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派认为：修身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也是各项事业的起点。《大学》有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说法，又有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程序。到了宋明时代，道学家提出了以“存天理，去人欲”为核心的一系列修身主张，一方面将儒学伦理规范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一方面则前所未有地细密设计了各种遏制“人欲”的办法。
蒋介石很早就接触宋明道学，不仅是服膺者，而且是身体力行者。在他的日记里，有大量修身的记载。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他的个人修养历程和极为隐秘的内心世界，而且可以看出他早年的三重性格特征：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道学信徒，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志士。
少年蒋介石
一 重视修身，按照道学家的要求进行修养
蒋介石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养成了许多坏毛病。1919年7月24日，他回忆辛亥革命时的个人经历，在日记中对自己写下了“荒淫无度，堕事乖方”的八字考语。由于这些坏毛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朋友们不大看得起他。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时激动，闪过与戴拼命的念头，但他旋即冷静下来，检讨自己，“彼平时以我为恶劣，轻侮我之心理，于此可以推知”，“我岂可不痛自警惕乎！”[1]一直到30年代，蒋介石想起早年种种劣迹，还痛自悔恨。日记云：“少年师友不良，德业不讲，及至今日，欲正心修身，困知勉行，已失之晚矣！”[2]又云：“余少年未闻君子大道，自修不力”，“迄今悔已难追”[3]。一言之不足，反复言之，当系出于内心，而非泛泛虚语。
为了克服年轻时期形成的这些坏毛病，蒋介石曾以相当精力阅读道学著作，企图从中汲取营养。1919年5月24日日记云：“今日研究性理书，思发愤改过，以自振拔，甚矣不求放心也久矣。”所谓“性理书”，指的就是宋明以来道学家的著作。蒋介石不仅读，而且选抄对自己进德有用的语录，写入日记，甚至作为自己的箴言或座右铭。例如，1919年，他为自己选择的箴言是“静敬澹一”四字，同年8月，增改为“精浑澹定，敬庶俭勤”八字。1923年1月5日，他模仿道学家的做法，自制铭文：“优游涵泳，夷旷空明，晔然自充，悠然自得，此养性之功候也。提纲挈领，析缕分条，先后本末，慎始图终，此办事之方法也。”在此之后，他仍然觉得意有未足，又抄录道学家常说的“修己以严，待人以诚，处事以公，学道以专，应战以一”诸语，作为对自己立身处世的要求。
王阳明心学
宋明道学有所谓理学和心学两派。前者以朱熹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蒋介石涉猎过朱熹的著作，例如1923年1月4日日记云：“晨兴，思良友，窃取乎朱子‘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二语以自循省。”可见，他对朱熹的学说有所了解。哲学史上有所谓朱陆异同之争，或是朱非陆，或是陆非朱，蒋介石对两派均无所轩轾，日记中也常有读王阳明著作的记载。如：1926年11月17日日记云：“车中闷坐，深思看阳明格言。”
在这一方面，他是兼收并蓄的。
