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萝西·华兹华斯（1771.12.25-1855.1.25）
年轻的多萝西，轻快地挥舞铁铲，
将卖炭翁托马斯运来的煤炭
堆成一座起伏的小山，
她的牙痛火烧火燎，卖炭翁的名字
囫囵不清，每一次挥动和震颤
都如暗箭穿过她的手腕、脖颈和下颌。
年老的多萝西，对着摇曳的光亮发呆，
铜炉具常伴左右，所有的友伴
都逝了或淡了，他们踏在路上的足音
不再被听见，那声音也曾浑厚饱满，
如炭斗盖子开合间发出的响声，
那是她为了他们的到来向炉中加炭。
——谢默斯·希尼，《给多萝西·华兹华斯的一炉炭火》 （Seamus Heaney, “A Scuttle for Dorothy Wordsworth”）
星期六（17号）雨从早到晚下个不停。T·阿什伯纳送来煤炭。用功，读《仲夏夜之梦》和《歌谣》——漫步花园。燕雀安静地栖于巢中，任由风吹雨打。
——多萝西·华兹华斯，1800年5月17日（沃夫版《格拉斯米尔与阿尔弗克斯顿日记》，第2页）
2005年6月2日，希尼在湖区华兹华斯手稿图书馆（The Jerwood Centre）的落成仪式上致辞，结尾朗诵了他几周前所作的小诗。诗写给多萝西，而非她的哥哥。希尼说，这首诗缘于他读的一封信，是华兹华斯在1799年平安夜写给柯尔律治的，信中写到他和妹妹多萝西刚刚在他们的新家“鸽舍”（Dove Cottage）安顿下来，多萝西又犯了牙痛。接着，希尼谈起《格拉斯米尔日记》中的情景，并想到她未来的漫长人生。但希尼认为，在最深的层面，这首诗缘于他三十多年前初访鸽舍时，壁炉留给他的深刻印象。短短十二行勾勒出多萝西成年后的岁月音景，炉火熠熠，步履咚咚。两个诗节一动一静，足音渐行渐远，但炭火贯穿始终，温暖依旧，如弥漫在英文诗行之间的字母“O”。
鸽舍的炉火，作者摄于2018年3月。“想到冬天，我就会布置我们的客厅，挂上窗帘，铺好茶桌，点亮炉火。”（多萝西书信，1793年2月16日，《早期书信》， 88页）对多萝西来说，炉火是家的象征。
“O”也是多萝西名字中的主音。1771年圣诞节，在湖区北部科克茅斯的一座宅子里，约翰·华兹华斯和安·华兹华斯夫妇迎来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也是家中唯一的女儿。父母为她取名“多萝西”，意为“上帝的礼物”。此时，她的哥哥威廉已经一岁八个月。她将与哥哥在此共度不足七年的童年时光，因为，在1778年3月母亲病逝后，多萝西就被送到了远在约克郡哈利法克斯的姨妈家。十二岁生日后不久，父亲离世，她也未能回家参加葬礼。直到十六岁时，她才与哥哥再度团聚，“我唯一的妹妹……经过 /太久的分离，终于归还给我，/ 重逢时竟似初享上天的馈赠”（华兹华斯，《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第六卷，第199-202行，丁宏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礼物”/“馈赠”（gift）是华兹华斯诗中频繁出现的词语，体现其诗歌常见的失与得的主题，也暗指妹妹名字的含义，毕竟，很多补偿都来自她丰厚的赠予。在小诗《麻雀窝》中，华兹华斯领我们回到兄妹俩共同生活过的“父亲的庭院”，描绘了“牙牙学语”的妹妹既想靠近麻雀窝又感到害怕的微妙心态，并感恩妹妹给予他丰富的感受力：
我未来年月的福祉
在我童年时已与我同在；
她给我眼睛，她给我耳朵，
谦卑的忧思，敏感的敬畏，
心灵涌出甜蜜的泪水，
还有爱、思索和欢乐。
对多萝西来说，这座位于科克茅斯的家园也是她一生中最难忘的地方。在1805年8月7日写给博蒙特夫人（Lady Beaumont）的信中，她这样描述这座乐园：
它坐落在小镇的郊外，花园毗邻德温河，或者说那平台俯瞰着河流。景物历历在目，仿佛我昨天还在那里，只是，自从妈妈在我六岁多时去世后，这里便再不像我父母在世时那样整洁。二十三岁时，我重访故地，满目荒芜，平台的小路杂草丛生，原先美丽的女贞树篱四处蔓延，玫瑰和女贞纠缠在一起——这片树篱就是麻雀筑巢的地方。（《早期书信》，616页）
“我父亲的庭院”，科克茅斯。走上台阶，就能看到墙外的德温河，摄于2018年3月。
德温河从花园外流过，摄于2018年3月。
平台，凉亭，树篱，摄于2018年3月。
庭院中的小鸟，摄于2018年3月。
华兹华斯在《致蝴蝶》中也重回“我父亲的家园”，再现了童年多萝西的善良、敏感和对生命的敬畏：
留在我身边——不要飞走！
在我的视野中稍作停留！
有多少话儿我想对你说，
记录我童年的史者！
飞到我身边，先不要离开！
逝去的时光在你身上复活：
欢乐的生灵啊！你在我心中
唤起庄重的画面，
那是我父亲的家园！
啊！往日多快活啊，多快活，
童年的我们嬉戏玩乐，
妹妹艾米琳和我
一起追逐着蝴蝶！
我就像猎人扑向
猎物：——蹦蹦跳跳，
一路追逐，从荆棘到灌木，
而她，上帝啊！却生怕
碰掉它羽翼上的薄粉。
诗人希望蝴蝶“不要飞走”，仿佛想抓住一去不返的童年时光——兄妹俩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艾米琳是华兹华斯在诗中对妹妹的称呼。第二节以对比的方式展现了男孩的调皮与女孩的细腻：哥哥如一位猎人追捕着蝴蝶，妹妹却生怕碰掉蝴蝶翅膀上的鳞粉。多萝西曾在1802年3月14日的日记中谈起这首诗的来历：
星期天早上（14号）。威廉没睡好——他九点钟起来，但起床前已经写完《少年乞丐》——我们吃早饭时（我吃过了），他呢，眼前摆着的一盆肉汤纹丝没动，还有一小盘面包和黄油，他写了一首诗《致蝴蝶》。写诗时，他坐在那儿，一口都没吃，也没穿袜子，衬衫的领子没有系上，马甲也敞着怀。念头初来时，我们正聊着看到蝴蝶时我俩总是很高兴。我告诉他，我曾追过一阵蝴蝶，却担心碰掉它们翅膀上的鳞粉，所以并不抓蝴蝶。他告诉我，在学校时，他们总是杀死白蝴蝶，因为它们是法国人。他刚写完这首诗，辛普森先生就来了。等他走后，我把这首诗连同其他诗一起写下来，读给他听。
