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以中国大败结束。但甲午战争不只是海战，还有前期的朝鲜、辽东陆战，也有后面的胶东半岛登陆战。日军在攻占威海时，谋划得很是仔细。一方面到威海沿岸化装侦察，试图摸清清军虚实，找到守卫薄弱点。一方面对清军将领展开心理诱降工作。尤其是针对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诱降。
说起来，大敌当前，诱降是战争中常见的一种策略。当时的日军总策略就是，“覆其根本”、“务不损我舰，不使敌舰沉没。待及弹竭粮尽，士气沮丧，以令丁提督降”。也就是说，日军的根本目的还是要消灭北洋舰队，但消灭的手段不是击沉，而是逼你到山穷水尽，最后再诱降。说白了，就是想抓活的。
日军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祐亨非常赞同此策略。1894年12月，他率先与侵华日军第二军司令官大山岩商讨针对丁汝昌的诱降之策。经过反复研讨，最后决定，由国际顾问、海军教官高桥作卫起草诱降书。之所以选择高桥作卫，因为此人是国际顾问，懂国际事务，会英文，懂军事，重要的是，他还是个中国通。
丁汝昌
当时，高桥作卫写了两个版本的劝降书，一个是中文版，一个是英文版。两个版本的劝降书曾在日军海军高官中小范围传阅，大多数人更喜欢中文版。大家都认为中文版是情理兼备，实为不朽的名文。
但大山岩最后拍板，却选定了英文版。其他军官大为不解，有人问大山岩为何弃中文版而选定英文版？大山岩认为，中文版固然不错，也方便丁汝昌阅读理解。但文中一些提法似有不妥。如日军希望丁汝昌效仿西汉大将李陵降于匈奴，但李陵在中国还是有争议的人物。大山岩怕丁汝昌误解，毕竟劝降的作用是劝降，而不是嘲讽，更不是激怒。
日军何以提起西汉李陵投降匈奴的典故呢？李陵没有多大名气，而他爷爷李广则人人皆知。作为李广的孙子，李陵同样继续着抗击匈奴的事业。一次，李陵奉汉武帝之名，率五千步兵出征匈奴，而对方却有八万大军。最后，李陵因寡不敌众投降。但投降后的李陵，并没有帮助匈奴攻打自己的祖国，而是一副不合作，消极抵抗的态度。但汉武帝以为，李陵在帮助匈奴练兵，怒杀李陵三族。相反，李陵还把真正帮助匈奴练兵的汉朝将领暗杀了。即便如此，李陵作为投降敌国的一名降将，仍遭后世人唾弃。
日军希望丁汝昌像李陵一样，弃小节而保荣名，但鉴于李陵备受争议，也因为中国人似乎更重视气节，所以，大山岩最终没有选择中文版劝降书。
1895年1月19日，日军在向荣成湾发起进攻的前一天，将劝降书转交英国军舰塞班号，由英国人转交给丁汝昌。但实际转交的是美国信使，也没有直接交道丁汝昌手中，而是首先交给了“定远”舰的刘步蟾。其实，日本人更欣赏刘步蟾，认为刘步蟾精明干练的性格更像日本人。如果这封劝降书能同时招降了刘步蟾，相信日军更为兴奋。
刘步蟾直接将劝降书交给了丁汝昌。丁汝昌看后，断然拒绝了日军的要求，誓与北洋水师共存亡，同时将此劝降书上交李鸿章。虽然没有关于丁汝昌阅读劝降书的记载，但相信丁汝昌应该有所触动，这种触动不是投降，而是日军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的痛点。比如在劝降书中写道：清国而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
日军在劝降书中没有以势压人，也没有嘲讽，通篇都是说理，甚至说到了中国科举的弊病。同时，还对比了日本的发展。作为北洋水师的最高领导，丁汝昌不会不懂这些。他内心的酸楚，无人可知。日军在劝降书中，还举了几个外国的例子，如法国的总统、土耳其大司马等大人物，他们都是先投降，后又投身祖国建设事业，后官至高位的伟大人物。但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中国人的价值观。
后面的事情就属于意料之中。北洋水师大败，刘步蟾战死，丁汝昌愤而自杀，以身殉国。
滑稽的是，当日军占领刘公岛后，北洋水师残部陆续投降。在投降书上盖的大印竟然是丁汝昌的印章。
日军对丁汝昌等人的战死表示了高度尊敬。日本军舰同时悬挂大清国的黄龙旗与丁汝昌的帅旗，军舰与炮台同时鸣放十二响礼炮，乐队列阵集体奏哀乐。日军将丁汝昌、刘步蟾等人的棺椁抬上军舰，将其运往烟台。面对众多欧美记者，伊东祐亨高度评价了丁汝昌等人。
其实，日军不论用哪种劝降书，相信丁汝昌等人都不会投降的，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但丁汝昌的战死，北洋水师的覆灭却没有完全唤醒中国人。这才是最可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