宋明以后的道学家中，蒋介石最喜欢曾国藩，很早就用功研习他的著作。1921年日记云：“晚标签《曾文正公全集》。此书曾经一番用功，甚叹遗失于永泰之役。今得复见，不啻旧友重逢也。”[4]永泰之役，指1918年9月蒋介石在福建讨伐李厚基的一次战斗。此战中，蒋介石中敌缓兵之计，仓促中弃城出走，仅以身免，随身携带的曾国藩著作连同日记等物遗失殆尽。蒋既自称“此书曾经一番用功”，可见，他在曾著上是下过大功夫的。
20年代，蒋介石仍然喜读曾国藩的著作。1922年岁首，他曾节录曾国藩的“嘉言”作为自己的“借镜”。其内容有：“虑忘兴释，念尽境空”；“涵咏体察，潇洒澹定”；“韬光养晦，忍辱负重”；“以志帅气，以静制动”；“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言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爱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军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等。1925年1月2日，他又将曾国藩的“惩忿窒欲”、“逆来顺受”、“虚心实力”、“存心养性”、“殚精竭力”、“立志安命”等“嘉言”抄在当年日记卷首。可见，他在力图按曾国藩的训导立身处世。其后，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给予曾国藩以高度评价，如：
1925年1月9日日记云：“看曾文正杂著，其文章真是千古。”
1925年2月10日云：“终日在常平、候东看曾文正日记，公以勤、恕、敬三字自勖，可为规范矣。”
1926年3月8日云：“昨今两日，看曾文正《嘉言抄》，乃知其拂逆之甚，谤毁之来，不一而足。而公劝其弟以咬牙立志，悔字与硬字诀，徐图自强而已。”
曾国藩之外，蒋介石也很敬佩胡林翼。胡有云：“林翼至愚，当不自作聪明；亦惟林翼颇聪明，当不自用其愚。”1922年3月，蒋介石读到这段话，不禁悚然叹惜，日记云：“乃知我自作聪明，实为至愚之人，以后当知针砭也。”[5]胡集中曾论及“愚公移山”、“精卫衔石”等古代寓言或神话，蒋介石读后深有所感。日记云：“因知成功之难，非一朝一夕之可能也。凡吾今日之事，计须三五年，始得告一段落，岂可意马心猿，犹豫不决，轻举妄动，去就随便乎！以后应不再作回家扫墓之想，想吾母有灵，当亦以此为慰也。”胡集书牍中云：“所望有兵柄者，日夜悬一死字于卧榻之旁，知此身之必死则于以求生，或有生机。”蒋介石读后特别将它们节录下来，用以自励。
道学著作中有《菜根谭》一书，蒋介石也很喜欢。1926年3月7日日记云：“看《菜根谭》，以毋忧弗逆与不为物役二语为最能动心。”
蒋介石不仅认真读道学书，而且也真像道学家一样进行修身。道学家中朱熹一派普遍主张“省、察、克、治”，蒋介石也照此办理。
1919年10月23日日记云：“从前过恶未蠲，今兹私欲犹炽，进德修业之谓何，而竟颠蹶至此！”
1920年1月17日日记云：“中夜自检过失，反复不能成寐。”
1922年10月25日日记云：“今日仍有几过，慎之！”
1925年2月4日日记云：“存养省察工夫，近日未能致力。”
1925年9月8日日记云：“每日作事，自问有无疚心，朝夕以为相惕。”
上述日记表明，蒋介石是经常检讨自己的。
宋明道学家有所谓“功过格”，做了好事，有了好念头，画红圈；做了坏事，有了坏念头，画黑圈。蒋介石则专记自己的“过失”，较之道学家还要严格。1920年1月1日，蒋介石决定自当日起，至第二年4月15日止，“除按日记事外，必提叙今日某某诸过未改，良知未致（或良知略现），静敬澹一之功未呈也”。他所警惕的过失有暴戾、躁急、夸妄、顽劣、轻浮、侈夸、贪妒、吝啬、淫荒、郁愤、仇恨、机诈、迷惑、客气、卖智、好阔等16种。如果一旦发现有上述过失，就在日记中登录。因此，他的日记对自己的疵病，常有相当坦率甚至是赤裸的记载。
蒋介石很重视日记在自己修养过程中的作用。毛思诚根据他的指示将日记分类照抄，其中有《学行》一类，蒋介石命毛另抄一本寄给他，“以备常览”。
