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到了小学升初中年龄，那年，考试是没有的，入学是就近的。住相近区域的男女孩，被填鸭式地装入一个学校。在一个校园，你的同学往往也是你的左邻右舍，上学看得到，回家也遇得着，操场上一起耍，排队前后见发小。
我的学校：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在徐汇区康平路。我往学校去的一条路，从近乌鲁木齐南路的肇嘉浜路上起始，由东向西行到高安路，右拐直走，过建国西路，越衡山路，走到康平路，然后左转，斜穿马路，便到学校，行走20分钟左右。另走反向一条路，从肇嘉浜路左手转入乌鲁木齐南路，向北行进，到建国西路左拐，西行几步过马路入安亭路，前行至永嘉路左转，一路再西行到达与衡山路交集的高安路，也由高安路行至康平路入校。
康平路上的作者母校
两条都可到达学校的路，一个顺时针的半圆，一个逆时针的半圆，加起来一个大大的椭圆。这椭圆周围，遍布我们几百个同班同校同龄的男女同学。
读书不考试，老师没权威
我们一个年级共11个班，我在2班。一个班四五十个人，一排课桌为男孩，一排课桌坐女孩。喧闹的“复课闹革命”阶段，有最早的学习场景记忆：一位约50岁左右的男老师，教语文，声音抑扬顿挫，戴副深度眼镜，左手不时要扶眼镜架，话音带浓重的苏北味，不仔细听便含混不清。有人起哄，说听不懂，甚至取笑学样。因为读书不考试，老师无权威。那老师在学生的哗然中显出无奈。我感觉他有强烈的自尊心，学生哄闹他不说话，皱眉抿双唇，在黑板上写板书，很漂亮的字，或诗或文。他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一时安静。但他再开口，学生继续喧哗。有时他不说一字，也不写字，那呆滞的眼睛，长久看窗外，喉结上下咽动。
我们当时的班主任是教“工基课”的王子英老师，专业知识讲得我们听不懂，说话结巴。但她人好，没脾气。原本她不教课，在学校实验室，老师一个个少了，让她凑合上。她总对我们说：“要学点东西啊，你们一点本事都没有，以后怎么办？”情到深处还落泪。
“苏北语文老师”离开，换了新老师：王建华，上海人，华师大毕业的高材生。换王建华来教语文课，王子英老师很推崇：“他水平顶呱呱，同学们要珍惜。”当年20多岁的王建华中等以上个子，国字脸，黑密的络腮胡，粗粗的浓眉，双眼炯炯发亮，上课语言佳，普通话标准，上海话清晰，幽默话时有。大概是“一片红”的教课内容单调乏味，他经常不按书本内容来，教起来海阔天空，甩开书本，指哪说哪。而听者似懂非懂，不咀不嚼，随风而去。有趣的是，不管听懂听不懂，只要王建华入教室，教学气氛便是好，男女同学眼睛都瞪大，课堂纪律达优良，他一张开嘴，锁定人心，是水平？是魅力？在不测试教学水平的学习环境里，聆听一个年轻的智者谈东道西，现在想来，是我们的福分和享受。但又隐约觉得，王建华和我们这些浑浑噩噩的学子没多少情感。他看我们的眼光，由上斜斜地俯视，最多有几丝怜悯。课上完，片刻不留离去，课内作业没有，课外功课绝无。及至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一帮同学想到了他，心底涌起很浓的情感，想上门寻找当年洒脱不羁地教了我们许多、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教诲的“英俊才子”。但有人痛彻地说：“王建华老师，名师，不在了，生了病，走了——也是五十四中学的大损失。”
痛哉。于我们，是失落，是沉重，是大遗憾。
找啊找啊找啊找，找到几个好朋友
当年在五十四中学附近，有两个“100弄”：康平路100弄，高安路100弄。住在这两个弄里的，多为干部家庭及子弟。不少干部子弟的特点，是穿着父辈留下的旧军装，说着很溜的普通话。他们群体性强，如果打架，也一致对外。他们结伴来去，也引来睥睨。
我住的肇嘉浜路公寓楼里，因为上学读书，我和脸黑的俞永新走在了一起。在同一幢楼内，我家住二楼，俞永新家住一楼。我那时出身差，他是光荣的工农子弟，但这无碍我们一起上学。我不喜欢大庭广众说话，自卑，独思。俞永新在乡下长大，到城里读书。他有个脾气凶猛的妈妈，还有个喜欢恶作剧的弟弟，俞永新则老实木讷异常淳朴。我们一起谈对现实的沮丧，憧憬未来的新路。应该是我说起：毕业后我们一起到黑龙江大兴安岭，在最美最远的边疆，在自由广袤的山野森林劳动，彼此依靠。这时他总是听，仰望蓝天地遐想。
斑驳的校徽上记录了建校的年代
