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顺治二年乙酉（1645），摄政王多尔衮（1612-1650）率清师南下，行伍间挟之与俱的有降附了清廷的明朝官员三人，史可程、王砻和程先贞。据说这是为了招降南明弘光朝廷文武大员所布置的三着棋，其目标分别为史可法（1602-1645，与史可程为同祖兄弟）、王铎（1592-1651，与王砻为同胞兄弟）和钱谦益（1582-1664，与程先贞为挚友）。
即使这个说法属实，清廷的招降密计也只实现了三分之二。奉弘光命镇守扬州的史可法拒绝降清，作出了与城俱亡的壮举，于是有“扬州十日”的悲剧。而留守南京的高官王铎和钱谦益一同率领弘光朝的文武大员数百人，出南京城郊迎清师，让清师不废一兵一矢，长驱入城。这些都是清史上为人所熟知的故事了。
史可程、王砻和程先贞为清廷当说客一事，根据目前所见的史料，尚难论定。但这三人之中，程先贞和史可程在入清后却分别和以忠节见称的顾炎武（1613-1682）建立过深挚的友情，倒是有案可稽的。“遗民”而与“降臣”论交，事不寻常，更何况是耿亮守节的亭林。
顾炎武
一、程先贞之降清
先说程先贞。
程先贞（1607-1673），字正夫，号葸庵，山东济南府德州人。程氏为鲁西望族，科第宦途，两皆顺遂。正夫的祖父绍（字公业），父泰，分别官至工部右侍郎和建昌府通判。正夫则凭借祖荫，在崇祯朝官工部营缮司员。入清以后，友人和正夫诗酒唱酬，还是以“程工部”称之的。
《清史稿》和《清史列传》都没有为正夫立传。至如他的墓志和祭文也尚未发现，只在《（道光）济南府志》收有小传一篇。短短不满二百字，对正夫在明清之际的行事，却是含糊其词：“甲申之变，正夫与其师卢世?诛伪官。家居二十年，杜门简出，以诗酒自娱。”
“伪官”云者，当指李自成大顺朝廷的官员。卢世?（1588-1653），字德水，又字紫房，号南村病叟。崇祯末曾官监察御史。入清后被征入京师，复原官。以病废辞，没有当上“贰臣”。
小传对正夫随清师南下事，却未提及，而入清后行事，亦只说他“家居二十年，杜门简出”。如此一来，正夫岂非朱明的遗民了吗？
事实上，正夫确是降附过清廷的；而他本人对顺治二年（1645）策马扬鞭，随新主南下一事，亦未尝讳言。他晚年作《自题小像》诗四首，其中的第三像题诗，便是追忆当时摇身变作新朝显贵时的得意情状的。诗前小序说：
第三像：其颌颐间有二毛矣。乙酉北谒，赐蟒衣一袭，滥江干之役，腰横玉具，行色匆匆。
乙酉，顺治二年（1645），正夫三十九岁。“二毛”云云，指头白有二色。所谓“蟒衣”，即“象龙之服”，和皇帝御袍相似，但少一爪而已；这本是明朝的制度，清初因袭了下来的。当年身披蟒衣、腰横玉带的正夫，意气之勃发，可以想见。诗说：
物色仓皇尘土红，手携一剑学从戎。丈夫漫洒平生泪，自认须眉与昔同。
正夫这一序一诗，虽未明言他为清廷向钱牧斋劝降，但却足以证明他本人确曾降附清朝。所谓“乙酉北谒，赐蟒衣一袭”，明言自山东北上，入京谒新主；而“滥江干之役，腰横玉具”，说的正是随清师南征之事。
二、程先贞的《海右陈人集》
正夫和他的老师卢世?，都是清初山东著名的诗人。正夫的集名《海右陈人集》，分作上下两卷，收各体诗四百四十六首。量虽不多，但他的诗诣在他生前便已得到当时诗坛巨擘的推崇。钱牧斋序他的诗，说他“汲古起雅”，所作“清稳妙丽”。王士禛（1634-1711）也称他的篇章“深稳而有逸气”。牧斋和渔洋的评论，说明了正夫在清初诗坛所占的席位。
