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黑焦油海洛因过量问题在阿普兰高中肆虐。
被誉为“优雅生活之城”的阿普兰，是洛杉矶以东40英里的一个郊区，住在那里的主要是中产阶级。学校里的孩子先是染上了药瘾，随后是对海洛因上瘾。如今，他们从校园里的一些毒贩那里买海洛因，而供货的是当地的墨西哥毒贩，尤其是一个被称为查托的毒贩。
阿普兰
告诉我这件事的特工说，他们已经从线人那里听说了查托的团伙。他们试过一两次想打入该团伙，可是阿普兰高中吸毒过量问题的爆发让调查变得更加紧迫。
监听到的内容和线人的消息表明，查托来自纳亚里特州，很可能是铪利斯科（目前墨西哥最大的贩毒集团，下文提到的“铪利斯科男孩”指该团伙的成员——编者注），住在阿普兰以东25英里处的河滨县。他在该地区有一帮递送海洛因的司机，在拉斯维加斯还有另一帮。他有4部手机：其中两部分别用来联系阿普兰附近的安大略和拉斯维加斯的客户，第三部用来联系他的司机，第四部用来联系墨西哥那边，特工们还没有这部手机的号码。
对查托犯罪团伙的调查持续了3年，并把他的买卖与其他团伙以及美国14个州的纳亚里特州批发商联系了起来。通过拼凑这些贩毒网，特工缴获了1000磅海洛因，并且认为这只是那些贩毒团伙带入美国的毒品的一小部分，这些人每次只会携带几公斤。
而且，查托似乎并不是一个人。无论轮到哪个人来管理这些团伙都是用这个名字，这些团伙已经不知不觉地运作了十年。特工们猜测，这些团伙的老板住在墨西哥。
《梦瘾》出版后的几个月，人们经常问我，“铪利斯科男孩”是否还在继续经营。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举了一些例子，其中之一就是河滨县、安大略和拉斯维加斯爆发的海洛因过量案件。“铪利斯科男孩”依然在美国各地卖毒品。这一点并没有改变。
但是，“铪利斯科男孩”的海洛因市场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最重要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药瘾者渐渐改用海洛因，美国的海洛因市场膨胀了。美国疾控中心发现，从2010年到2013年，海洛因过量致死的案件增加了3倍。在宣布了一项关于海洛因使用范围的新研究后，疾控中心与美国食药局、缉毒署共同发出了一份新闻稿称：“在全国男性女性、大多数年龄组和所有收入水平的人群中，吸食海洛因者的数量都增加了。增加最多的是有史以来海洛因使用率最低的群组，包括女性、有私人保险和较高收入的人群。”
麻醉药品的过量处方为海洛因创造了新市场，而“铪利斯科男孩”是最先认识到并系统地对其加以利用的。但如今这个消息传了出去，非法市场的每个人都知道该卖海洛因。毒贩的数量似乎暴增，将“铪利斯科男孩”曾在许多州占据的大部分市场挤得满满当当。原先在街头卖冰毒或可卡因的毒贩，据说也改卖海洛因了。我听说在辛辛那提，站在街角卖毒品的大量黑人似乎比以往的年纪更轻，来买的人是从三州交界地带的郊区和农村开车来的白人瘾君子。为了吸引客户，毒贩们像狗吠一样叫卖——“狗食”就成了黑焦油海洛因时代里海洛因的代号。
墨西哥的贩毒集团现在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个新的海洛因市场。他们似乎正在接管哥伦比亚毒贩在美国东部的支配地位，就像20年前从后者手里抢夺可卡因生意一样。“哥伦比亚人几乎彻底地退出了美国的（海洛因）直销体系，”纽约执法机构的一位消息人士告诉我，“1980年代末发生在可卡因上的事……如今在海洛因上重演了。”
就在我们这次谈话前不久，纽约警察查获了150磅从墨西哥的锡那罗亚进口的海洛因，但这批海洛因最初来自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毒贩认为，虽然他们的利润少了，但是风险也小了，如今把毒品卖给铆足了劲去开发蓬勃发展的美国市场的墨西哥贩毒集团，他们知足了。
不仅如此，每一位新上瘾的人都是潜在的毒贩，因为卖毒品是很多人保证自己有毒品用的方式——全职工作不符合吗啡分子的需求。
与此同时，临界多数（a critical mass）似乎已经形成。《梦瘾》出版后不久，痛失子女的家庭开始在公开发布的讣告里提及他们的孩子与毒瘾做斗争的事。24岁的丹尼尔·沃伦斯基是俄亥俄州北部埃文莱克市人，在提到他“诙谐幽默、富有魅力”之余，他的父母写道，“不幸的是，他与毒瘾斗争了5年”，最终还是败下阵来，而在离世前，他常常会说起自己那些死于毒品过量的朋友。
