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在古汉语文献里称“西域”。在欧洲，（与非洲、美洲很多区域名称一样）中亚（Central Asia）被世人所熟知与19世纪以来欧洲探险家、博物学家、考古学家甚至是间谍等在他们的旅行日记、调查研究著述和谍报中使用该词有很大关系。随着上述各种著作在欧洲各群体中的传播，中亚逐渐被世人所知，但因最初涉足“中亚”的探险家、商人、考古学家、间谍等多来自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中亚在法语、英语、俄语等语言中的定义与所指也不尽相同。经过一个多世纪之后，中亚一词所指的层次逐渐清晰化，成为一个具有地理、政治与文化在指涉的词汇。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中亚通常被用来指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中亚五国”。相对而言，21世纪初美国提出的“大中亚计划”囊括的国家与地区就要广泛得多。这一计划“打算从土耳其和阿富汗两头使劲儿，像穿糖葫芦一样将土耳其、高加索三国、中亚五国、阿富汗串在一起”，“建立一个华盛顿主宰的‘大中亚’”。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看，中亚所指就更为广泛了。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8年的讨论，作为文化和历史概念的中亚“囊括了由古代文化、经济和政治纽带维系起来的拥有共同历史的众多地区”。从这个宽泛的定义来看，中亚包括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地区、中国西部地区、蒙古、中亚五国、俄罗斯东南部等历史上通过商贸、人口迁徙、战争等方式互动较多的地区。 从地理区位的角度来看，中亚大概指北纬40度到50度之间、东经50度到80度之间的“内陆亚洲”。本文中的“中亚”大体上指的是现今的“中亚五国”。
1840年中西之间海上接触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一观念深受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理论的影响。不过，即便是在以海洋交通网络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欧洲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后，中亚依然是东西方物质、文明与贸往来的一个重要通道。但随着19世纪到20世纪间俄罗斯的北下中亚、英国从印度北上中亚，中亚地区逐渐被卷入地缘政治的角逐之中。而在差不多同时，清廷也在经历者平定准格尔盆地的叛乱以及防疫和抵抗来自中亚浩汗国的威胁，并最终卷入到与由英俄支持的阿古柏的战争之中。在商讨如何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清廷朝野上下围绕“海防”与“塞防”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远在北京的中国皇帝及边务大臣发现，用“天下观”中来理解西北边疆的变局，已经有很多不融洽的之处，一种地缘政治的边疆意识也开始兴起。尽管有学者认为，西北边疆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使传统“朝贡体制”的想象得以延续，但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以及新疆的建省，从事实上将中国与中亚的关系导向了一种地缘政治关系。换句话说，在卷入英俄逐鹿中亚的过程之后，近代中国与中亚的关系已经不同于此前的朝贡关系，开启了一个地缘政治的关系格局。
1.俄罗斯、英国中亚的竞争与中国西北边疆危机
自深谋远虑的彼得大帝掌控俄罗斯之后，俄国一直追赶着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进程，积极寻找出海口以及控制通往印度、中国的交通要道。事实上，为了控制中亚地区，确保通往印度和中国的通道，俄罗斯在彼得大帝时期早就将夺取这一地区的控制权列入侵略扩张和夺取出海口计划的一部分，只不过在其时条件不够成熟而未付诸实践。直到18世纪末，为了能够较为顺畅的通往印度、中国，俄罗斯商人仍然不得不躲避游牧人的袭击与抢劫，并向这一地区的中亚汗国缴纳比穆斯林商人高四倍的税款。在取得波罗的海的出海口，黑海等通道之后，沙俄终于把注意力集中到对中亚的争夺之上。在征服浩汗国，夺取土库曼斯坦，取得谋夫之后，沙俄基本上控制了中亚地区。