蒋介石之所以重视个人修养，不同时期有不同作用。早年是为了做“古来第一圣贤豪杰”[6]。五四运动爆发，蒋介石从中看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他当时在修身上对自己的要求，应是上进、自强的表现。其后，蒋介石投身国民革命，参加广东革命根据地建设，反映出传统道学中“民胞物与，宏济群伦”思想对他的影响[7]。北伐战争期间，国共矛盾逐渐尖锐，蒋介石处境困难，他企图通过修养锤炼自己，应付环境，获取突破难关的意志和力量[8]。1927年以后，蒋之地位已定，继续修养则是为了做“中华民国代表”[9]。
二 戒色
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很早就承认，人有两种天性：食与色。但是，孟子又主张，人必须遵守道德规范，否则和禽兽就没有差别。从蒋介石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好色，但是，同时又努力戒色。为此，他和自己的欲念进行过长达数年的斗争。
1919年3月5日，蒋介石从福建前线请假回沪，途经香港。8日日记云：“好色为自污自贱之端，戒之慎之！”这一天，他因“见色起意”，在日记中为自己“记过一次”。次日，又勉励自己要经受花花世界的考验，在日记中写道：“日读曾文正书，而未能守其窒欲之箴，在闽不见可欲，故无邪心。今初抵香港，游思顿起。吾人砥砺德行，乃在繁华之境乎！”
到上海后，蒋介石与恋人介眉相会。4月23日，蒋介石返闽，介眉于清晨3时送蒋介石上船，蒋因“船位太脏，不愿其偕至厦门”，二人难舍难分，介眉留蒋在沪再住几天，蒋先是同意，继而又后悔。日记云：“吾领其情，竟与之同归香巢。事后思之，实无以对吾母与诸友也。”[10]此后的几天内，蒋介石一面沉湎欲海，一面又力图自拔。日记云：“情思缠绵，苦难解脱，乃以观书自遣。嗟乎！情之累人，古今一辙耳，岂独余一人哉！”[11]在反复思想斗争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与介眉断绝关系。5月2日，介眉用“吴侬软语”致函蒋介石，以终身相许，函云：
介石亲阿哥呀：照倷说起来，我是只想铜钿，弗讲情义，当我禽兽一样。倷个闲话说得脱过分哉！为仔正约弗寄拔倷，倷就要搭我断绝往来。
我个终身早已告代拔倷哉。不过少一张正约。倘然我死，亦是蒋家门里个鬼，我活是蒋家个人。[12]
从信中所述分析，介眉的身份属于青楼女子。蒋有过和介眉办理正式婚娶手续的打算，但介眉不肯订立“正约”（婚约）。蒋批评介眉“只想铜钿，弗讲情义”，而介眉则自誓，不论死活，都是蒋家人。
蒋介石收到此信后，不为所动，决心以个人志业为重，斩断情丝。1919年5月25日日记云：“蝮蛇蛰手，则壮士断腕，所以全生也；不忘介眉，何以励志立业！”同年9月27日，蒋介石自福建回沪。旧地重游，免不了勾起往事。日记中有几条记载：
10月1日：“妓女昵客，热情冷态，随金钱为转移，明昭人觑破此点，则恋爱嚼蜡矣！”
10月2日：“以后禁入花街为狎邪之行。其能乎，请试之！”
10月5日：“其有始终如一结果美满者又几何？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
10月7日：“无穷孽障，皆由一爱字演成。”
上述各条，可能都是蒋介石为割断与介眉的关系而留下的思想斗争记录。从中可见，蒋介石为了摆脱情网，连佛家的“色空观念”都动用了。值得注意的是10月12日的日记：“潜寓季陶处，半避豺狼政府之攫人，半避狐媚妓女之圈术。”当时，北京政府在抓捕作为革命者的蒋介石，而青楼女子介眉则在寻找“负心汉”蒋介石，迫使蒋不得不躲进戴季陶的寓所。
蒋介石谋求与介眉断绝关系是真诚的，但是，却并未下决心戒除恶习。10月15日日记云：“下午，出外冶游数次，甚矣，恶习之难改也。”同月30日，蒋介石赴日游历，这次，他曾决心管住自己。关于这方面，有下列日记可证：
10月30日：“自游日本后，言动不苟，色欲能制，颇堪自喜。”
11月2日：“迩日能自窒欲，是亦一美德也。”
