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初为人母，对女性意味着什么？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作为女性和母亲意味着什么？生育，不仅是自然事件，更被我们的文化所定义。
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以犀利的眼光与一个个追问，探讨生育议题。她将被男权政治与专业人士所定义的“生育”的阐释权，交还女性。1970年代，她采访了66位女性，以她们的口述为主，记录初为人母的真实感受。奥克利根据这些女性的真实故事，探讨了包括怀孕的心路历程、真实的分娩经历、产后抑郁、养育日常、家庭中的劳动分工、经验教训等在内的话题。本文摘编自该书前言，澎湃新闻经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1974年，我开始从事一项听起来还颇为高端的学术研究——“成为母亲：初次分娩的社会和医疗问题”。研究计划为期三年，样本是初次怀孕的女性，主旨是希望揭露并阐明现代社会中成为母亲会带来的问题。
我对这一话题的兴趣想来是源自我之前从事的“家庭主妇对家务所持的态度”的研究。我开始注意到，无论女性把家务事和其他工作分得再清，成为母亲之后，她就自然而然也成了家庭主妇。50年前，甚至20年前，女性为了婚姻舍弃工作，现在她们在初次怀孕时依然要放弃工作。女性成为母亲的时刻，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中作为女性会意味着什么”这一完整现实。成为母亲，随之而来的是成堆的家务活——照顾孩子、保持孩子身体与衣服整洁、备上可口的饭菜。逐渐地，这些工作就与柴米油盐酱醋茶不可分割。这是女人一生中的巨大危机，自此就没有回头路。自20世纪50年代起，关于性别平等理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发挥作用的例证不断积累，其确切地展示了：女性在家庭之外可以获得的工作机会，很受是否有小孩影响。这样的例子很多。
由此，我选择深入研究处于这一人生阶段的女性，借助过来人的经验捕捉、描述，并探索怀孕分娩。我对成为母亲的每个方面都充满了研究热情：生活方式的改变——放弃工作，待业在家，与世隔绝或是结交新朋友；再到婚姻、母子关系、生产时的医疗管理带来的影响等。我想表达的是，成为母亲并不仅仅是某个女人的重要事件，更是全体女性历史上的里程碑。
我是女权主义者、社会学者，也是孩子母亲。在有孩子之前，我不算是女权主义者；我成为社会学学者，也是想从生孩子之后面临的种种问题中逃脱出来。我的第一个孩子1967年出生，那时我22岁，已经本科毕业，做过各种小的研究，还写了尚未发表的两篇小说。我当时认为，成为母亲是我作为女人的天职。儿子16个月大时，我的大女儿也出生了。两个孩子都是那么可爱，他俩的到来，我喜悦之情难以言表。但接下来的日子就不可避免地被洗尿布、吃药等烦心事罩上了阴霾，我意识到这不是我梦想的快乐家庭生活。我很沮丧，也很压抑。我常常感觉很疲惫，且与世隔绝，我恨我丈夫如此自由自在，而我的人生仿佛到了头。吃那些药片并没有让我适应母亲角色。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还不能接受女性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后来我终于醒悟（我都想不起来怎么明白过来的），或许我可以，也应该去做点别的事情。我开始投身于我的博士论文，和家庭主妇研究。几乎同时，我在我的研究领域认识两名女性，她们在建立一个女性自由的组织。加入她们之后，我开始明白，我个人的内心冲突，实际上是工业化现代社会所有女性继承的共有遗产。
几年之后，我才意识到生育本身的重要意义。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分娩过程中的医疗干预迅速发展，逐渐被公众熟知。对家庭生活中诸多问题的研究，也愈发聚焦于早期母子关系上。基于常识，我觉得母职的开端是至关重要的，分娩会对日后整个母亲生涯都有影响。阅读有关生育的人类学记录，并将其与工业化社会中的现实生育进行比较，我不由得感慨成为母亲已然成了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生孩子是一段医疗旅程。由于越来越少的人在自己成为父母之前接触过分娩或者宝宝，这两者已然成了谜。回顾过去，我可以看到这一切如何适用于我自己的案例。我所有的生产知识都来自书本，在我儿子出生之前，我几乎没见过，更别提抱过婴儿了。我曾以为孩子是人类的快乐源泉，但我没有意识到这得有一个大前提：首先你要将孩子哄开心了，而这可能意味着连续几个月的不眠之夜和自顾不暇。我曾将生育想象成充满强烈喜悦与成就感的时光，它将自动抵消彻骨疼痛。但当我回忆起初次生育时，那时的自己只是个情绪消极的病人，萎靡不振，孤单又恐惧，只觉得难逃宿命，全无掌控人生的成就感。他的降生不太像是我的成就，更像是其他人的。我一点也感受不到那种喜悦，婴儿床里的小婴儿更像是一个危险的陌生小人，而我看起来就像是维多利亚时代小说里面色苍白的妇人，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而我这还算是 “正常”的。几个月过去，我还是不能完全理解之前所经历的，我仅能指出的错误：不熟悉的人在陌生的环境中生活通常会面临的问题，以及丈夫不能在旁看着孩子出生这个愚蠢规定。我生孩子时还没意识到，与此同时，我拥有另一重身份——母亲，因而在这样一场我人生的重头戏中，我并不是中心人物。儿子出生之后茁壮成长，但我过了好久才从我们的亲密关系中消除他出生带来的障碍。
