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一生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在各色各样的“谤”式中，影射是不可忽视的一种。文学作品里，影射十分常见。大多数的影射，因含有对所指对象的讥讽、鄙视，甚至抱怨、仇恨，否定意味很浓。但正本溯源、补偏救弊，也不失还原人物、澄清历史的一个法子。近现代文学作品里，有不少小说影射胡适。这类作品中的胡适形象，是我们了解胡适及其所处时代的一个窗口。
胡适
胡适与狄莫
最早通过小说向胡适发难的，大概是古文大家林纾。1919年2月，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文言小说《荆生》。小说不长，仅一千两百余字，说的是既喜读书又好习武的荆生到北京游玩，住在陶然亭的西厢。相约山游的田其美、金心异和狄莫三人畅所欲言，“力掊孔子”，激怒了住在隔壁的荆生。荆生破壁而入，秽言污语，拳打脚踢。三人仓皇出逃，荆生满脸狞笑。
林纾
小说的矛头指向的是五四时期的新派人物，如陈独秀、钱玄同等。因为要讨论的是胡适，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三人中的狄莫——一个“新归自美洲，能哲学”的人。《荆生》中关于狄莫的笔墨不多，除了“美洲”和“哲学”两个标签，另有三处：“狄莫大笑曰：‘惟文字误人，所以至此。’”“狄莫曰：‘吾意宜先费文字，以白话行之，俾天下通晓，亦可使人人窥深奥之学术，不为艰深文字所梗。唯金生何以默守说文，良不可解。’”“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
这里，“美洲”与“哲学”是识别胡适身份的两个依据。我们知道，1917年7月，胡适从美国回国。回国时，胡适虽未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但他师从杜威，研究的是哲学。此前，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先选读农科，后入文学院，也是主修哲学。当然，识别胡适最重要的依据是狄莫主张“以白话行之”。“美洲”、“哲学”和“以白话行之”，三者加在一起，这狄莫影的是胡适便基本无疑了。
当年，《荆生》一出，激起新旧大战。随后，《荆生》的姊妹篇《妖梦》冒出，更是火上浇油。《妖梦》虽然没有《荆生》那么有“威力”，但把蔡元培也牵扯进来，社会反响同样强烈。而胡适再次遭遇影射，被林纾丑化为“深目而高鼻”的副教务长秦二世。一时间，新派人物义愤填膺，义无反顾，而旧派势力泥古不化，冥顽不灵。两派之间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到了后面，有理无理，理大理小，都成了三斤面粉调六斤浆糊——稀里糊涂。
面对林纾的影射，胡适并没有像陈独秀、李大钊那样直接与之“交战”，温和的胡适保持了他一贯的绅士风度。直到1922年3月，在为《申报》创刊50周年撰写《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时，胡适才稍稍提到《荆生》和《妖梦》。关于《荆生》，胡适说：“写田其美（陈）、金心异（钱）、狄莫（胡）三人聚谈于陶然亭……这种话很可以把当时的卫道先生们的心理和盘托出。”关于《妖梦》，胡适则说：“用元绪影北大校长蔡元培；陈（田）恒影陈独秀，胡亥影胡适……那篇小说太龌龊了，我们不愿意引他。”
尽管林纾影射了自己，而且是汹汹的骂詈与敌视，但胡适并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相反，无论当时还是日后，他都毫不隐瞒林纾的好。如，谈到上海求学经历时，胡适表示，从林纾及其他人的意译文字中，初次认识司各提（Scott）、狄更司（Dickens）、大小仲马（Dumas père and fils）、嚣俄（Hugo）等一大批外国小说家。又如，谈到古文的教材与教授法时，胡适表示，林纾早年译的小说《茶花女遗事》《战血余腥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十字军英雄记》等，都可以看。
