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苏慧廉》，沈迦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5月版，537页，88.00元
结束为期三个月的各地调查以后，庚款代表团于 1926年5月中旬汇聚北京，撰写书面报告。报告书完结后，英方成员相继离开中国。顾问委员会定于当年 8 月在伦敦举行全体委员会议，届时他们将再次聚首。
据胡适记载，“六月十八日安德生女士起程回国。六月十九日卫灵敦团长也离开北京回国了。王景春先生七月出国，经美国到伦敦开会。苏狄尔教授留在北京，七月里在哈尔滨和我会齐，同搭西伯利亚铁路去英国开会。”当时丁文江已接受孙传芳的委派，担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所以没有同行。
关于胡适与苏慧廉的交往，目前没有找到更多的材料能证明他俩早在英国庚款代表团访华前就已认识。苏慧廉比胡适整整大了三十岁，应算他的长辈。因此，就年龄而言，比胡适大六岁的谢福芸更容易与胡适交上朋友。
我发现胡适与苏慧廉的关系，也源自读到谢福芸的第一本中国题材的小说《中国淑女》。记得刚拿到书时，随手一翻就看见了胡适的照片。尽管没有文字说明这是胡适，但适之先生儒雅的形象，我们毕竟熟悉。
火车上的访谈
这张插图所在的第二十一章取名《哲学之门》，谢福芸笔下的胡适是个逻辑学教授。她详细记下与这位博学的教授在火车上的对话。《中国淑女》一书 1929 年初版于伦敦，因此这些发生于火车上的访谈，应发生在她随庚款代表团访问各地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认识是在火车上，窗外一派田园风光。果园正开花，果树精心修理过，虽然不够科学。看不见一棵杂草，每一列每一行都笔直笔直的。响起布谷鸟的叫声。
“听！”他说。“你知道它在叫什么吗？‘布谷，布谷！’传说里讲，从前有个懒惰的农夫，任凭土地荒芜下去。他死后，遭到天谴，每年春天回来，化作布谷鸟，呼唤农人不要学他的样子！”
“这个故事太迷人了，”我说。
“是啊，”他回答，“像我们所有的传说一样，很实际，很唯物。你们的诗人称布谷鸟为‘漫游的声音’，而这个声音给我们实在的建议。我们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我们中国人特别唯物。西方向东方寻求所谓神秘主义和灵性纯属瞎闹。印度人甚至比我们更缺少精神灵性。”
“哦，不是吧？”我认为他在谈话中掩盖真情，以中国的方式表示礼貌 的谦虚，就反对道。“还有祭祖呢。一个如此彻底相信死亡没有终结人类生命的民族肯定不怎么唯物。”
但他不以为然。“你很清楚，”他回答，“我们的鬼魂是最唯物的。他们要吃喝，要有钱花 ；死前要是尘世的富人，还要有汽车仆人，这些都是纸做的，烧了送过去。祖先一样俗：如果他们的棺木埋的方向不对，或时间不对，或者葬礼仪式不合适，他们会回到人间，出没于子孙居住的屋子， 破坏他们的事儿。所以，在死人的事情上，我们中国人毫无精神性可言。”
我问他：我在为一家英国报纸写描述中国人生活的文章，能不能引用它？
“当然可以，”他说，“这类东西我在书里讲过二十遍，你显然没看过。但你最好正儿八经地写一篇我的访谈录。”
那可是新鲜的经历，我肯定地说。我挺感兴趣的。
“很好，”他命令道。“问我问题吧。中国和美国的报纸跟我做过无数次访谈。”后来，他在欧洲也接受过访谈。
“关于中国唯物的问题？”我怯怯地问。“我想您忘记了基督徒。您知道，1900 年时，一万名教徒宁愿死，也不放弃信仰。这不怎么唯物，您说是吧？”
“宗教，”他强调说，“是人民的鸦片。这话有人说过，我重复一遍，坚信它是对的。大烟鬼什么都做得出来。所有宗教的基础都是神话。看看《创世记》！”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后来被中国人不断引用的马克思名言，没想到在胡适的年代便已流行。
