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如果你在街上碰到某个朋友，也许在寒暄时会问他吃了没有，可假如今天你再与他相遇，或许他会问你，你去某地“打卡”了没有？这个打卡的“某地”，不仅仅是某个景点，还可以是某个新开的购物中心，也可以是某个艺术展览，更可以是某个饭店或者某个咖啡店，甚至可以是某支冰激凌，只要其是“网红”，就可以打卡，所以打卡又可称为“网红打卡”。
似乎转瞬间，我们就来到了一个“万物皆卡”或者“万物皆可打卡”的时代。但是，正如恋爱时我们不懂得爱情一样，当我们打卡的时候，我们同样对打卡所知甚少，或者说，我们其实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知道的那么多。也许，我们并不知道这突然成为时髦的“打卡”从何而来，我们也不知道打卡到底“打”的是什么，更不知道我们的打卡又会给自己和自己所生活的城市带来什么。
一、打卡的前世和今生
那么，“打卡”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变成今天意义上的打卡的？当然，“打卡”最初指的并不是今天的这种仿佛带有休闲和娱乐色彩的活动，而是来自美国的上班族在专用的机器上记录自己上下班时间的活动。不过，“打卡”这个词是音译和意译相结合而来，英文里“打卡”最常用的是“Clock in/out”，用单词“clock”即“时钟”来强调进出单位的“时间”；还有一个常用是“punch in/out”，用“punch”即“打孔”来强调机器的记录活动，因为早期的考勤机是一种机械打孔机，就是在一张卡片是打孔以标记上下班的时间。
这个词进入中国后，最初由香港将其译为“打咭”，“咭”这个字的粤语读音就是“ka”，这个字是英文“card”的音译，因为“咭”在内地不常用，所以就用习惯的“卡”字代替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打卡一度在上海的外资和合资公司流行，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因为可以打卡或者上班需要打卡的人，不仅意味着高收入，甚至还代表着“高颜值”，后来随着经济的繁荣，本地的各种公司和单位都与国际接轨，打卡成为常态，这个词也由此失去了新鲜感，乃至从日常语言中消失。而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打卡这个词重新被资本的新钱征用与刷新，逐渐成为“热词”，开始再次流行起来，也让人因之产生了一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觉。
二、打卡打的什么“Ka”
可是，打卡到底“打”的是什么“Ka”？因为伴随着被装饰一新的打卡一词重又回来的同时，打卡的能指好像也发生了变化，打卡的“卡”似乎从记录工作时间的“卡”（card）被不知不觉的替换成了各种角色或演员的“咖”（cast），而打卡也由“打工人”的上下班的强制性的时间登记活动，变成去拜访各种“角色”或者“大咖”的娱乐休闲活动。只不过，这些“咖”更多的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因此，打卡既可以说是一次愉快的“偶像崇拜”之旅，也是一次不无惬意的“拜物教”活动。
但是，打卡的浮动的能指却并未改变其根本的不变的所指。打卡自诞生之日起就表示着一种资本对时间的严格的切割，同时也意味着对打工者的生产属性的管理。打工者从打卡那一刻起就已经成为资本生产机器的一个环节，而当下的网红打卡活动并没有改变这个性质，因为那些“打卡地”或者可供打卡的吃喝玩乐的活动之所以成为“网红”，后面都有各种资本的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手在操纵，在“书丹”。
也因此，现在的打卡活动实际上把打工人的上下班的工作时间也悄悄的延伸到了本来应该休息的时间，从此休息时间也变成了工作时间，人们不仅在工作时间被动地或者不得不为资本效力，休息时间也还在为资本的增殖继续殚精竭虑，而且这种效力似乎是主动的，心甘情愿的，同时是以消费而不是以生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以“流量”为显性特征的“网红效应”经由资本通过网络的刻意的调节和放大后，也更容易积聚“人气”，所以人们也更愿意来打卡，来消费。但这正如鲍德里亚所描述的所谓的消费社会一样，这种消费其实就是一种生产。
而且，打卡的能指的变动，也并未改变其所指的性质。它在本质上依然是对人的规训与自我规训活动，目的仍在于让人成为那个可以为资本服务而生产的服从的主体，其区别在于之前的打卡是社会的规训，现在的打卡是巧妙的自我规训。现在依然赤裸裸的保留着传统的打卡的“真义”的活动也有很多，如各种学习外语的APP背单词打卡和各种锻炼身体的APP的健身打卡活动，前者是对大脑的自我规训，后者是对身体的自我规训，当然，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
三、打卡的“庸人”与朋友圈的点赞
不过，打卡并不仅仅是去吃一个网红冰激凌为资本续命几十块钱那么简单，打卡的目的也并非只是为了自娱自乐，因为，打卡的终点并非打卡地，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朋友圈的“存在”。打卡人只有将打卡地的照片或者与其打卡对象的合影上传到朋友圈，直到看到第一个来自朋友的点赞后，才能算是完成一次打卡活动。而不管是打卡的咖啡馆，还是打卡演出的剧照，还是自己与打卡对象的合影，都只不过为了那个“点赞”，而打卡的意义就在这点赞带来的“承认”。