多萝西的感性还体现在华兹华斯家中流传的一段佳话。幼年多萝西在怀特黑文港口第一次看到大海时，竟感动得流下泪来：
我妹妹第一次在这里听到大海的声音，看见大海铺展在她眼前时，她竟然哭了起来。那时我们家住在科克茅斯，家人经常提起这件事，来说明她敏锐的感受力。
离开湖区的边城后，多萝西在西约克度过了她余下的童年。那里开满石楠花的旷野是否也塑造了她心灵成长的风景，以至于多萝西或多或少也分享着勃朗特姐妹（生于约克郡）或其笔下某些女性的人格？炽烈，狂野，特立独行。
尽管多萝西自幼遭遇家庭变故，但她在哈利法克斯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姨妈待她如同慈母，多萝西在1795年9月2日-3日的信中说：“你知道，她一直是我的妈妈。”邻家女孩简·波拉德（Jane Pollard）成了她一生的挚友。熟读《克莱丽莎》（Clarissa）的多萝西后来与简写了一辈子的信。波拉德家不远处就是一片林地和山谷，两个小女孩常在那里自由地漫步，手捧黑色的小碗，采摘石楠的浆果。卡尔德河清澈无染，河岸的小路布满苔藓。一道道石墙分隔着不同农场主的田地，一座座房子里纺车转个不停。在野外疯玩了一整天后，多萝西常常倒头就睡。（《多萝西传》，第5页）
多萝西1793年写给简的信，华兹华斯图书馆。
教育方面，不从国教派的姨妈为多萝西提供了安娜·莉蒂西娅·巴鲍德（Anna Laetitia Barbauld，1743-1825，英国诗人，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和汉娜·摩尔（Hannah More，1745-1833，英国宗教作家，诗人，慈善家）等杰出女性所接受并倡导的开明教育，使她熟读英文、拉丁文和希腊文经典。星期天，多萝西参加教堂礼拜，常有感于牧师的布道，从中学会了爱与责任，并永远怀有希望。十六岁时，多萝西随舅舅迁居福音派盛行、相对保守的诺福克，并在舅舅的朋友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英国政治家和改革家，废奴运动的倡导者）的帮助下积极参与慈善事业，接济穷人。翌年，攻打巴士底狱前夕，十七岁的多萝西还拥有了一所星期天慈善学校，负责九名女生的教学工作。在1793年写给简的一封信中，她自称一事无成，但“永远是你的老朋友多莉·华兹华斯……我没有什么值得你关注，除了一颗温暖、诚实和有爱的心”（《多萝西传》， 第7、10、24页；《兄妹》， 13页）。
现存唯一的多萝西年轻时小像，华兹华斯博物馆。
在近来新发现的多萝西年轻小像中，一双大眼睛从清癯的面容中跃出。多萝西的杰出研究者帕梅拉·沃夫（Pamela Woof）在评论多萝西晚年的肖像（也是仅存的另一幅正面像，见后文）时说，与华兹华斯肖像中低垂、内视的目光不同，多萝西的眼睛总是张望着外部的世界（《日常的奇迹》，xvi页）。我们可以想到华兹华斯在《丁登寺》中所说的“狂野的眼睛”（wild eyes）。柯尔律治在描述1797年6月初见多萝西的印象时也留意到她敏锐的目光和内在的魅力：
华兹华斯和他美妙的妹妹正和我在一起。她是真正的女人：我指的是心智，还有感性；至于她的个人，如果你指望看到一个漂亮女人，你会觉得她相貌平平；如果你以为会看到一个普通女人，那么你会觉得她很漂亮！她的举止率真，炽烈，动人。一举一动都焕发着她天真灵魂的光彩，凡一睹其风采者都会说：“罪恶与她无关。”她博学多识。她的眼睛审察大自然最微细的事物，她的品味是绝佳的静电计，探寻、关注并发现最微妙的美与最隐秘的瑕疵。
1807年，德昆西第一次见到华兹华斯一家人，也被多萝西所吸引，不仅看到她狂野的目光，也洞见她不受驯化的野性气质：
“她的脸是埃及棕。”我很少在一位英国血统的女人身上看到比这更鲜明的吉普赛人特有的小麦肤色。她的目光不似华兹华斯夫人那样柔和，但也并非激烈或逼人，而是狂野、惊心，流盼如飞。她的仪态温暖，甚至炽烈；她似乎天生具有深刻的感受力；某种来自热切心智的微妙之火显然在她内部燃烧，时而由于不可抑制的本能而显现为表情，时而又立刻将其压制，以便符合其性别和年龄的礼数，这就导致她的言谈举止常有一种羞窘，乃至自我矛盾，令人视之不安。甚至她的表达和谈吐也因其过度强烈的感受力所扰，失去了清晰和从容。有时，这种自我对抗和克制情绪的行为甚至让她口吃……（Thomas De Quincey, Recollections of the Lakes and the Lake Poets, Edinburgh, 1892, pp.134-135）
德昆西说，多萝西“是我认识的最狂野（指最贴近大自然）的人；最真实率性；也最善于共情，无论同悲与喜、笑与泪、现实人生抑或诗人笔下更大的真实”。他认为多萝西完全缺乏淑女应有的资质，但他称之为“迷人的缺失”（charmingly deficient）：
多萝西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她动如脱兔（比如她走路时略显屈身的样子），使户外的她看起来不那么优雅，甚至失去了女性的特征。她并不培养那种凌驾于人格和气质之上的所谓优雅，相反，她天赋异禀；在她对哥哥的巨大贡献中，有一点尤其重要，对散步中的任何一个同伴都同样有益——那就是无限的同情，无时不在，一往而深。（同上，204-205页）
德昆西欣赏多萝西身上贴近自然、不为文明所染的气质，也注意到她非凡的徒步才能。的确，多萝西桀骜不驯的气质除了辉耀于她狂野的眼睛，也落实在她狂野的脚步。根据《华兹华斯传》的记载，华兹华斯兄妹特别能走，“一天走二十一英里……次日，‘在高高的山路上，感谢顺风的助力’，他们在两小时十五分钟内走了十英里，稍作休息后，又用一小时三十五分钟走了七英里。第二天早上，从塞德伯至肯德尔的十一英里是一场奋战，‘一路崎岖不平’，但也只用了三个小时”（117页）。还有一次走路时，山雨欲来，但多萝茜觉得，“乌云使行走更加有趣，因为它们将布拉德斯沃特山谷与周围的天空连接起来，自成一个美丽的世界，在此之外别无他境”（118页）。这实际上是一场大约二十一英里的路程。在2021年10月湖区举办的多萝西纪念展上，策划者也强调了多萝西作为徒步者的侧面。
