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德国《法兰克福时报》记者保罗·戈德曼来到中国，他记录了晚清通商口岸城市社会风貌的方方面面，也给今人留下了李鸿章、张之洞、荣禄、谭钟麟、蔡钧、王存善等人物的时代剪影，为了解“近代中国”打开一双“异域之眼”。
这场中国之行的百余年后，保罗·戈德曼当时留下的文字被重新发现、翻译，以《1898年的夏日——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为名出版。
《1898年的夏日——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
保罗·戈德曼的这次中国之行从1898年4月10日开始。1898年3月6日，清政府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4月10日，德国记者保罗·戈德曼受《法兰克福报》指派，从意大利热亚那港出发，对中国进行采访。戈德曼乘坐的德国“普鲁士号”穿越地中海，经由埃及、苏伊士运河、亚丁湾，远航至新加坡。而后，他从香港登陆，经广州、上海，一直深入到中国腹地，进行详尽考察。途中，他先后采访了时任广东总督秘书兼厘金局长王存善、上海道台蔡钧。从上海又沿长江乘船而下，在镇江、汉口、武昌等地停留。
在汉口，戈德曼参观了欧洲在中国内地建立的商业机构与修道院。在武昌，考察了湖广总督张之洞所聘德国教官主持训练的新式军队。在胶州湾的青岛、威海、烟台等地，深入探访了刚刚纳入德国租界的胶州地区。
戈德曼此行所见到的中国近代史人物颇多。在烟台，他与原清政府驻欧洲外交官陈季同相遇。这是一位曾在欧洲大力推广中国文化的近代史重要人物。在天津，他采访了清政府的陆军总领、直隶总督荣禄。在北京，他拜访了刚刚下野的李鸿章。与李鸿章的会面在1898年的10月22日。
李鸿章
戈德曼以很多笔墨铺陈自己与这位“大人物”会面的场景：
“李鸿章在他儿子的住处等着我们。这栋房子是木制的，如同一般的中国建筑一样，房间仅有地面上的一层。屋子是新建的，鲜亮的绿色外漆与邻近脏污的灰色民屋形成了强烈对比。从屋前宽广的临街与空地可以看出，这里一定住着有钱人。领事馆的骑士先去递交我们的中文拜访函，他回来告诉我们拜访被核准了之后，我们便立即走下马车。步行走过大门，穿过用大片长方形石板铺成的干净园子，踏上石板阶梯，李鸿章老先生已经站在门口迎接我们了。”
“门几乎跟他的身高一样高，让他看起来比实际上要高大一些。一个高高在上的老人样貌，令人肃生敬意。他穿着简单的居家服饰，一件红棕色锦缎长袍，一件蓝色丝质外衣，外衣上的纽扣没有扣上，脖子领口附近还有些磨损。晒得黝黑的脸孔没有什么变化，就像他在欧洲时人们所认识的那样。他鼻子上挂着一副眼镜，不是一般中国文人用的那类怪异样式的（夸张、奇异、不寻常的），而是金色细框的欧式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对精明的、细小而灵活的眼睛，有时也会目露凶光。他说话的声量很小，听起来并不会让人感到不舒服，倒像是因为上了年纪声音有点儿糊在一起（法国人称此为口齿不清）。可能的话他尽量寡言少语，起码一开始是这样。”
1898年的北京《北京城内外胜景写真帖》
李鸿章的相貌、谈吐给这位德国记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戈德曼写道：“之后他的话变得稍微多了起来，但依旧掌控着话语的内容，并带着狡黠的目光。有时候他会在说话时突然冒出短暂的笑声，此时，他嘴巴里的黄牙便清晰可见，那是牢固、修长的犬齿。当他这么笑的时候，脸上便会闪过一丝嘲讽的神情，但随即又恢复严肃与呆板。这位老先生的头上已经毛发不剩，头皮下是骨骼强健的圆形头骨。”
在详细地描述了李鸿章的一柄拐杖、大家所处的空间、身边的人后，戈德曼终于写到他和李鸿章的谈话，也记录了李鸿章是如何回应对自己诸多非议：