11月7日：“欲立品，先戒色；欲进德，先戒奢；欲救民，先戒私。”
可见，蒋介石的自制最初是有成绩的，因此颇为自喜，然而，没过几天，蒋介石就无法羁勒心猿意马了。日记云：“色念时起，虑不能制，《书》所谓‘人心惟危’者此也。”[13]东晋时梅赜伪造的《古文尚书》中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说法，意思是：人心是危殆的，道心是细微难见的，人必须精细察别，专一保持道心，使行为永远恰到好处。朱熹等道学家认为这是“尧舜相传之道”，誉为“十六字心传”。蒋介石同意“人心惟危”的说法，说明他为自己设立的堤防即将崩溃，“岌岌乎危哉”！果然当日蒋介石对自己稍有放纵，结果是，“讨一场没趣”，自责道：“介石！介石！汝何不知迁改，而又自取辱耶！”几天后，又在日记中写道：“一见之下，又发痴情。何痴人做不怕耶！”“先生休矣！”
同年11月19日，蒋介石回到上海，过了一段安静日子，心猿意马有所收敛。12月13日日记云：“今日冬至节，且住海上繁华之地，而能游离尘俗，闲居适志，于我固已难矣。因近来心绪甚恶，不知如何为行乐事也。”12月31日岁尾，蒋介石制订次年计划，认为“所当致力者，一体育，二自立，三齐家；所当力戒者，一求人，二妄言，三色欲”。他将这一计划写在日记中：“书此以验实践。”[14]看来，这次蒋是决心管住自己了，但是，他的自制力实在太差，于是，1920年第一个月的日记中就留下了大量自制与放纵的记载：
1月6日：“今日邪心勃发，幸未堕落耳。如再不强制，乃与禽兽奚择！”
1月14日：“晚，外出游荡，身分不知堕落于何地！”
1月15日：“晚归，又起邪念，何窒欲之难也！”
1月18日：“上午，外出冶游，又为不规则之行。回寓次，大发脾气，无中生有，自讨烦恼也。”
1月25日：“途行顿起邪念。”
可见，这一个月内，蒋介石时而自制，时而放纵，处于“天理”与“人欲”的不断交战中。
第一个月如此，第二、第三个月，也仍然如此。
2月29日：“戒绝色欲，则《中庸》‘尚不愧于屋漏’一语，自能实践。污我、迷我、醉梦我者惟此而已，安可不自拔哉！”
3月25日：“迩日好游荡，何法以制之？”
3月27日：“晚，又作冶游，以后夜间无正事，不许出门。”
3月28日：“色欲不惟铄精，而且伤脑，客气亦由此而起。”
3月30日：“邪念时起，狂态如故，客气亦盛，奈何奈何！”
4月17日：“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
6月27日：“色念未绝，被累尚不足乎？”
7月2日：“抵沈家门，积善堂招待者引余等入私娼之家，其污秽不可耐，即回慈北船中栖宿。”
当年7月3日，蒋介石遇见旧友陈凌民，畅谈往事，蒋自觉“往行为人所鄙”，因而谈话中常现惭愧之色。这以后，蒋又下了决心，日记中多有自我批判、自我警戒的记录。8月7日日记云：“世间最下流而耻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关，则茫茫尘海中，无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为众所鄙之虞！”可见，蒋有保持“高尚人格”的念头，因此“为众所鄙”始终是蒋介石心头的梦魇，迫使他不得不有所检点。8月9日日记云：“吾人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23日日记云：“午后，神倦假眠，又动邪念。身子虚弱如此，尚不自爱自重乎！”
当时，“吃花酒”是官场、社交场普遍存在的一种恶习，其性质类似于今人所谓“三陪”中的“陪酒”。9月6日，蒋介石“随友涉足花丛”，遇见旧时相识，遭到冷眼，自感无趣，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谨慎，否则就会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辙。11月6日蒋介石寄住香港大东旅社，晚，再次参加“花酌”，感到非常“无谓”。这些地方，反映出蒋介石思想性格中的上进一面。