显然，沙俄不是觊觎中亚的唯一帝国。早在16世纪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在海外扩展殖民地时，位于不列颠岛的大英国就开始谋划加入其中。在葡萄牙、西班牙等老牌帝国衰落的同时，英国的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的展开，并在海上争夺中崭露头角。在战败法国，夺取海上霸权之后，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建立了“日不落帝国”，其海外殖民地分布在美洲、亚洲、非洲，横跨东西。毫无疑问，在印度建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成为大英帝国在亚洲进行殖民活动的主要机构。1757年，东印度公司参与了对孟加拉的征服，“从征服孟加拉起，英国东印度公司就从商人组织转化为殖民政权（同时继续是商业公司），在商业体制之外，建立了一套政治统治体制，把贸易经营和政治统治结合为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海外殖民的英国人并不是全然的商业冒险家，他们中有不少是因宗教的缘故参与海外冒险活动的。
随着俄罗斯在中亚的拓展，坐镇印度的英帝国感到了威胁，为了维系其印度的北部防线，英国积极参与到中亚的竞争中。19世纪，英俄两国的竞争主要围绕阿富汗展开，但20世纪初，二者之间的竞争拓展到中国西藏。英国与俄国在亚洲的竞争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西亚波斯，中亚五国，中国新疆。英俄在中亚的争夺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双方的竞争围绕印度北部的中亚地区展开，这一阶段的竞争主要是保卫印度的北部边境。第二阶段，双方主要围绕中国新疆展开。可以说，英国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大角逐，正是围绕中国新疆展开的。在喀什地区，至今还保存得有两个国家建立的大使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西北边疆危机日益突出，并卷入到了地缘政治的漩涡之中。有研究指出，在英俄西亚的争夺中，被卷入争夺的伊朗由于在战略选择上的失策而加速了自身的衰落，而在新疆，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清廷在疲于应对西北边疆危机的同时，却逐渐把帝国想象的边疆做实。
明朝末期，天山南北的统治者均为蒙古贵族。在天山北路的统治者是厄鲁特蒙古贵族，天山南路则是察合台系的蒙古贵族。厄鲁特蒙古贵族与察合台系蒙古贵族对新疆的统治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中叶，准格尔部葛尔丹的兴起才使天山南北的政治格局有较大变化。十七世纪中叶，准格尔部葛尔丹叛乱，不过在厄鲁特蒙古人及其他当地民族的支持下，乾隆帝取得了平叛战争的胜利。事实证明，在准格尔葛尔丹的叛乱中，沙俄曾进行了挑拨。此后，沙俄加紧了对中国西北边境的威胁或直接侵略。差不多同时期，英国也加紧了对中国新疆的争夺。在中亚浩汗国阿古柏入侵新疆后，英国与俄罗斯对其展开了争夺，试图借助阿古柏进入新疆。可以说，“虽然在阿古柏入侵新疆的早期，英俄双方对阿古柏的政策都不明朗，都在等待和观察，但是实际上对阿古柏的争夺却从来一点也没有放松”。阿古柏在新疆建立的政权打破了俄国在新疆已经取得的利益，而且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阿古柏所统治的南疆与英国的印度之间似乎更有直接合作的可能。在这种背景下，阿古柏似乎也乐于和英国合作。1876年，当俄国情报搜集者到达南疆时发现“阿古柏利用英国人参与他的事务善自为谋，近年来大大改善了他的军队组织、装备和训练工作”。
在俄国和英国的中亚博弈背景下，清政府先后与俄罗斯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中俄伊犁条约》、《中俄改定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这一系列条约签订后，清帝国逐步进入以“条约体系”维系的国际关系网络中，以中国为中心的的东亚朝贡体系开始受到挑战、清廷不得不重新审视和调整自己对边疆的认识及其与边疆朝贡国之间的关系。十九世纪末，在面对海上威胁与亚洲中国西北边疆危机时，清廷上下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辩论的中心是要保疆卫土，但对“海防”与“塞防”孰先孰后的认识上，朝廷上下没有达成一致。与李鸿章为首的一派人士主张海防优先，而以左宗棠为首的不少人士则力主西北边疆的根本作用，并最终获得清帝的支持。这场辩论的展开，多少标志着中国朝野上下对边疆的认识开始具备了一种地缘政治的眼光，尽管关于这种地缘政治的认识在清朝中后期兴起的舆地学中似乎早已有所表述。地缘政治边疆观的兴起，与以西部朝贡体系的崩溃差不多处于同一个历史进程之中。
