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8日，“新文化的射程——历史综合如何可能”工作坊在中间美术馆顺利举办。本次工作坊在季剑青《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学与思想论集》和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运动》两本新书出版的基础上，围绕近年五四新文化研究的新思路与新动向进行研讨。与会嘉宾有：王东杰（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浴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宋声泉（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丽华（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季剑青（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金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孟庆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袁一丹（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先欣（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徐佳贵（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高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此外，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出席了工作坊的圆桌讨论。
中间美术馆馆长卢迎华致欢迎辞。李浴洋介绍了本次工作坊的主旨。在过去二三十年间，五四新文化的研究积累了诸多新的成果，甚至形成了某种新的范式。季剑青《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学与思想论集》和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出版，体现出新一代学人与新文化运动对话的努力。新文化作为一种“活的传统”，真正的意义是对晚清以降的中国与世界的无往不在的介入。工作坊主题中的“射程”二字，表明新文化运动和中国过去、当下、未来的命运都息息相关。这次对新文化运动的相关研究进行的探讨，嘉宾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希望能够带来新的学术方向感和历史认识的可能性。
与会学者合影
第一单元由王东杰主持。高波做了题为《新文化的历史纵深》的报告。他认为“射程”这个词点出了新文化运动既传统又现代的特征。“射”的方面，新文化运动有两面性，既有发箭者，亦有受箭方，运动发生时受箭的是士大夫，而近十年新文化和五四也已是箭靶了，被射得遍体鳞伤。“程”的方面，季剑青试图将新文化运动放在较长的历史过程中把握，同时也关注空间尺度问题；袁一丹则更注重新文化运动指向当下的这一面。季剑青书中最后一篇文章《“早期现代中国”论述的谱系与可能性》讨论的是近代和早期现代的问题，历史学也有近代和现代的端点问题，改革开放以后，现代的端点从五四运动向辛亥革命的移动，这不仅是个学术过程，背后也有很强的思想与政治因素。辛亥革命是站在晚清的延长线上的，而清末革命的底色是复古运动，主张回向明清之际；“五四”则决意与过去告别。以上是结构方面，从个人生命史来看，从五四到1923年、1923年到九一八、九一八到抗战，这三个阶段大体也是五四青年成长为五四中年的过程。袁一丹由硕士阶段对五四新文化的研究转到博士阶段对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研究，正面对着这一五四青年变为五四中年的问题。个人和时代的中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成熟还是衰败？这是个问题。袁一丹的书里提到中年胡适以“逼上梁山”解释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强调文学革命的偶然性，主张这是少数几个人的选择，这个解释偏离了胡适青年时期的看法，那时他主张的还是社会不朽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当事人，中年胡适改变了对运动本身的解释，也是改变了对青年胡适的看法，这一从青年到中年的转变，既是个人性的，也透露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时代心情”。