“有人说，养育孩子需要社会，”他的父母写道，“打败毒瘾也需要社会。”
由此，越来越多的反海洛因团体开始在脸书上形成。与我刚开始做研究时的境况不同，现在已不再难以找到愿意开口讲述自家故事的父母。阿片类药物成瘾正在摆脱污名和禁忌，就在几个月前，人们对此还不敢发声。这一切让我想起艾滋病流行的事，其间许多死者家属一开始也为他们的死编造了许多委婉的说法。后来，情况变了。死者的家人、父母鼓起了勇气，放下颜面，将实情公之于众。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死于药物过量的人数在2020年飙升至9.3万人，比2019年增加近30%，创历史新高
在登出一篇报道，将《波特和吉克的信》称为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14年后，《时代周刊》又关注起了沸沸扬扬的阿片类药物成瘾事件，还上了封面报道。《体育画报》就运动员对这些药物上瘾的问题发表了长篇报道。全国各地的报纸也将其所在地区的海洛因问题作为大新闻予以报道，多半还配了吸毒者手臂上插着针头的照片。
其结果之一是，美国有些地区的医生在开处方的问题上又走回了老路。可是这一次，医生的做法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还是没有考虑人们是否真的需要这些药——就像它们过去被开给几乎任何人一样。因此，那些真正需要阿片类药物治疗慢性疼痛的患者反映，他们开药很难。
我曾两次在白宫国家禁毒政策办公室（ White House Office of National Drug Control Policy）——所谓的“缉毒沙皇”办公室——发表演讲，该部门向我保证阿片类药物滥用流行病是其当务之急。新任“缉毒沙皇”迈克尔·波提切利有公共卫生系统的背景；他是第一位并非来自执法机构或军队的“沙皇”。他也在戒酒，而且有25年没碰过了。他的部门并进来一个海洛因特别行动小组，在我写书时，这个小组正在为行动编制草案。
希拉里·克林顿的一位竞选顾问打来电话。她说，克林顿夫人在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竞选活动时，从有子女染上毒瘾的父母那里听说了很多事情。我们在电话里谈了一个小时，谈到了止痛药、药丸工厂、墨西哥的海洛因贩运，也谈到了让这一流行病得以迅速传播的众口不言的氛围。一个月后，据报道克林顿夫人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建议。
当2016年总统竞选启动时，我希望这个话题能被频繁地讨论，尤其是那些成瘾者的父母能够发出他们的声音，讲出他们的故事。
实际上，美国农村和郊区的白人孩子普遍出现的上瘾现象，影响了全美各地，塞斯·诺曼法官在纳什维尔也已经注意到了。那些我怀疑被很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想法，如今被重新审视。相对于坐牢，戒毒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父母们催促政治家寻找其他方法来代替对他们上瘾的孩子的监禁或判以重罪。最引人注目的是，整个2015年秋季，共和党候选人争先恐后地在戒毒问题上表现出了最强烈的同情心。克里斯·克里斯蒂、卡利·菲奥里纳以及杰布·布什都讲述了他们所认识的成瘾者，亦是他们至亲好友的故事，要是在10年前，这样做可能会让他们在共和党初选中完全丧失获胜的机会。就好像多年来，“严惩犯罪”的讨论使得许多共和党人不得不在毒瘾问题上保持沉默。如今，他们可以放开手脚自由地谈论、质疑过去的陈词滥调。
这让我想到了海洛因，如此令人生畏、闻风丧胆的海洛因正在成为使美国改变的强效催化剂。
阿片类药物灾害正在使曾经不可想象的政治策略变得可以接受。由于共用针头，印第安纳州农村地区的斯科特县爆发了艾滋病，该州的共和党州长下令实施针头交换计划。效力于共和党州长的俄亥俄州监狱系统负责人开始为监狱犯人申请州医疗补助计划，好让他们出狱后能负担得起戒毒治疗。“我们把钱用于社区而不是监狱，”他告诉记者，“我不打算再建一座该死的监狱。”马萨诸塞州格洛斯特的警察局长伦纳德·坎帕纳罗宣布，他不会逮捕带着毒品或吸毒工具来警局自首的人，而是会为他们找地方戒毒。在街头流动剧团的启发下，他还贴出了五家最大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以及他们的薪资和福利。
美国戒毒恢复点
