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郑成功立志于反清复明，挥师北伐，在《从征实录》中这样描述南京一役：“今兴师大举，数千里而来，克复南京，天下瞻仰，正苦尽甘来之时，须各各打起精神。”六朝古都之南京，依托长江得天独厚的天险优势与航运便利，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近代以降，更为如是。在这片土地上，中国第一次被迫打开国门，近代史的序幕自此拉开；在这片土地上，既有勉力建设，也有一次又一次的战火燃烧，推倒再来。起起伏伏，悲欢荣辱，在长江亘古不变的潮起潮落中，闪耀的是南京与南京人的坚韧、乐观与豁达。
走入近代：一波三折的下关开埠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接近尾声，急于求和的清廷派钦差大臣耆英前往南京，与英国代表璞鼎查在停泊于下关江面的英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南京条约》。此后，清廷再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厦门、上海、宁波、福州、广州相继开埠。近代口岸开放的第一份条约在南京签订，而所选口岸却没有南京，其原因在于开放城市主要由英方选定，被选中的城市均便于运输英国急于获得的物资，比如丝绸和茶叶。
然而南京的重要性，却更在商贸之上。恩格斯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中评述了英国对华的两次鸦片战争，他直言不讳地表示：“这种行动的目的，在于侵入横贯中国中部的大河长江，并溯江而上，直达离江口约200英里的南京城。长江把中国分为截然不同的南北两部分。在南京下游约40英里的地方，有一条大运河流入并穿过长江，它是南北各省之间的通商要道。采取这种进攻步骤的用意，是夺取这条重要水道就会置北京于死地，并逼迫清帝立即媾和。”可见南京横贯东西，连通南北，地理位置之机要，已成为海内外共识。
此后各国虽屡屡再提开放南京之意，然而终被太平天国运动打破。“滨临长江天堑，形势险要”的南京为太平军所钟意，定为首都“天京”，以取其“水陆沟通枢纽，控扼长江、运河；地处东南财赋之区，粮物丰裕，有富足的战略后备”的优势。太平天国虽然封闭，但同样依托长江与外界进行基本的贸易，把作为“国家专卖品”的食盐运到长江中游换回布匹和棉花，再于返程时到安徽、江苏地区将布匹换成银钱和米等必需品，储存在具有“国库”意义的“圣库”、“圣仓”之中。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太平军亦与英国派来的总税务司李泰国和著名汉学家威妥玛商议通航问题，而英国最终获得了在长江的航行权。
待清廷收复南京，战火重燃，“人民之死亡转徙者不可胜计，屋宇之存者十不及三四，疮疾残败之状几于目不忍视”，计划作为开埠区域的下关一带更是“篙莱弥望，匪类潜踪，命案抢夺，闻见叠出”。经过数十年的山河重整，至张之洞暂任两江总督，下关地区的建设始有实质进展。长江南京段长达95公里，东距入海口300多公里，江域深水岸线有51.5公里，大型海轮终年畅通，下关实有发展江海运输的天然优势。此前下关的轮船码头为轮船招商局为方便客运所设立，此时已经无法满足通航需求，英国驻镇江、上海领事更以怡和及太古洋行之轮船在下关无处停靠、影响客运为理由，要求自设码头。鉴于南京特殊的地理与政治地位，张之洞果断决定由官方出面修设码头，既可以满足航运需求、拒绝各国在下关自设码头的企图，更可通过商业运行的方式向使用者收取费用，用以维护。修建后的码头俗称“官码头”，位于今天的下关三号码头附近。同时张之洞更参考上海租界内的马车道路，以两江总督府为中心，修建宽达6至9米的现代街道，从下关江边经过仪凤门进入鼓楼，直至通济门驻防城边。
1895年中日再签《马关条约》，提出在“北河口江滨泽地建造码头，开辟商埠”，经勘察后具体确定为仪凤门外惠民河以西地势低洼的地区；1899年《修改长江通商章程》生效，长江沿途所有大小港口全部开放，清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专门派上海的江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到南京筹备金陵关的建设。自金陵关后，“惠民河以西，沿长江岸长五华里，宽一华里左右地带”被确定为特许的商贸之地，但南京并未设立租界，也无管理租界的机关，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可以在此范围内停泊船只，租地造屋，开设洋行，设立码头及货栈。商埠的设立也促进了下关地区的市政建设，几大码头之间的道路或是修筑，或是扩宽，原有的惠民河也得到疏浚。
