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来对明亡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财政上的、军事上的、气候上的和瘟疫上的种种解释，但在魏阳看来，明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崇祯皇帝对访单和士大夫公论的抵制。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英文原著名是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晚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最终没有形成数目字上的管理。但有没有意义，其实要看你与谁去比较。如果我们回到晚明的历史脉络中去，它有着自己的发展逻辑。”
5月24日晚，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Donahue讲席教授魏阳在上海季风书园带领广大读者重返晚明的历史现场，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解读晚明的制度创新与政治文化，并从中看到了明亡的一个关键因素。
晚明史很热，但我们该如何反思晚明？
明朝灭亡后，对它的反思就开始了。尤其是晚清以来，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一些士大夫突然“重新发现”了晚明，试图从中获得本土的思想资源。到了新文化运动，晚明又成了显学，比如嵇文甫、林语堂等人在晚明历史中看到了李贽、王阳明等人的思想，从中挖掘出了本土的现代性。而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直接成了很多人看待晚明的思想底色。
到了当代，在晚明进入现代学术研究的视野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被很多人奉为经典，尤其是在华人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魏阳介绍说，这本书在美国的反响与中国大陆不太一样，至少他就不太同意黄仁宇对晚明的判断。在他看来，黄仁宇是以韦伯的“工具理性”来判断晚明的价值与意义，这是一种欧洲中心论。如果我们只以近代欧洲迅猛发展的政治变革、工业化和科学革命为标准，就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晚明或者整个中华帝国晚期的政治文化是停滞的。
但是，如果我们从不同的参照系出发，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不同的。有时候我们需要与外面比，但有时候我们需要与自己进行比较。这样来看，其实，中华帝国晚期的历史有它内在的逻辑。所以，魏阳想从晚明的历史本身出发，重新思考它在制度上的创新与发展。
晚明如何选官？通过访单看公论
如果“停滞论”是错的，那么晚明在政治制度上有什么创新呢？魏阳以访单为例打破了我们对晚明历史的固有认知。原先朝廷选官注重“堂官考语”，即主要看上司的评价，因此官员想要升官，就以讨好上级为主，并讲究资格，在官场中慢慢熬。后来随着访单的出现，纵向的“堂官考语”逐渐变成了横向的“同辈评价”，破格提拔也变多了，而官场的组织原则也愈发复杂，出现了更广泛的政治参与。
那什么是访单呢？据《中国历史大辞典》介绍，“访单”是“明代考察、选官时所用匿名文书。凡考察、选官，由吏部主持，密托吏科都给事中、河南道掌道御史共为咨访，填写人匿其名。隆庆后改称访册”。
魏阳进一步指出，访单的使用有着更为复杂的变化，它对晚明政治的影响更是缺乏必要的学术研究。在他看来，访单的大规模使用深刻反映了以“公论”为代表的新的组织原则的兴起，代表着一种对更多的政治参与和政策透明性的诉求。
举例来说，1595年，吏部尚书孙丕扬在考察官员时向朝廷所有部门发放了访单，让大家评议哪个官员做得不好。访单收回后，他根据数量原则罢黜了得到“差评”最多的官员。此事引发了轩然大波。大学士赵志皋就持反对意见，认为这项改革动摇了朝廷既有的组织原则。孙丕扬则反驳说，访单代表的是公论，是士大夫的集体表决，无论被罢黜的官员有无违纪，得到“差评”多就必须处理。所以，这是两种政治原则的冲突：赵志皋代表的是道学的原则，认为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君子手中，不能由投票来决定；孙丕扬的逻辑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谁是君子，所以多数人的投票意见可能更有道理一些。而万历皇帝最后支持了孙的意见。