2.西部朝贡体系瓦解
传统中国对外交往的过程中，曾经形成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朝贡制度。这一朝贡体系不仅兼具贸易功能、也有政治功能，同时也是维系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礼仪外交体系。这一源自上古的外交制度，在清朝时显得更为具体，清政府成立了主客司和理藩院，分别负责管理东南部和西北部的朝贡国。后者初为处理蒙古纳贡的机构，后逐渐拓展到中亚诸国。在清政府上述具体制度安排下，原本以象征性礼仪外交和贸易为主的朝贡制度被纳入到其宗藩制度的体系之下。事实上，相关的研究也指出早在清代初期，朝贡制度就已经不再简单的是一种满足“天朝上国”心态的虚幻外交制度，清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其防御性的功能，使其成为维系边疆稳定和安全的制度保障。以此同时，随着清代贸易通道的正常化，朝贡体系与贸易体系之间混淆的状态有所改变，朝贡制度更多体现出其政治功能的一面。但在清末，朝贡制度开始逐渐瓦解。一方面，以“天下观”为基础的朝贡制度受到西方以国家为主导的外交思想的“冲击”，传统中国开始摸索加入世界之林的方式。另一方面，随着海上贸易的逐渐开放以及一个以条约体系为主导的外交体系的逐步建立，朝贡制度开始瓦解了。
不过，上述关于朝贡制度瓦解的研究，或多或少突出了来自海上殖民帝国的影响，同时在论及朝贡体系的瓦解时，也多从考察东南或东北部的朝贡国与清朝的关系变化开始。但在西部，朝贡体系的瓦解除了受到上述诸背景因素影响之外，也有其较为特殊的因素。
清政府朝野上下对西部边疆从“西域”到边疆的转变有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作为背景，此即是发轫于清初，兴盛于道光、咸丰年间的西北史地学。在这些研究中已经涉及清对边疆的测量、防务讨论等。除了从天下观向边疆观的认识转变之外，对西域的一系列战争也使得西域诸国与中原的宗藩关系瓦解；如上文所述，在经历海防与塞防的大辩论之后，清廷朝野上下对西部的认识无论从观念上还是从实践上都体现出很浓的“地缘政治”色彩。与此同时，与俄国的边疆交涉不仅是清政府最早接触到西方条约外交的开始，甚至成为其处理海疆的经验。随着新疆建省，朝贡体系在西部基本完结。
3.地缘格局剧变：“外藩尽失”与苏联对新疆的影响
鸦片战争时期，魏源曾经这样描述西部边疆：
盖新疆内地以天山为纲，南回北准；而外地则以葱岭为纲，东新疆西属国。属国中又有二：由天山北路而西北为左右哈萨克；由天山南路而西南为左右布鲁特，虽同一游牧行国，而非准非回非蒙古矣。逾葱岭而再西北为安集延；西南为巴达克山，为爱乌罕；虽亦皆回教城郭之国，然岭以西之属国非岭以东之郡县矣。
魏源的这段描述把清末西域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形貌体现无遗，其将西域分为天山南北以及葱岭以西三部分的框架在民国时期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中几乎被完整采纳。曾氏去魏源不逾百年，其思想与魏源相去也不甚远，在二者那里，西域的形象均是一个充满边疆危机的地方。的确，正如我们在上文讨论到得那样，英国和俄国在中亚的大博弈转移到新疆之后，新疆的确成为了清廷“危险的边疆”。在清廷部分朝臣的认识中，新疆与中原的关系远胜于已经建立通商口岸的沿海诸地。与魏源同时代的左宗棠直接道出了这一批人的心声。左宗棠写到：
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清廷遂在该处建立行省制度。新疆建省一方面是清政府面对西北边疆危机取得一种胜利，另一方面也说明此时的清廷，在西域已经“外藩尽失”。 在新疆建立行省制度之后，清廷奠定的某种程度上奠定了此后中华民国的基本版图。只不过此后接管清朝帝国疆域的民国政府于中亚面对的不再是沙俄旧帝国，而是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中亚成为渗透中国的战略桥头堡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清廷新疆的统治也被推翻，新疆开始了其军阀当政的年代。