1921年全年，蒋介石继续处于“天理”与“人欲”的交战中，其日记有如下记载：
1月18日：“我之好名贪色，以一澹字药之。”
5月12日：“余之性情，迩来又渐趋轻薄矣。奈何弗戒！”
9月10日：“见姝心动，这种心理可丑。此时若不立志奋强，窒塞一切欲念，将何以自拔哉！”
9月24日：“欲端品，先戒色；欲除病，先遏欲。色欲不绝，未有能立德、立智、立体者也。避之犹恐若污，奈何甘入下流乎！”
9月25日：“日日言远色，不特心中有妓，且使目中有妓，是果何为耶？”
9月26日：“晚，心思不定，极想出去游玩，以现在非行乐之时，即游亦无兴趣。何不专心用功，潜研需要之科学，而乃有获也。”
11月26日：“欲立业，先立品；欲立品，先立志；欲立志，先绝欲。绝欲则身强神卫，而足以担当事业矣！”
12月1日：“陪王海观医生诊治诚病。往游武岭，颇动邪思。”
12月8日：“荡心不绝，何以养身？何以报国？”
道学家主张，一念之萌，必须考察其是“天理”，还是“人欲”。倘是“天理”，则“敬以存之”；倘是“人欲”，则“敬以克之”。上述日记，大都属于“敬以克之”一类。
1922年，蒋介石继续“狠斗色欲一闪念”。日记有关记述仅两见。9月27日云：“遇艳心不正，记过一次。”10月14日，重到上海，日记云：“前曾默誓除恶人，远女色，非达目的不回沪。今又入此试验场矣，试一观其成绩！”次年，也只有两次相关记载：3月1日云：“近日心放甚矣，盍戒惧来！”6日云：“出外闲游，心荡不可遏。”两年中，蒋介石仅在思想中偶有“邪念”闪现，并无越轨行为，说明他的修身确有“成绩”。
1925年，蒋介石在戒色方面继续保持良好势态。4月6日日记严厉自责云：“荡念殊甚，要此日记何用。如再不戒，尚何以为人乎！”11日日记云：“下午，泛艇海边浪游，自觉失体，死生富贵之念自以为能断绝，独于此关不能打破，吾以为人生最难克制者，即此一事。”这段日记写得很含蓄，看来，蒋介石打熬不住，又有某种过失。同年11月16日晚，蒋介石参加苏联顾问举行的宴会，在一批外国人面前“讲述生平经过、恶劣历史”，对自己的“好色”作了坦率的解剖和批判。
1926年全年安静无事，仅11月21日日记云：“见可欲则心邪，军中哀戚不遑，尚何乐趣之有！”
蒋介石的忏悔不仅见于日记，也见于他的《自述事略》中。例如，他自述辛亥前后的状况时就自我批判说：
当时涉世不深，骄矜自肆，且狎邪自误，沉迷久之。膺白冷眼相待，而其所部则对余力加排斥，余乃愤而辞职东游。至今思之，当时实不知自爱，亦不懂人情与世态之炎凉，只与二三宵小，如包、王之流作伴遨游，故难怪知交者作冷眼观，亦难怪他人之排余，以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也。且当时骄奢淫逸，亦于此为尽。
民国元年，同季回沪，以环境未改，仍不改狎邪游。一年奋发，毁之一旦，仍来自拔也。[15]
膺白，指黄郛，蒋介石的把兄弟。从这份《事略》里，可见当时蒋众叛亲离，为人所不屑的状况。本文一题《蒋主席自述小史》，当系中年之作。这时，蒋显然已经成为“党国要人”，但他不但不隐讳早年恶迹，反而有意留下相关记载，这是极其不易的。
三 惩忿
蒋介石除“好色”外，性格上的另一个大毛病是动辄易怒，骂人、打人。为了革除这一恶习，蒋介石也进行了多年修养。
《易》经《损卦》云：“损，君子以惩忿制欲。”后来的道学家因此将“惩忿”列为修身的重要内容，要求人们控制自己的感情，避免暴怒，也避免恶语伤人及相关行为。蒋介石对此也很重视，日记云：“须知修身之道，首重惩忿，其次则窒欲也。”[16]
蒋介石深知自身性情上的弱点。1919年1月3日日记云：“近日性极暴躁。”同月7日，黄定中来谈报销问题，蒋介石“厉斥其非，使人难堪”。事后追悔，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近日骄肆殊甚，而又鄙吝贪妄，如不速改，必为人所诬害矣。戒之！戒之！”几个月之后，蒋介石接见邓某，故态复萌，“心怀愤激，怨语谩言，不绝于口”。这样的情况发生多次，蒋介石“自觉暴戾狠蛮异甚。屡思遏之而不能”，因此，写了“息心静气，凝神和颜”八字以作自我警惕之用，还曾有意阅读道学著作，用以陶冶性情[17]。