金理的报告题目是《如果将新文化运动研究想象为一种“地域史”》。他从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谈起，该书注重“文化的交错互动”，全球史取向鲜明可见，关注旅行与跨国，并将现代文学史的开端推到晚明思潮，与晚清一起形塑了早期现代的图景。在这样的历史图景之下，应该如何调和众声喧哗与感时忧国，如何调和消费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呢？季剑青书中的文章《什么是“现代文学”的“现代”？》《“早期现代中国”论述的谱系与可能性》认为，中国的现代并非早期现代文学的发展，早期现代文学是消费性的，而现代文学是生产性的。复旦的师长也提出过相近思路，如陈思和从先锋与常态的角度谈论“五四”新文学，李振声则将现代文学的源头追溯到晚清的思想及学术运动而非晚清文学。金理注意到，袁一丹将新文化运动溶解为未定型的新名词，把“鱼”重新置于“水”里，置身于历史现场，对新文化运动的对手方和地方势力都有关注。新文化的内部也有异质性，有的被放逐到了边缘地带，比如刘半农与《何典》的事例就呈现出新文化运动自我排斥和压抑的面向。袁一丹的研究当中有一种“余味”，这和知识周密、考据严谨都不同，读者总能够通过阅读感受到作者对历史中个人挣扎的同情。这其实就是人文关怀。金理借鉴鲁西奇的观点，将所谓“地域史”视作一种区别于地方史和区域史的研究方法，它强调必须在本地与外部、局内观察者与局外观察者之间不断移动。而季剑青和袁一丹两位的学科出身和学术自觉，使他们获得了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灵活立场。比如，季剑青之所以坚守“早期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无法混同，显然是要认领“五四”新文学那个无法被解构的内核、或者说质的规定性；而袁一丹检讨“五四”一代的立场，恰恰是为了“回应中国当下的思想氛围”。这份理解与体贴，甚至包含着一种后来者不敢辞其责的担当。故而这两位的论著既是将“五四”对象化，将“新文化运动”问题化；但又绝不同于来自外部的批判者。而新文化传统能够不断地内生出像季剑青和袁一丹这样“强力的对话者”，反过来也证明这个传统是一个既不乏内在紧张感又具有韧性和回旋空间的、“活的传统”。
徐佳贵做了题为《聚焦于北大与〈新青年〉之外的新文化运动研究》的报告。报告从定义问题切入，比如“五四”的定义，既有狭义的也有广义的，这在学术上可以做出明显的区隔。五四运动本身可以被认为外交政治性质的，也可以被认为是思想文化性质的，这种诠释上的巨大弹性，在民国以日期标示的“运动”序列中，是五四运动相对五卅、一二·九运动等的特殊性所在，而在近代史重大节点的序列中，也是五四运动相对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等的特殊性所在。为什么会如此？这关系到在五四运动的现场，外交、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是如何有所区别而又互相纠缠的，而只关注北大和《新青年》，难以完满地回答这样的问题。“新文化（运动）”的多歧定义也是这样。今天学者已经指出，我们也需要关注研究系、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和江苏省教育会等组织的作用。这就包括以下这样的认识，即回归历史现场的旨趣，要求研究者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理解为新文化之“名”和某些“实”发生关联的过程，为此，除却北大与《新青年》的五四“前史”，还应广泛考察研究系、国民党、江苏省教育会或其他地域、势力的五四“前史”，各方面的“来龙”与“去脉”，以及相应的能动性都值得论述，而不宜满足于“北大是太阳而其他地方只配沐浴阳光”的基本图式。如1919年上半年还在江苏省教育会的蒋梦麟，对当时新风新潮的描述就不是“阳光普照”式的，而是呈现为“水流”的图式，其源头是北大，沿着东南沿海流下来，上海等东南地区可以扮演枢纽的作用——好比武汉不是长江源头，但却是长江上的枢纽。另外，在北京以外的其他地方，新文化运动可能另有重点，比如可能跟地方自治密切关联在一起。照这样看，五四新文化的来龙与去脉都应该是多线的，北大和《新青年》之外的研究不应该满足于在既有的画面格局上填补空白，从而强化既有的叙述模式，而是应该借以反思现有的模式本身。
宋声泉做了题为《新文化运动研究的困局与破局》的报告。他指出，新文化运动研究面临的第一个困局，是学界在以学院化的方式研究新文化运动。学院派的方法在去中心化，学者习惯了小题大作，而丧失了大题大作的能力。新文化运动这个巨大的历史存在不是以分科治学的方式发生的，做研究应该回到历史中去，应该不分科地处理它。新文化运动研究面临的第二个困局在于以学院派的方式反思学院派的研究。现在流行一种惯性的现代文学学科的反思话语，即现在的现代文学研究因为过于碎片化而失去了和时代对话的能力，这导致现代文学研究被学术界边缘化了。仿佛问题的根结在学院派的知识生产。但这种反思本身特别是已经成为了某种政治正确般的反思话语，究其根本，仍是学院派的话语生产。在新文化运动研究方面，经得住百年学术史检验的名山之作并不多，需要层层清理的基本史实与史事不胜枚举。第三个困局是我们今天可能已经不在“新文化”的射程之内。射程，说的是有效射击距离。处于当今时代，“新文化”能不能在射程之外还可以击中靶心，考验的是研究者的能力。这二十年来，我们从文字时代进入图片时代、短视频时代，如何重返一个以文字中心主义的时代，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很难想象没有认真读过几遍《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晨报》《民国日报》等基本文献，仅靠看了几本研究新文化运动的书就敢于对新文化运动下一种本质主义的判断的“新文化论”是靠得住的。新文化运动研究的破局，要害在研究者的“破执”，“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就是“不凭空臆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新文化运动研究方能得其大，追其源，观其流，望其远。