概略来说，自1912年从旧制度中“解放”到1949年，新疆大概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杨增新统治时期（1912-1928年），金树仁统治时期（1928-1933年），盛世才统治时期（1933-1944年）和国民党统治时期（1944-1949年），总计37年。在这37年间，新疆周边的形式极为严峻，右面面临外蒙古的“独立”，左面则是相继建立的中亚五个苏联加盟国（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其间还有来自中亚的难民流入，成为一个“孤悬塞外”的区域。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成立初期，英俄之间在新疆的博弈也被延续下来，其时英国希望在南疆建立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国家，而中亚国家的一些民族主义者也试图分裂苏联。在此种背景下，尽管苏联内部对是否趁机占领还是维持中亚旧有的边界意见不一，但出于务实的考虑，苏联选择了维持现状，借新疆地方势力继续与英国在中亚展开博弈。在一定程度上，苏联的中亚邦国成为其向新疆渗透的桥头堡。
杨增新统治新疆初期，疆内民族起义、秘密会社以及其他团体的武装活动此起彼伏，与此同时，沙俄在北部策动蒙古的独立，“并于1913年9月借口中国士兵刺伤其阿勒泰领事事件，出兵1500余进驻承化寺，继而向该地区强行移民300多户，妄图造成对阿勒泰的实际占领”。为了应对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杨增新在建立政权初期选择了中立，但自1920年后开始与苏联合作。尽管杨增新对苏俄中亚政策的应对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其时的情境但它在客观上使得苏联渗透到新疆内部成为可能。金树仁登台掌管新疆之时，正是北伐战争胜利之际，金树仁不仅要处理与杨增新政权之间的延续性问题，也要处理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同时英国在阿富汗、印度以及苏联在中亚的博弈局势也未改变。在此背景下，金树仁选择与苏联加强合作，使得苏联对新疆的渗透更为深入。与苏联的合作政策在盛世才时期也得到延续，盛氏甚至以结盟的方式来加强与苏联的关系。1944年国民党入主新疆之后，在经过意识形态的协调和长期谈判之后，也与苏联建立了同盟关系。不过，正如沈志华的研究指出的那样，在1944年到1950年间，尽管中苏在友好同盟条约的基础上关系上有所强化，但苏联对新疆实际政策的变动不居，本质上就是要确保其在新疆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影响。综观苏联成立后其与新疆的关系，不难看出在清末就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得以继续延续。尽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联才完全意义上取得对中亚的绝对优势。
●二次大战中的新疆：美苏大国外交的“棋子”
二战期间，同盟国阵营中的美国与苏联对新疆的渗透使新疆成为二者亚洲政策的一个外交“棋子”。美国在新疆的直接渗透始于1943年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建立使馆。美国领事馆建立后，在新疆的主要活动有两个方面：
一是协助运送从印度经新疆到内地的美援物资，以支持中国抗战。二是广泛结交联系新疆党政军要员和社会各族上层人士，利用驾车到南北疆各地旅行之机，搜集中国新疆，尤其是苏联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
虽然抗战期间美国在新疆的活动总得来说是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但无疑会触及苏联在这一区域的经济与战略利益。对此，美国一方面表明其不干预中国领土的态度，另一方面也积极派专业间谍进入新疆加强对苏联在新疆活动的情报搜集，除此而外，还派大使到莫斯科与俄罗斯交涉。
当然，美苏二战期间对新疆的重视以新疆在这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意义密切相关。新疆不仅是沟通二战中欧亚战场的通道，也是同盟国援助中国抗战的通道，同时是苏联和中国战场的后方，其战略意义非同小可。在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冷战格局，美国与苏联在新疆的博弈更是体现无遗，随着中国的加入，史宏飞，白建才等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新疆地区出现了三国四方博弈的局面”：
