，没有作为氛围的幸福，没有笑声朗朗的欢乐，这些广告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它们还有别的书写形式吗？它们还能四处渗透、驰骋吗？同那些广告一样，家乐福超市的命名并没有额外的企图，它也不是创意中的神来一笔，它符合普通的商业策略。稍有不同的是，家乐福不是强行的、凭空的命名，它采用了今天常用的翻译政治：指称性的名词，总是采用音译，而且，是富于意图的音译。
家乐福商标
家乐福的原名“Carrefour”，这是个中性的空间和地理概念，它的准确的汉语翻译是“广场”或“十字街口”。它既不表达意识形态实践，也不表达伦理取向；它既非政治学的，亦非心理学的。而且，这也是一个有浓重西方痕迹的词语。但是，在北京，在国际展览中心的边侧，“Carrefour”大型超市，被音译为“家乐福”。根据目前流行的翻译政治学，根据少许的声音联想，根据商业策略对伦理学的习惯利用，一个中性的西方词语顷刻之间就弥漫着中国的乡土气息，既温暖又诗意。在将其利润动机藏匿起来的同时，这种翻译还掩饰了它的跨国性，这个本土化的名称抹去了异域的痕迹，它将跨国资本、跨国连锁店和本土性巧妙地缝合起来，这既缓解了隐伏在心理上的民族冲突，也消除了类似于殖民主义的创伤记忆。
因此，在家乐福购物，就不是被跨国资本所包围和吞噬，相反，我们是在一种妄想的语境里购物，在一种刻意剔除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中购物。是的，这里其乐融融，合家欢乐。此时此刻，谁又会想起，这里的一切，其起源、现实、目的都是从遥远的欧洲长途奔袭而来？
语法
家乐福为购物者设置了一条购物通途，一个物堆砌而成的航道，一个物阵的语法模式。顾客犹如一个词语，他在这个语法轨道中徘徊，他必须循此而去，必须加入它的购物结构中。迈进了家乐福，就迈进了符号学。家乐福为他编码，为他引航，这不是自主性的，而是强制性的：首先，他必须存包，接着，必须上楼，后来，必须下楼，这是家乐福初步展示出来的结构主义，这也是符号学匿名的权力机制，它对自由散漫的主体性毫不留情，它让他服从，将镣铐锁在他的脚下，购物者无法随心所欲地闯入物阵，相反，他被一个目的性结构引导和操纵——购物者必须从二楼开始，从通常的观点看，购物者是从物的系列的尾部开始的，也就是从那些最不具有畅销性的边缘货物开始的。
购物者无论如何得浏览一遍家乐福的全景，只要你进入了它的货区。这就是家乐福的强权性：他从一个入口进去，就必须从另外一个入口出来，而货物就悬挂于洞壁两周，他没有转身出门的可能性，他只能往前，不得不遭遇整个货物体系，这样，货物的显现概率、出场机会就大大提高了，它们的销售机会就增加了。同时，愈是那种边缘性的、销售率低的货物，那些冷门的乏人问津的货物，愈被置于突出位置。通过结构上的变动，家乐福增加这些货物的在场感，增强它们的光亮和可见性，最终增加它们的销售机会。
在家乐福，这样一些边缘货物是什么呢？为此，必须考虑家乐福的经济学原理——实际上是一些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家乐福的首要法则是快速的新陈代谢，也就是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高速循环，依据一种常规的生意经来说就是“薄利多销”。家乐福的经济学原理简单、直接、明了，毫不闪烁其词。便宜，这几乎是所有顾客的共识。家乐福从不构筑价格神话，它不是像赛特和燕莎那样将稀有性和昂贵性熔于一炉，物品从不等待着阔绰而神秘的主人，从不期盼着激情迸发的购买瞬间，从不幻想日后的诗意命运，在家乐福，货物安然于它们的随波逐流，听从任何顾客的召唤。家乐福的利润原理不是一锤子买卖的暴发原理，它依靠货物的循环率，它将全部的筹码押在货物的循环时间上，就在这种买进卖出的旋转齿轮上获利。家乐福不寄希望于价格神话，而寄希望于速度神话，它不寻求一劳永逸，而寻求无尽的再生产：所有的货物都应在短期内获得薄利。这就是家乐福的利润原则，同时，它决定了家乐福的一般商品体系——它们应是日常的、短命的、一次性的、反复地消费的。物品务必有一种快速的再生性，在这种再生产的周期中，在循环的速度中，利润汩汩而出。再生力，这是家乐福一般商品的生理机能；薄命，这是它们的性格悲剧。