然而，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种弱点如果已经成了性格的一部分，要改掉是颇为艰难的。1919年6月27日，蒋介石感叹说：“厉色恶声之加人，终不能改，奈何！”7月29日再次为“会客时言语常带粗暴之气”而对自己不满，在日记中写下“戒之”二字。但是，蒋介石有时刚刚作了自我检讨，不久就再犯。同年8月5日，蒋介石与陈其尤谈话，谈着谈着，“忽又作忿恚状”，蒋深自愧悔，但是当晚继续谈话时，蒋“又作不逊之言”。这使蒋极为苦恼，日记云：“如何能使容止若思，言辞安定，其惟养吾浩然之气乎！”
除了骂人，蒋介石有时还动手。
1919年10月1日，蒋介石访问居正，受到人力车夫侮辱，不觉怒气勃发。居正家人与车夫辩论，发生殴打，蒋介石见状，忿不可遏，上前帮力，自然，蒋介石不是车夫的对手，反而吃亏。接着，又“闯入人家住宅，毁伤器具”。蒋介石自知理屈，他想起1917年在张静江门前殴打车夫，被辱受伤一事，真是与此同一情景。当日日记云：“与小人争闲气，竟至逞蛮角斗，自愚实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绝无长进，奈何！”
蒋介石打车夫毕竟只是个别情况，更多的是打佣人。1920年12月，蒋介石在船中与戴季陶闲谈，戴批评蒋“性气暴躁”，蒋声称“余亦自知其过而终不能改”，认为要杜绝此病，只能不带“奴子”，躬亲各种劳役。
1921年4月，蒋介石因事与夫人毛氏冲突，二人“对打”，蒋介石决定与其离婚。4日，蒋介石写信给毛氏的胞兄毛懋卿，“缕诉与其妹决裂情形及主张离婚理由”。正在此时，发现毛氏尚未出门，又将毛氏“咒诅”一通。当日，蒋在日记中自责说：“吾之罪戾上通于天矣！何以为子，何以为人！以后对母亲及家庭间，总须不出恶声。无论对内对外，愤慨无以之际，不伸手殴人，誓守之终身，以赎昨日余孽也。”然而，自责归自责，蒋介石仍然时发暴性。见之于日记者有下列记载，试为分类。
（一）打骂佣人、侍卫、下级
1921年4月7日：“叱吓下人，暴性又发，不守口不詈人之誓，记过一次。”
1925年2月21日：“自误饮水，迁怒下人，逞蛮殴打，尚有人道乎！记过一次。”
1925年2月22日：“吾勉为庄敬宽和，以药轻浮暴戾之病，则德可进，世可处也。叫人不应，有顷始至，又逞蛮根，日日自悔而不能改之，所谓克己者，如斯而已乎！”
1925年3月4日：“肆口漫骂，自失体统，几不成其为长官，记大过一次。”
1925年10月5日：“昨夜十时到黄埔，阍者弛卧，鼾声达门外，久叫始应，又动手打人。记大过一次。”
1925年10月1日：“为佣人蠢笨，事事不如意，又起暴戾躁急，如此将奈之何！”“暴戾极矣，动手打人，记大过一次。”
1926年1月5日：“脑胀耳鸣，心烦虑乱，对佣人时加呵斥，即此一事，已成吾终身痼疾矣！”
（二）辱骂同事、同僚
1921年10月22日：“庆华、颖甫先后就谈，又发暴性，犯不着也。”
1922年2月25日：“下午，回八桂厅，对礼卿发脾气，自知形态不雅。”
1926年1月13日：“茂如来会，以其心术不正，败坏校风，愤恨之余，大加面斥，毋乃太甚乎！”
1926年8月1日：“动手打人，蛮狠自逞，毫无耐力，甚至误殴幕友，暴行至此极矣！”
（三）对象不明
1925年3月3日：“欲为盖世之人物，不可不自深其学养。近日常多很﹝狠﹞厉愤狷，而无静默沉雄气象，其何以几及之也？”
1925年3月5日：“昨夜骂人太甚，几使梦魂有愧。今日在途懊悔不已。平日宅心忠厚，自揣差近长者，而一至接物，竟常有此恶态，尚何学养可言乎！”
1925年10月7日：“今日暴性勃发，几视国人皆为可杀。”
以上三种情况中，不论哪一种，蒋介石都知道自己不对，因此事后对自己也多所责备。他也曾设法改正，例如立誓作到“四不”，即“口不骂人，手不打人，言不愤激，气不嚣张”；又立誓做到“四定”，即“体定、心定、气定、神定”；还曾提出“三要”，即“谨言、修容、静坐”，但是，收效不大，暴躁狠蛮，几乎成为他的终身“痼疾”。
四 戒客气
