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识别《胡先骕全集》图版历史人物的过程中，有张照片最考验我们的智慧：旁边的人都认出了，却偏偏认不出最突出的C位！
中国科学社第十四次年会摄影，1929年，北京燕京大学（编号为作者所加）
带头大哥
1929年8月21日下午6点，中国最重要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第十四次年会，在北京西郊燕京大学的贝公楼前留下了这张六十一人的大合影。有了两年多辨识民国历史人物照片的经验，我们总共认出了其中的四十多位。第一排尤其认得全：1号吴雷川，2号任鸿隽，3号姜立夫，5号翁文灏，6号竺可桢，9号俞大絪，10号曾昭燏，11号黄人望，12号何鲁，13号胡经甫，可正中间的7号是谁？
这位不知名的7号先生身材高大，平头华发白须，年约六十，不戴眼镜、布衫布鞋、肚子微腆，脸上挂着憨厚的笑容，似有一股粗朴的武夫之气，在一大群细细瘦瘦、文质彬彬的年轻人中间很是突兀。于是我们管他叫“带头大哥”。
种种努力
照片源自1929年11月的《科学》杂志第十四卷第三期。正文《年会记事录》里给出了先后到会的七十余名科学社社友名单。对照名单，我们一一核对了他们的形象，并不见“带头大哥”！所以我们判断他并不是中国科学社的社员，这倒也符合我们初步的观感。
中国科学社第十四次年会到会社友名单
既然不是社员，会是主人么？1929年恰逢燕京大学建校十年，并正式建立文、理、法三学院，成为综合性大学。燕大对本届科学社年会极尽地主之谊，“吴雷川校长、司徒雷登教务长”出面“对于本社社友，皆表热烈欢迎”。校内“胡经甫、韦尔巽、李汝祺诸教授”也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正式会员。除了司徒雷登，我们在合影中找到了《记事录》里提到的全部燕大人物，那么只好暂时排除“带头大哥”是燕大教授的可能性。
既然不是主人，会是嘉宾么？《记事录》里说“到会来宾有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傅斯年身矮体胖，肯定不是。李煜瀛（字石曾，1881-1973）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故宫博物院首任理事长，并兼任中法大学代校长。李石曾到会并发表了演讲，如果参加合影，理应被尊于C位。因此有几个朋友坚持认为大哥就是李石曾。但这两人气质迥然不同，李石曾霸气十足，大哥憨厚可掬。李石曾在1926年遭北洋政府通缉而逃亡，于是有朋友猜测他因此而改变发型，逃亡又导致容貌憔悴。但这个推测实在牵强。李石曾在演讲里提到“近以多病，不能大声说话……故不能多讲。”开幕典礼历时两个小时，李石曾应该是讲完话没等到合影就离开了。
“带头大哥”（左）与李石曾（右）照片对比
“带头大哥”站在C位却不被列名，颇为反常，胡晓江老师由此猜测：“也许是科学社年会组织者迫不得已请他参会，但学者们不喜欢他，所以记录中连名字都不提。”那么，学者们一般不喜欢谁呢？自然是政客。
于是我遍查1928年到1937年间的北平十任市长：何其巩、何成浚、张荫梧、王韬、胡若愚、周大文、袁良、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又把北洋直、奉、皖各系军阀的影像资料，以及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的所有教育官长捋了一遍。结果发现了很多“有点像”的人。如1928年的北平市长何其巩、军阀吴佩孚和徐世昌，1925年段祺瑞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王九龄、陆徵祥内阁的教育总长陈振先等等。单看某人的某张照片，都能找出与大哥某些相像的地方，但找出此人更多的照片来对比，就又不像了。再结合这些人在1929年8月的行踪，最后全部否决。
左起：何其巩，吴佩孚，徐世昌，王九龄，陈振先
于是我们再一次祭出头脑风暴，胡晓江老师想到：“该不会是前清遗老？”可是，科学社年会里怎么会出现八旗王爷？接着我们马上想到，胡先骕在1950年《京师大学堂师友记》里回忆过不少当年的老师。于是我又用了一天时间查阅此文中提到的老先生，如孙家鼐、张百熙、柯劭忞、林琴南等。但他们要不早早去世，要不脸型不似，要不经历不符，仍然无解。
之后，我们请纪录片《北洋大时代》团队帮忙，无果。只好寄希望于名人图册。先查《中国近现代名人图鉴》（熊治祁主编），该书收录了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政治人物为主，旁及军事、文化、经济、科学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近六百位，没有收获。再看《中国近现代人物像传》（南京图书馆编），内含四千多位近现代历史人物的照片或画像，收录数量是同类图书之冠。结果发现其中金岳霖、张树森/张树桐的照片有误，范源廉和夏瑞芳的文字介绍有错，却还是认不出带头大哥。
看到这个份上，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苍天不负
几个月折腾下来，近乎技穷。我们好几次打退堂鼓，互相宽慰道：“算了算了，已经认出四十多位了，留点工作有待高明去做。”“C位人名空着就空着吧！”但说归说，终究意难平。我们连合影后排李石曾的女婿都能认出来，难道真的认不出“带头大哥”么？更何况我们不做，又有谁会去做呢？