那个岁月里，总有些凶狠角色。在我一个班内，有个“独行侠”，谁也不敢惹他，和别人的关系几乎绝缘。有人说他身上总带着一把战斗的器械，一不顺心，会拔出来敲你。一个巧合，我们一起走回家。学校到他家，是到我家的一半距离。走完绿荫下的康平路，走入笔直的高安路，穿过种满法国梧桐的衡山路，进入偏窄的永嘉路，再折向静谧的安亭路，安亭路向南到建国西路，他家到了——竟是一栋小洋楼。路上他突然问我读了哪些书。比如他就读过大部头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克思传》。这让我惊异，心灵受到冲击。原来他那时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他要保护妈妈和妹妹，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最强横的姿态出现。他在家的时候，就啃着家里的几本书。
我们成了朋友，很秘密地。在他那里，我像搞地下活动般地揣回来几本书看。除了他说的几本，还有《牛虻》和列宁的《哲学笔记》。天啊，后面那本书，我怎么看都无法卒读。
小说《牛虻》
“找啊找啊找啊找，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笑嘻嘻，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那首找朋友的歌，我们小学时候就唱，在中学，竟在如此的环境，找到这样的朋友。但，这个今天我已无法记忆出名字的朋友，在我们相知没多久骤然离校——他们搬离了那洋房。无情无义无告别地，他走了。
有了一本两本书，就是你的珍贵财富
之后我知道，在我偷偷饥渴地读着几本当年的“禁书”时，也有人在读、在学，在荒芜的知识田野苦苦追寻。后来也知道，康平路、高安路两个100弄里的干部子弟同学，不只是穿着父辈的旧军装，他们中有不少突出者、优异者、存大志者。他们锻炼体魄，洗冷水浴，长跑，苦读西方哲学、世界文学书籍，他们要学了本领，解放全人类。
同学中的出类拔萃者在中学的后两年纷纷崭露头角。那个一脸憨笑谦恭的马晔华，不意之间写了份大字报式的决心书，充满哲理和诗情，且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让我们惊叹折服。费大为是一个突然高大地站立在我们面前的画家。平常的课他绝对两耳不闻，手上的笔在一个本子上涂抹人物动物植物石库门建筑。那是1970年前后，他突然爬到校园大门内二十多米高的脚手架上，把当年风靡全国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放大好多倍地画到了好几米高的油画板上。画成，我们每天进出都在仰望这幅巨大的画作。我们在崇拜自己的同学中焦虑自己的无知，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两手空空。
校园一景
那时，如果你家中有一本或两本书，便是你的知识财富和福气。私底下的书籍交换在火热展开。记得我的手上有一本关于批判当年苏联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的书，还有一本书的来源，我绝对闭口不说的：利用放寒假去了趟松江，师从我那曾经是地主的外公学写古诗，“平平仄仄平平仄”地闷头背了几个礼拜，努力学门别人可能没有的“一技之长”。回上海前，外公说我“孺子可教”，将伴他大半生的《陆游诗选》忍痛送我。于是，以这两本书为“本钱”，我交换来了高尔基、屠格涅夫、普希金、雨果、罗曼罗兰、莎士比亚、安徒生等等名人名作，夜以继日地贪婪阅读。
记得中学分配前，听到了一则令人震惊痛惜的消息：前两届的一位干部子弟同学，勇敢地奔赴珍宝岛前线保家卫国，却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惨烈牺牲。多少同学因此热血沸腾，毕业了，到前线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1971年，我们17岁，真的毕业分配了，黑脸的俞永新激动地来找我，说他已决定，不是去大兴安岭，是小兴安岭。因为那年，我们学校分配去大干一场的边疆地区，只有小兴安岭。他闪亮的眼睛望着我，我却只能躲闪。我说我两个姐姐已在遥远的农村插队，如果我一定坚持离开上海，母亲要与我从此“永诀”。
我的七零届毕业的好朋友俞永新，就此雄赳赳去了小兴安岭；也是七零届的我，抛弃了曾经的向往——遥远的东北、壮美的森林农场，转身走入上海工人阶级的队伍。
可追忆的三年中学，随即戛然而止。（文/郑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