谢福芸是基督徒，对圣经《创世记》耳熟能详，她于是与胡适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他接着说，上帝存在的概率太小了，为了实际目的，不值得考量。
“我是无神论者，不是不可知论者，”他强调说。“我不迎合虚幻的东西。我不是说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而是说我相信上帝不存在。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
当这两个年轻人在为有无上帝激烈辩论时，苏慧廉正好经过他们的身边。他听到这些对话后，便把手放到胡适的肩上，盯着坐在那里的他。谢福芸说他父亲的眼睛是“那么真诚，那么苍白，几乎要透出光亮”。
“亲爱的伙计，”爸爸亲切地说，“看到你的人都不会相信你是物质的。你本人就不符合你的理论。”
教授笑了。他没有感到不快，这不合逻辑。但生活不是逻辑的，而是生物的。生活中总有不可预知的东西，总有生长的因子。没有人能够为任何人或任何民族说明未来生活的情形。用最科学的方法培育出来的玫瑰花， 谁能在开花之前画出它的精确图画呢？我于是和他争论起来。
胡适是个宽容的人，但也不是个容易被说服的人。
“妇人之论！”他表示不屑。“但关于宗教，谢天谢地，我永远抛弃了教堂之类的迷信。我最后一次进教堂是在十年前，我再也不想去那个地方了。”
胡适说自己最后一次进教堂是在十年前，那时他还在美国读大学。其实，在美国就学期间，胡适还差点入教，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后来有段时间，他还热衷收集各种版本的《圣经》。
有人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在宗教面前披起厚厚的甲壳，是因为一段痛苦经历：他的一个西方基督徒朋友结果证明是伪君子。任何青年的信仰都会因此动摇，不管是对朋友还是对朋友创造者的信仰。但教授不乏公正。他在英国时，报纸上正在热烈争论传教使团的价值。其中一方宣称，中国的一切麻烦都肇始于传教使团。我们的教授竟然写文章为传教使团辩护！ 作为无神论者，他无补于他们的信条 ；但作为爱国者，他宣布，传教使团对中国进步的贡献超过任何团体。
“但是，感谢上天，”他激动地冲我叫嚷，“我可以说，我从未受过传教团的影响，我不亏欠任何教会、任何宗教一个大子、一个小时的教育！”
接受谢福芸的采访时，胡适还只有三十五岁。谢福芸直接记下的这些内容，不经意间保留了年轻胡适的真实思想。海峡两岸对这位“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伟人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这篇英文采访稿，或许能为胡适思想研究，特别是他的宗教观研究，提供第一手的材料。
胡适除了在美国读大学时有过一回入教的冲动外，一直都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晚年在台湾，看见梅贻琦的夫人为病中的梅先生做祷告、唱赞美诗，还觉得不可理喻。“他还没有死，一屋子愚蠢的女人在唱着歌祈祷，希望升天堂。——这些愚蠢的女人！。”
谢福芸还记录了胡适的家庭生活：
他告诉我，他父亲是乡官，家境还算宽裕。
“我的母亲，”他接着说，因为现实主义者必须袒露全部事实，尤其是让他感到苦涩的事实，“我的母亲是个纯朴的村姑，当时十八岁。父亲娶她时已经老了，我出生后不久他就去世了。”他想让我知道，是这样的婚姻致使他身体不怎么强壮。但好的结果是教授脑力超人，他的身体也不是弱不禁风，否则他无法完成那么多工作。他年轻时早早地订了婚，那个村姑他没有见过。当他留美回国，荣归乡里时，履行了长辈们以他的名义订下的婚约。他不应该违反传统的制度和家族的承诺。他心地纯洁，操行严谨。学问是他真正的妻子。至于大利拉的妖魅伎俩，他像金刚石一般不为所动。和她一起待上五分钟，他就会烦得要命，尽管她翩翩而来。
