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自唐代开始，杭州湾南岸地区就是海盐产区，到了宋代更成为淮浙盐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淮盐区陷落后，鸣鹤场和石堰场一带成了南宋最主要的产盐区之一。
余东古镇，元明清两淮盐场之一。
当时无论是官盐还是大宗私盐的运销都操纵在濒海大户手中，一大批贫弱盐户受着这些大户的盘剥和支配，彼此之间积怨甚深。与州县服役民户一样，宋代的盐场人户也被分成不同的户等（一般为上、中、下三等户）以承担轻重不一的盐役。在宁波（时称庆元）、绍兴两府濒海盐区，上户和下户之间存在严重隔阂，“上户从来与下户势分相隔，不屑与之为伍”。官府在编制户籍时，从来“止将中、下户入册”，上户从不亲身前往盐场应卯，只需指派“备丁”“私仆”代替自己应役。
上户与下户的矛盾在德祐元年（1275）爆发。这年春天，浙东饥荒，鸣鹤场内不堪上户和官司克扣、椎剥的下户盐民“借粮作过”，因向上户索要粮食不得，群起反抗，遂致“一乡惊扰，几不聊生”。[3]东发先生黄震（时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奉命前往平靖“暴乱”、安抚盐民：
出时盐丁饥困梃乱，千里惊扰。某（引按： 即黄震）实时布宣德意，尽还亭户旧钱，遍榜抚谕招集；又得沿海制司到处捕斩，戮其首而赦其余。及制使陈尚书解任之后，某又据鸣鹤乡罗会龙举诉鸣鹤盐丁为首未追之人，某即追到为首徐二百九、次为首叶三千四两各，各行断配，永锁水军寨。大榜抚定，其余应随从借粮之徒，各仰安心着业，更无追扰。讫即此一番扰乱，亭户死于制司之捕斩，及死于编民之雠杀，及见行拘锁诸寨者，已不下二百余人；其余赶逐坠水，颠踣道途，饥饿而死者，又不可胜计，亦非小变矣。
在“制司捕斩”和“编民雠杀”之下，这场动乱很快平息下去。此后，官府又对盐民重新组织编甲，新的政策“不问上中下户，一体排结，十户为甲，轮月为甲首”，但是顾及上户和下户之间“势分相隔”，还是允许上户派“当值备丁”到盐场点名应卯。在新的编册办法下，盐场治理方式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仍从逐甲使上户主之，但不亲身到场与下户一体点名耳。其逐甲十户之内无上户，亦须上户通管。大抵团结编民、亭户皆合乡曲自做，而官司总其纲”。上户仍然保有盐场的日常支配权力。
距黄震整顿浙东盐场秩序不满一年，德祐二年正月，蒙元军队攻陷临安。由于史料稀缺，我们对元朝统治下的杭州湾南岸盐场管理状况知之不多。可以肯定的是，宋代盐场的社会层级结构被延续了下来，大族、富户仍然把持着盐场的运作，官府难以有所作为。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盐课司官厅一直处于破落、荒废的状态，连房屋基址也被僧侣侵占，官吏只能促居驿馆。
当时，地方大户逐渐掌握了盐场管理权。如《慈谿师桥沈氏宗谱》卷3《元司丞敏四公传》：“迄元至正间，以连岁荒歉，薪卤腾贵，弊窦潜生。场胥售奸于仓灶，丁亦作梗于团，交相诟病，盐法几坏。上官采听舆情，知公正直刚方，堪担其钜事，且素为人所帖服，遂举任鸣鹤司丞，管理盐政。”戴良《九灵山房集》卷20《春晖楼记》：“初，［方］景良之父即世，夫人抚其遗孤，于是景良服诗书之训。成人矣，念无以报母，惟得禄以为养，庶可以娱亲。乃以才谞自效，为鸣鹤场司令。”方景良的岳丈罗世华也是鸣鹤场一带的实力人物，“去里多卤丁、鹾户，或窘乏不支，处士辄资以己力，公私赖焉”。
由于牢固确立了濒海盐场社会的支配地位，地方大族、富户等植利人群开始竞相争逐盐利。早在庆历年间，谢景初任官余姚县时就已遭遇“余姚滨海，民喜盗煮，盐利厚而法不能禁”的困境。对此，谢景初只能在民情和国法之间稍作折中之举，“明立约束，刑不加肃，而民自戢”，使当地私盐不至过于猖獗。进入南宋后，私盐活动有增无减。当时从温州、台州沿海，经明州、绍兴沿海，并沿钱塘江直上，整条水路都是私盐的运销通道，而杭州湾地区正是私盐交汇的节点。《宋会要辑稿》卷9791《食货》：
［绍兴三十年二月二十四日臣僚条奏］今比较得，浙东一路产盐州军如绍兴府最系人烟繁盛去处，在城并倚郭两县一岁住卖盐止及十六万余斤。其不产盐处，且以衢州并倚郭县每岁买及三百余万斤，婺州并倚郭及东阳县每岁买及五百余万斤，比绍兴府多三四十倍，灼见绍兴人户尽食私盐。提举司坐视，略无措置。
逮至元末，官府对滨海盐场的管制更加力不从心。陈麟从至正十四年（1354）起出任慈溪县令，查知“［鸣鹤］乡濒大海，亭［户］煮盐输两浙转运司，或私鬻，则杖而钛足以徒，甚苦”，于是建言盐司“听民相贸易，亭［户］始便安之”。所谓“听民相贸易”，也就是公开承认当地的私盐贩卖活动。
宋元以来，杭州湾南岸地区濒海大族逐渐成长，掌控盐场社会，并将自身影响力一直延伸到明初的盐场舞台。不过，新兴的明王朝一度采取了严酷的治理手段。在政治强力的打压下，一部分盐场大族走向没落，而另一些则在经历艰难转型后，开启新的历程。
本文节选自蒋宏达著，《子母传沙：明清时期杭州湾南岸的盐场社会与地权格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