《关声》，1930年第12期。
城市新声：南洋劝业会
有学者认为，迟到了41年的开埠，让南京错过了转型成为近代城市的历史发展机遇，将东南经济重心的地位让位给曾经是小渔村、但20世纪初期已经成为人口百万的国际城市的上海，在重庆—汉口—上海的长江沿江城市体系中，南京居于从属地位。而沪宁铁路与津浦铁路的开通，则使南京形成了长江水路与南北陆路的联动效应，为南京重新走回历史前台提供了契机。借传统水运之便，再得近代铁路之利，随着南洋劝业会的举办，南京作为一座传统而现代的城市被推向世界。
1908年沪宁铁路全线通车，由上海北站至南京下关站，沿途经过中国最富庶的地区，设有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及南京等37个车站，可谓近代长三角贸易圈的雏形；而于同年，经过十余年的曲折谈判后，《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也终于由清廷代表梁敦彦与德华银行及英国华中铁路公司代表签订。铁路的开通拉动了长江两岸下关及浦口的发展，《南洋商务报》上即有记载，言“浦口地方本极荒凉，自津浦路约宣布，地价陡然翔贵……目前则每亩竟索价千元，尚飞涨无所底止”。
津浦铁路的建造速度创下清朝之最，从天津出发，经河北沧州、山东德州、济南、江苏徐州，安徽滁州等地抵达浦口，再经轮渡与沪宁铁路相通。浦口一地设有货栈，可存货物四千余吨。津浦铁路竣工后，津浦铁路管理局接办下关-浦口线的渡运，使用有客位1200座的“飞鸿”号取代原有老旧渡船，翌年又在浦口与下关各建码头1座。津浦铁路与沪宁铁路的开通，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及长江流域，产自内陆的豆、麦、芝麻等农产品，以及煤、铁等原矿石得以通过河运聚集到东部，再装上火车运往南北。除沪宁铁路外，津浦铁路还与京奉、胶济、沪杭等铁路联通，南京的商业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东北及华北。
除省际铁路外，为改变南京城内“舍驴、骡、马车及肩舆外，别无他交通工具可以代步的状况”，加强沿江码头、下关及城南老城区之间的联系，方便城内外客货往来，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奏请清廷修建了中国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线宁省铁路。这条铁路共花费藩库公币40万两，由江南商务局承办，聘请英国人担任总工程师，于1909年初全线通车，并在下关站与沪宁铁路联轨，初建时设有江口站、下关站、三牌楼站、无量庵站、督署站和中正街站。因路程短，站距近，行车速度慢，宁省铁路又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小铁路”。
1919年的宁省铁路时刻价目表。《广益杂志》，1919年第2期。
几条铁路的修建与竣工极大地改善了南京城际与省际的客货运状况，使南京重新成为长江流域的交通重镇。在张謇、虞洽卿及李平书等江苏新兴民族资本家的发起和推动下，以“振兴实业，开通民智”为目的，近代第一次全国性的博览会南洋劝业会于1909年在南京举行。南洋劝业会会场“东抵易家巷，南抵丁家桥，西抵将军庙口，北抵公园”，宽约二里，长约九里，占地700余亩。场内设有主馆13个，各省自建地方馆14个，专门馆6个，“系我国五千年未有之盛举，亦为近世褀来东亚赛会之特色焉”。就展览品而言，南洋劝业会摸查、汇总并展示了全国各地的物资特产，介绍了西方先进的工业产品，“萃本邦之物品，列异域之珍奇，精校其良楛巧拙，以劝商励工，兴教进化，与周官司市所谓平市征续，诵训所谓观事知俗者，义实符合。又举凡百新发明之学艺，以示国子弟，上稽邃古文明之迹，下逮红棕黑诸族蒙犷之俗，生畜之繁，咸陈之一隅，以资其考察，激动其国人竞胜之思想”。
对于举办城市南京来说，南洋劝业会创办的初衷之一即是“建造南京市面”，伴随着南洋劝业会的筹备与开展，服务于劝业会的各项市政设施与娱乐服务场所也应运而生，包括商店、邮政局、电报局、电话厅、医院、消防局、巡警局、劝业银行、保险公司、公共厕所、劝业场、自来水站、电影院、游戏场、动物园等，新建店铺更达两百余家。为了方便交通，还修建了宽敞的劝业路，增开了专门的公共汽车，铺设了直达会场的轻便铁路，使南京城北一带，“另辟新市，俨然有欧洲特立之市场风焉”。特别是这条轻便铁路，是南洋劝业会开幕前夕，为了方便游客参观以及运输参展的机器及重大物品而专门修建。铁路绕会场一周，为宁省铁路支线，在丁家桥处相连并设站。轻便铁路每小时一趟，绕场一周的车票价格为10个铜圆。劝业会召开之时，宁省铁路“每月载运旅客数十万人”，“为该路创办以来空前之繁盛时代”。