展览海报
多萝西的鞋，华兹华斯博物馆。
展览宣传图片。左：多萝西在行走；右：展览呼吁当代人追随多萝西的脚步，置身自然（Alex Jakob-Whitworth’s logo design for The Wordsworth Trust’s current exhibition, ‘This Girl Did: Dorothy Wordsworth and Women’s Mountaineering’）。
多萝西的舅妈克里斯托弗·克拉肯索普夫人曾质疑她“徒步漫游乡间”是否得体，多萝茜倔强地答道，“我现在二十二岁了”， 可以独立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华兹华斯传》，119页）。实际上，在十八世纪末，一些英国女性开始热衷于壮游（the Grand Tour），并与男性“组团”爬山，或骑马，或步行。在去年新出的《登山与英国浪漫主义》中，作者专辟一章（标题“积极的登山者”active climber[s] of the hills借用了多萝西的说法，《中期书信》，第二卷，499页）考察了浪漫主义时期女性登山行为及其登山叙事，重点论述的对象就是多萝西和安·拉德克利夫（Ann Radcliff，1764-1823，英国作家，哥特小说的先锋）。作者指出，自1770年代起，湖区的斯吉多峰和威尔士最高峰斯诺顿峰（华兹华斯都攀登过并留下经典诗文）成为人们（包括女性）心驰神往的地方。英国最高峰本尼维斯山也是攀登的热点，据说一位时髦女士在征服山顶后，故意在山巅留下一瓶威士忌以示炫耀（《登山与英国浪漫主义》，200页）。
作者梳理了多萝西三十余年的登山史（约1798-1829），认为这段历史体现了一位登山者的成长及其登山叙事的演化。多萝西早期不敢爬山，只在山脚等待哥哥。《格拉斯米尔日记》中的第一次登山记录不过是流水账般的叙事，除了用重复两次的“壮观”（glorious）来形容景物外，再无其他描述，写得更多的是时间节点，路上吃的食物，花的钱。渐渐地，她虽持一定保留态度（“并不特别乐于从山顶看到自己熟悉的地方缩小为地图”），却也承认一览众山小时心灵和想象所体验的升华（《中期书信》，第二卷，163页）；后在哥哥的帮助下，完成了“最壮美的攀登”，但四顾晕眩，“若不是哥哥一直牢牢地抓住我，我就没命了”(《中期书信》，第三卷，36页)。直到晚年，多萝西才真正享受爬山的乐趣。五十三岁时，多萝西写信给华兹华斯的剑桥同学、陪他攀登斯诺登峰和阿尔卑斯山的同伴罗伯特·琼斯：“我现在和二十岁时一样健步如飞，并且比那时更擅长爬山。”（《晚期书信》，第四卷，387页）
多萝西最耐人寻味的登山叙事讲述了1818年10月7日攀登英格兰最高峰斯卡弗尔峰（Scafell Pike）的经历。这封在友人之间广为流传的长信后被哥哥放入他最畅销的一本书《湖区指南》（1822），却没有署上多萝西的名字。1855年，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1802-1876，英国第一位女性社会学家、作家）出版了《英格兰湖泊完整指南》（A Complete Guide to the English Lakes），挑战华兹华斯的《指南》。在1876年第四版中，她也选用了这封信，尽管她不知道是多萝西写的。这封信很长，在结尾处，多萝西转换视角，将目光从高处不胜寒的山巅转向登山者常忽视的脚下地面：
那里不见一枚草叶——几无一片青苔，都枯黄了；只有星星点点的苔藓生长在巨大的板岩和远处覆盖山顶的乱石之间，这些巨石就像创世纪时被废弃的大地骨架或骨骼，上面长满不朽的地衣，为雨露所滋润，呈现最鲜明美妙的色彩，变化无穷。珠宝或鲜花也比不上有些石头的美丽色泽，除了牧羊人或好奇的旅人偶然经过这里，再没有人类的眼睛见过这画面。这是多么殊胜！
Delmar Banner, Scafell, Looking North, oil painting, 1945. Westmorland Gazette
多萝西将凝视的目光从“崇高”（the sublime）转向了“优美”（the beautiful）的趣味转向，获得新的视野（《登山与英国浪漫主义》，239页）。也有浪漫主义研究者（Jo Taylor）留意到多萝西爬山时戴着苏格兰软帽（bonnet），认为她从帽檐下观看世界的角度与我们不同，更容易聚焦于细节（湖区主办的多萝西纪念讲座）。这是有趣的见解。不过，笔者觉得，多萝西对山巅之上“宛若尘世之外的寂静”兴趣不大，她更关注那些贴近地面、实实在在的东西，如哥哥诗中“最卑微的小花”（《永生颂》）。
书信手稿，DCMS51，华兹华斯图书馆。华兹华斯家族手稿编目由“鸽舍”（Dove Cottage）的首字母缩写“DC”加上“手稿”（manuscripts）的缩写“MS”组成，再缀以数字序号。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普通读者》第二辑中，有一篇《多萝西·华兹华斯》，其中谈及：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和多萝西·华兹华斯，两位步调极不一致的旅行者，曾紧随彼此的脚步。1795年，玛丽携幼女来到易北河上的阿尔托纳；三年后，多萝西同哥哥及柯尔律治也来到这里。两个人都写下旅行记录；两人看见同样的地方，但她们观看的眼睛却非常不同。玛丽所见，皆为推进她思考的理论，政府的作用，人民的国家，以及她自己神秘的灵魂。船桨击打水波的声音促使她追问，“生命啊，你是什么？这呼吸去向何方？这个我如此鲜活？它以何等元素释放并接纳新鲜的能量？”有时，她忘记看夕阳，而是看着沃尔佐根男爵。然而，多萝西以平淡无奇的精确如实记下眼前的事物，“从汉堡到阿尔托纳的步行非常愉快。一大片种着树的绿地，石子路交错其中……易北河对岸的土地如一片沼泽。”多萝西从不抱怨“专制主义的偶蹄”。多萝西从不提出诸如出口进口之类的“男人的问题”；多萝西从不把自己的灵魂与苍穹混为一谈。这个“如此鲜活的我”将被无情地让位于一草一木。（Virginia Woolf, “Dorothy Wordsworth” in The Common Reader, Second Series, Mariner Books, 2002, p.94）
