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2021年12月25日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因帕金森病并发症去世。这位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留下了十几本关于中国的著作，从晚明到现代，以叙事和文笔见长的史景迁用他的视角观察着中国从衰落到复兴的过程，他看到的不仅是占据传统历史叙事中心的皇帝、大臣与文人，更有贫穷的寡妇这种历史背后的小人物。他笔下那些鲜为人知的丰满细节，令中国的读者也不禁感叹史景迁是一位目光独到、别有匠心的观察者。
史景迁
他目光笼罩的中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艰难地进行现代化转型，在其中，有大量从西方世界涌入的“闯入者”从“大门口的陌生人”变成登堂入室的座上客，甚至是喧宾夺主的恶客，开始自己动手改变中国。当史景迁写到他们的时候，往往更有一种同情之理解：“回顾1620年到1960年这段历史……这些西方顾问的境遇实可为借镜：傅兰雅和丁韪良坚忍不拔，汤若望、李泰国及托德精力充沛，胡美和鲍罗廷洞察敏锐，戈登和史迪威精明干练，赫德和魏德迈善于组织，南怀仁和伯驾匠心独运，华尔和陈纳德勇气卓绝，白求恩无私奉献。”
史景迁赞扬这些西方顾问的个人品德，也不讳言他们的失败，那是传统与现代大潮巨浪滔天的碰撞中并不起眼的些许涟漪。比起政治、经济、军事诸事业，教育的影响往往潜而不显，更为深远却也更容易失败。胡美就是史景迁笔下诸多“闯入者”之一，虽然毫无例外地失败了，但他的事业也同样以另一种方式留下了痕迹。
胡美，1876年生于印度，他的祖父、父亲都在印度教书多年，1897年在耶鲁获得学士学位，1905年来到中国之前他正在从事防治鼠疫的工作。吸引他来到中国的是可以建立一所大学医学院，这也是他的平生夙愿。当时凭借着学术和慈善方面之专长，以耶鲁大学为先锋的多所美国大学和基金会，纷纷涉入中国事务，试图帮助这个正处于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的国家，藉此争取未来之回报。耶鲁大学要在湖南长沙建设一所医学院，他们找来胡美主持这一事业。
胡美通过行医积攒人望，在第一位获得雅礼会长沙医院全职聘用的中国医生颜福庆的帮助下，推动包括雅礼大学、湘雅医学院、湘雅医院在内的一系列建设。当1917年2月新医院终告落成时，胡美的夫人回忆说：“月影迷蒙，我们置身黑影之中，等着目睹着期待已久的大事。刹那间，仿佛有个洪亮的太古之声在召唤，医院一片通亮。每扇窗户瞬息闪现湖南人从未见过的电灯。随着这道乍现的希望之光，幽暗深邃的城市街道和我们小巧的灯笼，倏忽归向遥远的曩昔。”此时的胡美不会想到，自己以后会夹在学生、革命者和理事会之间左支右绌。1927年1月，北伐和学潮迫使美国副领事范宣德撤离所有侨民。刚刚从美国回来的胡美不得不和家人挤在行李车的邮袋中间撤离长沙。
1913年，在北京参加湘雅谈判的胡美（右二）、颜福庆（右一）
胡美曾经反思自己的失败，他认为投身这一事业的西方人需要“更像中国人、更有效率”，要“热爱中国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解决中国人面临的问题。而当时胡美的同事则希望学生养成“运动家的精神”“高度的荣誉心和责任感”，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胡美在1925年给理事会的信中这样总结：“除非外国机构或外国人能被吸纳融入，如同接枝移植到活树一般，否则便会消亡。我们现在必须再图振作，努力把我们这株枝芽嫁接到中国这棵活树上。”“活树嫁接”这种说法令人想起另一个比喻：“旧瓶装新酒”，后者出自胡美在中国的合作者之一——建筑师亨利·基拉姆·茂飞。
茂飞
康涅狄格州马车商的儿子茂飞比胡美小一岁，1899年从耶鲁毕业。“我即将从耶鲁毕业那年，才选择了建筑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茂飞曾对一群耶鲁学生如此说道。在胡美踏上中国土地整整十年之后，茂飞才借助为雅礼会设计湖南长沙雅礼大学的契机来到中国。他先来到北京，花费数个小时流连于紫禁城内重重庭院中，为那些“雄伟庄严之建筑”而勾留。“（这）是世界上最为卓越的建筑群，”他宣称，“如此地恢宏壮丽，难以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或城市中觅得。”茂飞自此彻底地迷上了中国，当时他从未想到未来二十年自己将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外国建筑师。
在那个炎热的初夏时节，茂飞在长沙见到了雅礼委员会的几位成员：盖葆耐校长、解维廉博士、赫尔辉、颜福庆以及胡美。茂飞在1914年6月6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胡美博士“那光彩照人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是雅礼会的精神与灵魂”。雅礼委员会决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保存中国古代的建筑遗产，使其与当今世界在结构上的要求相匹配”。这一方面是为了加强与中国人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是在排外社会环境中的一种“伪装”。毕竟就在几年前，饥饿的长沙民众曾放火焚烧巡抚衙门等衙署，又捣毁外国商行及教堂，影响遍及全省。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茂飞一方面审慎地控制成本，一方面努力用现代材料继承中国“先辈的遗产”。这在他对雅礼会建筑外墙是否需要粉饰层问题的处理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当我亲眼看到那些砖块时，它们身上美丽的色泽深深触动了我……将它们封印在粉饰层下，将会是一件多么可惜的事情，于是我建议干脆将其直接显露出来……威尔逊和胡美博士都表示赞同……”“我们的想法并非考古式再造中国过去的建筑，而是向他们展示，为推动他们祖先遗产的现代复兴，我们究竟可以做到些什么……”
茂飞对雅礼大学项目表示出的兴趣和实力，为他带来了物质上的成功：“胡美博士正式邀请我为整个校园做一轮规划设计，医院也包括在内……他还告诉我，将委托我们去设计医院后方的新医学院大楼。”
在建筑传统的保护与最新高校建筑多方面的功能需求之间取得平衡，同时避免造成灾难性的成本超支，这成为了茂飞以后成功的秘诀。他后来设计的项目包括：清华大学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和体育馆），北京大学（博雅塔和贝公楼），南京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和张爱玲的母校圣玛利亚女校，以及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当胡美从中国黯然离场，茂飞正开始攀登事业的巅峰。孙科邀请茂飞来广州，帮助他实现融汇中国传统和先进西方技术之理想。1928年10月， 茂飞被聘为国民政府首都计划的首席建筑顾问，参与规划中国的新首都。虽然茂飞的规划没能最终实现，而今天许多他设计的校园中的学子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但茂飞提出的问题至今仍在我们的城市中回响：如何让中国悠久而辉煌的建筑传统适应现代建筑布局和建造的要求？
无论是“活树嫁接”还是“旧瓶装新酒”，都是史景迁观察的主轴——异质文化互动。无论中国与西方力量对比如何变化，那些试图以中国“停滞”为前提“改变”中国的闯入者，只能带来“警世教训，而非鼓舞人心的宣传”。只有尊重中国伟大传统，直面现代化过程中的困境的人，才能留下更多的启示。
参考文献
史景迁，《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
郭伟杰，《筑业中国：1914-1935，亨利·茂飞在华二十年》
《筑业中国：1914-1935，亨利·茂飞在华二十年》，【美】郭伟杰/著 卢伟、冷天/译，文化发展出版社，2022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