再次凝视“带头大哥”，他面相憨厚，但气场强大，而且还似曾相识。他既然出现在这张合影里，那为什么不能出现在同时代另外的合影里？于是，我翻出了家里几十本科学家及文史学人图传，作最后一搏。
苍天不负有心人！在看了一打学人图传后，我在《陈垣图传》（刘乃和等编，北师大版）第41页看到了这幅并不清晰的合影。电光石火之间，我确信找到了，前排右五的白发男子就是“带头大哥”！
辅仁大学史学系教师和应届毕业班同学合影，1931年
此书只明确了陈垣在前排右三，但同时给出了蒋梦麟、马衡、张星烺的名字。蒋梦麟和马衡的形象烂熟于心，看到“张星烺”的名字，我马上记起曾在《现代学林点将录》（胡文辉著）里见过他的标准像。几处一对，一拍即合，哈，原来大哥就是张星烺！
大哥揭秘
张星烺（1888-1951），字亮尘，江苏桃源（泗阳）人，著名中西交通史专家。他的人生颇为传奇，十八岁入哈佛大学学化学，后来去柏林大学学生理化学，但闲暇时“以作史地研究为乐”。回国后在汉阳兵工厂、江苏公署工作，复受聘北京大学预科担任化学教员，兼国史编纂处特别纂辑员。1917年去日本治病时，被蔡元培委托搜集国史材料。张星烺在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看到外国学者出版了很多关于中外交往历史的专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却没能充分利用。民国以后，西方汉学及东方学迅速发展，推动了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但中国甚少这方面的专家，以致于中国版图之内的问题也只能“待他人为之解决”。此种现状刺痛了张星烺，他于是投身其中。1922年至1926年任青岛四方机车厂化验室主任期间，在工作之余完成了《马哥孛罗游记导言》（中国地学会，1924年）与六册一百二十万字的史学代表作《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年）。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是明末以前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的史料摘编，涵盖了古代中国与欧洲、非洲、阿拉伯、亚美尼亚、犹太、伊兰、中亚、印度的交往。张星烺同时使用中外文献，从海量的史籍中“发现了很多此前无人知晓，或仅凭猜测的中外关系史实。”（奥图尔：《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英文序言，转引自顾钧：《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的“Preface”）。例如张星烺从《隋书·北狄传》里找到可靠证据，证实了匈牙利人是匈奴人的后裔；在《支那名号考》里，他将九种文字的外文文献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新唐书》《宋史》等古籍进行对照，考证出“支那”实为“秦”字之转音。
“中西交通史在国内具有相当创新意义，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北平各校史学系纷纷相邀讲授此类课程。”（李乐：《张星烺与辅仁大学史学系》）1927年，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聘请张星烺到辅仁大学历史系任教，并担任系主任。张星烺与陈垣、向达、冯承钧、方豪等人，一同开创了中西交通史的体系。1929—1940年间，张星烺在燕大主讲中西交通史、宋辽金元史等等（《燕京大学史稿》）。此外张星烺还在北平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兼授史学课。
据张星烺的儿子张至善回忆，1928年张星烺还曾在北师大开过高等有机化学课，史学家牟润孙盛赞道：“一人而曾任文理两科教授，大概以张亮尘先生为第一人。”张星烺“在讲历史课时也常融合文理。有一次他把我国古代发明的火药和现代火药相比时，信手在黑板上写了许多化学反应式，详细解释，让听讲的文科生不禁瞠目相对”（来新夏：《鹤发童颜亮尘师——记张星烺老师》）。
张星烺出身化学却钟情于史地，无疑受到了父亲张相文的影响。张相文（1867-1933）是中国现代地理学初起时的代表人物。他编写了中国第一本地理学、第一本自然地理学和第一本地质学教科书，今天常用的“教科书”一词即发轫于此。张相文于1909年发起了中国第一个地理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并长期担任会长，还创办了中国第一种地理学术期刊《地学杂志》。张星烺所选择的“中西交通史学”，完美地体现了他的地学家承与史学爱好。
半路出家的张星烺能登上历史学讲台，除自身努力外，还得益于陈垣的慧眼识才。史学大家陈垣在几十年的辅仁校长任上，“超越学派观念，极力揄扬不甚知名的饱学之士”（牟润孙：《敬悼先师陈援庵先生》），聘用了一班“不经审查，没有教学资历，或者学位”的人：史学系主任张星烺没有文科学位；国文系主任余嘉锡是前清举人，什么学位都没有，但是擅长“研究目录之学及古今著述体例、学术源流”（见袁一丹：《陈垣与辅仁学派》）。旧京“有许多人，靠着微薄的薪俸以维持其生活，而将治学研究作为生命的寄托，理乱不闻，自得其乐，一旦被罗致到大学来，皆能有所贡献”（台静农：《北平辅仁旧事》）。辅仁学派由此产生。