近人邓之诚从史学的角度来解读正夫的作品，指出他“诗中自注，颇及时事”，有助于考史，见解尤为独到。事实上，《海右陈人集》里很多所谓“清稳妙丽”的诗篇，如果细加勘察，便已是极可贵的原始史料。上文利用《自题小像》中的一首七绝来证明正夫确曾降附清廷，只是其中一例而已。以下即可根据正夫的其他作品，来考见他在入清以后和顾炎武之间所缔结的一段深挚的友情。
三、顾亭林与程先贞
《海右陈人集》所收与顾亭林有关的各体诗凡十题十四首。其写作年份大约为自康熙元年（1662）至正夫逝世前一年（康熙十一年[1672]）的十载之间（亦即正夫五十六岁至六十六岁，亭林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细绎正夫这些诗作，再以亭林《诗文集》和亭林《年谱》中有关正夫的材料相印证，确可考定两人之间实有过一段不比寻常的友谊。
两人见面论交，事在康熙元年（1662），地点在山东德州。论交之前，两人身世遭逢之殊，判若天壤。明亡之前，虽然同是“复社”成员，但正夫始终服官北京，而亭林则足不出江南。清人入关之翌年，正夫随清兵南下，为新主奔命，而亭林则身预抗清义举。然则在明则一朝一野，在清则敌我分明。两人的活动，取向殊途。
及两人初晤，彼此的处境与心境也有很大的差距。其时亭林离乡别井，仆仆征尘；虽在流离之际，但仍怀抱济世雄心。而正夫则早已由绚烂趋于平淡，息影家园多年了，他在《自题小像》诗里自叙归老田间后的生活说：
鼎彝尊罍，列在左右，苍颜白发，颓乎其中，不冠不履。
这和坚持“君子之学，死而后已”的亭林，是大相径庭的。
然而，尽管两人过往的经历存有根本的差异，在现实处境和对未来的展望又缺乏一致的认同，亭林和正夫却在晚年结下至死不渝的交谊。首先，两人订交之后，往来频繁。正夫在康熙九年（1670）所撰的《赠顾征君亭林序》里说：
亭林每过吾州，辄见访。如侨、札之欢，皋、梁之说也。
根据亭林《年谱》，他于顺治十四年（1657）北上之后，到他定居陕西（康熙十八年[1679]）为止，几乎每年必到济南，过德州而必与正夫见面。有时甚至一年之内，过访两三次，则两人往还之频密可知。亭林本人所撰《德州过程工部》一诗的起句就说，“海上乘槎客，年年八月来”，可证正夫在赠序里的话，实非虚夸。
其次，两人在离别期间，每以诗歌保持联系，如亭林于康熙元年（1662）离开山东，取道北京初访山陕，在旅途中，他寄正夫五言长诗一首，备述思慕之情：
绵上耕山日，青门灌圃时。怀人初有叹，裂素便成辞。一雁陵秋阔，双鱼入水迟。任城楼突兀，大野泽参差。物象今来异，天心此际疑。风沙春气乱，彗孛夜芒垂。见魃当郊舞，闻人叫庙嘻。频翻坤轴动，乍斗日轮亏。水竭愁鱼鳖，山空困鹿麋。伤心犹赋敛，举目尽流离。旅计真无奈，朋欢可更追。秋吟酬鲍照，日饮对袁丝。蛬急当轩响，花繁绕砌枝。朱弦弥唱古，白雪每夸奇。剑术人谁学，琴心尔共知。三年嗟契阔，只羽倦差池。尚愧劬劳忆，还添老大悲。几窥尼父室，独近董生帷。器忝南金许，文承绣段诒。清风来彩笔，疏韵落芳巵。西蜀玄方草，东周梦未衰。会须陪燕笑，重和邺中诗。
诗中如“怀人初有叹，裂素便成辞”；“旅计真无奈，朋欢可更追”；“剑术人谁学，琴心尔共知。三年嗟契阔，只羽倦差池”；“会须陪燕笑，重和邺中诗”等句，词情挚到，充分流露出亭林对正夫真切的怀念。而正夫的《答亭林平阳见寄》二律，则冥想亭林在旅途中长路漫漫的孤苦，表达了对故人的一往深情：
西去怜君似转蓬，传来尺素到墙东。旷怀晋国云山远，回首吴门烟水空。世局频劳悲失马，天涯漫遣慕冥鸿。王孙何事归犹未，芳草凄凄满旧丛。