当然，“好好先生”胡适并不是没有主见。面对林纾的影射，面对文学革命的受阻，胡适是何反应呢？我们可以细读他的这段话：“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并非我不信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我若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也不来提倡了。但是人类的见解有个先后迟早的区别。我们深信这是‘天经地义’了，旁人还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们有我们的‘天经地义’，他们有他们的‘天经地义’。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这段话很可以说明胡适的思想和胸襟——主张尽可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林纾的言论固然粗俗、刻薄，但胡适决不至于“不容人以讨论”。
近人在谈论五四时期的新旧之争时，往往认为“守旧”是“开新”的阻力，从而对以林纾为代表的旧派人物多持否定意见。其实，“正是论战双方各自的‘坚持’和‘固守’，让五四有了更重大与更深刻的意义”。旧的不一定就是落后的、反动的，就必然是要淘汰的、消亡的；新的也不一定就是进步的、科学的，就必然是要接受的、胜利的。很多时候，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而是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参与各方的角逐与抉择。因此，从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待这一新旧双方共同构成的思想战场，无论是革新派还是守旧派，无论是标新立异者还是墨守成规者，他们都有各自的可敬与可爱。百年之后的我们，更应有胡适一样的理性和从容。
胡适与许博士
1921年8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叶圣陶（绍钧）作了一篇小说，用我在苏州的演说作一个影子，颇有意思。”胡适所指的小说，是叶圣陶发表在《时事新报》上的《脆弱的心》。小说中主要有三个人物：莫先生、徐先生和许博士。其中，许博士影的是胡适。
叶圣陶
叶圣陶在小说中写道：“许博士是哲学名家，他的关于哲学的著作重印过几十版。他的通俗的论文常见于有名的报纸杂志，人家看见署着他的名字，便不自主地留心细读。一般人的谈话或论文里，往往有‘许博士怎么说’‘许博士的意思怎么样’那些话，可见他是维系人心的一条索子。”
这个时候的胡适已经回国四年，虽然还是没有拿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但在学校里、社会上，他早已是公认的博士。论学问，他比一般的博士大得多；论著作，他比一般的博士多得多；论名望，他比一般的博士更是高得多。换言之，那一纸文凭，有没有在手，都不影响世人亲切地称他“胡博士”。另外，作为文化旗手、学界名宿，胡适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科学思想、反对武断迷信，在当时更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年轻人、大学生，大多受到了新潮的洗礼。如，作家冰心在回忆往事时就表示，“我们都在报刊上寻读胡适先生的作品，来研究欣赏，同时自己也开始用白话来写作。”完全可以说，胡适是当时社会的一个“超级偶像”。显然，叶圣陶笔下的许博士与胡适是高度吻合的。
《脆弱的心》中，重头戏是许博士作的题为“小学教师的趣味”的讲演。许博士说，小学教师的趣味最多，但这种趣味不在于按部就班地照本宣科，而在于用科学的态度去发现学生的个性和天分，用试验方法对他们进行指导。如果这种指导能够取得成效，教师的工作就会有无穷的趣味。除此之外，许博士还进一步指出，“教育界应自任为社会的监督者、指导者和改造者。须知我们不改造社会，社会就要改造我们。我们若是被改造了，还有什么教育可言？所以我们不要怕一切，我们要做，使我们成为动的原力，运转社会使他上改进的道路。”