我再次表示：“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一个欧洲能信任的人在中国官府里头坐镇。对中国的信用来说，李鸿章先生是最好的代言人。实在无法理解，竟然不让您继续服务。在领导中国的官员之中，您几乎等同于中国信用的名号，如今竟毫无作用。”
李鸿章眼睛眨也不眨地听着这些赞扬的话，似乎可以察觉到，这些话打动了他。他深思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外国人是依照过去的成就来理解我并推崇我，但如果中国人并不这么想，我又有何可供效力的呢？”
“我不这么认为！”我说。
“这毫不虚假。俾斯麦首相就曾经历过这样的事：他赢得所有文明国家的信任，唯独没办法让他的皇帝信任他！”李鸿章说。
1898年的北京《北京城内外胜景写真帖》
“那么您又为何失去了贵国皇帝对您的信任？”
“人们抨击我，认为我对外国人太过偏袒。他们称我是卖国贼。”
当李鸿章这么说时，脸部因怨恨而出现了一丝抖动。当他说到“卖国贼”这三个字时，爆出了一阵大笑。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忠文评价此书时谈道：“一个德国记者对清末官场和社会的观察，总不免带有一些西方人的偏见，但换个角度看，他的观察和分析也多有独到之处，常常是中国人自己容易忽略和熟视无睹的地方。应该承认，保罗·戈德曼的游历和采访，展示了国人未曾想到的1898年前后中国社会的一些原始样态。”
而除了如《拜访李鸿章》这样的“人物小传”，戈德曼也详细记录了香港、广州、上海、汉口、武昌、胶州、天津、北京等晚清城市的风情。在书中，戈德曼对他所接触到的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智慧给予了高度肯定。他当时曾预言：上海会以数十年的努力，成为东方一座伟大的城市。
戈德曼从方方面面写城市，关于北京，就写了两万五千字，从火车开始写起，写到皇城，写到田野、坟墓、平原的景观，写到城市里生活的人，以及很特别的——城市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皇权的在场：“火车的其他车厢里都塞满了中国人，有些人穿着胸前绣有四方形图案的华丽长袍。所有这些人头上都戴着前方有直立帽檐的黑色冬帽。因为几周前皇帝下了一道换穿冬季服饰的诏命，于是整个帝国，无论什么气候，由极北到热带南方，从皇帝喜欢的那一天起，都开始进入冬季。在北京的圣上一旦发现，洁净的北风吹抚过他高贵的鼻尖，那么他的四亿臣民也会同样感到寒冷，需要躲进温暖的长衣里。南方的住民，例如广东一带，即使仍在夏季，也必须换穿冬季服饰，因为皇上觉得冷了。夏天何时开始，也会以同样的方式，通过皇帝的诏命来认定。”
在书中，戈德曼也以记者的客观，披露了最初中国铁路规划过程中，欧洲列强资本竞争的内幕，以及中国经济与欧洲经济相融相斥的情况和列强之间的利益纷争。通过与清政府不同级别官员的互动，他记录下清末官员对改革和与西方合作的不同主张，以及民间对这种主张的不同反应。
1898年的北京《北京城内外胜景写真帖》
保罗·戈德曼作为德国记者，对中国是持友好态度的，叙事中也往往充满情感，如下面这段对于在北京谋生的小贩的记录：“有时候，会有贩商人蹲坐在房屋大门前，一吆喝数个小时，即使大家都晓得，他人就在那里，无须如此喊叫。想要等他喊到声音沙哑吗？那只是徒劳，中国人的喉咙不会变得沙哑。如果他认为，吆喝就是他的职责，那他会坚持到生命结束，或是坚持到突然有巨石从他头上落下为止，假如这块落石不够坚硬，他甚至会在石头旁继续喊叫。这种叫卖商人唱的小调，听起来颇似痛苦的哀叹。当北京城上方的天空变得阴惨，人们向着隔绝外部的世界、也隔绝财富与美好的满洲城墙望去时，听到这样无可慰藉的痛苦激发出的哀鸣，穿越巷际一再出现，着实令人伤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