胡适的父亲叫胡传，字铁花，胡适的生母叫冯顺弟。胡适侍母极孝，可能源自这段家史。
苏慧廉也许带谢福芸拜访过胡适在北京的家，因为谢福芸说自己在北京见过胡适的太太江冬秀。
一个和善的家庭妇女，个头不高。她大约发现她杰出的丈夫实在麻烦。例如，中国社交界对明星的要求非常多 ；教授一天内会收到六份晚宴邀请， 拒绝哪一家都不礼貌，甚至是侮辱！
“同样，我的一个名人朋友受邀担任十二所大学的校长，情面难却，他不能不答应。但他最近不顾得罪人，发了封公开信，宣布他从此以后不再接受校长头衔。光上海就有四十所所谓大学，这中间肯定有不合格的，朋友发誓说他不会参与支持它们。按照老规矩，你给大学者写过一封信，从此永远就可以自称他的学生。”教授解释说。
“但您一天晚上不能吃六顿饭！可怜的胃！”我建议说。
“当然不能了，”他回答。“我在一家宴会上夹一筷子，就赶到下一家。邀请的主旨在于谈话。我待一阵子，谈一会儿。尽管这样，还是不利于消化。我太太说我的胃像牛一样，我认为确实如此。”
“他是活受罪，”教授夫人告诉我，这大概不差。“他赴宴赴得很累，因为每一家都希望他发表谈话，有意思的谈话 ；回到家后他还要伏案写作， 直到凌晨三点。他说只有这段时间电话铃不响。”
教授聪明地说：“到了英国，我就待在大英博物馆，那里没人打扰。”
他说，他结婚时已经告诉了新娘，他的家里不允许任何宗教教义和仪式，新年敬鬼也不准。他们有三个儿子。他认为孩子有独立思想的权利， 不应该先入为主地接受任何宗教教条。孩子年轻时灌输宗教偏见非常不妥当。如果他们长大了愿意信仰，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在这方面，应该说，我太太给了我很大支持，”他补充说。“我还想说，我立下规矩时，她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让我感到吃惊。”
胡适在坊间有怕老婆的传闻，是不是这样，无从考证。胡适与江冬秀育有三个孩子，次女素斐早夭，留下两个儿子，胡祖望与胡思杜。
谢福芸对胡适的神学观点很感兴趣，而胡适认为对他的采访不应该仅问他对《创世记》和唯物主义的看法。“你应该问，我写了多少本书，书的内容是什么？”胡适直接提示谢福芸。谢福芸于是转了个话题：
“如果红军占领中国呢？”我问。“您说不定是受害者。”
“那也好，”他表示同意。“只要能推动国家进步，我心甘情愿。”他认为，俄国的红色恐怖被大大夸大了。对讲求实际的东方人来说，这类情感没有被证实就是不真实的。
那时还仅是二十年代，没有多少人相信红军真会占领中国。谢福芸在这一章，写下了她对胡适的欣赏：
教授在一本英文新书里——这一作品肯定耗尽了他血管中的每一滴血——彻底抛掉了骄傲，书里的话一定会让他的许多同胞惊骇莫名。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不真实，而是太真实了，毁灭性的真实，不能说出来。教授写道：
“我认为，现在需要的是宗教忏悔般的深刻体认，即我们中国百事不如人，世界上每一个现代国家都比我们好上许多。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贫穷得可怕，我们的百姓灾难深重 ；文明的民族应当为此感到惊诧。”
但接着往下读 ：
“我们的家庭大多是罪恶的渊薮，充斥着压迫和不公，私刑和自杀。”
“这一切只有责备我们自己。我们女人裹脚裹了一千年，抽鸦片抽了几百年，结果民族虚弱，道德败坏……我们只是吞下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罪过的果实。”
他最后写道：“我们再不要欺骗自己了，得意洋洋地说帝国主义列强阻碍了我们民族的进步。读一读日本现代史吧，让我们在羞惭和忏悔中永远丢掉自负和自欺。
“然后，当我们彻底地、诚心地忏悔了，让我们庄严虔敬地下定决心： 我们必须做小学生。”