为替《纽约客》撰稿，我拜访了保守却又带有自由主义氛围的肯塔基州北部地区，发现一些县正在将监狱的辅楼改造成设施齐全的戒毒诊所。在肯塔基北部地区，民主党人有段时间在选举中异常艰难，而那些不肯承认毒瘾也是一种疾病，对此最好加以治疗而不是投入监狱和判以重罪的共和党人同样很难当选。在肯顿县和普拉斯基县，监狱实际上早已雇用正在戒毒的成瘾者来运营监狱的康复项目，并为其他人提供指导。看起来，监狱正在慢慢转变，变成成瘾者可以获得帮助，可以利用在这里的时间摆脱毒品和吸毒生活的地方。
监狱外，阿片类药物流行病吞噬了可用的康复基础设施。只有少数且极其富有的家庭能够负担得起治疗阿片类药物成瘾所需的住院治疗：至少9个月到1年，这是成瘾专家告诉我的。因此，监狱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对于那些从没考虑过这一问题的家庭来说就变得至关重要了。阿片类药物灾害的这几年里，在某些地区，希望以古怪的方式存在着，即如果你想要获得治疗，就得去蹲监狱。
这标志着对监狱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即监狱是一项投资而不是一项开销。几十年来，监狱都是一项开销，几乎花光了县预算。囚犯们待在里面几个月，要么无所事事，要么纵容和谋划犯罪活动。如今一些县对监狱有了新的认识，把它当作一个能够迅速而相对便宜地创造出新的戒毒能力的地方，并且充分利用成瘾者原本无所事事的时间以帮助一部分人摆脱吸毒的生活。
监狱成了一项投资，而非开销。海洛因再次成了改变的催化剂。
然而，这其中也存在着巨大的挑战。原因就是监狱成了我们对成瘾的答案。面对成瘾者一次次复吸，监狱似乎是一个稳妥的选择。至少，在监狱里，成瘾者是被关起来的；他们不能闯入民宅，不能从父母那里偷钱，不能去商店顺手牵羊，也不能犯下更严重的罪行。现在，州政府和县政府似乎承担着——至少在大众看来如此——某种“治愈”成瘾的任务，其实质是改变日常行为、让大脑恢复工作。一旦涉及吗啡分子，就会有许多问题。我们将拭目以待。成瘾者会复吸。事实上，复吸也被假设为戒毒的一部分。我曾经和一部分人谈过，他们对戒毒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包括一系列清醒期，持续时间不断变长，但其间也会复吸。“这是陈词滥调，我们无法阻止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一位检察官对我说，“好吧，我们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永远无法通过事后补救——无论是监禁还是治疗——来消除海洛因流行病。”
思路清晰，应该没错。
《梦瘾》作者山姆·昆诺斯，从事记者工作近30年，曾作为自由撰稿人在墨西哥生活了10年。2004年回到美国后，他为《洛杉矶时报》工作，进行移民、贩毒、帮派等方面的调查和报道。
2011年开始撰写并出版“真相系列”作品，《梦瘾》便是其中之一
2015年秋，我回到了朴茨茅斯，发现这座城市仍在不断改善。莉萨·罗伯茨告诉我一个计划，他们准备把蓝色天使的剪影放在朴茨茅斯东区的居民家里，这些居民提供了海洛因过量的解药——纳洛酮的货源。
市中心新开的几家餐馆已经关张了。更多的废弃建筑正在重新装修。潮人们做起了只有他们才会做的生意，并且在市中心每月举办一次公共活动——在最后一个星期五。“大多数人称他们为‘蓝发人’。他们确确实实地推动了这座城镇的发展。”莉萨说。
咨询中心的客户已经增加到了500人，人们在讨论咨询中心新增的服务，即为那些完成了所有项目的人找寻永久住处。一些人对此表示反对，但是我了解得越多，就越坚信新一批康复的成瘾者会让这座城市充满活力和感激之情，这正是这座城市在经历了这么多年宿命般的衰败后所需要的。
与此同时，乔安娜·克罗恩也将SOLACE转变成一家以舒倍生进行治疗的诊所，每月接待100位患者，有一位医生坐诊，并且有一台非常昂贵的尿液分析仪，对每个月来这里就诊的患者进行尿检。之前我见到乔安娜时，她的大儿子一直住在一辆没有水电的露营车里，现在他不碰毒品，在诊所给母亲帮忙。
SOLACE的大部分客户都有州医疗补助。这要归功于该州的共和党州长约翰·卡西奇，是他说服他的党及其控制的立法机关，让州医疗补助惠及所有俄亥俄州人，尤其是覆盖戒毒费用。