鹤发童颜
张星烺参加1929年中国科学社年会时仅四十一岁，并非先前猜测的年近花甲。从张星烺各时期的照片可以看出，他很早就白了头发，并且他的老相在当时已经相当有名。
张星烺各时期像（左至右：约1928年四十岁，1929年四十一岁，1931年四十三岁，1938年五十岁，时间不详）
辅仁大学校长秘书台静农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亮丞先生因病的关系，不到四十岁，须发皆白，面孔又异于常人的红润。一次他搭胶济火车，没得座位，张宗昌的兵看他那样的老，居然让座给他。援庵（陈垣）先生喜拿这事向他开玩笑，说他鹤发童颜，张宗昌的大兵都被感动了。”（台静农：《北平辅仁旧事》）1937年夏，柳诒徵在镇江遇到久别的张星烺时，发现他已白发朱颜，酷似其父张相文。另外，辅仁大学历史系1942级新生来新夏，对张星烺的第一印象就是“鹤发童颜，慈眉善目”，“面上总是带着一丝笑意”（来新夏：《鹤发童颜亮尘师——记张星烺老师》）。
厚德师长
再查下去，“带头大哥”憨厚的笑容也有了依附。1942年毕业的万心蕙是辅仁历史系最优秀的学生。她自幼失怙，家境贫寒，依靠奖学金和亲友的资助勉强支付学费。张星烺始终挂念万心蕙的发展，抗战胜利后得知燕京大学即将从成都北归，张星烺急忙从北京鼓楼方砖厂街的家里一步一步走到东单，去找燕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洪业教授，为万心蕙了解燕大研究生院的复员情况。多年之后，洪业告诉万心蕙说：“张先生对你真是比自己儿女还关心，他步行到我家，把鞋都走破了。”（万心蕙：《回忆张星烺先生》）在“容颜慈和，实有父母生徒之态”的张星烺帮助下，万心蕙考上了燕京大学史学研究所，以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万心蕙后来嫁给了历史学家王桐龄的儿子王霈。近半个世纪之后的1989年，万心蕙夫妇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设立了“王桐龄、张星烺奖学金”，以表达对“为教育献身的人的一个敬意”和对忠厚师长张星烺的感恩之情。
未解之谜
大哥的身份是解决了，但我们的疑问更大了。中国人合影讲究论资排辈，这是中式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具体体现。合影中比张星烺年龄长、资历深、名气大的大有人在，为什么这位四十一岁的历史教员会站在中国科学社合影的C位呢？
如果张星烺是代表他的父亲、中国地学会会长张相文参会，《年会记事录》不会未作提及。是不是那天张星烺恰巧到燕大送他的《马哥孛罗游记》译稿（同年燕大图书馆资助出版了第一册，余稿散佚），或者是因编撰《燕京学报》而去燕大，受到科学社中老朋友竺可桢和翁文灏的邀请而加入合影？也许就是老友们效仿张宗昌士兵让座的梗，幽他一默，请他站C位？
历史长河中的这一瞬间，或许举足轻重，或许无足轻重，恐怕永无答案了。
经验何在？
文字和图像是史料这枚硬币上的正反两面。图像会提供文字材料无法给予的历史真相，也会设置文字材料遭遇不到的难题。回顾寻找大哥的过程，充满了种种意想不到。
有图有真相吗？我们后来发现张星烺的单人照片都是戴眼镜的，但为什么合影里却看不到呢？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分析，那天合影时的光线和角度、照片上的噪点，使他的无框淡色眼镜消失得无影无踪。
以貌取人吗？识图的题中之意就是“以貌取人”，但偏偏张星烺的相貌如他本人一样“不走寻常路”。他的“鹤发童颜”，使我们重点查询的年代直接偏离了二十年。他质朴粗粝的气质，更是把我们引入了“军政名人”的歧途。
人以群分吗？历史照片是固定下来的历史情境。如果人物符合情境，答案就简单很多。而张星烺现身于科学社年会合影，实属“出圈”。认出张星烺之后，我曾将这张照片示以一位历史学人朋友，他轻易地认出了张星烺，但完全不认识周围那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们。如何在大千世界中确定一个人所在的“圈子”，才是真正的难点。
处理浩瀚的历史材料，是否有技巧可言？其实，作为历史学家的张星烺已经给出了答案。他翻译《马哥孛罗游记》，“于举世不为之事，独任其难，十年以来，锲而不舍。”（柳诒徵：《马哥孛罗导言》序）为了编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张星烺搜寻了多达两百七十四种中文文献和四十二种外文文献，将“外国记载，证以中国事实；或中国记载，证以外国事实”。张星烺感慨：“至若清理中国旧籍一事，其难（较翻译西书）何啻十倍……从事搜查，犹之泅海底而探珍珠。往往搜查丛书一部，耗费光阴数月，而所得仅一二条可以适用，甚至无一条可用者，亦有之也……盛暑挥汗，严冬呵冻，未尝辍笔。凄风苦雨，孤灯寒月，费尽心力，始得毕业。书或容有疏漏，而十余年之心力，瘁于此矣。”（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序言）
原来，这位“带头大哥”早已深谙我们看五千人照片找他的艰辛与乐趣。那么套用他的话就是，识图或容有疏漏，而遍览五千余图以寻一人之心力，瘁于此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