教授写下这些话勇气可嘉。满怀清教徒般的热情，像崇拜上帝一样崇拜真理的思想家不会错到哪里去 ；他的话对他那一代人不无益处，他们最好听一听。如果有个上帝要求牺牲和服务的话，那就是真理的上帝 ；从长远看，真理的上帝赏罚公正。
这里是施洗者约翰的呼唤，尽管他没有衣兽皮，居荒野。他的叫喊是以赫胥黎为名义的忏悔，他的福音书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近来的动荡和喧嚣中，他思索着，权衡着。他认定，赫胥黎和达尔文更伟大，更永恒：这是灵魂做出的重大抉择。
莫斯科插曲
苏慧廉在哈尔滨与胡适会齐，“七月二十二日，两人同搭西伯利亚的铁路前往英国”。 西伯利亚铁路上个世纪初开通后，是亚洲前往欧洲的最快捷路线。
苏慧廉在哈尔滨时也没闲着，由他英译的佛学名著《妙法莲华经》就是这年在哈尔滨定的稿。
从哈尔滨到伦敦，中间要经过莫斯科。7 月 30 日胡适抵达莫斯科，并停留了三天。其间，参观了苏联的革命博物馆和监狱，并到中山大学演讲， 盛赞苏联 1917 年革命的成功。这三天的行程，胡适自认为很受教育。这在当时他写给好友张慰慈的信中可看出：
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的有理想与有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见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的新试验， 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配批评苏联。
胡适一生中仅这一次到访苏联，苏联当时的现实还一度改变他的思想，他甚至认为可以容忍牺牲一点自由以图专政治国。
不过，徐志摩即提醒他注意，因为胡适当时只看到苏俄的国家统一与貌似强大。徐志摩这个在许多人的眼里只懂得谈情说爱的浪漫诗人，其实目光如炬。他的所思所想与“左翼”相悖，一直不合革命潮流。胡适后来对这段经历有所反思。
看胡适思想史上的这段插曲，我有时不免胡思乱想。那几天胡适下车去莫斯科，如果主张渐进改良而非革命性变革的苏慧廉也同行，那又会是个怎样的结果？ 胡适临离开苏联时，还意外地与共产党理论家蔡和森邂逅，那一刻苏慧廉如果也在场，这三个人又将有怎样的思想碰撞？
历史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叉开了轨道。
伦敦迎接胡适
苏慧廉可能是另有要事，所以胡适经停苏联时，他没有下车。也因此，他比胡适早几日抵达英国。
1926 年8月4日，星期三。这一天的傍晚，胡适抵达伦敦。胡适以为没人知道他是今天到达，没想到的是，当走下火车，苏慧廉、安德生及王景春已在车站迎候。故友重逢，他很开心。“回馆，与兆熙同餐，谈甚久。与 Soothill 谈。”
1926年8月6日，星期五。胡适在日记中写道：“Soothill（肖塞尔）来邀我同去外部与 Gwatkin（瓜特金）同去，见着 Mounsey（莫塞）君。一点半，到 Willingdon（惠灵顿）家吃午饭，谈甚久。”莫塞即芒西，另一位外方委员，时任英国外交部远东事务局局长。瓜特金则是庚款委员会的秘书， 著有《和服》《再见》等日文小说。
10月5 日，庚款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6 日，召开第三次会。当天苏慧廉邀饭，并谈甚久。可能是意犹未尽，第二日，胡适还早起，去看望苏慧廉夫妇和谢福芸。
经过几轮会议，咨询委员会于 10 月 18 日提出最后报告，建议如下：
一、解散咨询委员会，另组一基金委员会，设于中国。基金会由十一人组成，中国六人，英国五人，初由中国政府任命，但必得英政府之同意，以后由委员推选，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主席中英均可担任，由该委员会推选。中英人数之比，至 1945 年为止。以后可以华员代替英员。每年向中英两国提出财务报告，同时中英两国亦可派观察员与会。