伍尔夫触及了多萝西写作的关键。多萝西不大关注抽象的理论或缥缈的玄学，而是专注于具体的风土人情，感性细腻却不加评判——帕梅拉·沃夫说过一句精辟的话，值得列出原文：“Dorothy evokes things and people, and let them be.” （沃夫版《格拉斯米尔日记》，xiv页）这便成就了多萝西文风的另一重要特征：无我。很多学者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比如多萝西日记中第一人称单数“我”的缺席，作者意识的淡泊，折射出她的低调与谦卑。不过，弗朗西斯·威尔逊认为多萝西一方面有着很强的自我意识，所以才会详细写下自己的心情与行踪，仿佛揽镜自照，如《格拉斯米尔日记》首篇；但另一方面，她又“异常无我（curiously egoless），威廉和约翰衣兜里的冷猪肉有着比她更为坚固的实体”（Frances Wilson, The Ballad of Dorothy Wordsworth, Faber & Faber, 2008, pp.25-26）。无论我们把多萝西置于十八世纪女性作家的语境下，还是十八世纪风景书写的宏大背景下，都可以一眼便认出多萝西的独特文风。
著名的华兹华斯研究者塞林克特（E. De Selincourt）在他编辑的两卷本《多萝西日记》（Journals of Dorothy Wordsworth, MacMillan, 1941）前言中写道，“多萝西·华兹华斯或许是从未给公众写过一句话的最卓越、最杰出的英国作家”。多萝西自己也曾声明：“我厌恶让自己成为一名作家的想法。”（p.v）她写作，为了愉悦哥哥或邻里友人。她生前无意于发表，除了两首诗曾收录于哥哥的诗集中（“Loving and Irregular Verses Addressed to a Child”，发表于1836年；“the Floating Island at Hawkshead”，写于1820年代，发表于1842年），且未明确署名。直到1889年，威廉·奈特（William Knight）在《威廉·华兹华斯传》中选编了多萝西的一部分日记，她的文采才为世人所知，从此引起广泛兴趣。塞林克特编辑的日记版本较为全面，涵盖了多萝西的大部分作品，包括《阿尔弗克斯顿日记》（1798）、《汉堡与戈斯拉尔旅行日记》（1798）、《格拉斯米尔日记》（1800-1803）、《苏格兰之旅回忆录》（1803）、《阿尔斯沃特两岸远足》（1805年11月）、《斯卡弗尔峰远足》（1818年10月）、《欧陆旅行日记》（1820）、《第二次苏格兰之旅日记》（1822）、《马恩岛旅行日记》（1828）等。除此之外，1808年，为了给邻家的孤儿筹资，多萝西写过一部作品《格 拉 斯 米 尔 教 区 乔 治 与 萨 拉 · 格 林 的 故 事：写给一位友人》（A Narrative Concerning George and Sarah Green of the Parish of Grasmere Addressed to a Friend），但为了保护邻居的隐私，没有发表，直到1936年才由塞林克特编辑出版。1940年，海曼·艾格曼（Hyman Eigerman）还整理出版了《多萝西·华兹华斯诗集》。另外，还有十五本写在自制笔记本上的《莱德尔日记》（1824-1835）尚未发表，现藏华兹华斯图书馆，预计两年内由利物浦大学出版社出版。
多萝西的日记本，华兹华斯图书馆。
昔日纸贵，很多日记本为多萝西亲手缝制。里面的墨迹已经褪色，原本平淡的记录更显淡然。有的日记明显混杂着多萝西和哥哥的两种字体，说明这些篇目为哥哥代笔。有的日记本里有哥哥的诗稿，说明这个本子为兄妹共用。这些交融的印迹都证明久别重逢后的兄妹俩急切渴望重建共同的生活，共享同一份回忆。多萝西文笔纯净细腻，语气平静，抒情适度，想象明媚，形成一种诗化散文。或许，正因为长期浸润于多萝西的文字，哥哥才没有明确划分诗歌与散文的界限（《抒情歌谣集》序言）。多萝西使用朴素的语言，包括方言口语，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哥哥关于诗歌语言的思想。她对普通人的同情与书写，也为哥哥的诗思增添了人性的维度。不仅如此，哥哥从多萝西的文字中汲取灵感和素材，成就了许多经典诗篇。反过来，多萝西也会对他的创作进行点评，帮他完善。兄妹俩形成创作共同体，或许哥哥对妹妹的依赖还更多些。
这些日记写于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是作者心灵成长的地标。现存第一本日记《阿尔弗克斯顿日记》（The Alfoxden Journal）写于1798年1月20日，止于5月22日，只有四个月的记录。原稿已散佚。目前流传的版本为奈特的删节版。据说多萝西搬到阿尔弗克斯顿之前住在雷斯冈（Racedown,1795.9-1797.7）时也有一个日记本，但已遗失。帕梅拉·沃夫曾撰文提及此事，质疑奈特的删改，对多萝西的词汇、句法风格加以梳理，试图还原多萝西日记的原貌（“The Alfoxden Joural and Its Mysteries”, The Wordsworth Circle, Summer, 1995, Vol. 26, No. 3, pp. 125-133）。
