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给丁汝昌的劝降书为何有两份?

甲午海战,以中国大败结束。但甲午战争不只是海战,还有前期的朝鲜、辽东陆战,也有后面的胶东半岛登陆战。日军在攻占威海时,谋划得很是仔细。一方面到威海沿岸化装侦察,试图摸清清军虚实,找到守卫薄弱点。一方面对清军将领展开心理诱降工作。尤其是针对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诱降。

说起来,大敌当前,诱降是战争中常见的一种策略。当时的日军总策略就是,“覆其根本”、“务不损我舰,不使敌舰沉没。待及弹竭粮尽,士气沮丧,以令丁提督降”。也就是说,日军的根本目的还是要消灭北洋舰队,但消灭的手段不是击沉,而是逼你到山穷水尽,最后再诱降。说白了,就是想抓活的。

日军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祐亨非常赞同此策略。1894年12月,他率先与侵华日军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商讨针对丁汝昌的诱降之策。经过反复研讨,最后决定,由国际顾问、海军教官高桥作卫起草诱降书。之所以选择高桥作卫,因为此人是国际顾问,懂国际事务,会英文,懂军事,重要的是,他还是个中国通。 

日本给丁汝昌的劝降书为何有两份?

丁汝昌

当时,高桥作卫写了两个版本的劝降书,一个是中文版,一个是英文版。两个版本的劝降书曾在日军海军高官中小范围传阅,大多数人更喜欢中文版。大家都认为中文版是情理兼备,实为不朽的名文。

但大山岩最后拍板,却选定了英文版。其他军官大为不解,有人问大山岩为何弃中文版而选定英文版?大山岩认为,中文版固然不错,也方便丁汝昌阅读理解。但文中一些提法似有不妥。如日军希望丁汝昌效仿西汉大将李陵降于匈奴,但李陵在中国还是有争议的人物。大山岩怕丁汝昌误解,毕竟劝降的作用是劝降,而不是嘲讽,更不是激怒。

日军何以提起西汉李陵投降匈奴的典故呢?李陵没有多大名气,而他爷爷李广则人人皆知。作为李广的孙子,李陵同样继续着抗击匈奴的事业。一次,李陵奉汉武帝之名,率五千步兵出征匈奴,而对方却有八万大军。最后,李陵因寡不敌众投降。但投降后的李陵,并没有帮助匈奴攻打自己的祖国,而是一副不合作,消极抵抗的态度。但汉武帝以为,李陵在帮助匈奴练兵,怒杀李陵三族。相反,李陵还把真正帮助匈奴练兵的汉朝将领暗杀了。即便如此,李陵作为投降敌国的一名降将,仍遭后世人唾弃。

日军希望丁汝昌像李陵一样,弃小节而保荣名,但鉴于李陵备受争议,也因为中国人似乎更重视气节,所以,大山岩最终没有选择中文版劝降书。

1895年1月19日,日军在向荣成湾发起进攻的前一天,将劝降书转交英国军舰塞班号,由英国人转交给丁汝昌。但实际转交的是美国信使,也没有直接交道丁汝昌手中,而是首先交给了“定远”舰的刘步蟾。其实,日本人更欣赏刘步蟾,认为刘步蟾精明干练的性格更像日本人。如果这封劝降书能同时招降了刘步蟾,相信日军更为兴奋。

刘步蟾直接将劝降书交给了丁汝昌。丁汝昌看后,断然拒绝了日军的要求,誓与北洋水师共存亡,同时将此劝降书上交李鸿章。虽然没有关于丁汝昌阅读劝降书的记载,但相信丁汝昌应该有所触动,这种触动不是投降,而是日军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的痛点。比如在劝降书中写道:清国而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

日军在劝降书中没有以势压人,也没有嘲讽,通篇都是说理,甚至说到了中国科举的弊病。同时,还对比了日本的发展。作为北洋水师的最高领导,丁汝昌不会不懂这些。他内心的酸楚,无人可知。日军在劝降书中,还举了几个外国的例子,如法国的总统、土耳其大司马等大人物,他们都是先投降,后又投身祖国建设事业,后官至高位的伟大人物。但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中国人的价值观。

后面的事情就属于意料之中。北洋水师大败,刘步蟾战死,丁汝昌愤而自杀,以身殉国。

滑稽的是,当日军占领刘公岛后,北洋水师残部陆续投降。在投降书上盖的大印竟然是丁汝昌的印章。

日军对丁汝昌等人的战死表示了高度尊敬。日本军舰同时悬挂大清国的黄龙旗与丁汝昌的帅旗,军舰与炮台同时鸣放十二响礼炮,乐队列阵集体奏哀乐。日军将丁汝昌、刘步蟾等人的棺椁抬上军舰,将其运往烟台。面对众多欧美记者,伊东祐亨高度评价了丁汝昌等人。

其实,日军不论用哪种劝降书,相信丁汝昌等人都不会投降的,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但丁汝昌的战死,北洋水师的覆灭却没有完全唤醒中国人。这才是最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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