许博士的讲演是不是参照胡适的讲演呢？查阅胡适日记可知，1921年7月26日，胡适曾到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讲演“小学教员的修养”。当天，苏州一师来信邀请胡适前去讲演。次日，苏州一师校长王钦鹤等人到访，坚邀胡适前去苏州讲演。胡适因杜威曾说第一师范为中国一个最好的学校，故有意前往，加上想见顾颉刚等人，也就答应了邀请。1921年7月30日，胡适在苏州作了两场讲演，一场是“小学教员的修养”，一场是“实验主义”。
叶圣陶是根据胡适哪次讲演做的小说，我们不得而知。但胡适在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讲演，当时的《时报》（1921年7月27日）作了刊登。这次讲演的主要内容是劝勉小学教师做使自己长进的事，而忌敷衍的生活、机械的生活。胡适认为，“凡可以使我们有长进的，都是修养。”这种修养可分两层，一层是“用研究作修养”，一层是“用社会服务作修养”。其中，“用研究作修养”，包括对儿童的研究（儿童的性情、体格、天才、兴趣；儿童的家庭、遗传、环境）和对环境的研究（天然的环境，如地理、地质、植物、物产等；人事的环境，如历史、工艺、职业、生活状况等）。胡适提出，“研究的修养使我们的智识增加，使我们了解我们所在的环境，可使我们增添无数有用的教材与工具。这固然是重要，但最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使我们自己发生无数新兴趣、新爱好。”而“用社会服务作修养”，是要小学教师努力改造自己的环境，而不是让那不良的环境陷害自己和自己的学生。胡适希望小学教师以学校为中心，改良儿童，改良社会，“这种修养，使我们成有用的公民，成社会中真正有用的会员”，并不是“立于社会之外、吃闲饭不管事的先生”。讲演最后，胡适呼吁，“如果你要想成一个好教员，你先要自己练成一个有用的社会分子。”
将许博士的讲演与胡适的讲演进行比对，贴合程度显然很高，说明叶圣陶的小说基本上是“忠于”事实的。胡适在日记中表示“颇有意思”，说明他对叶圣陶的这个小说大体上是接受的。虽然，在小说的结尾，许博士的影响被消解得荡然无存，但小说终归传递了胡适的教育思想。至于思想启蒙与现实行为的悖论，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叶圣陶在小说中消解了胡适讲演的作用，并不等于胡适的讲演没有作用。恰恰相反，胡适的讲演造成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如，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就曾表示，胡适的讲演“最动人，最有力量”，因为听了他的一次讲演，还影响到后来的升学与出洋；又如，陈雪屏认为，胡适的讲演很受欢迎，因为内容丰富、见解锐利，而且“能够将深奥的理论用明确的语句表达出来”；再如，顾学颉听过胡适的讲演，胡适讲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五停心观以治贪心”等，半个多世纪过去还记忆犹新。
胡适自己也知道，别人听了自己的讲演，可能一时兴奋，过后毫不在乎，但他并不悲观，因为他相信“无心插柳，尚可成荫；有意栽花，当然要发”。胡适对自己的讲演是有自信的，正如他写给吴健雄的信中所说：“我一生到处撒花种子，即使绝大多数撒在石头上了，其中有一粒撒在膏腴的土地里，长出了一个吴健雄，我也可以百分的快慰了。”
如果叶圣陶知道胡适与吴健雄之间还有这么一段美谈，他在塑造许博士时，许博士讲演的“吸引力”还是要保留几分吧？
胡适与戴东原
胡适又一次被影射是在郁达夫的小说里。1923年2月，郁达夫在《创造》季刊发表小说《采石矶》。小说里的戴东原，是主人公黄仲则的“死对头”。这个戴东原通常也被认为是以胡适为原型塑造的。小说中，戴东原是个声名显赫的考据家，但在黄仲则眼里，这个考据家没什么稀罕——“周秦以上并没有考据学，学术反而昌明，近来大名鼎鼎的考据学家很多，伪书却日见风行，我看那些考据学家都是盗名欺世的。他们今日讲诗学，明日弄训诂，再过几天，又要来谈治国平天下，九九归原，他们的目的，总不外乎一个翰林学士的衔头，我劝他们还是去参注酷吏传的好，将来束带立于朝，由礼部而吏部，或领理藩院，或拜内阁大学士的时候，倒好照样去做。”