工作坊现场
第二单元由孟庆澍主持。张丽华做了题为《新文化的“未完成性”：从鲁迅小说〈高老夫子〉谈起》的报告。张丽华在报告中，对鲁迅写于1925年的短篇小说《高老夫子》进行了重读。在她看来，这篇一向被研究者忽视的作品，其实蕴含了鲁迅对晚清以降新文化的“未完成性”的思考。鲁迅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在“高干亭”和“高尔础”之间游移而不安主人公，置于鲁迅所熟知的世界文学背景以及1920年代新文化运动思潮的时代语境之中，这一主人公形象，可以读作是对中国未完成的新文化的寓言。这一“新文化”，以西方新思想、新制度、新文明为镜，但始终未能真正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小说对“尔础高老夫子”在女校讲学最终以失败告终的生动叙述，即形象地揭示了这一在他人目光和话语中不断异化的主体的分裂和未完成性。《高老夫子》悖论性地展示了新的现代学校制度建立之后，传统的师道已失落，但新的合理的师生伦理却尚未建立。季剑青书中有一篇文章题曰《国家与道德：民初共和危机与新文化人伦理关切的发生》，讨论的是现代国家这一新制度建立之后，相应的新道德、新伦理却没有建立起来，这是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基础。张丽华认为，包括《高老夫子》在内的鲁迅小说集《彷徨》中的诸多作品，都可以在这一延长线上来阅读，它们包含了鲁迅对现代未完成的伦理革命的思考。
袁先欣做了题为《短二十世纪与重建文化问题的方法论》的报告。她指出，季剑青、袁一丹两位学者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他们都有内在于文学的关切，特别关注文体和语言的问题，但同时这些关注又呈现出非常广阔的思想史的视野；另一个特点是两位学者都在有意识地引入新方法，比如说社会史、新文化史的方法。当学者在做新文化运动研究时，他会感到自己无论讨论什么问题在文学领域内是合法的，但如果将同样的方式挪到1930-1940年代就不再合法，由此可看出新文化运动作为现当代文学的起点，它和现当代文学学科之间有一种奇特的内部紧张感。八十年代学风转移之后，很多讨论都想冲破革命史观的束缚，但是学者们却发现自己无法抛弃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个起点。新文学的体制可能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的体制，而是处于一个更大的革命体制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新文学和汪晖提出的“短二十世纪”的概念放在一起看。“短二十世纪”提出的是一个从中国视野开始的革命的世纪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个世纪当中，另一个突出的现象则是文化问题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对这一现象，我们现在的解释还是并不充分的。新文化史确实打开了很多从前不会关注的问题，比如地域、社会网络、进行机制等等，但是新文化史发生在法国的时候是对社会史的一个反拨，它对“文化”的理解与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并不一定完全吻合。袁先欣最后提出：现在回看过去，我们有没有可能去重新提出一种关于二十世纪文化本身的方法论，由此去抓住它的核心，形成一个对于现当代文学、甚至对于二十世纪历史的新的解释呢？
李浴洋做了题为《“整理国故”运动与“新文学”思想的关系问题刍议》的报告。现代学术和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关系的历史影响，不管在学术史上还是在文学史内部都是一种巨大的存在。现代学术和现代文学共同创生于巨变的晚清到五四时期，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文化运动中，先驱者就确立了两者相互支撑、彼此生发的整体性方案，在此后的数十年，一直到今天，依托共同的知识生产传播和接受的制度，现代学术和现代文学也始终相生相成而又彼此制约。现有研究对于二者在历史前进中的互动情况，特别是二者如何有机动态地介入各自核心议题的关注是不足的。在很长时间里，整理国故被简单地视为对于文学革命的反动，或者仅是被当作新文化运动在学术层面上的延伸。研究者大都是在文学史学的范畴中研究整理国故对于新文学的影响。但这只是两者关联的一个方面。基于探索现代文学研究和学术史研究的互动形态、挖掘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的互生关系的思路，李浴洋提出应当更为全面地考辨整理国故运动与1920年代新文学思想展开的关系问题，揭示两者在多个向度上的历史联结，尤其将重点放在对于文学革命之后的新文学思想谱系的勾勒及其内在机制的考掘上。他写作的以王国维和朱自清为对象的两篇文章，便是这一研究思路初步实践的成果。