美国通过国民政府加强了对新疆的影响，将新疆作为搜集苏联情报的前哨基地，并在国共内战后期，国民政府势力倾颓之时，准备自行扶持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武装力量建立起反苏反共的前沿阵地，其努力最终并未得逞。中共的人民解放军在解放西北的过程中，得到了出于前述多重目的、特别是要壮大与美国冷战对抗阵营的苏联的协助，最终提前进入并和平解放了新疆，维护了国家对新疆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这种博弈，就不难发现在新疆出现的此种“三国四方”博弈的局面与此前英俄在新疆地区的博弈所促成的地缘政治格局颇有关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迅速崛起使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而此时英国在中亚的力量已极大衰落。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利用中美同盟关系进入新疆约制苏联无疑是最好的时机。在中美苏的博弈中，新疆成为三方外交中一枚重要的棋子。
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关系史可大概分为“传统型”与“现代型”两个阶段。传统型关系主要指1840年前历代王朝与中亚之间的关系。在这一阶段，中国与中亚的关系主要是以和平友好的关系为主流，各方围绕建立朝贡贸易而展开礼仪、经济与政治外交。而“现代型”关系则是指在中国卷入欧洲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后的地缘政治关系。在此阶段，各国间的依凭政治经济利益而展开合作与竞争关系，甚至伴随有局部战争或冲突。值得指出的是，这两种关系类型之间并非完全断裂，而是有着内部的延续性，类型的划分只是为了更好的表达传统中国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与中亚之间关系的不同之处。事实上，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关系史延续性及层次性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将结合前文的论述对之稍作总结。
古代中国与西域之间关系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古代中国与古代欧洲和西亚诸国之间商贸、文化交流等诸方面的有无互补的内在需求使得一条畅通的东西交流通道成为必要；二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文明交替的拉锯使得西域诸国对草原和农耕文明都显得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是否能获得西域诸国的支持成为中原王朝与草原政权关系的节点。对中原王朝来说，与西域诸国建立一般性联系或者制度性的关系的出发点均是保证内地的安全与维系东西之间的通道。
在儒家思想的主导下，中原与西域诸国的关系在文化上呈现出一种以“天下观”为主导的朝贡等级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中原与西域诸国的关系中配套得有通婚、质子以及册封、贸易、赏赐、进贡等诸种关系。在具体策略上，儒家的外交原则是羁縻为主，打击为辅。这种朝贡关系体现出和平主义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很强的文化等级主义，它预设朝贡国在文化上的低级以及中原王朝的至高无上，把周围的“民族”视作野蛮之人。如周伟洲所言，这种思想的“核心是以兼容并报戎狄，用夏变夷为依据，怀柔羁縻各族（四夷）。这与儒家传统的‘大一统’政治观是相辅相成的”。此外，古代中国与西域诸国的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对西域诸国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这种区别对待主要体现在文化与政治两个方面。在文化上，儒家在处理与周边诸国关系上采取五服制度划定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关系，接受儒家文化较多之群体被称之为内藩，反之则被称为外藩。内藩与外藩之分，虽有一定的地理因素在其中，但主导的还是儒家所持的文化等级主义；在战略上，儒家对周边民族政权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联合远方的国家，打击地理距离更近的国家，以此牵制和防御草原政权的发展与威胁。这种在文化上和外交策略上“内外有别”的思想，几乎成为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核心观念。