郁达夫
小说对考据学和戴东原满是不屑，胡适对考据学和戴东原却推崇备至。关于考据学，特别是清代的考据学，胡适有着极高的评价：“搜求事实不嫌其博，比较参证不嫌其多，审查证据不嫌其严，归纳引申不嫌其大胆。用这种方法去治古书，真如同新得汽船飞艇，深入不曾开辟的奇境，日有所得而年有所成；才大的可以有创造的发现，而才小的也可以尽一点‘襞绩补苴’的微劳。”同样，对清代乾隆年间百科全书式的著名学者、大思想家戴震（字东原），胡适非常激赏。正式接触戴震的哲学后，胡适内心一度深受震动，并花了不少时间精力投入研究。关于戴震，胡适后来在《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中作了精要总结：“这个时代是一个考证学昌明的时代，是一个科学的时代。戴氏是一个科学家，他长于算学，精于考据，他的治学方法最精密，故能用这个时代的科学精神到哲学上去，教人处处用心知之明去剖析事物，寻求事物的条则。他的哲学是科学精神的哲学。”小说中黄仲则与戴东原唱“对台戏”，无异于郁达夫向胡适下“挑战书”，用意是不言而喻的。
《采石矶》中，郁达夫借黄仲则之口痛骂戴东原之流，以及发泄各种不满，骂他们“大言欺世，排斥异己”，“挂羊头卖狗肉”，骂“现世盲人多，明眼人少，他们只有耳朵，没有眼睛，看不出究竟谁清谁浊，只信名气大的人”，而对戴东原批评自己“华而不实”“少忠厚之气”“用错典故”等，更是斥为“胡说乱道”。
据学者证实，郁达夫之所以在小说中影射胡适，源于当时胡适和郁达夫的一段公案，“萌芽于郁达夫对胡适盛名的嫉妒”。里面的前因后果，不再赘说，主要是郁达夫发表《夕阳楼日记》，对胡适一类人物大加嘲讽，说他们“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胡适为自己辩诬，作了反驳文章《编辑余谈·骂人》，论战不断升级。可以说，正是因为郁达夫与胡适之间的这场笔墨官司刺激了郁达夫创作《采石矶》。以胡适当时的社会地位，是个“名头大”的人物，而郁达夫彼时人微言轻、位卑声弱，两者悬殊太大，根本不在一个级别。郁达夫把胡适对自己的批评当作强势对弱势的压制而倔强对抗，故而小说中的“夫子自道”也可理解为郁达夫当时心态一种翔实的“自我暴露”。
为了不让矛盾激化，胡适主动写信向郁达夫道歉，希望化干戈为玉帛。信中，除了谈及“夕阳楼”论争，也谈到了《采石矶》：“如果你们不见怪，我很诚恳地盼望你们对我个人的不满意，不要迁怒到‘考据学’上去。你们做文学事业，也许有时要用得着考据的帮助。例如译Omar〔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波斯诗人〕的诗，多用几种本子作考据，也许可以帮助本文的了解。考据是一种公开的学问，我们不妨指出某个人的某种考据的错误，而不必悬空指斥考据学的本身。”信的末尾，胡适“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
郁达夫收到胡适的“求和信”后，感于胡适的雅量，也选择了道歉和示好——“我的骂人作‘粪蛆’，亦是我一时的意气，说话说得太过火了。你若肯用诚意来规劝我，我尽可对世人谢罪的。”信中，郁达夫还写道：“说到攻击考据学的话，我们对你本来没有什么恶感，岂有因你而来攻击考据学之理？……我们对你本来没有恶感，你若能诚恳的规劝我们，我们对你只有敬意，万无恶感发生的道理。”
至此，胡适与郁达夫的论争画上句号。日后，两人保持一定的联系，虽然谈不上至交，但也有几分情谊。
胡适与瓦德
一波才平，一波又起。1924年10月，陈衡哲在《小说月报》发表小说《洛绮思的问题》。小说中，男主人公瓦德与女主人公洛绮思经过三年交往宣告订婚，但洛绮思担心婚后生儿育女妨碍学问事业，于是提出解除婚约。瓦德尊重洛绮思的决定，与之解约。洛绮思抱持“独身主义”，与学业做了“良好伴侣”。《洛绮思的问题》主要是探讨女性问题，探讨婚姻家庭与事业志趣之间的矛盾。显然，洛绮思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文明社会所有女性共同的问题。