刘大先做了题为《“新文化”的拓展——论20世纪末知识分子的表述与被表述》的报告。他指出，现代中国与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过程中，知识分子与工农联盟结合，对革命的胜利起到了推动作用，1949年之后新兴的共和国建立了一整套政治体制，特别是单位制度与户籍制度，将知识分子整合到社会主义体制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参与革命建国的“有机知识分子”与一部分自由知识分子，都成为制度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中间因为意识形态激进化而采取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使之在政治地位上遭到一定程度的挤压，但对于迫切需要“现代化”的社会而言，知识分子以其特殊的专业才能依然有其不可或缺的功能。因而在1970年代后期邓小平就开始提出科技（知识）是生产力的问题，调整了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伴随商品经济与市场化的兴起，中国的社会结构在1990年代发生了巨大变迁，知识分子感受到自身文化与符号资本的贬值，以及由此导致的在经济生活与社会地位中的边缘化。作为领导阶级与基础的工人与农民发生了身份的调整，原本属于“工人阶级”一份子的“知识分子”同样在“市场化”的总体性话语中面对身份定位与重构的问题。20世纪末的知识分子遭遇了堪称天人交战的焦虑与挣扎，并力图在变化了的语境中尝试建立起主体性的言说，产生了一系列的论争。刘大先认为，199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表述与自我表述，可以归结为反智主义与启蒙话语裂解后的话语分歧、世俗化的不满与日常生活的合法化、专业主义岗位意识与公共性的吁求等三大主题。囿于既定认知范式，在相关这些主题的表述中，存在着对启蒙的单向度理解、对日常生活与人性的化约式处理、以及对公共性的窄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未能有效清理，导致知识分子的自我言说、论争与反思，以及他们的文学、社会与传媒形象，都日益转向于内倾化、个人化与专门化，呈现出与大众社会脱节的“喧嚣的失语”状态。今天在政治、技术、市场的文化融合时代，如何处理知识分子由来已久的事关具体与超越、确定与犹疑、有限与无限之间的辩证关系，是19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表述所提出而尚需进一步思考的命题，也是塑造“新人文”的起点。
工作坊海报
第三单元由刘大先主持。王东杰做了题为《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化史》的报告。他指出，季剑青和袁一丹的两本书在导论里都表达了一种对新的价值旨归的追求，想要寻找到“五四”对现代中国的意义。从历史属性的角度说，这两本书都可以看作新文化运动研究在这些年来的实质性推进，不同于过去单一的目的论的叙述，凸显了新文化内部的多元性和张力。其中文体、声音、地方性的展开都是新文化史关注的热门议题，与新文化运动这一主题存在着有趣的匹配性。在中国现代史上，新文化运动兼具了历史性和神话性两种意义。从历史性的角度看，很多学者担心新文化史会造成历史研究碎片化的危险，但这种风险更多时候是由于很多学者刻意追求边缘性话题的研究取向所造成，对新文化运动这种“重大”历史课题而言，它却恰好弥补了以往研究过于整齐化的弊端，通过对游离的历史细节的补充，使宏大议题呈现出更丰富的色彩。从神话性的角度说，新文化运动提出价值重估的口号，有价值先行的取向。对新文化运动的整一性解构并不意味着要否定新文化运动的神话性或神圣性。如果现代中国需要一个心理原点，新文化运动庶几当之。新文化史的方法反对笼罩性的史学叙述，通过碎片化的策略重新把思想心灵从历史叙述中解放出来，让我们看到历史性和神话性这两者在对立之外还有对流。神话属性与宗教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可以对它施以批评。在陈寅恪先生说的“了解之同情”之外，我们还需要提出“批评之了解”。二者结合，才能看清新文化运动兼具历史性和神话性的两面。因此，新文化史不仅一味解构神话，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历史事件的神话性，让新文化运动焕发出新的学术生产力。