1797年7月至1798年6月，华兹华斯兄妹租下阿尔弗克斯顿的一处大房子，为了亲近住在三英里外的柯尔律治。这段时期是三个人创造力最旺盛的日子，他们几乎每天见面，聊天，散步，写作。华兹华斯正在创作《抒情歌谣集》。柯尔律治写好了《忽必烈汗》，多萝西就把她的水壶命名为“忽必烈”。用柯尔律治的话说，“尽管我们是三个人，却拥有一条心”（three persons and one soul）。
卡萝尔·安·达菲，《多萝茜·华兹华斯的圣诞节生日》，汤姆·达克斯布里插图，2014（Carol Ann Duffy, Dorothy Wordsworth’s Christmas Birthday, illustrated by Tom Duxbury, Picador, 2014）。
阿尔弗克斯顿
帕梅拉·沃夫猜测这本日记与柯尔律治的暂别有关。多萝西在他走后才开始写日记，记下他不在的日子里发生的事情和自然界的变化，仿佛是写给他看的。这些文字与哥哥的诗稿片断写在同一个本子上，甚至卷首几句也是哥哥的手迹，但内容应出自多萝西或两人合作的产物。亚当·尼科尔森（Adam Nicolson）认为日记始于偶然，并将多萝西的文字比作一杯泉水，在读罢哥哥的一叠诗文后，予人清新与甘洌。他在著作中指出，华兹华斯曾说一位伟大诗人的职责就是“校正人们的感觉，给人新的感受”，使之“更健康，更纯净，更恒久”，但多萝西的日记本身就是“健康、纯净与恒久”的化身（The Making of Poetry: Coleridge, the Wordsworths and Their Years of Marvels, 2020, p.193）。露西·纽林（Lucy Newlyn）则认为这本日记和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一样，也是一种“实验”，多萝西在尝试“一种鲜明生动的笔记体散文风格”（《兄妹》，54页）。她的日记写作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阿尔弗克斯顿，1798年1月20日。那沿着山腰而下的碧路是小溪的河道。山间的流水在麦苗里勾勒出银色的线条，羊儿聚集在山坡上。在阴雨晦暗的日子过后，乡村看起来更有生机了。它沐浴在阳光里。花园扮成春日，繁花烂漫。紫星般的银莲花在阳光中绽开。雪花莲探出洁白的脑袋，由绿茎托着，盛开时如玫瑰花蕾，垂下头，缓缓地拉伸着它们的纤茎。斜坡上的树林一片红棕，上方的枝条织成稀疏的网，透出光线。在栽满橡树的圆丘最高处，阳光下的树干宛若废墟中的石柱。
这则开篇日记色彩丰富，光影交错。“我”隐藏在牧歌般的风景画背后，人也隐藏在这田园里面（“populous”, “peopled”）。
随手翻阅这本日记，会发现很多条目以动词“散步”（walked）开头，没有人称主语，仿佛散步是多萝西生活的首要部分，路上的风景便是书写的核心：
1月26日。 散步至山顶；追随羊群的足迹，直到我们看见阔大的山谷。坐在阳光里。远处的羊铃声，溪水声；伐木工人和他负重的小马沿着小路蜿蜒而行；羊毛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青灰色的大海在大片云朵之下并未改色；羊儿在阳光中闪闪发光。穿过树林返回。林子外围的树木更直接地受到海风的影响，失去了网状的树冠，僵直，如黝黑的骨架。冬青的红浆果散落一地。两点钟出发，回来时四点出头。
4月20日。散步至峡谷之间的山上。走克鲁克姆路回来，沿着山楂树和“小泥塘”。到家时九点。威廉整个早上都在疲惫地写作。新月。《彼得·贝尔》启动……
日记中除了大量的景物描写，也记录了许多诗歌的创作过程；自然、艺术与生活有机地融为一体。除了哥哥之外，出现最多的人物是柯尔律治：
3月7日。威廉和我去柯尔律治家喝茶。多云的天空。没看到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远处的景色迷蒙。树梢上只有一片叶子——唯一残留的一片叶子——在风的吹动下，如一块碎布舞动。（译者注：叶子的描述暗隐柯尔律治的诗《克莉斯特贝尔》49-52行）
3月23日。柯尔律治来我们家吃饭。他带来已完成的《歌谣》（译者注：即《古舟子咏》）。我们陪他走到矿工家。夜色美好，繁星密布，月如钩。
《阿尔弗克斯顿日记》记录了华兹华斯的“奇迹之年”，这也是多萝西写作生涯中的重要年月。
帕梅拉·沃夫为其编辑的《格拉斯米尔与阿尔弗克斯顿日记》作了细致的注疏，还介绍了多萝西的生平和写作，以及各种日记的版本史，附有详尽的多萝西年表，相关文献列表和地图，是很好的版本。
《汉堡和戈斯拉尔旅行日记》（Journal of Visit to Hamburg and of Journey from Hamburg to Goslar, 1798）则呈现出不同的画风。多萝西以一位旅行者的视角，记录了她的第一次出国旅行，文中常见浪漫主义作家典型的自然-城市对比，如拜伦所言，“高山是一种情绪，但人类城市的/嗡鸣是种折磨”（《少侠哈罗尔德游记》，第三篇，12-13行）。1798年秋，柯尔律治赴德国深造，华兹华斯兄妹随行。 9月14日，他们启航。多萝西晕船，旅行似乎从一开始就蒙上不祥的征兆。日记描述的平静海景与“恶心”“丑陋、黑漆漆的地方”夹杂在一起，如同船舱里各种外语的混响。多萝西时而描述岸上的风景——阿尔托纳教堂的尖塔，易北河上的船只，时而刻画当地的人物和风尚：
我对路人的活计和衣着着迷。那些荷兰妇女头顶巨大的草帽，平顶和帽檐形如牡蛎，没有装饰，或只有一条丝带环绕帽身，确实像一把小伞那么大。汉堡女孩们头戴白色的帽子，阔檐下垂，压褶而笔挺，有长长的垂饰和丝带。汉诺威人戴圆边帽，露出整个脸，帽子直立，丝带夸张。卖水果的女人戴着大草帽，仿佛倒扣的碗；或把白手帕裹在头上，如同主教的教冠。短上衣最普通不过；衬裙和上衣往往是不同的颜色。淑女们不戴帽子，服饰五花八门。