陈衡哲
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为唐德刚的《胡适杂忆》作序时，特别提到了胡适与陈衡哲的交往。谈到《洛绮思的问题》时，夏志清说：“这篇小说我认为影射了陈、胡二人之间不寻常的关系，至少也透露了陈自己对胡的一番爱慕。”同时，夏志清指出，“莎菲（陈衡哲）的别小说，胡适都很满意，惟独这篇他坚持要删改，还同任氏夫妇作了‘很长的讨论’，我想决非技巧上的问题，而是胡适心虚，恐人家看出小说里有所影射。”夏志清甚至推断，“胡、陈二人可能没有通过情书，但《洛绮思的问题》本身就是一封莎菲表明心迹的情书。”
关于胡、陈二人的关系，且不说多年后的夏志清有这样的假设和推断，还在当时世人就已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如果说《洛绮思的问题》里有影射，那么影射胡适的自然是男主人公瓦德。瓦德是哲学教授，胡适也是哲学教授。瓦德与一位中学体育教员结了婚，让人感觉挺意外，而胡适与乡下缠足姑娘牵了手，似乎也是极不般配。瓦德结了婚，但他不曾因此关闭了他的心，“尤其是对于洛绮思，他的心是永远开放着的。”而胡适成了家，但他与同志之间鸿雁传书，“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如此说来，瓦德影射胡适，倒也不算牵强。
与以往影射胡适不同的是，因为陈衡哲与胡适有着“不寻常的关系”——陈衡哲是胡适“一个最早的同志”，故而《洛绮思的问题》正式发表之前，陈衡哲征求过胡适的意见。两人还就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心理描写等作了讨论。陈衡哲听取胡适的建议，对初稿加以增删。胡适在《小雨点》序中写道：“《洛绮思》一篇的初稿，我和叔永（陈衡哲的丈夫）最先读过，叔永表示很满意，我表示不很满意，我们曾有很长的讨论，后来莎菲因此添了一章，删改了几部分。”
我们没有见到胡适对《洛绮思的问题》的具体评价，但从他与陈衡哲往来的相关书信可知，胡适确实在读小说原稿时有所“心虚”——将小说与现实比对，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也确实容易引起读者猜疑，并很可能引来流言蜚语。陈衡哲曾经坦白：“我既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小说家，我的小说不过是一种内心冲动的产品。它们既没有师承，也没有派别，它们是不中文学家的规矩绳墨的。它们存在的唯一理由，是真诚，是人类感情的共同与至诚。”读过《洛绮思的问题》的人也都知道，陈衡哲的写作是至真至诚的。也因此，相信她与胡适之间“除了切磋学问，勉励人格之外”，“是没有别的关系可以发生的了”；并相信他们彼此之间是“经过火炼的赤金”，是“没有嫌疑可避”。陈衡哲曾用“金坚玉洁”来形容友谊，她与胡适之间的友谊，实在比金更坚，比玉更洁。
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其实，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尊敬、崇拜、爱慕、思恋种种，很多时候都是交织在一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哪里分得清道得明呢？尽管陈衡哲、胡适都曾为两人的关系辩白，但还是免不了世人的误会、错解，甚至诬蔑、亵渎。我们只能说，在这对同心朋友的交往中，我们只是旁观者，无权干涉，也无权评判。抑或，他们彼此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相好、相爱，又有何不可，又招惹了谁？“发乎于情，止乎于礼。”君子如胡适者，是经得起道德、人格和历史的检验的。
胡适与何识时
《荆生》《妖梦》等，对胡适的影射往往只是一个点、一个面，或文学主张，或治学方法，纵然“居心叵测”，“杀伤”终归不大。到了卢前的长篇小说《燃犀》，那就是全面进攻、逼人太甚了。