以南洋劝业会为契机，南京进一步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由徐炎森编辑、南洋劝业会内劝工场印刷官厂发行的《金陵杂志》为一本详尽的南京游览指南，于南洋劝业会开幕之际出版，向海内外来宾全面地介绍南京各方面情况。其中内容以“志”为小节，既包括街道、桥梁、官署、公所、学校、会馆等基本信息，也包括观光者所关心的知名园林、南朝寺院、古迹，乃至客栈、中西菜馆、茶馆、照相馆等实用指南，对风俗物产、时令俗例及祭祀神会等文化领域也有涉及，不啻一本晚清民国时期的南京“Lonely Planet”。此书一经印成出版后大受欢迎，“及年余销竟售殆尽，求购者仍纷纷不绝”，1918年作者因此而再版，“自国体变更后百度维新”，“遂逐类增删，详细调查”。除补充修订外，更增加各景胜图片，以及邮政资费表、火车价目表、江宁铁路行车时刻表等实用旅行信息，较旧版本更为完善。类似的出版物与《东方杂志》及《申报》、《大公报》等知名报刊杂志的报道，不仅服务于南洋劝业会，更在此后的长时间里持续推介着一个既古色古香，又摩登现代的南京。
1918年《金陵杂志》中的名胜插图。
长江新生：民国时期的建设尝试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政坛的动荡，并未影响到南京的城市发展，一切方兴未艾，并且在被确立为南京国民政府首都后达到高潮。在数个建设计划的推动下，南京得到了高速而有序的开发，长江沿岸的工业、商业及运输业都在晚清开埠的基础上蓬勃繁荣，旧时的荒地沙洲也换上新颜。
1912年，孙中山搭乘沪宁铁路从上海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虽然终其一生他在南京生活与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久，孙中山却始终对这片土地保持着深沉的爱。传闻他曾经到紫金山登高游猎，于兴起时对左右随行表示：“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尔”。此事细节虽难以考证，然而葬于南京东郊紫金山确为孙中山遗愿，因此才有了中山陵的修建，隆重的奉安大典，以及使用至今的中山大道（现分为中山北路、中山路、中山东路和中山南路）。
孙中山一直对南京多有赞誉，认为南京适合作为首府，其重点便在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而其又“恰居长江下游两岸最丰富区域之中心，虽现在已残破荒凉，人口仍有一百万之四分一以上。且曾为多种工业之原产地……当夫长江流域东区富源得有正当开发之时，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
基于这样的期望，孙中山将南京的长江沿岸作为工业区开发，并提出了切实而具体的规划：应该“削去下关全市”，将南京的码头全部“移至米子洲与南京外郭之间，而米子洲后面水道自应闭塞，如是则可以作成一泊船坞，以容航洋巨舶” 。至于主城对岸的浦口，则为“长江以北一切铁路之大终点”，“在山西、河南煤铁最富之地，以此地为与长江下游地区交通之最近商埠，即其与海交通亦然”。考虑到近几十年建港筑路缩窄了江面，两岸安全存在隐患，孙中山再提出应该用坚固的材料修堤岸，“每边各数英里”，而“河堤之内，应划分为新式街道，以备种种目的建筑所需”。
考虑到下关地区商贸日益繁荣发展，长江沿岸与内城的往来有待进一步加强，南京下关商埠局于1920年提出近代南京第一个总体设计规划《南京北城区发展计划》，将南京分为工业区、商业区、码头区等八个主要区域，并配套有规划全市道路的“干路计划”，设滨江大道，及沟通南北的主干道一条。该方案计划重点发展老江口以下至观音门沿江一带，既可衔接津浦及沪宁铁路，又因水深滩阔，便于停泊大型轮船，可得水运与陆运便利之双收。此地还可建设大型电厂，便于为自来水厂、电灯公司等新兴企业提供后备支持。
浦口大楼。楼上为津浦铁路管理委员会，下为浦口车站。《铁展》，1934年第1期。
以该计划为蓝本，1926年南京市当局再推出《南京市政计划》；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筹设南京城市设计委员会，制订了《首都大计划》。在此规划中，鉴于“工业区宜与其他繁盛区域具有相当距离，并须位于水陆交通便利之地”，江浦及下关地区被明确为商业区，而浦口下游及八卦洲为工业区，并且“该处宜于建立工厂，以为制炼钢铁、水泥、糖、油、皮革等之用,及建筑其他贮存谷米、材木、火油等之货仓”，“不宜于在下关与南京城内经营之工业，皆得在浦口发展”。对于常年发生的水患问题，计划中着重提出“当夏季时，由江岸而至山麓，全境均为水所淹没，非填高地基，或建筑堤坝，不能取以为用”，将以疏浚河道、清挖淤泥、填高沿岸等办法处理。通过种种设计，力求把南京打造成一个“工厂林立，百业繁荣”的工业城市，“大抵长江流域可供给之原,及其可销流之制造品,殆无不宜于南京开办也”。时至今日，南京的城市框架仍有《首都计划》的影子。