怀古遥应处处同，青鞋布袜御长风。犹闻采蕨思殷社，漫道歌薰入舜宫。山色千重遮冀北，河流万里下蒲东。看君行迈劬劳甚，五噫谁知庑下鸿。
不久，亭林结束山陕之行，重过山东德州，和正夫叙旧。亭林《德州过程工部》，即作于此时：
海上乘槎客，年年八月来。每逢佳节至，长得草堂开。老桂香犹吐，孤鸿影自回。未论千里事，一见且衔杯。
结句“未论千里事，一见且衔杯”，充分展现出两人久别重逢欢欣的心情。正夫《顾亭林从大同来暂过东昌》诗亦记此事：
一夕三年别，疏镫话旧游。长征还带剑，远望欲登搂。月落青山夜，云回紫塞秋。故乡何处是？此地即并州。
吾道看如此，天涯去住难。班荆留款坐，剪韭劝加餐。暮雨吟蛩切，秋风落雁寒。仲连台畔路，明日又漫漫。
上文所引正夫赠亭林的《序》里又说：
东吴顾征君亭林先生，今之大儒，于书无所不读，习熟国家典制，以至人情物理。淹贯会通，折衷而守之，卓乎为经济之学者也。……亭林为余谈经说史，不惮娓娓，或留信宿，或浃月经时，然后乃去。
这段话说明了正夫视亭林为学术上的畏友；所谓“谈经说史”，正是维系这份水乳交融的友谊的一个重要因素。康熙九年（1670），亭林应正夫的邀请，在德州授《易》凡三阅月，便是一个好例子。
亭林晚年治《易》，并屡次在书信上和友人讨论他读《易》的心得。他在德州课《易》，详细内容已不得而知。但从他于课毕后，以诗代柬所写的一首五言古诗来看，他解《易》不外乎注心在日用伦常、辅时及物之道上：
在昔尼父圣，韦编尚三绝。况于章句儒，未晓八卦列。相看五十余，行事无一达。坐见悔吝丛，举足防蹉跌。日昃乃研思，犹幸非大耋。微言讵可寻，斯理庶不灭。寡过殊未能，岂厌丁宁说。是时秋雨开，凉风起天末。蟋蟀吟堂阶，疏林延夕月。草木得坚成，吾人珍晚节。亮哉岁寒心，不变霜与雪。忧患自古然，守之俟来哲。
亭林在诗中所表现对《易》义的理解，和他在《与任钧衡》札中所说是一脉贯通的：
《易》于天道之消息，人事之得失，切实示人。学者玩索其义，处世自有主张。
正夫随亭林习《易》，亦有诗记其事：
秋色依然入薜萝，高轩又见故人过。三时快雨来千里，一夕清风遍九河。大易迥开悬象奥，新书遥赠汗牛多。对君自觉无余想，正好衔杯和郢歌。
课毕临别，亭林复赠正夫以十卦。正夫乃取以为斋名，并赋《首春自题十卦斋》一首。由中有句云：“陈编更作千金帚，老屋重题十卦斋。”在《酬亭林次韵见和》里，又反复提及这个新斋名：“病身懒和三都赋，好客闲过十卦斋”；“老鳏枉忆三星户，困学仍居十卦斋”。这都证明亭林引起了正夫对《易》的兴趣。
康熙七年（1668）三月，亭林因牵连黄培诗案，被逮下济南府狱，同年十月事始解。亭林在狱中时，正夫有《寄顾亭林》两首，对亭林蒙难的境况，作了侧面的描写。近人研究亭林生平，尚无注意及此的。兹特迻录于下：
秋意被梧桐，回阴覆庭戺。悠悠我所思，乃在明湖水。萋婓彼何人，南冠絷钟子。援琴非不工，谁能察识此。黄鹄罹网罗，毛羽纷难理，何时远翱翔，一举横千里。
素书托锦鳞，远来报曲折。浩气迥无殊，缠绵字不灭。嗟惟夏侯生，千载传风烈。虽无次公贤，谈经正未辍。惭余老病身，崎岖路难越。尚赖梦魂通，随风度明月。
《海右陈人集》里和亭林有关的诗，还包括两人游屐所至的，酬赠亭林在各地知交的，以及记叙亭林亲属来访的。而亭林的文集里，也收有他为正夫所辑德州先贤遗诗而撰的序文一篇。凡此种种，都进一步说明正夫和亭林往还之密，相知之深。
康熙十二年（1673）十月，正夫逝世，得年七十六岁。正夫卒后三日，亭林始自章丘抵德州；原是赶来诀别的，但已不及复面了。亭林有《自章丘回到德州则程工部逝已三日矣》诗：