有趣的是，柯尔律治也注意到当地女人的帽子，“荷兰女人戴的大伞帽向外伸出半米远”。日记中充斥着关于噪音与污染的描写，特别是臭味，“一个英国人来到汉堡的第一印象便是这里的污秽和熏天的臭味”。汉堡对多萝西的冲击就像《序曲》第七卷写到的伦敦，喧嚣混乱，堪比地狱。多萝西也记录物价，认为汉堡是一个利益至上的地方。虽然伍尔夫通过对比，认为多萝西和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在相同的地方看到不同的景象，但《汉堡日记》对社会经济的关注与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瑞典、挪威和丹麦书札》相似，多萝西并非只看风景、不问世事之人。在这本日记中，多萝西频繁使用第一人称“我”，如一位语言障碍者竭力在异国他乡找寻自己的存在感。局外人的目光变得犀利，戈斯拉尔的严寒也使兄妹俩的乡愁日益浓烈。
1799年5月，兄妹俩终于回到英国。圣诞节前夕，他们在湖区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家“鸽舍”。格拉斯米尔三面环山——北面和东面是丹美尔峰、石亚瑟和法菲尔德峰，西面为海尔姆崖和希尔沃峰，从其中任何一座山，尤其是湖泊南端的希尔沃峰和红岸望去，湖水和以钟楼为标志的村庄似组成一幅生动美丽的画卷（《华兹华斯传》，281页）。在群山的环抱中，兄妹俩找到归属感。华兹华斯写下长诗《家在格拉斯米尔》（Home at Grasmere）,其中一段献给多萝西的诗文感人至深：
我的目光从未
停留于美好的事物，我的心
也从未陶醉于快乐的念想，
但此刻我与她共享这珍爱之家，
她就在我身旁或者不远处，
无论我的脚步转向何方，
她的声音如隐蔽的小鸟歌唱；
想起她，就像想起一道光，
一种无形的陪伴，一缕
不假风力而弥散的芬芳。
选自Mick Manning and Brita Granstro?m, The Wordsworths, London, 2020
约翰·怀特·阿伯特（John White Abbot，1763-1851），格拉斯米尔和海尔姆崖，1812。
1800年5月14日午饭后，哥哥动身前往约克郡。多萝西一路相送至洛伍德，“心情激动，和威廉吻别时，竟说不出话来”，在湖边的大石头上“大哭一场之后，心情平复”。回到家中，多萝西便开始写《格拉斯米尔日记》（The Grasmere Journal），目的是“为了愉悦哥哥”。我们再次看到多萝西为了亲友才拿起笔，是为了爱的劳作。日记写于1800年至1803年间（其中也呈现了1802年10月华兹华斯与玛丽结婚后岁月），共有四个日记本。本子为兄妹共用，里面有哥哥的大量诗文。这些日记讲述自立自足的安家生活，描绘纯美的湖光山色，揭露战时生计的艰辛，也讴歌当地淳朴的村民，其中呈现的“人居的风景”（peopled landscape）是多萝西风景书写的重要特点，也对哥哥产生影响，比如华兹华斯的《黄昏漫步》，最初只是简单的地域描写诗，在多萝西的批评下，他才加入了人的因素，其中一个片段成为后来著名的《废毁的茅舍》（《兄妹》，28页）。《格拉斯米尔日记》中也记录了多萝西与邻居们的往来，流露出她的友善和温暖。与哥哥带给人们的孤高印象不同，多萝西让我们觉得，“有时候，交际比独处更好”——反写华兹华斯喜爱的弥尔顿诗句“Solitude sometimes is the best society”。
在这部日记中，多萝西正在形成自己独特的语声，帕梅拉·沃夫灵敏地辨听着这些文字的节奏：
有时行色匆匆，这些日子可以标为断奏节拍；有时和缓下来，逗留于单一的人物：女乞丐，拾蚂蟥的人，在房门口抓冰雹的孩子，背着邮箱的驼背邮差，胡须像灰色长毛绒的老水手；有时驻足于一幅完整的画面：一场葬礼；炉火边的母亲与孩子；湖畔风中的水仙；小女孩在推车上山者的车轮后垫上石头。有时几乎凝止，能听见钟表的滴答，翻书的声响，炉火边静默书生的呼吸；随后又快马加鞭：种植，缝补，烘焙，洗刷，阅读，写作，散步，聊天。四时的天气与劳作都挤在文字的小小空间里……日记写作没有成规定式，生活也是：我们接受它的匆匆与缓慢。（沃夫版《格拉斯米尔和阿尔弗克斯顿日记》前言，ix页）
“鸽舍”，摄于2018年3月。
希尼在离开动荡的北爱尔兰、安家平静的格兰摩尔时，曾将自己与妻子比作相依为命的华兹华斯兄妹，并为充满创造力的新生活而欢欣：“元音犁入其他元音……艺术即如犁铧下的新泥。”（《格兰摩尔十四行》，第一首）在格拉斯米尔，生活与艺术统一，劳作与写作交替，如帕梅拉·沃夫所说，多萝西享有我们大多数人很难拥有的“开阔的自由”：
1802年5月1日，星期六。八点半起床。天堂般的清晨。吃罢早饭，我们来到花园，在房屋四周种下红菜豆。天空澄澈，宛若天堂。我种花，威廉帮我。然后我们坐在园子里，直到午饭时间。天很热。威廉写下《毛茛花》。我们打算盖一个凉亭。
凉亭，华兹华斯经常在此写诗，摄于2014年4月。
《日记》记录了很多诗歌的创作背景，比如华兹华斯的《决心与自主》。可以看出，从多萝西的观察到哥哥的创作，往往相隔较长时间，印证了华兹华斯关于诗歌的定义，即诗歌是平静中忆起的情感：
1800年10月3日。 我们碰到一个佝偻的老人，他穿着背心，把外衣搭在肩上，拿着包袱，穿着围裙，戴着睡帽。他的脸很有趣，黑眼睛，长鼻子。后来约翰在怀斯本遇见他，还以为是犹太人。他父母是苏格兰人，但他出生在部队。他有过老婆，“一个好女人，上帝赐给我们十个孩子”。全都死了，只有一个活下来，也杳无音讯了，曾是水手。他的活计是拾蚂蟥，但现在蚂蟥稀少，他也体力不济。他靠乞讨为生，正去往卡莱尔，到那儿买几本宗教书来卖。他说蚂蟥少的部分原因是天气干燥，但多年来它们一直罕见——他以为是过度捕杀的缘故，导致它们不能快速繁殖，生长缓慢。
大约十八个月后，华兹华斯才开始创作这首诗：