在这个以点赞表现出来的承认里，打卡人获得的除了欣喜，自得，更重要的是还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使其感到“吾道不孤”，也让点赞者感到与其心有灵犀一“点”通，同时也获得了强烈的犹如电流流过所引起那种震颤的愉悦。而这种通过网红打卡以自我展示获得认同的点赞在今天已经成为社会认同的新方式，它既是一种“趣味”的认同，也是一种身份的认同。但是在这个“打卡认同”后并未产生什么新东西，其最多只是一种“文化庸人”或者“网络庸人”的认同的新方式而已。
“文化庸人”（Culture-Philistine）是尼采的概念，对这个概念还有一个更为常见的译法：“文化市侩”，但尼采使用这个词所描述的是十九世纪末德国的大批受过格式化的非独立人格的教育的“新人”，他们自以为是，似乎因为受到过教育而觉得自己真正的拥有了文化和教养，而实际上拥有的却是一种自我欺骗和自我满足的文化幻觉，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独立的思想，更没有养成真正的文化教养，但却对对自己有文化信以为真的人。当然，考虑到打卡在今日的普及性，为了描述网络时代的打卡“新人”，在运用尼采的这个概念时或许采用“庸人”这个译法更为温和也更为“文化正确”一点。而在尼采看来，文化庸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热衷于追求群体性的认同，因为他不是依靠自己的独立的思想来进行判断，却是按照群体的反应来对事物进行“反应”以及确立自身的价值的。叔本华也曾讲过这样的人，他们只能靠“刺激-反应”的行动来感受自己的存在，如在动物园总是要喂动物吃点东西，在旅游景点总是要在上面刻画自己的名字等。现在他们不再到动物园喂猴子或者大象吃东西，也不到景点去书写自己的名字了，而是在“数码动物园”即朋友圈里投掷自己的打卡照来“喂”自己的朋友们，通过他们的点赞来让自己的名字“刻”在数码景点上，从而获得“刺激-反应”的愉悦，也因此产生了更多更大的幻觉。
然而，这种打卡活动就像我们这个消费社会里的丰盛的商品一样层出不穷，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个结合了人的购买行为与自我展示的影像艺术的“整体性商品”，这样的商品因为网络的普及，信息流通的加速，以及资本更为精准的造势能力，使得它的魅力超越了之前任何一种商品。而在资本的激励下，打卡活动不仅可以定点定时发生，瞬间成为爆款性“事件”，而且还可以不断自我复制或者重复生产，使得“万物皆可卡”，但这同样也使得打卡认同变得层出不穷，虚幻不定，转瞬即逝，因而也使得打卡一族为了不断得到这种认同而重复各种各样的打卡，直至精疲力尽，成为真正有气无力的“庸人”。
四、打卡的“孔洞化”与城市的“空洞化”
实际上，如果从城市观光的角度来看，打卡活动本身并不新鲜，这只不过是网络时代之前的那些旅游指南，如《孤独星球》或者《米其林旅游指南》之类在网络时代的“数码转身”后新的变形而已，其最大的转变就是通过打卡活动将一个个旅游景点变成了一个个打卡的地点而已。而且，网红打卡也并未改变城市观光的“旅游指南化”的本质。
正如罗兰·巴特在批评阿歇特出版公司的旅行手册《蓝色指南》（Le Guide bleu）一文里所说的那样，“旅游指南”手册让旅游变成了一场旅游者“收集纪念碑”（sa collection de monuments）的活动。因为在这些旅游指南里，旅行的目的地或空间并不是以整体的形式被呈现出来的，而是被缩减为各种“纪念碑”（monument），或者被类型化为单一性的人物或者单调性的空间，旅游的目的也因此变成了对这些具有“纪念碑”特性的“景点”的抵达和集邮式的“收集”，旅游本身的丰富的意义不仅被刻意遗忘并且被严重单一化了。换句话来说，旅游并不是为了让人们得到真正的放松，而同样也是为了生产的消费。而现今的打卡不仅依然在有如旅游指南所建构的众多的“景点”间展开，更进一步使得城市也被“纪念碑化”了，不仅各种历史遗迹被纪念碑化，而且在资本的驱使下，凡“物”皆可“纪念碑”，小到一个冰淇淋店，一条街道，大到一座像金字塔一样的奢华和让人困惑的大卖场，都可以成为打卡的对象。
但是，打卡并不能创造和体验城市自身的魅力，它使得城市变成一个个孤立的“纪念碑”或“孔洞”，它急剧的压缩了城市空间，使得城市的丰富的空间被抽象化或者被去空间化。而那些网红打卡地也像一串没有尽头的省略号，在资本的催生下此起彼伏，打卡人为了追求打卡认同最后不知不觉把自己变成了一串促进资本与权力流通和再生产的循环小数。与此同时，城市最终也像打卡机在卡片上打下的一个个“孔洞”一样，变得“千疮百孔”，而随着城市的“空洞化”，打卡人也因此变得更加“空洞”了。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打卡在让自己变得“空洞”的同时，也让自己得到了放松和少有的认同，不仅让自己得以从为生存而工作的“充实”状态中得到了解脱，也让自己得到了承认，所以才有那么多人乐此不疲。也因此，虽然大家明知道这些“卡”有如雨后春笋一样层出不穷，虽然大家也因此疲于奔命，可也还会挣扎着向下一个打卡点努力“打”下去，从而可以让自己有勇气在打卡之后再去面对那沉重的现实。
或许， 这正是打卡的意义所在？
2021年12月6日匆草于五角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