孟庆澍做了题为《何处安放新文化？》的报告。他指出，工作坊关注的两书风格鲜明、各有特点，代表了新一代新文化运动研究者的实绩。季剑青之作重剑无锋、质朴持正，正面对冲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问题，在方法上接近经典思想史的研究，思辨性和对话性较强。袁一丹之作灵动飘逸、旁逸斜出，善于在史料缝隙间发掘支点，从而撬动整体，解构神话，看似剑走偏锋，实则有一剑封喉的效果。她有极强的叙事能力而不满足于讲好故事，其实是通过具体而微的事件/个人研究，对新文化运动研究进行方法论意义上的清理和重启，是以多学科视野的介入来处理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和文学史重叠层垒处的问题，可以看出，两位青年学者的研究和近二十年的学术思潮有密切的关系，他们都致力于为新文化运动祛魅，使新文化运动研究摆脱了历史目的论的叙事，从固有的各种论述框架中解锁出来，重新获得了开放性。当然，这种解锁也带来了失去重心和位置感的焦虑。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研究是否需要以及如何找到新的总体性视野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季剑青对后结构主义历史学有所警惕和纠偏，并尝试从新文化运动的后果社会主义革命来重新锚定新文化运动；而袁一丹则提醒，具体研究尽可以微观，但其目的是从历史现场拾得碎片，拼成一幅新的图景，要通向一种自内而外的“历史综合”。另一方面，研究者也亟需确立新的坐标系以安放自身。从学科的分野来看，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史学化”，理论与方法上的时差效应导致某种学科间等级制的形成，而研究者在努力追求文史打通、学科融合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文学研究的优势和特点。如果我们无法确定来路和去向，无法知道“我是谁”，也就很难对自身进行定位，从而对历史做出真正深入和总体性的把握。
季剑青做了题为《重思新文化与传统的关系——从杜威访华谈起》的报告。他指出，五四时期，“文化”相较于思想和文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总体性的概念，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弥散性，跟那种动态的、扩展性的“运动”概念，有某种天然的亲和性；另一方面，思想和文学是某种知识性的活动，而“文化”在当时的语境中则具有某种实践性，实践性的文化运动与社会生活的具体语境产生碰撞，在观念与社会的互动中生成新的实践。由此可对新文化和传统的关系做一些新的思考。杜威访华是一个很好的个案。杜威访华期间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文章，首先，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是以思想和道德变革为前提的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强调思想道德问题的优先性，反而接近儒家的观念。第二，杜威对表现于社会生活和习俗制度中的漫长的中国文化传统，有着很深的同情和理解，他认为中国人有民主精神，看重地方的自主性，将它看作中国现代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第三，杜威对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进行了比较。他对日本的现代化模式持批评态度，日本全面引入西方的资源，但却更多地保存了儒家的权威，相比之下中国人在思想方面更开放；日本的现代化借助国家的力量自上而下地推行，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更多依靠国民的自我组织，具有更强的内生性。竹内好和林毓生都受到了杜威的影响，但价值判断却截然相反：竹内好从反思日本战败的视角来讨论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路径，肯定新文化运动所体现的中国现代性的内生性；林毓生则出于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批判五四以来持续发生影响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的儒家式思想模式。今天看来两位学者的整体性判断都有问题，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各自从自己的问题意识和关怀出发，创造了有深度、有生命力的关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综合”叙事。当下中国存在着诸多传统，新文化本身也已成为传统，但在其中可能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怎样在这种现实语境中获得自己的眼光和视角，并由此做出新的历史综合，有待于在不断变动的土地上寻求新的立足之地。