1802年5月4日。 威廉睡得特别好，虽然上床时紧张疲惫至极，但起床后容光焕发。我帮他抄写《拾蚂蟥的人》，他昨晚开始写的，周一早上又在床上写了几个诗节。天太热了，我们路过辛普森家时，在门口说了几句，没有进去。我们在路上休息了几次，反复朗读《拾蚂蟥的人》。还没到山顶，我们都要化了。
兄妹俩还常常一起朗读日记片段，作为哥哥写诗前的热身，广为流传的《水仙》（1804）就出自多萝西1802年4月15日的日记：
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水仙。它们生长在布满青苔的岩石之间，一些把头枕在石上，如同疲倦时倚着枕头；其余的摇曳舞动，仿佛在和拂过湖水的轻风一同欢笑。它们看起来那么欢乐，始终闪光，始终变幻。
《水仙》的题目也作《我孤独地漫步如一朵云》，很多词语直接来自多萝西。但事实上，这并非“孤独地漫步”，而是与妹妹一起走在湖边。有学者认为，这首诗故意将集体经验呈现为个体经验，但露西·纽林的说法似更加合理：诗中的“我”不是独自漫步的华兹华斯，也并非在卧榻上陷入“平静回忆”的华兹华斯，而是威廉、多萝西、玛丽都能与之认同的“我”（《兄妹》，158页）。这个说法有助于我们理解诗人的创作机制和抒情表达，超越局促的字面揣测。而《格拉斯米尔日记》无疑也体现共同的创造力，成为多萝西日记的典范。
格拉斯米尔湖畔的水仙，摄于2014年4月。
华兹华斯诗里的卧塌，铺在上面的彩色盖毯为多萝西缝制，鸽舍，摄于2014年4月。
余下的篇幅，留给鲜为人知的《莱德尔日记》（The Rydal Journal,1824-1835）。感谢华兹华斯图书馆保管人考顿（Jeff Cowton）先生发来由温特（Kathleen Winter）女士誊抄的部分誊清本。1813年，为排解丧子之痛，华兹华斯一家迁入莱德尔山庄（Rydal House），在此度过余生，是一家人住得最久的地方。在此期间，一家人多次出游，多萝西写下几种旅行日记。1824年12月1日，多萝西开始记录山庄的日常，这一天，“地上铺着薄雪”。1835年，多萝西病重搁笔。这些手稿字迹潦草，着实难辨，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但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多萝西的晚期生活及其家人的状况，让我们看到多萝西“依然是一位不倦、积极且敏感的观察者，始终兴奋地追求新体验”；同时，日记也“以充满病痛的渐弱音结束了多萝西漫长的奉献人生”（Carl H. Ketcham, “Dorothy Wordsworth's Journals, 1824-1835”, The Wordsworth Circle, Winter, 1978, Vol. 9, No. 1, pp. 3-16）。
莱德尔山庄是一座大房子，有许多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晚年卧病在床的多萝西得以从窗口窥探邻家的苹果树，远眺山下的莱德尔湖。与此前着重描写户外活动的日记不同，在《莱德尔日记》中，多萝西转身走向室内，宛若谢幕。这些日记如一幅幅静物画，呈现着平静的生活：炉火，品茶，友伴，阅读。当然，也有病痛与死亡。
威廉·韦斯托尔（William Westall，1781-1850），莱德尔山庄。
莱德尔山庄,摄于2014年4月。
弗朗西斯·汤恩（Francis Towne，1739/40？-1816），莱德尔湖，1789。
《莱德尔日记》反映了多萝西的阅读趣味。哥哥曾在信中写道：“她的朋友们以为，她这么热爱这片地方，这儿的风景，热爱运动，如今不能出门，一定心情不好，但事实并非如此——她在阅读里找到补偿，她的心情从未沉重。”（《晚期书信》，第二卷，504页）在这段时期，多萝西不仅饱读英国经典作家如莎士比亚、斯宾塞、多恩、赫伯特、弥尔顿和库柏，也阅读欧洲经典如但丁、塔索、狄德罗、塞万提斯，甚至抄写维吉尔。她也看当代书评和杂志如《布莱克伍德杂志》和《爱丁堡评论》。在哥哥的作品中，她最爱《漫游》。她每天读圣经。在她读的书里，有三分之一为宗教书籍，但也会毫不留情地批判某些作品乏味至极。在她病重的日子里，家人为她朗读马蒂诺的《病室生活》（Life in the Sick Room）。她的记忆力减退，但始终记得哥哥的诗：
1834年2月12日星期三——大斋节第一天
早上天晴，几朵大片疾云，一阵寒风——玛丽、多拉和卡罗琳去教堂了——威廉在阿诺德博士夫妇家，鲁夫太太星期天来和我们吃了饭——阵雨，沉闷的一天。关于天气，我只能记得，风不那么急了，雨也不大，有时半天或几个钟头晴好。我开始读埃奇沃斯先生的传记——读了《便士》，博物学杂志，以及每天的《新约》，各种报纸——以豪利的布道文结束一天的阅读。
莱德尔山庄客厅，窗边右侧是华兹华斯最爱的椅子，摄于2018年3月。
莱德尔山庄客厅，摄于2018年3月。
诗人之窗，摄于2018年3月。
日记也详细记录了多萝西的病情。1829年春天，第一次胆结石发作，8月复发。后来虽有好转，但严重限制了她的行动。1831年12月，病情恶化，行走困难。1833年10月，亨利·克拉布·罗宾逊（Henry Crabb Robinson）哀伤地说，“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到了1835年末，鸦片酊、阳光与新鲜的空气都救不了多萝西。日记中的病痛描写令人不忍卒读，以至于侄孙戈登·格雷厄姆·华兹华斯（Gordon Graham Wordsworth）在整理手稿时删掉了许多内容（1831年12月至1833年4月）。多萝西多么渴望置身自然，踏在柔软的春日大地上：“美好的安息日早晨。我多想自由地享受户外的空气”（1834年4月6日）；“早上晴好，我想出去”（1834年5月16日）。好在哥哥悉心照料，每天午后和傍晚按摩她的脚，还一度抱着她去看莱德尔山。老朋友罗宾逊也特别关心多萝西：
1833年7月18日。