高秋立马鲍山旁，旅雁初飞木叶黄。十载故人泉下别，交情多愧郅君章。
康熙十四年（1675），正夫入圹，亭林又自济阳往德州送葬，复有《送程工部葬》五古一首：
文献已沦亡，长者复云徂。一往归重泉，百年若须臾。寥寥扬子宅，恻恻黄公垆。挥涕送故人，执手存遗孤。末俗虽衰漓，风教犹未渝。愿与此邦贤，修古敦厥初。
正夫之丧，亭林两赴德州，并亲为执绋，又先后有诗两章悼挽。正夫在亭林心目中的地位如何，是无容赘辞了。
四、顾亭林与史可程
相传与正夫一道随多尔衮下江南，且曾向史可法劝降的史可程，也是亭林晚年在北方所缔交的又一挚友。
史可程，字赤豹，河南开封府祥符人。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选庶吉士，故朋友多以“史庶常”称之。赤豹是史可法同祖弟。有《观槿堂文集》，未见。
赤豹在易代之际的政治操守，又不如程先贞，因为赤豹在降清之前，且曾降附李自成，曾以明朝的原来官职，服事大顺朝廷。李自成一度有意命赤豹以家书向史可法招降，只是戎马倥偬，来不及付诸行动便被迫自北京撤军。赤豹在弘光朝之所以纳入“从逆诸臣”之列，是有根据的。
世所传诵的多尔衮致史可法书里有云，“及入关破贼，识介弟于清班”，“介弟”云者，即指赤豹。可知赤豹也曾降清。只是他替清廷劝乃兄投降事，未有明证。
清兵定江南后，赤豹亦未再入仕途。是出于自愿，抑别有内情，皆不可知。只知道他先后侨寓南京和宜兴，以北人而居南，和亭林以南人而居北，恰好相反。赤豹死时，已值康熙中叶了。
亭林和赤豹初晤论交于山西太原，时在康熙二年（1663），后于亭林和程正夫缔交一年。赤豹有《太原喜晤宁人先生赋赠》诗：“翰墨遥传十载余，却怜边郡识君初”；又有《赠宁人社翁》诗：“客游与子亲，立谈愧我疏”，都是两人在太原初次见面的明证。
亭林也有《酬史庶常可程》五言长诗一首，记论交事：
伊尹适有夏，太公之朝歌，吾侪亦此时，将若苍生何？跨驴入长安，七贵相经过。不敢饰车马，资用防其多。岂无取诸人，量足如饮河。顾视世间人，夷清而惠和。丈夫各有志，不用相讥诃。君今寓高都，远山阻巍峨。佳诗远寄将，建安激余波。想见萧寺中，抱膝苦吟哦。古人尚酬言，亦期相切磋。愿君无受惠，受惠难负荷。愿君无倦游，倦游意蹉跎。
诗中有两处可堪注意：“丈夫各有志，不用相讥诃”，亭林于赤豹前此失节事，似无意深责，而且有为其开解之意。收结二韵：“愿君无受惠，受惠难负荷。愿君无倦游，倦游意蹉跎”，则于赤豹往后的行藏，有所致意。劝其“无受惠”于长安之“七贵”，以免负荷过多；又劝其“无倦游”，盖一旦“倦于游旅，则壮志蹉跎矣”。
赤豹酬答之诗，题目中便拈出亭林诗收结二韵：《宁人盟长答余诗云愿君无受惠受惠难负荷愿君无倦游倦游意蹉跎物老则息游何可长耶受惠难负荷君子哉言乎载赓一章寄谢宁人知不我遐弃也》。诗言：
孔说七十二，墨突不至黔。所由涂已广，利己一何廉。廓然观天道，阴符教我严。受命为孤蓬，乘风未得淹。饥来四方走，避惠如避钳。偶至逢人喜，事过心愈阽。东舟响皎日，安得以影潜？幸有同心侣，隐然无苟甜。展卷未及终，汗浃敝衣沾。白藏适当令，羁怀属惔惔。资世何必多，俭德足自占。跽承仁者赠，拜乎想三缄。
康熙二年（1663）订交后六载，赤豹和亭林有河北大名之会；与会者并有曹溶（1613-1685）。赤豹与亭林均无诗记此事，幸曹溶有五律两首，足资考述众人当年议游的情状。《静惕堂诗集》卷二十一有《同赤豹饮介庵金滩署二首》及《再同赤豹宁人饮介庵署二首》两题。后一题的诗两首说：
客自殊方至，同探古署寒。盛名悬玉节，公宴密雕盘。晷近吹葭短，觞因授简宽。及时扬大业，送喜到征鞍。
