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三十多年后，作家王跃文推出了《喊山应》，讲述自己的故乡，“检讨”自己的文学和人生。
《喊山应》，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版
王跃文出生于湖南溆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老家县政府办公室，之后又调任怀化市政府、湖南省政府，做了十多年公务员。1999年，他的长篇小说《国画》出版，塑造了朱怀镜这样一个颇有代表性又非常有特色的人物形象。2013年，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推出，王跃文又塑造了一位被康熙评为“可称完人”的大臣陈廷敬。除此之外，他还有《梅次故事》、《苍黄》等小说，以及杂文、随笔等等作品，但是因为题材多以官场为主，王跃文被贴上了“官场小说”作家的标签。王跃文很反感这样简单粗暴的分类，“我只是恰巧在生命中的某一个年龄段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场域中，我熟悉在这个场域中生活的人”。通过这一题材的书写，王跃文的笔下想要描摹的还是其中的人情、世界。
而王跃文的杂文，很似他湖南人的个性，有鲁迅的遗风，大胆、真实地反映自己的内心，针砭时弊。就比如新书《喊山应》中，他提到《国画》出版后“发生了一些故事”，甚至在参评某文学奖时，还引出了一些花絮，被领导约见，要他退出评奖。
为什么要“检讨”自己的文学和人生？为什么反感“官场小说”的标签？他如何看待文学和现实？近日，澎湃新闻专访了作家王跃文。
王跃文
澎湃新闻：新书《喊山应》的副标题是：检讨文学与人生，为什么用“检讨”这个词？回顾自己的创作，有没有什么后悔的文字？
王跃文：“检讨”二字多义，我用的是其总结分析与研究的意思。过去多年人们对这个词的意义理解狭隘了。当然，我在这本书里也有对自己文学与人生的反省。我虽没有“悔其少作”之意，但比之当年，我现在的世界观和文学观还是有演变和进步的。小说怎样在虚构中真正洞察人生和世界的真相？怎样立于现实而又穿透并超越现实的局限性？怎样在冷峻的呈现中传递出力量与慰藉？包括小说的叙述手法、语言等等，我试图做一些再思考。但这部书还是出得比较仓促，所思依然浅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这里的“检讨”就是人们通常理解的意思吧。
澎湃新闻：写作了三十多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开始追溯自己的文学原乡？
王跃文：这本书是因特殊机缘而写的，但也很有写的必要。我的确应该好好“检讨”自己了。我往岁月深处走，依然对许多人与事感到糊涂，生活在不停地前进和变化，曾经有的答案现在又变成新的问题，人总是在不断的追问中。我希望能不说自己今后必定后悔的话，不写今后必定后悔的文字。每次想到白居易“饮啄杂鸡群，年深损标格”这两句诗，我都会好好“检讨”和提醒自己。
澎湃新闻：你很反对、反感“官场小说”这个标签，除了它遮蔽了你的其他非官场题材的小说创作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王跃文：任何被类型化描述的文学都不是好的文学。我的所有小说都基于对人性的理解与洞察，我只是恰巧在生命中的某一个年龄段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场域中，我熟悉在这个场域中生活的人，通过对他们的描写，我试图反映与他们相关的这个广阔复杂的世界，呈现某一个时段历史的特征。我对笔下的人物都是怀有善意的，不论他是明亮的或是灰暗的，我都想究其所源，揭示生活真相。如果说我把某个场域的人物写得极其生动鲜明，只能说明我写得很成功，很真实，甚而“真实到虚幻的地步”。应该说，我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文学的人物画廊，我所有的小说出发点都是向善向上向美的。
澎湃新闻：《大清相国》中的陈廷敬是你认为的理想的为官之道吗？而这种理想，看似最难的是全身而退？
王跃文：《大清相国》这部小说，我有意表现知识分子身上的某种崇高感，我试图通过陈廷敬的塑造，诠释延续在中国古代士人身上的家国情怀和修身立德的情操。知识分子的持守，他们对家国的抱负与奉献，在当下更具有特殊重要意义。陈廷敬是三百多年前的古人，他作为前贤值得后人学习。但是，倘若三百多年以后的中国人仍只在简单地学习前人，这肯定是与时代的进步不相符的。陈廷敬作为历史文化资源而存在，他身上有许多高贵的品质和智慧，后人应该好好汲取。不管时世如何演进，很多基本价值是不会变的。
《大清相国》
澎湃新闻：你的文学启蒙是外国文学，尤其是契诃夫，契诃夫曾说：比较优秀的作家都是现实的，他们的作品写的是现有的生活，但除此之外，也能让读者感受到应有的生活，你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
王跃文：不能说我的文学启蒙是外国文学，我知道您这是从网络搜索看到的说法。某网站关于我的很多介绍都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我曾经自己修改了发过去，收到的回复是“你的信息来源不可靠”。且不说这个吧。但契诃夫这话我是同意的。他的所谓“现有的生活”指的应该是作家对现实的逼真描写，难免有暗黑和苦难；而他的所谓“应有的生活”当指作家在作品中展示的理想主义光芒。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都是给人类以希望的。