这座曾经辉煌一时的美国城市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继续摆脱让其一直陷于衰败的旧教条的束缚，真正实现自力更生，这也许是过去这片梦之地曾经的衡量标准吧。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决心不在书中加入任何成瘾者注射毒品的场景。我在报上见过太多新闻里有这样的照片，认为这样做很过分。而且我认为这些场景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因为这本书只是在一个层面上探讨了毒品问题。在为《梦瘾》进行调研时，我突然想到，对海洛因——通常意义上的阿片类药物——的讨论，其实也是讨论美国的一种方式。
对于包含吗啡分子的各种药物来说，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还有很多事要做。
到我2012年开始为这本书做调研时，我认为，我们花了数十年时间摧毁美国社会并嘲弄和抨击政府所做的事，即提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公共资产和基础设施以及使公共生活成为可能的东西。与此同时，我们盛赞私有部门。我们认为自由市场是永不犯错的上帝。我们接受了这种经济信条，允许甚至鼓励工作机会流向海外。我们慷慨地奖励我们的金融领袖，因为他们把这些工作机会推向海外。我们要求政府完美，却原谅私有部门的过错。
部分私有部门感觉是在享受福利。显然，在这场阿片类药物灾害中，获利的是私有部门；承担这场灾害所带来的巨大损失是公有部门。本书出版后几个月，《福布斯》杂志将萨克勒家族及萨克勒几兄弟中唯一健在的雷蒙德·萨克勒列入了“美国最富有家庭”的榜单，作为新上榜者，其净资产据估计为140亿美元。所有这些都源于奥施康定（1996年，普渡制药推出的新型止痛药，该公司通过营销、贿赂医生等手段，造成大批患者药物依赖——编者注）的销售，据《福布斯》估计，自奥施康定1996年上市以来，销售额达350亿美元。
今年的美剧《成瘾剂量》讲述了老派医生对抗普渡制药公司的故事
我们似乎害怕公共场合。父母总是围绕在孩子身边。他们担心公共场合的危险，所以孩子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有这样一个案子，一对夫妇真的因为允许他们9岁的女儿和她的妹妹单独去公园里玩而被起诉了。“散养式育儿”这个词被造了出来，以形容一些胆大的父母，敢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难怪有这么多孩子——绝大多数是男孩——被诊断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医生给他们开了阿得拉和其他药。（我希望有人能够研究一下孩童时被诊断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并被开过阿得拉之类药物的青少年和年轻人的阿片类药物上瘾率。）他们整日被关在屋子里，上蹿下跳却出不去。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男孩子就像狗一样；他们需要出去跑、跑、跑！小时候，我生活在南加州的郊区，一有空我们就在外面玩——打橄榄球、打篮球、骑自行车或者就是到处乱跑。我们可以一天跑三四英里。我的膝盖几乎永远是破的，还在结痂我就去打闹，刚结的痂又掉了。我的母亲从艾奥瓦州的娘家拿来一个铃铛，每到开饭时间她就摇铃叫我们回家——因为我们总是在附近乱跑。最近几年里，我先后8次回到我长大的那条街，却没有看见一个人影。我过去常常玩耍的公园也总是空荡荡的。
在我看来，把孩子关在家里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可以避免受伤、避开危险。听说在大学里，那些被关在家里对着屏幕长大的大学生会表现得像是生活在任何形式的情感痛苦的真切恐怖中，对此我一点也不惊讶。2015年，《大西洋月刊》上有篇名为《娇惯的心灵》（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的报道，讲述了生活在一个受到高度保护以防身体损伤的时代的大学生，还要求保护其不受痛苦想法影响的现象。他们要求教授对可能引发强烈情绪的内容事先发出“敏感警报”（trigger warnings），比如，在讲述一本有关种族暴力的小说前。作者写道，这种新的校园思潮“假定大学生的心理异常脆弱，因此提高了保护学生免受心理伤害的目标。似乎最终目的是要把校园变成‘安全之地’，不让年轻人在此听到任何会引起他们不适的言辞与想法”。