显然，食品就成为家乐福的销售重心，它们既是短命的，也是可以反复再生的，同时，它们的不可或缺性保证了它们的再生产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事实上，家乐福的购物者就是奔着它们而来，他们对它们取之不尽，这就是家乐福内在的购物动力学。家乐福将食品置放在楼下大厅，也就是销售通道的后半段和出口处，与食品遭遇，这是购物的尾声，也是购物落幕之前的最后一次盛宴，它处于叙事高潮的时段，是物和人交往的激进时段。食品是商品的重心，也是购物叙事空间的中心。食品，既主宰着这里的心理学，也主宰着这里的符号学。那些购物者正是在此暴露了他们的本质、动机、目的。
越是中心性的物品，越靠近出口；越是边缘性的物品，越靠近入口。越是生命力短的物品，越靠近出口；越是生命力长的物品，越靠近入口。这是家乐福的商品链条，也是它的结构法则。从入口到出口，物品的循环周期在缩短，而它们的流通速度在增加；它们的物价在递减，它们的利润却在攀升。在楼上，在入口处，货物相对偏离了家乐福的销售原则，它们的生命周期逐渐延长，在此，我们看到了少量家电、自行车、衣物，以及某些卧室用品，总之，它们越来越远离厨房。这些相对来说更有耐力的货物被置放在家乐福的入口处，入口，是好奇心最微弱的开端，是购买行为即将拉开的序曲，是脚步迅速越过的门槛。这是一个双重过渡性的位置：它是消费身体的一条必由之路，是两种空间变换的地理标记；同时，它也是一个心理转化的驿站，空间在此刻开始改造欲望。入口，对于置身其中的商品而言，是命运的二律背反：一方面，这些商品的显现概率是空前的，它们同购物者迎头相撞，这增加了它们的销售机遇；另一方面，顾客的购买欲望尚在萌芽状态，这是一个兴奋压倒行动的时刻，是观望主宰着购买的时刻。物品向所有人敞开，不过是向所有的观望者敞开。物品有最大的出售概率，但也只有最少的被购买事实。这就是边缘商品的命运：它们置身于最好的空间位置，却处在最差的时间片段。
家乐福严格按照某种特定的语法形式组织它的货物链，这就使它和那些巨型的现代商场区分开来。后者是反中心的，没有焦点性的商品，没有逻辑的绳索，没有递进的秩序，没有最后的高潮和疯狂。商品遵从某种秩序，但摆脱了等级性秩序。它们遵从类型学的秩序，而不是结构主义意义上的秩序。它们有语法，但不是全盘性的普遍语法，它们只遵循局部语法，或者说，这些商品是分类的，它们的摆设受类型学而不是语法学的支配。这些殊异的商品类型是并置的，在结构上是彼此无关的，在等级上是不分高低的，在空间上是互不关联的。商场不设置一个封闭的强制性通道：它到处有缺口、破绽、缝隙，到处有捷径和通途，所有的商品都可以成为中心和非中心，都可以被通过也可以被绕开，都可以被检阅也可以被忽视。购物者可以流连忘返，也可以直奔主题；可以乘坐电梯，也可以攀爬楼梯。就空间语法而言，如果说家乐福是结构主义的，那么，另一些商场——如新东安市场——就是解构主义的。在家乐福，购物者不会陷入迷途，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面积过小，还因为它的严格语法使购物者难以出错。在新东安市场，购物者一遍遍陷入迷途，不仅仅因为它的面积过大，还因为它的混乱语法让人不知所措。
物品