现代型的关系出现在19世纪已降。在西方近代化冲击之下，欧亚大陆腹地的游牧社会势力和农业社会势力范围逐渐被压缩，特别是草原势力受到的削弱最大。至20世纪初，新的亚欧大陆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出现，中国、草原、绿洲之间的多重关系逐渐变化，地缘政治取代了朝贡体系。左宗棠的名言“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即是此种地缘政治观的体现。代替草原力量崛起的是俄罗斯帝国和其后的苏联。中苏之间形成了新的地缘政治格局，边界线也清晰起来。长城沿线的蒙古阿拉善、鄂尔多斯和新疆天山、阿尔泰山联起来，就是中国内陆边疆的天然屏障，拉铁摩尔说，“以上所说诸区，地理上并无截然的界线，乃系犬牙交错之地……上述诸地带，有一种地理上的协调：即一区有变动，其它地区都受其影响”。中国内陆边疆在地理空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近代中国与中亚的地缘政治关系的建立其动力有内外两个方面：首先是俄、英、美在中亚地区建立起的大国博弈格局，其次是传统中国向民族国家转变。如上文指出的那样，围绕西亚、阿富汗以及新疆，英俄之间在中亚展开了较为持久的博弈。与此同时，由这些大国博弈所挑拨起来的地方政权的叛乱波及新疆，清廷进而将新疆改建为行省。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整个新疆孤悬塞外，落入军阀之手，其在英俄中亚博弈之下的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也未有大的改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才转而为美苏中三方的博弈。1944年，拉铁摩尔指出，19 世纪英、俄竞争到20世纪中叶的冷战初期，新疆成为亚洲新的重心，在亚洲起着枢纽作用。在此后的美苏中三方的博弈中，苏联希望对亚洲输出革命，美国则期望将自由资本主义理念传入亚洲，在某种程度上说，新疆正好处于冷战的锋线上。此外，印巴北部边疆、伊朗、中国西部边疆、外蒙古和苏联中亚边疆地区之内，还存在着民族边疆的交错，宗教及文化边疆的纷争。连同上述的国际政治边疆交互影响，其形势处于极为复杂的演变中，而新疆在此变化中亦居于关键地位。从亚欧腹地的地缘政治的转换来看待新疆，其从传统的“侧翼势力”一跃而成“亚洲的枢纽”。半个多世纪前这一基于冷战思维的观点似乎依然成为今天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亚政策的基石。
在民族国家作为主体参与的国际秩序中，国家与国家的边界成为十分敏感的线条。它一方面维系着人们对国家整体的想象，另一方面又使得这种想象的文化整体与边界框定之下的国家难以一致。地缘政治的背景下，国家边界不断的被明确且加以监控，原本彼此重叠的文化有时可能会被切割在政治边界的两端。职是之故，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在实际交通过程中，边疆总给人一种阻碍的感觉，尽管这不是事实。事实上，我们考察近现代史上中国与中亚关系的各层面时，最好的视角或许如潘志平所说的那样，应该投以一种区域史的眼光，同时，在考察中亚这一地区时，应该从地缘政治、地域文化、地缘经济以及全球背景、区域背景和本土层面来考察。
通过中国与中亚地区关系史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在古代还是近现代历史上，中亚地区均是东西方通道的必经之地。通道的堵塞一般伴随得有地区性的战争。反之，通道的通畅，则中亚地区也就相对平静，文化、物质的交流也就频繁。在地缘政治主导中亚局势的今天，如果我们将中亚放在全球背景下来看，若位于亚欧大陆腹地的这一区域处在和平状态，则整个亚欧大陆的东西、南北通道的畅通将得以持续。在此基础上，中亚地区的经济、文化繁荣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理解也当会更“通畅”。
（本文摘自黄达远、李如东主编：《区域视野下的中亚研究：范式与转向》，社科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