澎湃新闻：你很少谈及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为什么？
王跃文：我的很多当代中国同行很优秀，他们有很多优秀作品，我读过不少，有些很赞叹。有些作家就是我的好朋友，在生活和事业中也相互鼓励，相互温暖。作家各有面目，各有所长，都在为当代文学做贡献。至于怎么评价，交给评论家和文学史吧。
澎湃新闻：很多评论家说你有湘楚“狂士”的风范，你在书中也分析了自己的性格，很湖南，确实很敢讲，比如提到《国画》去参评某文学奖的花絮等等，你在写作时会担心文章发表后引起一些人的不悦吗？
王跃文：我只想真实、诚实地去呈现这个世界，拓宽文学的表现领域，加深文学中对人性的洞察与挖掘，我想用文学的方式给至少某一部分生活去蔽明善，这个目的有没有达到，或者有没有部分达到，只能由作品说话，由读者说话。我的写作初衷是诚实和善意，这是一个作家应该秉有的良知。我的老家有种职业叫“唱摇钱树”。每到春节，唱摇钱树的人手里拿着扎了红纸条的树枝，跑到别人家门口去唱：“摇钱树到你家，富贵向荣华，人也发哪家也发，养个儿子上清华！”至于是唱“上清华”还是唱别的唱词，只看主人爱听什么。过年图吉利，唱摇钱树是应景的。文学是庄严的事，人间也不可能天天过年。作家只为取悦于人而写作，不如到我老家去唱摇钱树。
澎湃新闻：阅读你的文章时就会令人想到鲁迅，而之后你也提到了自己的写作受到了鲁迅的影响。你觉得，如今我们读鲁迅的杂文或者写作鲁迅那样的杂文的意义在哪里？
王跃文：我十分敬仰鲁迅，但终生不能望其项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鲁迅先生有大爱恨和大情怀，有深邃的思想和伟大的人格。鲁迅先生必与日月同辉，任何轻薄之徒都无法撼动他的历史地位。我越读鲁迅越清醒，越读鲁迅心里越坚韧又越柔软。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鲁迅冷峻之下对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大爱大痛。大痛皆因大爱。鲁迅先生这种情怀，任何时代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时代的文学，若没有对整个民族精神面貌的观照、反省、照亮，必是对这个时代的辜负。
《国画》
澎湃新闻：提到文学奖项，《国画》、《大清相国》等都没有获得过重要的文学奖，你会有一些遗憾吗？你现在对自己的作品获奖是什么态度？
王跃文：文学奖是好事，能鼓励和褒奖好作家好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为读者立一个文学标杆。但也不那么绝对，文学奖不是评价文学的唯一标准，这是不用讨论的常识。小声说一句，我也是获过一点奖的，我很高兴。在文学上，我的态度是：只管耕耘，力争对得起读者。
澎湃新闻：书中你提到面对现实，文学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曾经，比如在1980年代，文学对现实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你认为，为什么现在文学对现实的力量变弱了？
王跃文：文学对现实的影响力从来没有人们描述的那么大，哪怕它在您所说的上世纪80年代。只不过那时候社会单一，容易形成焦点。仅此而已。但是，文学的力量又是不能低估的，它对人的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它为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传神塑形。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文学是千秋万代的事。文学现在的影响力并不是变弱了，它从来便是如此。文学是文明之火，永远不会熄灭，但也很难有燎原之势。那种广场上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现象不是文学的常态。
澎湃新闻：湖南方言“不懂味”的意思是不识时务，你写过《我不懂味》，鄙视了庸俗的实用主义哲学。不过，个人觉得作为作家在观察世情、体验生活时往往需要“识时务”才能塑造好人物，你是如何把握和区分不懂味和识时务这两方面的？
王跃文：你提问中的两个“识时务”意思是不相同的，你说的是两个概念。前面那个“识时务”，指的是世故和圆滑。这是我反对和厌恶的。后面那个“识时务”，指的是懂得人情物理，即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是小说家应有的基本功夫。
澎湃新闻：有什么新的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吗？当下席卷全球、对人们生活影响颇多的疫情，有没有给你创作的灵感和冲动？
王跃文：正在写作新的长篇，不便详说。两年多的疫情，我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与伤痛，也看到很多勇毅和光芒。我自己也在疫情最早时写过一首诗，有自我的灵魂反省，有对抗疫战士的赞扬。但愿疫情早点过去，人们的生活恢复正常。祝福我们国家，祝福我们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