二、庚款基金：每年支十五万至三十五万英镑作为补助之用，余款作为基金，共可得三百五十万至五百万英镑，作为生利之用。
三、庚款用途：1. 补助农业、教育及农业改良，其中农业方面 30%， 科学研究 23%，医务与公共卫生 17%，教育事业 30%。2. 投资方面。铁路，完成粤汉铁路未完成之部分，约计二百八十里，约需五百万镑，如有困难，则用之于水利；河务工程，直隶水利，约需三百二十万英镑；导淮水利，约需两百万镑。
但中国政局变化的速度，远快于庚款委员的会议讨论。此报告完成后仅月余，国民革命军即开始北伐，中国局势大变，因此，该计划未能立即付诸实施。
牛津地陪
伦敦会后，胡适于 11 月 21 日至 24 日访问牛津并讲学。苏慧廉作为牛津汉学教授，自然要尽地主之谊。在胡适日记中，可见苏氏的接待记录。
11月21 日，星期天。
早十点十分，去 Oxford [牛津]，十一点半到。Prof. W. E. Soothill [ W. E. 肖塞尔教授 ] 在站上接我，因天气甚好，他带我去看All Souls’ College [心灵学院]、Magdalene College [ 玛格拉林学院]、Christ’Church[ 基督教堂 ]。到他家，见着 Mrs. Soothill & Lady Hosie [肖塞尔夫人和霍西里女士]。
苏慧廉带胡适参观牛津的线路，与一年前接待徐树铮的几乎一样。这个导游有点“死板”。
晚上到 Trinity College [三一学院]会餐，见着院长Bluckistone [布鲁克斯东]。
这是苏慧廉任教的学院。
饭后到New College [新学院] 赴Oxford Philosophical Society [ 牛津哲学社] 旁听。Prof. L. I. Russell（of Birmingham）[ L.I. 罗素教授（来自伯明翰）] 读一篇论文，题为Value & Existence [《价值和生存》]，浅直的很，已可骇诧。随后到会诸人（全数 11 人，连我与Soothill [ 肖塞尔] 在内）有讨论的，我始终不曾开口。讨论的有Lindsay（Master of Balliol）[林赛（巴勒特学院院长）]，Rose（Aristotelian Scholar）and I. A. Smith[ 罗斯（亚里士多德研究学者）和I.A. 史密斯]，但大体很无聊，Smith尤为武断，很失望。（F.C.S. Schieler [F.C.S. 舍勒 ] 不曾来；他还在美国。）
11 月 22 日，星期一。
Prof. Soothill [肖塞尔教授] 带我去看Bodleian Library [鲍德列恩图书馆]。这是一个很有名Library，但他的Catalogues [目录] 实在不高明，比起美国的Library Catalogues [图书馆目录]来，这里真是上古时代了。
此间的中国书部更是大笑话！Soothill自己动手编了一个书目，不知费了多少年月，仅成一小小部分。我偶一翻看，其中错误大可骇人听闻！《花间集》目云：“这是一册日本诗歌，广政十年在 kyoto[ 西京 ] 印的。”（原文是英文）我问他，怎么知道是 Kyot o（西京）印的？他也莫名其妙。翻开一看，书上明写着“大蜀欧阳炯叙”！
下面两片是我替他改换之后偶然丢在外套袋里的：
一是《三国演义》片的下半：A late reprint of the edition of 瑞圣叹Jui Sheng-T’an of the 金dynasty with commentary by 毛宗冈 Mao Zong-kang [本版新印本，金朝人，瑞圣叹作，毛宗冈评注。]“金人瑞圣叹”变成了“金朝人，姓瑞，名圣叹”！
二是《宋文鉴》片：
D179 4 cases 24 vol. 宋文鉴
Sung Wen Chien