蒋介石日记中常见“戒客气”的记载。所谓客气，指的是一种虚骄之气。《宋书·颜延之传》称：“虽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拟。客气虚张，曾无愧悔。”因此，宋明时代的道学家也将“戒客气”作为修养要求。
根据现有资料，蒋介石批评自己的虚骄之气始于1919年。当年2月4日，蒋介石出席许崇智的晚宴，席间，蒋介石“客气与虚荣心并起，妄谈孙先生事”，当日即懊悔无已，在日记中自责，认为自己的言谈“不觉自暴其夸鄙，为人所嗤鼻矣”。同年，他自感人才难得，检讨原因，认为自己“性近暴慢，常以盛气凌人，而无休休有容之襟度”，所以有才之人不易为己所用[18]。
此后，蒋介石即将“客气”作为自己修养中的大敌之一，称之为“凶德”。1919年9月9日日记云：“言多客气，为人所鄙，良用惭咎。谨其言，慎其行，自强其志，不徇外为人，立身之本也。”同年11月24日日记云：“近日思想渐趋平实，欲改就社会上做一番事业，奈私利心、野心、客气终不能消除何！”
蒋介石认为：“客气”的表现之一是“言语轻肆，举动浮躁”，针锋相对地提出：“吾守吾拙，无忤于人”[19]。表现之二是气质涨浮，行为佻达，说话太多，因此提出：多言不如少言，有言不如无言，能言不如不能言。日记称：“人之是非好恶，己之爱憎取舍，默会于心，斯得之矣，何以言为哉！”
1923年7月16日，蒋介石清晨醒来，自省差误，认为自己“为人所嫌弃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所妒忌者，乃在骄气太甚，而其病根皆起于轻浮二字”，因此，要求自身今后要“谨然自持，谦和接物”。他表示：“宁为人笑我道学，而不愿人目我为狂且也。”
五 戒名利诸欲
道学家既反对纵情声色，也反对沉溺名利，视之为“胶漆盆”，要人们通过修养，从中滚脱出来。南宋淳熙八年（1181），陆九渊到朱熹的白鹿洞书院讲学。陆的讲题是《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语。他说：“今人读书便是为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朱熹对他的这段讲词非常欣赏，认为“切中学者深微隐痼之病”。
蒋介石早年修身时，也很注意戒名利诸欲。1919年，他作《四言箴》自励：“主静主敬，求仁学恕，寡欲祛私，含垢明耻”，明确地要求自己“寡欲”。6月24日日记云：“今日馁怯有余，谨慎不足，终是名利患失之心太重，能于敬、澹二字上用功一番，庶有裨益乎？”
蒋介石这里所说的“敬”，指的是敬于所事；“澹”，指的是“澹”于所欲。蒋介石要求自己将事业放在首位，而不岌岌于求名求利。这一层意思，他在1920年2月的一则日记中表述得更清楚：“事业可以充满欲望，欲望足以败坏各种事业，不先建立各种事业，而务谋餍足欲望，是舍本而逐末也。”
多欲必贪。蒋介石既要求自己“寡欲”，因此，特别注意戒“贪”，保持廉洁。1921年，蒋介石因葬母等原因，花销较大，欠下一批债务。次年9月，孙中山命他去福建执行军务，蒋乘机写信给张静江，要求张转请孙中山为他报销部分债务。写信之前，蒋矛盾重重，思想斗争剧烈，日记云：“今日为企图经济，踌躇半日。贪与耻，义与利四字，不能并行而不悖，而为我所当辨。如能以耻字战胜贪字，此心超然于利义之外，岂不廉洁清高乎！一身之荣辱生死，皆为意中事，安有顾虑余地乎！”1923年7月，蒋日记有云：“戏言未成，贪念又萌，有何德业可言！”可见，像他努力戒色一样，对“贪念”，也是力图遏制的。
蒋介石长期生活于上海的十里洋场，习染既久，难免沾上奢侈、挥霍一类毛病。1920年岁末，蒋介石检点账目，发现全年花费已达七八千元之谱，顿觉惊心，严厉自责说：“奢侈无度，游堕日增，而品学一无进步，所谓勤、廉、谦、谨四者，毫不注意实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1925年4月，他到上海的大新、先施两家著名的百货公司选购物品，自以为“奢侈”，在日记中提醒自己：“逸乐渐生，急宜防虑。”同年5月，自觉“心志渐趋安逸，美食贪乐，日即于腐化”，曾严厉自责：“将何以模范部下，而对已死诸同志也？”