我心里清楚自己不能再承受一次医院分娩了——主要是作为孕妇会有的情绪，产科医生根本就不能感同身受，他们只关心是否存在生命危险。我赶上了最后一波在家分娩的潮流，1968年，我在家里生下了一个女儿。与第一次分娩相比这只算是件小事，当时对我来说，在家分娩是极为正确的选择。女儿刚生下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立即滋生多大的爱意，但我很快和她建立了很舒服的关系，也没有像第一次时那样，因为要与她分离而感受到强烈的痛苦。
在做生育研究的同时有了孩子，这可以说是标准的社会学和医学上的笑话。在早些年的研究中，我带着一个秒表和一个笔记本追踪一位医生，他说“我打赌你还会再生一个孩子的，估计这项研究你也弄不完”。确实是个挑战：女人没法左手事业右手孩子，只能二者选一。生下女儿9年之后，我又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当时形势所迫，我只能在医院进行生产。但那是我唯一一次全程没有用药物，完全依靠我的知识储备和坚定信念的生育经历，我感觉自己在“指点江山”，掌控全局。我从来没有观摩过一次自然分娩或是参加过放松课程（只因为我太懒惰）；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噩梦般的发现），生孩子真的很痛，这是事实。但也不至于过分痛苦，毕竟最终孩子的出生就是对母亲莫大的安慰。
当然了，我个人的经历并不能作为权威定义，生孩子的方式有很多。关键在于，不论一个社会学者声称自己多么 “科学”，学术研究课题都会与研究者的生活有着紧密联系，个人的经历也是著作和研究课题的灵感来源。显然，我们可以为出一本书或是做一个课题寻找出各种各样的其他理由，从而更容易通过委员会的审批，并出版作品，但这些理由并不能完全解释它们为何存在。在这项研究过程中，曾经有段时间，我开始搞不清自己的角色——研究者、孕妇、母亲、女权主义者、观察员等。有时这会让我很困扰，但也是件好事，因为这实际上表明：我们总是会人为地为自己设定界限。但事实上，人类经验往往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井井有条、区分清晰。
在我开始采访怀孕妈妈之前，我在采集样本的那家伦敦医院做了6个月的观察员。我想弄明白妇产科医院中的流程，尤其是医患之间的交流情况。本书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对66名第一胎预产期在1975—1976年的女性的采访。因为当时逐渐不流行在家分娩，想要比较在家分娩和在医院分娩不太现实，单是想要观察在家分娩都很难实现。我选择预约在同一家医院分娩的女性作为样本，这样就不用再去比较不同医院的操作，而这很可能会混淆研究的核心问题——我希望通过这个课题描绘出所有女性初为人母的经历。
这些女性分娩时年龄在19—32岁。我希望观察到社会上大多数女性的初次分娩情况。在英国，女性平均在25岁时有第一个孩子，在美国平均年龄则是22岁。样本中的女性出生于英国、爱尔兰、北美地区，我没有选择少数族群样本，因为据已有研究显示，不同文化群体对于生育的态度不同，光是比较这个，就足以单独做另一项完整的研究了。以丈夫的职业作为划分依据，根据常规的社会学指标，采访中64%的女性是中产阶级，36%是工人阶级。若以女性自身的职业作为划分依据，91%是中产阶级，9%为工人阶级。有2/3的“中产阶级”母亲处在社会层级Ⅲ非体力劳动的工作岗位，高于全国人口中中产阶级比例。这也反映出那家医院病人的人口模式。第一次访谈时，11%为未婚女性；直到上一次采访，7%的女性仍未结婚。我认为没有理由排除未婚母亲，原因在于，1976年英国9%的婴儿、1975年美国14%的婴儿都是未婚妈妈所生。当我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提及“丈夫”“妻子”“婚姻”这类词时，我知道可能会给未婚妈妈们带来无形的伤害，但我真心希望她们能原谅我。
《初为人母》这本书描绘了20世纪70年代末，在一个工业化大城市中初为人母的体验。本书从女性视角来谈为人父母。也有一章从男性角度来谈；书中也有男性对女性回答的评论补充。但主要还是采访女性：女性在描述自己经历时，父亲/丈夫的角色在多数情况下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最为关键的是，女性的身体、身份、生活方式上所发生的一切改变，父亲或多或少有所参与、有所支持，但是他们并非处于核心位置。从这一角度或是其他来看，这本书立场强硬：它明确展现真实情况，而非人们所希望的那样。
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本书对为人母的描述过于暗淡压抑，并没有真实记录很多女性从生孩子、照顾孩子中获得的满足感。我也尝试过展现更积极的一面，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坏消息才是最好的消息：幸福因其单调枯燥从来不会上头条。所以这样来看，本书有意将这一图景设计得暗黑一些。受访中很多女性说，她们当时受到误导，以为生孩子小菜一碟，生育就是铺满玫瑰的幸福温床。她们觉得，如果对即将面临的情况能有更清晰的认知，其实会更好。我围绕这一结论构建了这本书，或许某种程度上放大了它，不过这样才会更加令人印象深刻。这一洞察本身是真实的——是来自受访者，并不是我随意编造出来的，不过确实也说出了我1967年初为人母时的感受。
《初为人母》，[英]安·奥克利著，王瀛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