地势燕齐合，官阶屏翰尊。肯容诸傲士，累夕共清言。夜久潜阳动，天遥古怨存。尘中分平易，岁晚卧蓬门。
介庵，未详何人。金滩属河北大名府治。“肯容诸傲士，累夕共清言”，可见主客秉烛夜宴之乐。
赤豹是一个名节有亏的士人，亭林晚年和他见面订交后，却曾称之为“君子”，并对他有所期许。集中《与人书六》里说：
生平所见之友，以穷以老而遂至于衰颓者，十居七八。赤豹，君子也，久居江东，得无有陨获之叹乎？昔在泽州，得拙诗，深有所感，复书曰：“老则息矣，能无倦哉？”此言非也。夫子“归与归与”，未尝一日忘天下也。故君子之学，死而后已。
任昉（460-508）《求为刘瓛立馆启》说，“贫不陨获其心，穷不二三其操”，亭林札中陨获之叹，与此意同。合前引亭林酬赤豹诗中“愿君无受惠，受惠难负荷”句而观之，可知赤豹入清后曾因贫贱而游食于达官大吏之门。亭林乃再三劝勉他不可因贫贱而丧志。亭林对赤豹既有所寄望，适足以说明两人情谊殊非泛泛。
五、结语
亭林于顺治十四年（1657）北上后，先后在山东、北京、山西、陕西等地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其中有坚苦守节的遗民像张尔岐（1612-1677）、殷岳（1602-1669）、孙奇逢（1584-1675）、傅山（1607-1684）和王弘撰（1622-1702）等，都一直为治亭林生平的学者所乐道。有人甚至因为亭林和这些遗民建立了道义之交，而推断他晚年在北方的活动，主要在联络各地的志士，共谋抗清复明的义举。
亭林晚年的知交之中，其实也包括了一些名节已亏、行谊广遭物议的“降臣”和“贰臣”在内，本文所述的程先贞和史可程之外，至少还有像孙承泽（1592-1676）和曹溶（1613-1685）那样在顺、康间的政坛上资望颇高的“贰臣”；亭林和孙、曹之间，也有类似于他和程、史所建立的深挚情谊。
历来研治亭林生平和学术的学者，对他入清后的行谊，都极力推崇，可说是有褒而无贬的。对亭林与“降臣”、“贰臣”往还频密此一史实，自然无暇兼顾；至今为止，也就鲜有专题论述。即偶然有治清诗的学者注意及此，亦只提出过一些比较含混的说法。像亭林之结交程先贞，邓之诚便认为不过是“细节”，不足深；邓氏所持的准则，似乎是“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相反地，王蘧常先生则认为程、史既是大节已亏的人，亭林和他们交往，不能以“细节”视之。但是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此一史实呢？王先生却也未曾提出他的观点来。王先生再三审度，对“以支柱正气为己任”的亭林，竟屈身与失节的人“相契之深如此”，最终也只得浩然长叹，而归之为“不可解”而已。
邓之诚话里的“细节”，和王先生所说的“正气”，其立足点显然都是儒家思想里的“忠节”观念。亭林既自清末民初以来，一直被推崇为“忠节”的最高象征，“政治操守”也就惯性地成为审度亭林生平的唯一量尺。碰上“坚苦守节”的亭林而甘心和“降臣”、“贰臣”论交此一史实，“政治操守”这把量尺怎好用上呢？勉强说这事是“细节”，或直截了当归之为“不可解”，都不过是出于无奈的“遁辞”。至于其他治亭林之学的人，对此一史实，或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也是可以理解的。