1920年的《南京北城区发展计划》。苏则民编著，《南京城市规划史稿》，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
1927至1937年，是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也是南京城市建设发展的鼎盛时期。1930年工商部部长孔祥熙率工商部提出《发展首都新工业案》，主张发行兴业公债，创办关系民生之新厂，招揽华侨等专门技术人才，以促首都繁荣。为解决下关工业区的建设和新工厂开工的用地问题，南京市政府于次年又划出新的工业用地，“东至西大河、燕河，南至护城河、三岔河，西至扬子江，北至中山路”，面积大小接近100个足球场。
浦口全景鸟瞰。《卷筒纸画报》，1929年第5卷。
除了下关与浦口外，长江上的沙洲在民国时期也得到开发与利用，其中最有名者为八卦洲。八卦洲原名青沙，明代的时候因其形似草鞋，它和幕府山之间的夹江被称为草鞋峡。此后随着时间推移，水道南移，泥沙北淤，逐渐形成八卦的图形，便有了今天的名字。八卦洲“位于乌龙山与浦口之间，面积约十万亩左右，三面临水，南面毗连七里洲，江流激湍，形势险要，洲内河流五道，足资灌溉，宜于种植”，素有“南京粮仓”之美称，是长江中仅次于崇明和扬中的第三大岛。
清朝一代八卦洲为“八旗世产”，芦苇和鱼类是主要产物。1927年6月南京特别市政府成立后八卦洲即划归市有，江淮公司经理刘常远认为八卦洲“惟河道不深，极易干涸，如能加以疏浚，自成腴美之地”，故向南京特别市政府提请开垦八卦洲，以增加收入，重振民生。1929年刘纪文再任南京市长后,八卦洲开垦事宜正式提上日程。经实地勘测，全洲土地按照八卦方位被分为乾、坤、震、艮、离、坎、兑、巽八个区，优先开垦“地高柴稀”的区域，并陆续制定及公布《八卦洲计划放垦条例》《八卦洲放垦佃农报地亩简章》及《八卦洲佃户庄规》等规则方案。开垦出来的荒地主要生产大麦、小麦、玉米、黄豆、绿豆、红豆等农作物，芝麻、蚕豆、油菜、棉花、稻谷等经济作物亦有生产。管理部门后期还划分出30亩土地作为集市，并建立了畜牧场以从事农副业生产，饲养猪、牛、羊、鸡、鸭、鹅等。南京城里的商人也纷纷来此领地开店经营，洲上垦地农民的日常生活越发便利。
开发稳步推进后，南京市决定在八卦洲上选地“四千余亩建筑大规模之模范新村”，以“改善首都农工生活”。按计划新村将“分田地与庄园两部，前者为农艺生产部分，后者除住宅建筑外，并有牲畜饲养场之设置……以每农家垦三十亩计，需一百二十户，每户建农舍三间”，“庄园位置在新村中央，建筑十字大道，通过其间”。此外另有组织保卫团、建设学校、新村贷款所与生产消费合作社、安排汽船往来下关与八卦洲之间等建议。南京市政府试图在荒洲之上，长江之间，营建起一座现代而有序的新农村。
建设八卦洲的要义之一为修筑堤坝，解决水患。1930年夏天，长江水位高涨，给八卦洲的开垦测量造成了困难。土地局因此召集洲上各处佃农展开谈话会商讨解决办法，然而加筑堤埂的工程直至到次年年初才开始，旋即又因经费摊派问题而延误。该年六月，江淮地区发生二十世纪最严重的水灾之一，八卦洲亦损失惨重，人员伤亡数十人，房屋倒塌六七百间，即将收割的五六千石小麦和四千多石杂粮也沉入水底。洲上居民多逃离到长江两岸的卸甲甸和下关地区，以水草鱼虾为食。痛定思痛，洪水退去后回到洲上的居民开始自动组织起来修筑堤埂，官方也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给予补贴，终于在1932年底修成43里长的堤坝。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八卦洲的水患问题实为长江与南京经济之间动态关系的一个缩影。此后八卦洲陆续进行第二次及第三次放垦，南京市政府则联合农林部、中国农民银行、中央大学及金陵大学农学院等部门，在洲上推广机械耕作，筹备合作农场，兴修现代水利，八卦洲渐有今日之雏形。
自下关辗转开埠，至铁路终而通车；自初试啼声的南洋劝业会，至规模恢弘的首都计划，依托长江之便利，近代以来的南京城市与南京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日新月异。虽然其中多次为战火所打断，而南京和南京人民一次次于废墟中站起，建设出今日平和安稳又生机勃勃的新景象，古朴而现代，驻足者无不目眩神迷。长江与南京，这一对相互依偎了千年的母子今后仍将携手，天长日久，未来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