1928年4月，卢前（署名“园丁”）的《燃犀》开始在《饮虹周刊》连载。小说以何识时为主线，写了一部到1920年左右截止的新文化运动简史。从小说内容看，作者卢前对于胡适的经历、性格、言行等都非常熟悉，涉及胡适生活、工作、家庭等多个方面。小说中的人物、事件、细节等，真真假假，是是非非，混在一起，扑朔迷离。
卢前
如，小说对胡适所提出的“八不主义”不以为然：“回去是可以回去的了，拿什么去卖出钱来呢？于是盘算多时，才发明了一种主义，叫做九有主义的。何以叫九有主义呢？什么言有序，言有物，什么有病呻吟，什么有新意，什么有俗字俗句纵好，什么有散句而不骈，什么有白句而不典……东扯西拉的把些旧话凑了九点，重新装点出来，果不其然成为了簇簇新的动人新主义。又把他一位碧眼黄须的老师的学说——‘实用论’借作自己文学理论的基础……”诚然，胡适不是提倡白话的第一人，他的“八不主义”在当时也不算惊天之论，但他号召“文学革命”却是实实在在的惊世之举。尤其可贵的是，胡适提倡白话文、提倡新文学，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发力、努力，为白话文的推广、流行，为新文学的滋生、培育，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份贡献，不容置疑，也不会磨灭。可笑的是，这位卢前，一方面揪着胡适的“主义”极力丑化，一方面却又遵循胡适的“主义”通篇白话。
又如，小说借着胡适的新婚杂诗对胡适与江冬秀的大喜之日大加调侃：“罢，罢，这订下十年还没有娶的老婆，还是快一点讨回来罢，算了命，择了日子，赶快地预备起来。时光过得非常之快，转瞬却到了十二月三十的吉期。这是多么开心的事！还有一件小小而有趣的事呢，就是他娶亲这天所放的爆竹，还是十年前他老妈要替他娶的时候所办的。他本人逃婚之后，已是镀过金，喝过洋水回来，而老妈已死，爆竹不免又陈旧了些！听了旧爆竹的声音，（何识时）不免动了新诗之兴。于是洞房花烛夜，提起笔来，作了几首新婚诗，虽然满心得意，其中却发了不少牢骚……”诚然，胡适对自己的这桩婚姻有过不满。他曾说过：“中国男女的终身，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头，随随便便，便把中国四万万人，合成了许许多多的怨藕，造成了无数不和睦的家族。”胡适甚至把中国几千年来人种一日贱一日，道德一日堕落一日，体格一日弱似一日都归罪于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但现实中，胡适又是“传统的”、“保守的”，对于自己的旧婚姻，“始终没有存毁约的念头”，为的是“不忍伤几个人的心”——“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所以说，胡适没有拒绝母亲的包办婚姻，不是不能，而是不忍。因为这份不忍，他与江冬秀的婚姻，固然说不上美满，倒也不能说是不幸。小说对胡适的新婚冷嘲热讽，实在有违厚道。
如果说胡适的文学主张、新婚场景还有“薄据”，那么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卢前则在《燃犀》中造出了全新的坊间谈资。小说写道：“（何识时）一壁听来校长的话，一壁心里想着。这时听他说到哲学史不由有些恐惧而且惭愧起来。何以故？因为根本那本东西是用日本人的著作做蓝本的，说不到著作；何况只有半部，仅仅把周秦诸子敷衍说了，汉以后的，连自己都一点不大了解……”这话的意思简直等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抄袭了日人著作！众所周知，《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胡适“开风气之先”的哲学名著，而在卢前的笔下，胡适这样一位用全新的、系统的研究方法整理中国各种学问的先驱，竟然是一个招摇过市的骗子！照这样说，岂不是当时和后世那些认同、追捧胡适的学者、专家都是“瞎子”“傻瓜”，都上了胡适的当？不可否认，胡适也有他的局限性，有他力所不及或不能的地方，在当时和后世同样有人对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过批判，有的还不乏尖刻和严苛。但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实事求是、公平公正，而不是信口开河，搬弄是非，哪怕只是小说，只是影射。无疑，卢前的写作，“态度实在不好，风格实在不高”。要是换成鲁迅遭受这样的不白之冤，必然是要食其肉寝其皮的了。
