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中国的智识生活，即便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或中国历史，也离不开翻译。我自己也是从小读外国文学的中译本长大的，对许多优秀的译者非常感激。
后来我自己也做了一点翻译工作，最初其实是出于自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和检验自己的外文能力。得到一些读者朋友的认可，我很受激励。希望能不断地学习，拓展自己的知识视野，与大家继续分享知识。
董乐山是陆大鹏很喜欢的一位中文译者。
1. 对我影响很大的几位翻译家
我们这一代（八零后）往往从小对外国名著感兴趣，这也塑造了我们读书的品味和理解力。而且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其他国家少见这样的翻译规模。外国文学和社科书的汉译本我一直在读，但近几年来，因为我英文和德文程度足够，所以这些语言的作品会尽量读原著。当然有的作品更适合读中译本，比如海外汉学研究的著作，因为读英文时实在很难把人物名字的音译和自己的记忆对上号。欧洲语言的书，我更多读英译本，因为欧洲语言在互译的过程中损失的东西较少。
就先说说对我个人的阅读经历影响比较大的几位翻译家吧。
中文译者方面，我很喜欢的一位是董乐山先生，他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巴黎烧了吗？》是难得的佳作，并且我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正是因为读到这两部作品，由此对纳粹德国历史产生了兴趣。
草婴先生的托尔斯泰中译本，我从中学时代起大多读过，受益良多，对他非常敬佩。
美国人William Weaver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翻译家，他翻译了埃科和卡尔维诺的大量作品。尤其他的英译本《玫瑰之名》是了不起的杰作。
另一位美国人Gregory Rabassa的英译本《百年孤独》如行云流水，我如痴如醉地读了许多遍。我不懂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但通过这两位译者的英译本，能够管中窥豹，领略大师风采，已经心满意足。而且这两位的英文功力本身就非常棒，是学习英文写作很好的榜样。
我喜爱的另一位翻译家是村上春树的英语译者，美国学者Jay Rubin，他是研究日本的专家，翻译作品很精彩。他的英译《奇鸟行状录》《挪威的森林》都让我难忘。
我为什么喜欢这几位翻译家？因为他们圆满地完成了翻译家的使命：为读者打开一扇扇窗，去看外面广阔的世界；并且他们的文字本身是智慧的结晶。
乔治·R.R.马丁在《冰与火之歌》第五部里说：“读书人的生命有一千次；不读书的人只有一次生命。”（A reader lives a thousand lives before he dies...The man who neverreads lives only one）优秀的翻译家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其他的时空，让我们多活几次。他们是伟大的。
刘皓明翻译《荷尔德林后期诗歌》时将Geschwister译为“同产”，引起了很多争议。
2. 译者应当有自己的风格吗？
前不久在单向空间书店参加的一个论坛上，有读者提问：译者应当有自己的风格吗？
我看未必。
近两年比较有名的例子，《飞鸟集》和休谟《英国史》，译者的个人风格很突出。我的翻译没有这么鲜明的个人特色，原因是：第一，源文本语言非常平易，是供大众阅读的严肃非虚构作品，没有特别绚丽的文采，没有特别鲜明的语言特色，如果我把它翻译得很有特点，比如说用半白半文的写法，读起来会很奇怪。第二，从这几本书的功能上来看，一方面提供知识，传递信息，一方面还有很强的娱乐功能，所以处理时没有突出译者的个人特色，也不应当这么做。
当然，译者想要做到完全透明、完全没有个人风格，是不可能的。即便译者努力想隐身，方言、口头禅等也会不由自主流露出来。一个擅长演恶婆婆的演员未必能演好职场女性。同样，一个译者不可能发出很多不同的声音，不可能把自己文风的打扮成不同的风格，肯定会受到自身的语言习惯、教育背景、阅读经历的影响。
为什么需要翻译？翻译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有的读者不方便直接读原文。没有别的原因。翻译不是为了让译者表现什么、炫耀什么。唯一原因就是，译者有责任帮助不能读原文的读者。
所以我觉得译者唯一真正的责任，就是转达原作者的意思，帮助读者。在此之外，就是尽可能忠实、流畅、准确地转达。没了。如果译者的个人风格太突出，会损害这个表达，那么就违背了翻译的初衷。比如，我特别反对在翻译当中过多使用译者自己特殊的方言、俚俗表达、网络语言和半文言。
所以，我做的，也仅仅是尽可能忠实地表达，做到通顺。我自己觉得，自己的文字是非常平实简单的。
顺便说一下一个相关的问题。