以上所说，绝非有意低估以“忠节”观念来衡量清初士人的重要性。事实上，研治明清易代前后的历史，谁也不能漠视个人“政治操守”在当时广受注目的现象。即如“降臣”一事，亭林便在作过颇详细的历史考索之后，毫不犹豫地痛加贬斥。《日知录》卷十三降臣条说：
《记》言，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不入。《说苑》言，楚伐陈，陈西门燔，使其降民修之，孔子过之，不轼。《战国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宪。宪之上篇曰，国虽大赦，降城亡子，不得与焉。下及汉魏，而马日磾、于禁之流，至于呕血而终，不敢腼于人世。时之风尚，从可知矣。后世不知此义，而文章之士，多护李陵；智计之家，或称谯叟。此说一行，则国无守臣，人无植节，反颜事仇，行若狗彘而不之愧也。何怪乎五代之长乐老，序平生以为荣，灭廉耻而不顾者乎？……而降城亡子，不齿于人类者矣。
亭林既曾视“反颜事仇，行若狗彘”的“降臣”为“不齿于人类”，但却和分别降附过清廷和李自成的程先贞和史可程交深而相契。那么，亭林岂非言行不相符的人了吗？
如果单从“政治操守”的角度来衡量，且只就此事而言，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但本文的目的，绝非立意于以此厚谤亭林。相反地，本文的要旨在于以亭林晚年择友为例，说明“政治操守”虽然重要，但仍未足以驾驭一切。作为“忠节”最高象征的亭林，亦不得于“政治操守”之外，全无考虑，又何况他人？
本文所掌握的资料，虽极有限，但已能说明亭林晚年择友，于衡量甄别之际，个人的“政治操守”并非考虑的唯一因素。进言之，即使“政治操守”确在考虑之列，其所占的比重亦必不甚大。以亭林和程先贞、史可程的交游为例，亭林于二人以往的“政治操守”，显然未视为友朋交纳的先决条件。亭林所重视的，却在于他和程、史二人在文化学术活动的认同和参与。如对《易》理的探讨，在诗歌创作上的往复切磋，乃至于如程先贞所说的“谈经说史”等。
再者，亭林择友，个人的性情，我想必是他所考虑的重要的一环。程、史二人，虽于大节有亏，与亭林必是性情相近，才能和他相处得如水投乳般融洽。下面多举一例，说明亭林和程先贞之间，必有于“政治操守”之外而更为两人所共同宝爱之物。
亭林自青年时代即嗜酒，在江南时常与归庄（1613-1673）和其他亲友豪饮，自诩有三四斗之量。他赠程先贞的诗有“一见且衔杯”句，挽程诗也说“恻恻黄公垆”；而程先贞寄亭林诗也有“正好衔杯和郢歌”，都说明了程先贞也嗜酒，两人其实是很投契的酒友，然则两人倾杯对饮，论文谈艺的乐趣，又何尝不是维系和增进他们之间的交谊的重要因素之一呢？
总括来说，亭林晚年择友，既未以个人的“政治操守”作为衡量的唯一标准；他所考虑到的，至少也包括了学术文化活动的参与和认同，以及个人习性的相近等因素。
然而，近百年来的学者，对亭林以及和他同时代的士人们的行谊的审度，却一直离不开“政治操守”这把量尺；叙事论人，终究仍局限在五伦中的“君臣”一义之上。对于其他一切复杂纠缠的人情物理关系，皆不措意。用这样一个导源于乾隆朝修《贰臣传》之际的“阐释架构”来评价亭林以及其他清初的士人，不但有欠公允，也是不符合于从历史本身来说明历史的准则的。
要之，研究明清易代前后的历史，放弃用“政治操守”作单向性的探讨和阐释，也应该是时候了。
（本文摘自谢正光著《清初之遗民与贰臣》，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