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冰期”与17世纪的普遍性危机
在从1300-1800年这五百年时间里，中国（也包括北半球）的气候相较之前的千年处于持续变冷之中（参见下图），一些历史学家就将这一时期中很长的一段时间称为“小冰期”。极度寒冷的天气的确降临到17世纪的中国，导致了气温和作物产量的下降，并造成当时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普遍遭遇到一场大危机。
这张图非常重要，不仅因为这项研究的成果，还因为竺可桢利用中国文献史料的创新研究方法。他将这些史料分成四个时段：
竺可桢重建的中国气候变迁过程
（1）公元前3000—公元前1100年（考古时期），信息主要来源于甲骨文；
（2）公元前1100—公元1400年（物候时期），信息主要来源于历代的史书，但除一些诗歌和文学作品外，很少有详细的区域报告；
（3）公元1400—公元1900年（方志时期），信息主要来源于地方志；
（4）公元1900年以后（仪器观测时期），信息来源于仪器观测数据。
但是气候也不是一直在变坏，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苦难，在15世纪中期那场可能是因为火山喷发物阻挡阳光照射而引起的气候变冷之后，该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不仅出现了气候回暖，而且中国的经济也开始复苏，并在16世纪的全球经济中得到了令人瞩目的扩张。大量白银从日本流入中国，作物的产量也不断增加，欧洲人于是乘坐着小型卡拉维尔帆船努力寻找着通往亚洲最富庶国家的航路，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新大陆及其巨量的黄金、白银财富和玉米、甘薯、花生、西红柿等新作物，而这些美洲作物也都随之进入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人们的农业轮作体系。这些全球性的气候、经济和环境变化的组合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位学者就把这种各大洲、人民和经济之间较以往更为紧密的联系看作现代世界史的开端。
在17世纪，中国遭遇了无数彼此交织重叠的危机：农民骚乱和起义、土匪和海盗、国际和国内贸易引起的混乱、流行性疾病、满人入关以后长达40年的战乱以及数十年严寒天气导致的农业歉收。战争、饥荒、疾疫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死亡，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整个帝国人口的严重下降，从1600年的约1.5亿减少到1650年的1.2亿，直到1680年代以后才逐渐开始恢复。
研究17世纪世界的历史学家都会发现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和政治混乱，不仅是中国，俄国、英国和法国也都如此。在这一全球性的背景下，历史学家对17世纪全世界的普遍性危机充满了好奇，并试图寻找它们的共同原因。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全球气候的“小冰期”。它所界定的是14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小冰期”指的不是气温的均匀下降，也不是逐年下降，事实上，即使是在“小冰期”里，有几年甚至几十年都相当温暖。但总的来说，全球气温还是明显下降的，并导致了冰川的持续增长。在最近的一本书中，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探讨了他称之为“致命协同效应”的小冰期低温与世界各地的政权崩溃，从而导致他说的“17世纪全球危机”。
中国气温最低的时期主要出现在1610年代、1630年代、1650年代和1680年代。小冰期的影响甚至在南方亚热带的岭南地区也可以看到，在1614年突然变冷之后，从1616年的晚收开始发生了长达两年的旱灾，一直持续到1618年春季的冬小麦收获，这次旱灾影响了广州府和惠州府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广东东部各县大都出现了“饥”、“大饥”和“骚动”的报告，日常从外地输往惠州归善的粮食断绝，迫使当地官员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赈济。
1614年前后的气候显著趋于干冷，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干旱，尤其是长达一年以上的干旱加上雨季未能按时到来而导致的旱灾，显然会导致农业产出的严重下降，形成当时方志所记载的“饥”或“大饥（荒）”。更为不易被觉察的低温和少雨也会降低粮食产出，虽然没有17世纪关于这一现象的明确史料，但我们可以从18世纪的史料和现代研究中了解到，低温会缩短作物的生长季从而降低产量：作物每天的生长时间越短，最终的产量也就越低。