低廉性和再生性，这是家乐福物品的本质。那么，它的形式呢？从体积的角度而言，这些物品都是微型的、小巧的，家乐福很少有大宗商品出售。这些微型物品通常以复数的形式存在和展开。如果说，物类和物类之间存在人为的等级制，存在组织上的秩序机制的话，那么，在物的内部，这些复数形式的物品的布置服从于美学法则和可见性法则。同种类型的物品（如各种各样的色拉油）整齐地码放着，它们试图堆砌成一个庞大的体积，一个醒目的形式，一个夸张的图案。这些物品单个地不会产生视觉效果，然而一旦集体组织起来，它们就从沉默中、从一个隐晦的角落脱颖而出。这个醒目体积将单个物品作为材料，利用它的色彩、形状、硬度，利用它的自然材质和固有的搭配能力，来雕琢它自身的美学。我们看到，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庞大构图，它们形状各异，相互比附而又相互区分，它们各自划分了一个符号区域。这些构图不仅仅具有实际的指示功能，也不仅仅具有美学功能——它们可以对单调的空间进行装饰，可以使它更活泼、更俏皮——而且可以成为游戏对象。在这些构图中，包含着难度、心计、幽默感、无关大局的坍塌危险，这一切都使顾客产生了兴趣，他会走近它们，端详它们，抚摩它们，他可能动手挑选其中一个，他想看看它们会不会崩塌。那些像搭积木一样搭成的食品盒子，它们高高耸立，摇摇欲坠。给它们轻轻施加一点压力，它们会不会轰然倒塌？
在家乐福超市里，显现出一种真正的物的大海景致。购物者完全被物品所包围，物品将货架挤得满满的。它们将货架吞没和埋葬了，货架消失在视线之外，物品像是自己凭空支撑和生长起来的，它们就那样一排排地安静地矗立着。同时墙壁也消失了，靠墙的货架及其物品将墙遮得严严实实。这样，除了一排排平行着的物品之外，购物者什么也看不到，他像是在无边的物品体系中逡巡，看不到尽头。目之所及，是物之大海。购物者在观望，是物的目标在引导着观望；购物者在行走，是倚靠着物的背景在行走。从一个物墙到另一个物墙，从一类物品到另一类物品，从一个物的方阵到另一个物的方阵，自始至终，他走不出真正的物的牢笼。
物既是家乐福的目的，也是它的装饰品；既是它的内容，又是它的形式；既是它的材料，又是它的美学。物，是家乐福这一名词的全部所指。物品之外还是物品，家乐福不为物品添加任何额外的东西。物是赤裸的、直接的、原色的，是现象学式的。这使家乐福与另一些商店截然有别，在那些商店里——无论是诸如世都百货这样的大型高级商场，还是诸如东四的专卖店那样的小型店铺——物总是被赋予了精神背景。那里的音乐，有时是莫扎特，有时是麦当娜，有时舒缓，有时激烈，它成为物的言语，是物的间接咆哮或低语。那里的灯光，有时柔和，有时暧昧，它是物的情调，是物的氛围、光泽和气质。那里的物是中心，不过是被烘托的中心，它的周围，点缀着布景、壁画、时尚或者历史。而家乐福的物呢？它坦荡、绝对、自在。家乐福驱逐了一切的暧昧和氛围，它将物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家乐福使用的是单一的日光灯，它亮如白昼，昭示了物的绝对真理。物，是自律的，是自行敞开的，是自我存在的。这是绝对的物的现象学，它以沉默的方式，既处在氛围之外，也处在历史之外。物是中心，不过是没有布景的中心。
不是刻意的人工氛围，而是平淡无奇的标价签，不是幽雅动听的音乐，而是枯燥沉默的数字，构成了家乐福的物品语义。标价签是它的价值，也是它唯一的诉说和应答言语。标价签是物同购物者的谈判机器，它无法更改。这既是契约，也是法律，既是物的经纪人，也是物的统治者。标价签，这张电脑打印的小纸片，它黏附在物的一个小小的隐秘角落，然而，它既覆盖了物的整个语义，又揭穿了物的深邃知识。
这样，在家乐福，你就难以看到那种通常意义上的售货员了。售货员是物和顾客的中介，是物的代言人，但是，在此，标价签取代了他的功能。这里没有问讯，也没有解答，一切都明确地铭写在标价签上。家乐福的员工呢？他们通常不是解答疑惑，出售商品，与顾客讨价还价。不，他们并不负责售出和减少商品，他们只是负责维持和添加商品。在商品被挑走之后，他们并不沉浸在出售的喜悦之中，而是陷入工作和再生产的焦虑之中：他们必须搬运货物，随时随地维持着物的量的稳定性。这样，在家乐福，不论每天售出了多少，它的货物依然是饱和的、完满的，货架从不留出空隙。家乐福像从没出售过、减少过或损失过什么似的，永远保持着物的拥挤状态。它似乎永远是平静和一劳永逸的，从不经历波澜。就物本身而言，它似乎从没改变，从没流通，从没发生任何位移。但是，在这种稳定性下面，有谁知道，它在反复地历经着购买和销售的狂潮呢？