胡适读到《燃犀》（其中一期）后，与《饮虹周刊》所在的《京报》作了交涉。胡适表示，里面有许多地方是完全错误的。如，胡适结婚时，其母尚未去世；所引的新婚杂诗，多割裂讹误等。大概是因为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影射，胡适对小说中的影射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来这种用活人做材料的小说是很不易做的，做的好也不过成一种闲话的资料（gossip），做的不好便成了造谣言的乱谈了。”胡适还劝“园丁”，如果有志作文学，似宜向真材料中去努力，“不宜用这种不可靠的传说材料。”
很快，卢前通过《京报》了解了胡适的意思。在回复中，卢前解释：“文人可以说是怪人，《燃犀》所烛的是这般文学界的怪人，非妖怪之怪也。全篇以幽默为中心，丝毫无攻讦的意味！诚然，何识时或许就是先生，所写违背事实的地方，当然有的，因为我原来有些想象在里面的缘故。”可见，卢前的写作目的就是要“烛”文人，“烛”胡适，包括小说的题目“燃犀”，也是让人一头雾水，实际上是“洞察奸邪”之意。卢前的小说，表面上激浊扬清、疾恶褒善，实际上断章取义、捕风捉影，结果以假乱真，混淆视听。
小说是小说，现实是现实，现实与小说之间并非完全对等。而且，现实有现实的空间，小说有小说的自由。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可以联想，可以嫁接，可以夸张，可以虚构。毕竟，小说依托的是现实中的人事物情，没有它们作素材，也就没有所谓的文学作品。因此，作为小说家，是有“写什么”和“怎样写”的权利的。但这种权利是有限度的，是有限制的，绝不是没有底线、红线，没有警戒线、高压线。胆大而艺高的鲁迅，在塑造人物时，尚且“杂取种种，合成一个”，即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一般的作家，就更要小心谨慎了。如果以特定的人、真实的事为描述对象，又含有侮辱的、恶意的内容，还明目张胆地公开，不是引火上身吗？无论如何，把小说当“泼秽水的器具”，是不可取的。貌似开涮了别人，实则侮辱了自己。如果创作者不怕别人反驳，不怕别人还击，不怕别人对簿公堂，那倒大可以想写什么写什么，爱怎么写怎么写。
胡适关于影射现象的看法，可以说是全盘否定了用活人做材料的小说的价值，“影响到‘作者正义’和‘小说正义’的伸张”。但胡适的话，确实有他的道理——“这种态度并不足以作战，只足以养成一种卑污的心理习惯；凡足以侮辱反对党的，便不必考问证据，不必揣度情理，皆信以为真，皆乐为宣传。更下一步，则必至于故意捏造故实了……此种懒惰下流不思想的心理习惯，我们应该认为最大敌人。宁可宽恕几个政治上的敌人，万不可容这个思想上的敌人。因为在这种恶劣根性之上，决不会有好政治出来，决不会有高文明起来。”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古往今来，那些闲话、谣言的制造者、传播者，岂不可恨？
“含沙射人影，虽病人不知；巧言构人罪，至死人不疑。”影射胡适的小说还有很多，包括英国知名作家、社会活动家谢福芸（Dorothea Soothill Hosie）在她的小说《中国淑女》中，也用胡适作材料独成一章《哲学之门》。用活人作材料的小说，胡适的基本态度是否定的，这自然还可商榷。但无论如何，闲话或者谣言还是不传为好、不造为上。胡适一贯主张“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这话放在今天，也是警示我们——创作不是胡乱的滥作，言论不是肆意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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