道学家大都要求人们生活淡泊，甘于“咬菜根”一类清苦生活。上述日记表明，蒋介石在这一方面同样受到道学的影响。
在道学家的修养要求里，寡欲，不只是寡于物质生活，也包括求名一类精神生活内容。在这一方面，蒋早年对自己也有所要求。1925年1月22日日记云：“好名之念太重，一闻蜚语，即觉自馁，是不能以革命主义为中心，而以浮世毁誉为转毂，岂得谓知本者乎！”
六 其他
诚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原意为信实无欺或真实无妄，后来被视为道德修养的准则和境界。《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将“诚”视为天的根本属性，要求人们努力求诚。在《中庸》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大学》进一步将“诚意”作为治国、齐家、修身、正心的根本。自此之后，道学家无不尊诚、尚诚。北宋的周敦颐将“诚”说成“圣人之本”，要求人们经过“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后，回归“诚”的境界。
蒋介石深受道学影响，自然，他在早年也尊诚、尚诚。1922年11月20日日记云：“率属以诚为主，我诚则诈者亦诚意矣！”这里，“诚”被蒋介石视作一种驭下之道。1923年5月4日日记云：“凡事不可用阴谋诡计，且弄巧易成拙，启人不信任之端。”这里“诚”被蒋介石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1924年5月3日日记云：“机心未绝，足堕信义与人格。”这里，“诚”才被蒋介石作为一种道德修养准则。
然而，政治斗争讲究手段、计谋与权术，即所谓纵横捭阖，不可能和“诚”的要求契合无间。1926年以后，“诚”字就少见于蒋的日记了。
道学家不仅提出了诸多内心修养方面的要求，而且在人的形体外貌方面也有许多规范。朱熹写过一篇《敬斋箴》，要求人们“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在这方面，蒋介石也是身体力行者。1925年2月11日日记云：“莅团部时履不正，为属下窥见，陡觉惭汗。”近年来出现若干影视作品，其中的蒋介石形象大多衣冠端正，这是符合蒋的性格的。
七 结语
道学形成于宋明时代，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也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其总体作用在于将传统的儒学伦理规范哲学化，以便进一步强化其教化作用，借以整饬人心，调节社会矛盾，巩固既定社会秩序。但是，其中，也包含着若干合理因素。
蒋介石少年顽劣，时代的激流将他推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大潮：留学日本，归国革命，追随孙中山。这样，蒋介石早年就具备了两重性格：既是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又是革命志士，两种性格相互矛盾而又长期共存。可以看出，在他登上政治舞台的漫长过程中，道学曾促使他励志修身，克服了浮浪子弟的某些劣根性。但是，这也使他比较拘守传统文化，未能在接受新文化、新思潮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也未能使他在中国近代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辨潮流，识方向，作出正确抉择。
中世纪的修养方法无法完全适应近、现代的社会生活，这是自然的。
文/杨天石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