所以，访单的出现代表着数量原则在集体决策中的兴起，而且作为“官意测验”工具的访单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并逐步透明化、标准化。后来，除了考察官员，访单也被广泛应用到其他政治领域中，比如考选科道和翰林时，考试成绩的作用被弱化，访单代表的公论，即士大夫的集体意见的影响力加剧。再比如，礼部在给官员定谥号时，也使用访单征求大家的意见。还有兵部选将时，也通过访单来定夺。
可以说，访单与它所代表的公论成了晚明的一种政治风气，得到了士大夫群体的普遍认同。当时有很多对公论的讨论，缪昌期就说：“夫天下之论，不过是非两端而已。一是一非，一非一是谓之异，不谓之公。一是皆是，一非皆非，谓之同，不谓之公。公论出于人心之自然而一似有不得不然。故有天子不能夺之公卿大夫，公卿大夫不能夺之愚夫愚妇。”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这些东林派的士大夫相信公道自在人心，而所有人都自发同意的“公论”必须由士大夫来代表，并且在士大夫的投票表决中体现出来。
由此可见，晚明的政治文化充满了制度创新与变革，绝不是黄仁宇所说的停滞而已。
明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既然晚明充满了制度创新，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充满活力，那么它为何就这样灭亡了呢？套用当下的一个流行词，这些创新似乎就像“然并卵”一样。其实，历来对明亡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财政上的、军事上的、气候上的和瘟疫上的种种解释模式，但在魏阳看来，明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崇祯皇帝对访单和士大夫公论的抵制。
当然，正如魏阳所指出的那样，访单制度也是存在一定问题的。清人修《明史》时就认为，访单会使各个主管部门更容易推卸责任，将原本应该由不同部门承担的责任推给了整个士大夫群体。而且很多时候，访单的内容是乱七八糟的，没法严格核实，甚至被用来攻击敌对官员，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再者，以前升官只要讨好上司，现在为了获得好的舆论评价，必须结交和贿赂更多的官员。据明末的陈子龙观察，得到一个县官要花费数百金，当六年县官要花两千金贿赂，而到了考察和考选的时候，则要花三四千金；等县官终于熬成了台谏，就会再用同样的方法向下面的县官索贿。这些钱都是为了贿赂任何有资格填写访单意见书的官员。由此，访单深刻地改变了官场的博弈和操作，甚至是腐败的方式。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访单确实扩大了政治参与，特别是让地方士人都能够参与到政治决策的过程中来。1632年，董其昌就建议扩大访单发放的范围，希望将所有士大夫包含在内。明末的东林派也顺着这种扩大政治参与的逻辑，希望让“地方公论”成为政治决策的依据。黄宗羲则提出让学校成为地方士人评议、监督政府的机构，顾炎武也认为“庶人之议”应该成为决策的基础。
然而，崇祯皇帝试图恢复明初的皇帝独裁，不接受访单所代表的公论。1639年，他亲自考选翰林，专门挑选为公论所不容的候选人。明末的士人批评崇祯选官喜欢直接由他自己任命，而不看访单和会推。由此可见，崇祯破坏了晚明官僚体制的运行规则和集体决策的趋势，加剧了政治运作的不透明，压制了政治参与。所以，在魏阳看来，明亡当然不是由单一因素造成的，而崇祯对访单和公论的抵制不能不说也是明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年刚去世的汉学家孔飞力认为，明末以来的政治控制与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张力，而这种张力是中国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重要的结构性矛盾。明末的制度创新和思想遗产所代表的问题，在中国近代历史中也不断浮现。魏阳举了冯桂芬的例子：在思考宪政、地方自治等新的政治文化时，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希望从晚明历史中寻找本土宪政实践的思想和制度资源。因此冯桂芬提出的建议完全体现了晚明政治文化中的数量原则。
讲座的最后，魏阳总结说，当我们反思晚明时，访单和类似的制度创新所代表的对政治参与的诉求，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对这些明代的制度遗产和思想资源的重视，标志着中国历史研究的一种新的取向，那就是拒绝用单一的欧洲标准来评价中国历史，而是细致入微地去观察中国历史发展的本土逻辑。（文/石伟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