顾客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购物者吧。他们是家乐福的决定性的结构要素，他们是家乐福的对象，也是家乐福的目的。家乐福的一切都以他们为中心。他们具有消费和生产的二重性：他们既消费家乐福的商品，又再生产家乐福的制度。家乐福不是将他们作为观念上的主人看待，而是作为事实上的主人看待，作为物品的主人看待，即使在他们真正拥有这些物品之前。我们看到那些购物者漫不经心、优哉游哉，他们没有丝毫的羞涩感、不安感、局促感，他们可以随意停顿、消磨、打量、抚摩、把玩，重要的是，这里没有目光的监视和制度的约束。顾客有一种真正的心理上的自主感，他们闲庭信步的身影，犹如一场买卖的皮影戏。
他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涌来，无疑，他们是这个城市的长期居住者。家乐福不像北京的另外一些著名商场，那里混杂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在那些商场里，购物者具有多重身份，他们既观光，又购物。那些商场对于有些人来说，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场所，是触摸现代性的途径，是震惊、刺激、猎奇的乐园。商场，是免费的景点，同时又是冷漠的奢华机器：人们可以自由地进入其中，但是，面对有些物品，他们会忐忑、惊叹、困惑、丧失任何信心。商品虽然和他们面面相对，但通常拒他们于千里之外。在那些商场里，行走是自由的，又是紧张的，商场总是在提醒他们的经济能力、身份、地位和阶级属性，总是在提醒他们的现实处境和特有的政治经济学。那些商场并不会使他们陷入物的方阵中而迷途忘返。人总是无法坦然地和现代性共舞。
家乐福与那些豪华的场所完全不同。它是反身份的，也是反政治经济学的。它不提供现代性令人们景仰、震惊。这些货物通常是家用的、常见的、低价的，购物仅仅是日常生活实践，目光遭遇的是常识。物品不再表现为奇观、深不见底的秘密、巨大意义的载体，物品的意义附着在它的可见性的表层。购物是轻松的，它摆脱了那种严肃性，摆脱了昂贵物价引起的自卑感。在这个意义上，家乐福向所有的顾客——无论他们具备怎样的身份政治——敞开，它面向无限的人群。
娱乐也是消除这种购物政治经济学的有效方式。在家乐福的购物人群中，通常有一些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型购物组织，这就为娱乐提供了前提、机会。或者说，家庭购物群正是怀着一种隐秘的娱乐心理而来的，他们就是想在此耍乐。家乐福在自身的空间内为娱乐做好了准备，给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娱乐设施。这些娱乐设施之一是两段楼梯，首先是上楼的，然后是下楼的，他们不是台阶式的，无须小心翼翼地拾级而上。上楼的通道——进入货区前的必经之路——是一段平缓的长长的斜坡，它如此宽阔，足以通过一辆东风大卡车。这就为一个家庭的嬉戏拉开了序幕：此时，购物之前的兴奋弥漫在这个短暂的通道上，通常，一个淘气的男孩抑制不住这种兴奋，他故作姿态，不愿耗力上楼，这个斜坡给了他一个表演机会，他会拉着母亲的手臂左右旋转且扬扬自得。而另一个下楼通道又给了他另一个机会：那是个不折不扣的滑滑梯，他可以坐在地上一直滑下去，或者，他通过一种俯冲方式获得快乐。
因为没有目光的监视，家乐福扫除了禁忌。这里没有惩治、呵斥、恶言相加，相反，顾客可以建立自己的秘密小世界，他可以在任意一个角落里搜索。脱离了权力机制的这种自由为为所欲为和放任自流提供了温床。在家乐福里面，顾客可以直接和物交手，而完全不顾及一些礼仪式的含蓄，作为中介的柜台、作为物的看护者的售货员被取缔了。购物者与物随时可以建立一种临时性的亲和关系，他们相互吸引，相互摩挲和私语，他们相互试探、权衡、评估、判断，二者没有距离、间隙、冲突、隔阂。时间并不会为这种喋喋不休而动怒，顾客也无须为他的犹疑不决付出代价。在物面前，他有着充分的自由、信心、勇气，他可以不停地摆弄、观摩和猜想，他可以片段性地作为它的主人（一种有充分所有权感觉的主人）。而且，顾客（只要他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将所有物品都主人般地仔细地搜寻一遍，他甚至能作为一个物的研究者大摇大摆，对于他来说，这些一望无际的物不过是些暂时无人看管的弃儿。