方柏林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讨论翻译当中译者应不应当加注释。他的意见是加注释越少越好，译者应当“尽量隐身到作品后”，就是做到“透明”，读者看不到译者。而萧乾翻译《尤利西斯》，注释非常多，因为《尤利西斯》本身非常难读，注释也是读者需要的。这是两个相反的例子。一般来说，文学作品的注释较少，社科作品注释较多。注释非常有帮助，但注得多寡以及程度很难一概而论。我的书里注释还算比较多，第一是假如这个问题我也不是非常清楚，那我肯定要研究透彻之后尽量概括出来；第二是某个典故虽然我知道，但对读者还是比较生僻。就加注来讲，我还是比较显露自己的身形的。
翻译的时候，我主要考虑读者的需求。外文到中文，有些东西没有办法转达，有些微妙之处必须忍痛割爱。我的书是给外文不太好的读者看的，所以一定要为他们考虑，帮助他们扫除障碍，让他们阅读得更顺畅。
有一个翻译时考虑作者的例子，美国华人刘皓明教授翻译的《荷尔德林后期诗歌》，中文的风格模仿“和合本”《圣经》，而且会用特别生僻的字，都是《周易》《诗经》《尚书》之类古书里面的。我印象很深的一个例子，有一个词Geschwister，即英语的sibling，就是兄弟姐妹，不知道长幼，也不知道男女，这个词一般只好翻译成兄弟姐妹，但是他用了一个特殊的词叫“同产”，意思是同母所生者。例如《史记》里，说吕后专擅朝政，“同产”的人掌握了朝政。
刘皓明的做法引起了很多争议，因为荷尔德林的德文诗本身已经非常难读，再把中文的很多生僻的典故放进去，大家更没法读。有的读者说，我就是因为不懂德语才要读翻译，没想到读了之后还是看不懂，还要去买古汉语辞典来查，你是不是故意给读者制造困难？
但从另一个角度想，荷尔德林诗歌本身就很难懂，有很多西方的、基督教的典故，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阅读也不轻松，如果为了方便读者而翻译得非常平易，就严重扭曲了原文。
《荷尔德林后期诗歌》是三大本，有德汉对照和分析评论，非常精彩。新版本把分析注释全删掉了，读着更困难。我喜欢前一个版本，读了好几年，收获也很大。
陆大鹏译作
3.我翻译过程中最头痛的地方
基本的语言问题，总是可以查字典的，现在有网络，可以询问外国人。就我的经验来讲，翻译过程中，文化问题是最最难解决的，具体到我的翻译工作来讲，就是很多文化宗教政治概念、官名、机构名等，往往需要绞尽脑汁来寻找合适的翻译。麻烦的是，中文译者要背负中国文化的框框（有时是包袱），可以说是戴着脚镣跳舞。而且译者妄图给混乱的世界强加一个逻辑性强的、前后一致的秩序，往往也是徒劳。
比如，熟悉欧洲中世纪史的朋友知道，作为官名的marshal、constable、chancellor、steward，都是很难翻译的。罗马史上的很多概念，也很难找到合适的译法，往往只能因循前人的错译。再举个最近困扰我的例子：
德语Prinz 这个词，在英语里被非常轻松地翻译成prince。然而中文译者就要头疼了。简单地将Prinz 翻译成“王子”或“亲王”，显然不合适，因为简单地讲Prinz是大诸侯（包括国王）的儿子，一个公爵的儿子是Prinz。你会把公爵的儿子称为“王子”吗？如果把他称为“亲王”，会不会让中国读者误以为儿子的地位比父亲高？
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尽力研究前人有无合适的翻译，当然前人的译法有时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会根据“它实际指的是什么”的原则来自己造一个词。我努力做到前后一致和维持逻辑，但往往并不能如愿。
4.我翻译的标准
翻译标准是一个技术化的问题，与此相关已经有汗牛充栋的理论书籍，但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可以说这些理论书对我都没有任何帮助。很多人诟病翻译腔不适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但事实上今天中国人的语言习惯是翻译参与塑造出来的，在词汇、句法上都受到外语的很大影响。根本不存在真正“纯粹”的优美的中文表达。我也一直有一个观点，我认为很多中国人其实很喜欢翻译腔，并不抵触别扭的、洋腔洋调的汉语。
在我的实际翻译过程中，我一般会尽量避免特别中国化的表达，比如一些中国味太浓的歇后语、成语。我一直记得某著名奇幻小说的某个中译本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称呼翻译成“善心大菩萨”，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是我所说的我要避免的东西。当然，翻译毕竟是给中文读者看的。不过我觉得现在一些社科类的译著是翻译给懂外文的人看的，所以大家会觉得翻译质量很差。这是一个很难把握的问题，我也无法提炼出一个成熟的理论，我在重读自己写的东西的时候会以一个读者的角度再去修改，我自认不是一个太坏的读者，所以这样的方法还是基本有效的。网络上也不断有读者向我提出我译书的错误，我都很仔细认真地听取。但我仍然无法提出一个明确的翻译标准。不过，在我看来，提出这样一个标准也没有意义，在翻译这件事上不会有一个能让所有人都照着做的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