当我身子好些，能听人说话时，他（译者注：罗宾逊）的陪伴总令人愉快——我不用费力说话——他耐心地坐在我身边，长久地陪着我，尽力逗我开心——也是我走路的拐杖——走累时，甚至领我回到床上——要给我揉脚，但我没有同意。
1834年2月19日，星期三。
风雨夜。我的花盆被风吹翻了。饭后我很不舒服——我不知道为什么——疼痛——恶心——头疼，出汗——忽冷忽热——但是，筋疲力尽后，我不再感到疼痛，睡得很好，尽管经常醒来。今天早上晴朗而寒冷，冰雹从耀眼的银云、以及乌云中落下，让我们想起过去，提醒我们不要期待瞬间风平浪静——读《季刊》，读完了埃奇沃斯的传记，正在读《星期六杂志》和克里斯托夫·雷恩爵士的传记——傍晚风雨交加，雨打在我的窗玻璃上。
克里斯托夫·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1632-1723），英国最杰出的建筑家之一，曾负责伦敦大火后五十二座教堂的重建工作，包括圣保罗大教堂。约翰·克劳斯特曼（John Closterman，1660-1711）绘。
日记还记载了柯尔律治的死讯。多萝西日记中的常客从此远去了：
1834年7月27日，星期天。
夜里没睡好，疼痛虚弱，早上好了——昨天的雷雨对我有影响——昨天下午肠胃不适——今天早上传来噩耗，可怜的柯尔律治离开了这个世界。在遭遇了腹痛的巨大折磨后，他虔敬幸福地死去，死前是长久的平静。
多萝西病中肖像，萨缪尔·克罗斯威特（Samuel Crosthwaite，1791-1868）绘于莱德尔山庄，1833年9月。
多萝西手稿，DCMS120，华兹华斯图书馆。
华兹华斯家的墨汁
1832年春，多拉为姑姑采来第一束春花，多萝西写下《病榻上的沉思》（Thoughts on My Sick Bed）作为回赠。诗歌以两个问句开篇：“是否我残余的生命/ 被夺去了晴朗的春天？”“是否春之序曲再不能/ 触动我回响的心弦？”然后，她温柔而坚定地答道：“啊！别这么说——这脆弱之躯里的隐秘生命/ 获得馈赠而更加丰盈”，并相信这馈赠与青春时无异：多萝西忆起人生旅途上的朵朵春花——毛茛花，报春花，水仙花，紫罗兰——这些她曾与哥哥一起观察过、抒写过的“草叶上的光华与花朵中的辉光”（《永生颂》），“搅动的，静止的，聒噪的，无言的——我们与一切共情”。这是回顾与总结之诗，当多萝西的记忆力日渐衰退，那些生命中反复吟唱过的诗韵愈加清晰，仿佛其他一切都经过了降噪处理。在诗的结尾，我们还隐约听见老朋友柯尔律治的《这菩提树荫将我囚禁》，听见哥哥《丁登寺》中的水声不息，听见《一段睡眠封存了我的灵魂》：
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
控制着脆弱、病苦与疼痛；
支撑我来到石阶小路，
再度踏上了山坡；——
我不是这孤室里的囚徒，
我看见怀河两岸的绿色，
忆起你先知般的话语，
诗人，兄长，童年的朋友！
无需行动，或者体力，
甚至也不要呼吸的空气；
——我想起大自然最美的景色；
伴着回忆，我就在那里。
格拉斯米尔墓园，华兹华斯兄妹和玛丽葬在一起，摄于2014年4月。
1855年1月25日，多萝西与世长辞。马修·阿诺德的弟弟得知消息后说，“想到她和哥哥一起躺在格拉斯米尔的墓园，令人感动”（《多萝西传》，279页）。
本文主要参考了以下文献：
《登山与英国浪漫主义》（Simon Bainbridge, Mountaineering and British Romanticism: The Literary Cultures of Climbing, 1770-1836, Oxford, 2020）
《多萝西传》（Robert Gittings and Jo Manton, Dorothy Wordsworth, Oxford, 1985）
《华兹华斯兄妹》（Lucy Newlyn,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 All in Each Other, Oxford, 2013），简称《兄妹》
《日常的奇迹》（Pamela Woof, Dorothy Wordsworth: Wonders of the Everyday, The Wordsworth Trust, 2013）
沃夫版《格拉斯米尔与阿尔弗克斯顿日记》（The Grasmere and Alfoxden Journals, ed. Pamela Woof , Oxford, 2002）
《华兹华斯兄妹早期通信集》（The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 vol. i: The Early Years, 1787-1805, ed. Ernest De Selincourt, rev. Chester L. Shaver, Oxford, 1967），简称《早期书信》
《华兹华斯兄妹中期通信集》（The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 vols ii &iii: The Middle Years, 1806-1820, ed. Ernest De Selincourt, rev. Mary Moorman and Alan G. Hill, Oxford, 1969-70），简称《中期书信》
《华兹华斯兄妹晚期通信集》（The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 vols iv-vii: The Later Years, 1821-1853, ed. Ernest De Selincourt, rev. Alan G. Hill, Oxford, 1978-88），简称《晚期书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