家乐福的购货通道十分宽阔，它足以容纳一辆大卡车在其中穿行。这给手推车提供了方便。购物者的双手只能是空空如也，他购买的物品被指定安置在手推车里，这就是手推车的铁律，同时也是它的泛滥根源。购物者推着手推车，缓缓而行，这就是家乐福展现的一种独特动感，一幅购物肖像图。
几乎所有的购物者都能感受到手推车在实用之外的乐趣。手推车可以消除购物时的单调和紧张。购物者在选购物品之后——为此，他必须付出一些精神上的代价，他的脑力和体力同时在盘算与权衡中受到损耗——通过手推车来调节和缓释一些暂时的紧张感，因为手推车富于一种轻松的手感。购物者将注意力转移过来，他通过掌握手推车的方向和速度，一种驾驶技术，一种支配和控制的技艺，一种操纵艺术，来获得某种游戏式的满足。手推车还可以用作恶作剧的手段：它可以对一个人进行轻微的试探性的进攻，可以将这种进攻乔装打扮，将进攻掩饰在无意的面具下，最终策略性地悄然启动。几乎所有的手推车都曾经和别的手推车相撞，而且，相撞来临的那一刻，手推车的主人都不刻意避免，而是兴奋地满怀期待。无疑，这不是一种实质性的剧烈冲突，它引发的不是暴怒，而是双方会意的但藏匿在心头的微笑。显然，手推车可以实现无意间的碰撞，暗示一个人的攻击本能，同时又使这种本能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受批评。对于一些彼此陌生的年轻男女来说，手推车是一种语言，它可以示爱、挑逗，甚至故意引发暧昧的纠缠。这是可能性的道具、欲望的遮掩面纱，这也是羞涩的冒险、怯懦的勇气。他（她）满怀目的，但不是明确的目的。对于儿童来说，手推车就差不多是个碰碰车了，他毫不掩饰对碰撞的迷恋。儿童有时候就是冲着手推车来到这里的，对他来说，货物并不一定能激起他的兴趣。他的注意力、他的小小快乐、他的瞬间幸福在碰撞的那一刻达到巅峰，为了这一刻，他全神贯注，四处搜索，寻找机会，他不像成人那样掩饰他的动机和幸福。一旦时机成熟，他就果断出击，他会将自己的车猛地撞到另一辆车上，然后等待着回报，就在这种明确而又躲躲闪闪的碰撞中，儿童展示了他自己的秘密、真理和哲学。
然而，作为哲学和语言的手推车，并不排斥作为购物器皿的手推车。碰撞只是手推车的附加功能，在片刻的碰撞之后，空洞的手推车在等待着漫长的填充。在家乐福，在货物填满手推车之前，手推车常常被一个更小的孩子——常常是婴儿——填充着。他坐在购物车里，欢快地打量着四周，满足、骄傲、得意扬扬，既逍遥，又充满传奇，既享乐，又冒险，孩子的脸上焕发出一种奇异的光泽。这是家乐福的全部语境中最温馨的片段，家庭、欢乐、福分——这些人民理想——生动地浓缩在这个片段中，而又反复地被铭写出来。在家乐福，孩子的坐车行为并没有因为它可能造成的对车的损害而遭到制止，相反，它受到家乐福的鼓励，它内在于家乐福的结构本身。这个温馨的片段将购物这种充满盘算的交换行为转化为一种家庭行为。商业心甘情愿地遭受着感情的腐蚀、蹂躏，在此，购物被娱乐化了。顾客和孩子其乐融融，他们摆脱了购物的严肃性、政治学、边界线，最终，摆脱了购物的空间、购物的建筑、购物本身。孩子返回了游乐场、返回了家中、返回了自己的游戏时光。