袁一丹的报告题为《新文化的结构与剩余物》。她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就五四新文化这个议题而言，历史综合如何可能，又为何不可能。历史综合之不可能，主要存在价值和技术两方面的困难。目前之所以难以写出超越周策纵的五四通史，根本原因在于难以兑现“价值重估”的允诺。价值重估的悬宕，一方面缘于当下及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一方面也跟研究者的主体状态有关。只有在触碰“五四”这类重大历史议题时，研究者才能深切体会到某种无力感。“五四”本身是政治危机、思想危机的产物。每一次对“五四”的重新阐述，无异于对危机时刻的再度确认。如果研究者从当下的现实处境中感觉不到“五四”所包孕的危机意识，或觉得药不对症的话；仅仅把“五四”当作常规历史题目加以技术化的处理，也就意味着“五四”作为一种思想势能的衰竭。在“五四”这个老题目上，新材料、新方法、新范式催生的历史新意，总是暂时的、局部的；真切的危机意识才是更新历史解释的源头活水。历史综合如何可能，这个大哉问在《另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具化为一种结构的焦虑。“剩余物”的概念，是被结构的焦虑催逼出来的。较之严整的结构，她更关心结构的剩余物；较之历史光滑的表象，则更关注结构的裂缝与褶皱。当追问历史综合如何可能时，仍不免有一种改写总体史的冲动。总体史旨在给一个时代画像，而福柯则提出另一种历史结构的呈现方式，他称之为“一般史”。一般史关注历史的非连续性，包括过程的极限、曲线的拐点、运动的反转等。《另起》这本书的面貌，更接近关注弥散性、非连续性的一般史。
陈平原教授发言
第三单元结束后，季剑青主持了圆桌讨论，首先邀请莅临会场的陈平原教授发言。陈平原梳理了自己过去几年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著述和演讲等工作情况。2019年他试图续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一书，当时的思路是要把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如张厚载、冯省三）也容纳进来，而不只局限于当时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陈平原提到当时从法国回来的张竞生曾向时人介绍卢梭，但是以失败告终，这说明新文化运动是有天花板的。“五四”不等于新文化，但新文化会走向“五四”。做学术研究，如果对象是新文化运动，应该尽量往前谈，如果对象是五四运动，就应该往后面谈。瓦格纳教授关于五四运动的最新研究，关注的是外交史上的五四运动，强调必须理解在华外国人在五四中的作用，可惜没有做完这项工作就去世了，但他的思路是可供我们参考的。陈平原还提及他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我的“五四”百年》的短文，里面表达了对“五四”百年纪念的四个担忧：第一是怕现在年轻人不能理解“五四”知识分子的表达，当年的人们在危机时刻饥不择食，对西方的东西可能理解错了，经不起今天用学院角度、专业角度来敲打，但是却发挥了历史作用；第二是怕纪念活动成为空洞化的仪式；第三是怕学术研究只是在增加史实；第四怕五四研究成为书斋学问，没办法进入现实话题，介入当代生活。陈平原希望中国人能像法国人和法国大革命对话一样不断地去和“五四”对话。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是一种历史研究，而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却不完全是历史研究，“五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思想资源，既与学问有关，也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关。研究者与“五四”对话不完全为了学问，也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
对于学科分野的焦虑以及学术研究和现实的关系，学者们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孟庆澍认为，现代文学研究从别的学科吸收了很多研究工具，但是现代文学研究却很难向别的学科提供研究范式。现代文学的学者们经常读其他学科的文献，而其他学科的学者却很少读现代文学的研究成果，这背后是学科深刻的危机。张丽华认为，不同于文史之间的焦虑，也可以看到文史之间的互通。研究者和过去的关系可以类比于批评者和学者的关系，可以把文学批评的方法作用于历史研究。如果用批评家面对文本的这样一种流动的方式来看，现代文学边界的不清晰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其原因恰恰是现代性没有完成，也正因此每个研究都可以给当下提供一个视角。我们的时代不确定性增加了，很难找到大家都认同的支点去回溯历史，但是共同的支点也是没有必要的。
陈平原最后指出，学科的分野没有那么重要，研究者自身才是重要的。学者完全有选择自己的话题和方法的能力，不用担心文史分野这个话题。每一代的学者都有自己的焦虑，为应对现在的学术体制带来的压力，陈平原建议年轻学者们可以在每年写一两篇大文章之外，写一些小文章来保持性情的温润和对文学的感觉。
（本文已经各位报告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