在华南的丘陵和山区，如广东北部，农民通常只种植一季作物，因此，气温下降对于产量的影响可能要小于种植两季或三季作物的南部地区。而在土地肥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原本可以收获两季甚至三季作物，生长季的缩短则迫使农民在几种情况之间做出选择：或者在第一季作物尚未完全成熟之际就对其收割以确保第二季作物能够按时种植和收获，或者冒第二季作物来不及充分成熟的风险，或者为了避免第二年遭受霜冻的风险而少种一季作物。随着1610年代的气候变冷，农业歉收、粮食短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饥馑都不断增加，并在17世纪中期达到了顶峰。
清朝饥民
在岭南以北，1580年代和1640年代的两次流行病席卷了城市和乡村。这两次时疫都与自然灾害引起的饥荒接踵而至，邓海伦（Helen Dunstan）曾对1640年代长江下游地区的这些突发事件进行过总结：“1640年连绵不断的暴雨引发了洪水，1641年的干旱和蝗灾，持续到1642年和1643年的旱灾和饥荒，再加上1642年夏末毁灭性的洪水，导致了米价的上涨……到1641年冬天时，‘市面上已经没有稻米出售了，或者即使有，也没有人会过去询问’。”普通百姓吃的是“糠皮、树叶、树皮、草根……人肉、雁粪和泥土”。
饥荒和食物短缺会降低人们对各种疾病的抵抗力，这往往是饥荒期间人口大量死亡的实际原因——并不是单纯的饿死。在干旱和很差的卫生条件下，伤寒病菌会迅速传播，斑疹伤寒和痢疾是最常见的“饥馑热”。但由于大部分中文史料仅用“疫气”指代这些传染病，我们还无法确知17世纪中期从长江下游传播到华北平原的时疫究竟是哪一种疾病。邓海伦基于第一手的史料，认为当时有痢疾、某种致命性的发烧、疑似脑膜炎和鼠疫等好几种传染病。在被这些疾病直接传播到的地方，死亡率可能高达90%，当然并不是所有疫病传播地区都是如此，但历史学家都相当肯定1640年代的死亡率和破坏性是非常严重的。
上述危害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自然灾害、饥荒和流行病，因为这些都是与两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相伴而生的，后者既是这些灾害和疾病的原因，也是它们的结果。其他著作已经对这些起义的细节进行了介绍，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些农民起义直接导致了1644年大明王朝的终结和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缢死在紫禁城北面的煤山上。但这些起义的农民并没能建立起一个新的王朝，长城以北的满族在气候变冷从而导致收成下降的压力以及一位更倾向于满族而不是农民军的明朝将领的帮助之下，侵入中原并统一了中国，在此之后，满族不仅统治了长城以内的广大地区，而且在18世纪中期征服了北面和西面残存的草原游牧帝国。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与19-20世纪的中国饥荒
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每年气团在大地上的摆动——我们所说的季风——会在春季和夏季从东南面的太平洋上带来暖湿的气流，于是，滋养生命的雨水从热带的南方来到相对干燥的北方地区；而到了冬季，又会吹来干冷的西北季风。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靠雨水浇灌的农业非常依赖规律的夏季季风和降雨，通常的情况是，夏季季风—降雨—庄稼生长—秋收，从而支撑起华北地区的人口。如果季风没有到来，庄稼就会枯萎，从而面临歉收和危机的逼近。如果第二年的雨季如期来临，或许还能避免一场极其严重的饥荒；但如果干旱持续到第二年甚至第三年，那么大规模的饥荒就几乎是肯定的了。
气候学家已经指出，季风性气候广泛影响着非洲、欧亚大陆和南美洲的东西海岸，并在数十年来一直努力寻找着一种能将它们联系到一起的解释，这就是在1980年代提出的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美洲人更熟悉的厄尔尼诺现象，是指12月中下旬秘鲁海岸出现的周期性异常暖流（因为在圣诞节前后，因此命名为“厄尔尼诺”，即圣子耶稣），会给北美洲的部分地区带来强降雨。
麦克·戴维斯（Mike Davis）曾对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给出过一个简明的解释：“在季节性周期的背后，厄尔尼诺-南方涛动是全球气候最重要的变动原因……能够给五个大陆四分之一的人口带来麻烦。”在太阳能推动全球气候变动并通过信风、季风与洋流在全球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影响这一过程的某些因素导致太平洋两侧原本相互独立的寒流和暖池汇聚成为一个巨大的暖池，于是厄尔尼诺现象就出现了。但厄尔尼诺现象并不仅仅会给北美地区带来强降雨，太平洋水温的变化还会中断东亚、南亚以及东北非和巴西海岸正常的夏季风，这就是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的“全球遥相关”过程。