能装进一个孩子的手推车的吞吐量是惊人的，家乐福的购物车欲壑难填，它像一个无边的黑洞，有着巨大的吞噬力和吸附力。奇怪的是，购物最终不是为了满足顾客的口味，而是为了满足手推车的容量。在手推车和货物之间，顾客常常成为一个被动的中介者，货物和手推车在冥冥之中相互召唤。顾客呢？他成为它们之间的通途、桥梁，成为它们相互召唤的声筒，他鬼使神差地将货物往手推车里填充。是什么在支使着他？是完满性原则在支配着他，是美学法则在支使着他，是快感原则在支配着他。顾客，总是无意地将填满手推车视作己任，总是让手推车饱和，让它获得圆满性，他消除缺陷、填补漏洞，让它负荷累累、成就显著。此时，收银台还在遥远的另一端沉默着，付款的脚步声尚未临近，购物的经济和交换本质还没有最后露面。购物暂时摆脱了它的商业语境，摆脱了它的冰冷无情的利润法则，摆脱了蛮横而伪装的自由交换原理，总之，它暂且摆脱了实用性，摆脱了经济学。此时此刻，购物成为娱乐行为、审美行为。它仅仅是挑选、分拣、填充，是手工耍乐，是古老游戏的现代复活。这也是不顾一切的满足，有时是疯狂的满足，这是双重意义上的满足：使空洞的手推车得到满足，使购物者的欲望得到满足。这是形式美学的满足，也是动物本能的满足。
结论
严肃的购物转换成了符号的购物，交换脱离了它的基础，家乐福的原则就是将劳动剔除在商业行为之外，剔除在政治经济学之外。这个空间要排除劳动的阴影，要抹掉商品身上劳动的痕迹。商品被包裹起来，它展现的是形式的一面，它首先是作为包装好的艺术品而存在的，作为审美对象和娱乐对象而存在的，商品的内在价值、它的核心、它的基础、它的生产实践和劳动含量隐而不现，在此，商品好像从来没有被汗水浇灌。这不是含辛茹苦的商品，而是唾手可得的轻浮商品。商品在实用性外，展示了娱乐性。剔除了劳动性，也就剔除了美学的崇高法则。我们看到，在家乐福里，一切都滑向了游戏，滑向了表层，滑向了肤浅的戏剧。购物不再是家庭的盛大仪式，不再是精心谋划的壮举，不再是反复的算计、权衡、长久犹豫之后的痛苦抉择。购物不是在浓重的悲剧中完成，而是以喜剧的形式在谈笑间、在喧哗里上演。
在这样一个购物的历史舞台上，我们现在同时上演着三幕戏。首先是马路戏。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的地摊、菜场、游民的三轮车、昏暗街头的小吃店，甚至引导潮流的时装街。这是朗朗白昼下的小型交易。购买是在喧哗中进行的，不过是在讨价还价、算计、争吵、充满阴谋和骗局的喧哗中进行的。对交易中的双方而言，物是完全实用的，物的劳动价格并没有被刻意掩饰，相反，它被过度扭曲：在销售的一方，劳动价值在尖锐的说教声中直冲云霄；在购买的一方，劳动价值在咕哝的低语中一落千丈。交易的双方都不掩饰他们的动机，他们的目的都显而易见。在此，所有的布景、所有的格调、所有的隐秘劝诱和欲望道具都被抛弃了，如果说有谋略的话，那也是赤裸裸的欺骗谋略。这样一种马路交易，通常是一次性的、随机的、低成本的，它有时是蛮横的，并可能伴有轻微的暴力。它既不守信用，也不遵守法律。它只对有关利润的阴谋负责。这也是最古老的交易形式，开阔和无限延伸的马路是它的不朽图腾。
与此截然相对的是马路旁的阔绰、气派和堂皇的现代商场。这是美学的、幽雅的、理性的和文明的购物戏剧。这是崇高的美学、刻意的幽雅、小心翼翼的理性和道貌岸然的文明。在此，物多少有些神秘，有些深度，它们意味深长。结果，这些物的繁杂的人工因素强化了它们的劳动价值。物，总是自我增值。购买不再是一种纯粹而直接的交易行为，它是暧昧的探索、严肃的仪式和慎重的选择。这里既不欢笑，也不忧愁；既不争执，也不喧哗；既不狂喜，也不悲鸣。法律和契约对公开的欺骗大睁着双眼。总之，这里没有阴谋得逞的戏剧，只有理性反复推敲的暧昧艺术。
第三种交易形式在家乐福里表现出来，这是平易的、娱乐的、游戏式的、忘我的交易行为，甚至连交易的出售一方都是隐匿的。交易性被最大限度地弱化了，或者说，这是反交易的交易，反计算经济学的交易，反劳动的交易。物变成了没有深度的道具，交易变成有关物的游戏，超市成为新型的游乐园，这是当代社会的购物乌托邦。这样一个神话，在狭窄的出口处，在冷漠的收款机器旁边，在收银小姐礼貌而悦耳的招呼声中，刹那就崩溃了。
本文摘选自《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汪民安 著，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2022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