《今日心理学》杂志上有篇文章，名为《学生适应能力的减弱》。文中提到大学生的“需求”日益增加，看见一只老鼠就要叫校警，成绩不好就怪老师，“越来越多地因为日常生活问题而寻求帮助，其实很明显在这种问题上存在情绪危机”。此外，文章还说，教授们“描述了一种日益盛行的趋势，它把低分看作抱怨的理由而非加倍努力或更有效的学习的动力。大量的讨论都围绕教职工应当完成的工作量而非他们应该对此做出的反应，例如‘振作起来，这里是大学’”。
这一切似乎都是那种理念带来的预料之中的结果，即我们应当不惜代价让自己不受痛苦。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好像消费和财富的积累就是通往幸福之路。我们让家庭在感恩节所做的就是排队购物——Xbox游戏机、平板电脑等——这些东西把我们孤立起来，毒害我们的孩子，而我们的表现就好像在这件事上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将郊区也弄得与世隔绝，把这称为繁荣。更有甚者，技术的发展在将我们与世界联系了起来的同时，也让我们与隔壁邻居变成了咫尺天涯。
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我们彼此不相干，这样很危险。
孩子不再在街头玩耍。公园空荡荡的。梦之地没了，购物中心在它上面拔地而起。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会为海洛因无处不在想不通呢？
正因为我们彼此疏离，海洛因才会蓬勃兴旺；是我们为它提供了天然的栖息地。正是我们执着地寻找没有痛苦的状态才把我们引向了海洛因。
阿片类药物
我认为，海洛因是我们35年来培育的价值观的最终体现，它把每一位成瘾者都变成了自恋、自私、孤独的狂热消费者。这种寻找阿片类药物的生活，让人远离家庭和社会，并且通过购买和消费一种产品来完全用于自我满足，而这种产品不仅把孤独变成了一件正确的事，而且变成了他们自己的选择。
现在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海洛因的解药就是社区。如果你想让孩子远离海洛因，你就要确保你的左邻右舍会齐心协力，而且通常是在公开场合下。打造你自己的梦之地，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重重障碍。不需要有玩伴；只要走出去玩。把人们带出他们的房间，不论那是什么样的房间。我们可以考虑生活得更简单一些。追求物质并不等于能得到幸福，任何一位海洛因成瘾者都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我去过一些地方，那里的人经历了这种灾害之后变得更富同情心，更脚踏实地，愿意让孩子去经历而不是直接把东西给他们，让他们明白痛苦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通常都是可以忍受的。对抗海洛因的方法很可能就是让你的孩子去户外跟朋友们一起骑自行车，让他们摔破膝盖。
我发现，在俄亥俄州的朴茨茅斯隐约有了这样的起步——这让我既惊又喜。朴茨茅斯出现的这种令人振奋的现象，最近也出现在了曾被药片和海洛因重创的肯塔基州北部的郊区。
这是个好消息：我们没有坐以待毙。我们采取了行动。就像美国人一贯会做的那样。海洛因的确让人心惊胆战，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海洛因对吸毒者及其家人和邻里的影响是如此令人痛心，以至于让那些劫后余生的人想起将他们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在有些地方产生了与吸毒者造成的孤立相反的结果。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是对的——也许海洛因是推动今日之美国做出积极改变的最重要的力量。
无论如何，在有关海洛因的问题上写作多年之后，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如果真是这样，就冲着海洛因教会我们的一切，以及迫使我们认清自己、明白该如何生活，就像一位女士对我说的，“有一天，我们也许该感谢海洛因”。
本文为《梦瘾：美国阿片类药物泛滥的真相》一书的后记。
《梦瘾：美国阿片类药物泛滥的真相》，【美】山姆·昆诺斯/著 邵庆华、林佳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