Aminor of Sung literature first imperially published in 1179 with a preface by 周 必 大 Chou Pi-ta, Other Prefaces in 1504 by 胡淳安 and 胡韶识。
[ D179 4函24卷 宋文鉴
宋文鉴，一一七九年奉诏初刊，周必大序，一五〇四年胡淳安和胡韶识又序。]
与此片同类的是《楚辞》片上写着注者名王逸上！
馆中的书以“中国学大家”Backhouse [柏克候斯] 收藏的为基本。Backhouse是一个大浑人，他所收的宝贝有一卷王羲之的字，上面有王诜的跋，文理的荒谬已可笑了，还有谢惠连的一跋。
最可笑的是一部黄震的《古今纪要》，装潢甚精，题为“宋本”！Backhouse 跋云：“此书的是宋本，其中称‘太祖’，则其该当在九七五年之后 ；而‘煦’字不缺笔，则其刻当在一〇六三年之前，真可宝贵也。”这种人之荒谬不通，真不可恕！他竟不查一查黄震生于什么时代，也不看看书中内容！
这是段很有趣的记录，被胡适称为“中国学大家”的 Backhouse 就是前文已提到的北京隐士巴克斯。他的捐献至今仍是“饱蠹楼”的重器。每逢有贵宾光临，牛津都要拿出来“秀”一下。胡适比蔡元培更长于版本考据，他今天着实在老外面前卖弄了一番。估计当时苏慧廉会有些脸红。
下午 Prof. Soothill [肖塞尔教授 ] 家中开茶会，欢迎我，其意甚可感。来宾几十人，多有甚知名之士。
是夜在 University College [大学学院 ] 会餐，主人为院长Sir Michael Sadler [迈克尔·塞勒爵士]，此人甚可爱敬。
当天下午，为胡适的到来召开的茶话会是在苏慧廉家中举行，英国人邀请客人至家中喝下午茶是个隆重的礼节。当晚，“甚可爱敬”的塞勒爵士就是此前蔡元培游说的沙尔特，他也曾请徐树铮喝茶。
第三天，11 月 23 日，星期二：
Mr. G. F. Hudson [G.F. 赫德森先生] 请我吃早饭。此君年仅二十三岁， 现为 All Souls College Fellow [心灵学院研究员]，此为 Oxford [牛津] 最高的荣誉。他有志研究中国文字，可惜不得良师益友。
下午，到 Examination Schools [考试院] 讲演“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之文艺复兴 ]，听众大多是白发老人，少年人甚少。此因 Soothill [肖塞尔]不曾广告之故；他仅在 Oxford Gazette [牛津大学校报] 上登了一条布告。然今天的听众，据 Prof. I.A. Smith [I.A. 史密斯教授 ] 说，要算 Oxford [牛津] 最多的听众了！（其实不过百余人。）
晚上，到 New College [新学院] 会餐，院长 Dr. Fisher [菲希尔博士] 作主人。此君为有名的史学家，曾作教育总长，其人甚可爱敬，略如Sadler [塞勒] ”
下午来听讲演的人不多，胡适多少有点埋怨苏慧廉的意思。胡适在这天的日记本中附贴了一张《牛津大学校报》的剪报，其上刊登有此次演讲的英文公告。胡适在牛津所做的《中国之文艺复兴》演讲，后发表在《国际问题学会年报》。
胡适在牛津停留了四天，11 月 24 日中午离开。之后去了利物浦、伯明翰等地，直至 1926 年 12 月 31 日启程离英。
1926 年最后一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早起，写信与 Prof. Soothill & Lady Hosie（肖塞尔教授和霍西女士），与冬秀、与 ROSE（罗斯）。
到使馆辞行。
从胡适的日记可看出，苏慧廉是他在英国的重要朋友。
胡适告别苏慧廉后直接去了美国，他没有马上回中国。1927年，中国正乱云飞渡。
本文摘自沈迦著《寻找·苏慧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