气候学家发现了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的机制之后，随即开始在秘鲁和其他地方搜索其迹象的历史记录，并提出了代理测度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事件强弱的方法：与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事件的遥相关越显著，其影响也就越强。对历史数据的重建表明，强烈的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事件导致了中国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的好几次干旱，分别发生在1876年至1878年，1891年，1899年至1900年，1920年至1921年，以及1928年至1930年。这些旱灾有时还会与洪水接踵而至，于是在那些国外赈灾人员那里，为中国带来了“饥荒的中国”的称谓。
我们无法深入考察每一次灾荒，但我想至少可以先指出这些旱灾的严重性及其造成的死亡情况。1876年至1878年的旱灾首先发生在华北的山东和直隶两省，然后蔓延到山西、河南和陕西，这些省份的人口合计大约有8000万，其中估计有950万~1300万人死亡。1920年至1921年的旱灾导致了大约3000万人民受灾，其中约50万人死亡。在1928年至1930年，旱灾覆盖了北方的八九个省份，共有5700万灾民和1000万人死亡。
这些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而如果我们把它们与同样受厄尔尼诺-南方涛动造成旱灾影响的印度及其他地区加总起来的话，那么19世纪全世界因旱灾而导致饥荒的总死亡人数为3170万~6130万。但这么严重的灾难和死亡并不是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引起旱灾这个单一原因所导致的，在中国，从1840—1842年鸦片战争开始长达一个世纪的帝国主义侵略，再加上内战和叛乱造成的损耗，导致清帝国元气大伤，失去了向灾区调动资源提供救济的能力。在1911年清帝国崩溃以后，中国又长期缺乏任何形式的中央政府管理，地方各自为政且只能依靠本地资源，使得两者都不堪重负。国际赈灾机构从20世纪初开始向中国提供援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旱灾造成的严重影响。即使是在1927年相对有力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蒋介石虽然通过一系列的交易将各省军阀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辖，但他们之间的混战更加剧了1928年至1930年的旱灾。
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引起的严重干旱并不一定就会导致大量的人口死亡，清政府应对1742年至1743年那场同样严重的旱灾的成功就证明了这一点。但那时的清政府相对年轻而富有朝气，既没有国内的起义，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也要等到八十年后才会到来，国家的资源丰富，政府的能力又很强，自然环境方面的压力也还没有形成危机。事实上，李明珠就将这一时期称为“清朝盛世”（The High Qing Model）。清政府不仅派出好几批官员调查山西省的旱情，还组织了钱粮的输送以提供救济，设立粥棚，从国家粮仓中发放粮食以平抑粮价，并在灾后提供种子、农具和税收减免来恢复农业生产与运行。
近年来魏丕信、麦克·戴维斯和李明珠对中国赈灾措施（或缺乏措施）的研究，都集中阐释了处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政治与社会大变局中的中国政府，无力再像18世纪清朝黄金时期那样调动资源了。但在19世纪时，还有另一个因素也加剧了这种高死亡率，那就是可以为野生物种提供栖息地的森林和湿地都已经被砍伐或填充了，这或许产生了更多的耕地，但遭受旱灾的农民家庭再也无法从这种自然储备库找到鹿、鱼、龟或其他可以吃的东西了。因此，随着1876年至1878年干旱的加剧，粮食价格暴涨，“难民们只好以那些没有任何营养价值而只能提供饱腹感的所谓食物来充饥，人们把那些松软的石头捣碎成黏土，和糠皮混合在一起再烘烤食用。（房屋周围的）树皮都被剥光了，做成的饼子可以卖到5~7个大钱一个，但摄入这类食品会使人因便秘而死亡。粮食的价格是往常的三到四倍”，这意味着有钱人可以买到食物而在旱灾和饥荒的蹂躏中活下来。
（本文摘编自马立博著，关永强、高丽洁译，《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