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平路上的回忆:那些年我的青春和我的禁书

1968年,我到了小学升初中年龄,那年,考试是没有的,入学是就近的。住相近区域的男女孩,被填鸭式地装入一个学校。在一个校园,你的同学往往也是你的左邻右舍,上学看得到,回家也遇得着,操场上一起耍,排队前后见发小。

我的学校:上海市第五十四中学,在徐汇区康平路。我往学校去的一条路,从近乌鲁木齐南路的肇嘉浜路上起始,由东向西行到高安路,右拐直走,过建国西路,越衡山路,走到康平路,然后左转,斜穿马路,便到学校,行走20分钟左右。另走反向一条路,从肇嘉浜路左手转入乌鲁木齐南路,向北行进,到建国西路左拐,西行几步过马路入安亭路,前行至永嘉路左转,一路再西行到达与衡山路交集的高安路,也由高安路行至康平路入校。

康平路上的回忆:那些年我的青春和我的禁书

康平路上的作者母校

两条都可到达学校的路,一个顺时针的半圆,一个逆时针的半圆,加起来一个大大的椭圆。这椭圆周围,遍布我们几百个同班同校同龄的男女同学。

读书不考试,老师没权威

我们一个年级共11个班,我在2班。一个班四五十个人,一排课桌为男孩,一排课桌坐女孩。喧闹的“复课闹革命”阶段,有最早的学习场景记忆:一位约50岁左右的男老师,教语文,声音抑扬顿挫,戴副深度眼镜,左手不时要扶眼镜架,话音带浓重的苏北味,不仔细听便含混不清。有人起哄,说听不懂,甚至取笑学样。因为读书不考试,老师无权威。那老师在学生的哗然中显出无奈。我感觉他有强烈的自尊心,学生哄闹他不说话,皱眉抿双唇,在黑板上写板书,很漂亮的字,或诗或文。他用这样的方式让我们一时安静。但他再开口,学生继续喧哗。有时他不说一字,也不写字,那呆滞的眼睛,长久看窗外,喉结上下咽动。

我们当时的班主任是教“工基课”的王子英老师,专业知识讲得我们听不懂,说话结巴。但她人好,没脾气。原本她不教课,在学校实验室,老师一个个少了,让她凑合上。她总对我们说:“要学点东西啊,你们一点本事都没有,以后怎么办?”情到深处还落泪。

“苏北语文老师”离开,换了新老师:王建华,上海人,华师大毕业的高材生。换王建华来教语文课,王子英老师很推崇:“他水平顶呱呱,同学们要珍惜。”当年20多岁的王建华中等以上个子,国字脸,黑密的络腮胡,粗粗的浓眉,双眼炯炯发亮,上课语言佳,普通话标准,上海话清晰,幽默话时有。大概是“一片红”的教课内容单调乏味,他经常不按书本内容来,教起来海阔天空,甩开书本,指哪说哪。而听者似懂非懂,不咀不嚼,随风而去。有趣的是,不管听懂听不懂,只要王建华入教室,教学气氛便是好,男女同学眼睛都瞪大,课堂纪律达优良,他一张开嘴,锁定人心,是水平?是魅力?在不测试教学水平的学习环境里,聆听一个年轻的智者谈东道西,现在想来,是我们的福分和享受。但又隐约觉得,王建华和我们这些浑浑噩噩的学子没多少情感。他看我们的眼光,由上斜斜地俯视,最多有几丝怜悯。课上完,片刻不留离去,课内作业没有,课外功课绝无。及至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一帮同学想到了他,心底涌起很浓的情感,想上门寻找当年洒脱不羁地教了我们许多、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教诲的“英俊才子”。但有人痛彻地说:“王建华老师,名师,不在了,生了病,走了——也是五十四中学的大损失。”

痛哉。于我们,是失落,是沉重,是大遗憾。

找啊找啊找啊找,找到几个好朋友

当年在五十四中学附近,有两个“100弄”:康平路100弄,高安路100弄。住在这两个弄里的,多为干部家庭及子弟。不少干部子弟的特点,是穿着父辈留下的旧军装,说着很溜的普通话。他们群体性强,如果打架,也一致对外。他们结伴来去,也引来睥睨。

我住的肇嘉浜路公寓楼里,因为上学读书,我和脸黑的俞永新走在了一起。在同一幢楼内,我家住二楼,俞永新家住一楼。我那时出身差,他是光荣的工农子弟,但这无碍我们一起上学。我不喜欢大庭广众说话,自卑,独思。俞永新在乡下长大,到城里读书。他有个脾气凶猛的妈妈,还有个喜欢恶作剧的弟弟,俞永新则老实木讷异常淳朴。我们一起谈对现实的沮丧,憧憬未来的新路。应该是我说起:毕业后我们一起到黑龙江大兴安岭,在最美最远的边疆,在自由广袤的山野森林劳动,彼此依靠。这时他总是听,仰望蓝天地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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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驳的校徽上记录了建校的年代

那个岁月里,总有些凶狠角色。在我一个班内,有个“独行侠”,谁也不敢惹他,和别人的关系几乎绝缘。有人说他身上总带着一把战斗的器械,一不顺心,会拔出来敲你。一个巧合,我们一起走回家。学校到他家,是到我家的一半距离。走完绿荫下的康平路,走入笔直的高安路,穿过种满法国梧桐的衡山路,进入偏窄的永嘉路,再折向静谧的安亭路,安亭路向南到建国西路,他家到了——竟是一栋小洋楼。路上他突然问我读了哪些书。比如他就读过大部头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克思传》。这让我惊异,心灵受到冲击。原来他那时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他要保护妈妈和妹妹,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以最强横的姿态出现。他在家的时候,就啃着家里的几本书。

我们成了朋友,很秘密地。在他那里,我像搞地下活动般地揣回来几本书看。除了他说的几本,还有《牛虻》和列宁的《哲学笔记》。天啊,后面那本书,我怎么看都无法卒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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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牛虻》

“找啊找啊找啊找,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笑嘻嘻,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那首找朋友的歌,我们小学时候就唱,在中学,竟在如此的环境,找到这样的朋友。但,这个今天我已无法记忆出名字的朋友,在我们相知没多久骤然离校——他们搬离了那洋房。无情无义无告别地,他走了。

有了一本两本书,就是你的珍贵财富

之后我知道,在我偷偷饥渴地读着几本当年的“禁书”时,也有人在读、在学,在荒芜的知识田野苦苦追寻。后来也知道,康平路、高安路两个100弄里的干部子弟同学,不只是穿着父辈的旧军装,他们中有不少突出者、优异者、存大志者。他们锻炼体魄,洗冷水浴,长跑,苦读西方哲学、世界文学书籍,他们要学了本领,解放全人类。

同学中的出类拔萃者在中学的后两年纷纷崭露头角。那个一脸憨笑谦恭的马晔华,不意之间写了份大字报式的决心书,充满哲理和诗情,且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让我们惊叹折服。费大为是一个突然高大地站立在我们面前的画家。平常的课他绝对两耳不闻,手上的笔在一个本子上涂抹人物动物植物石库门建筑。那是1970年前后,他突然爬到校园大门内二十多米高的脚手架上,把当年风靡全国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放大好多倍地画到了好几米高的油画板上。画成,我们每天进出都在仰望这幅巨大的画作。我们在崇拜自己的同学中焦虑自己的无知,一觉醒来发现自己一无所有两手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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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一景

那时,如果你家中有一本或两本书,便是你的知识财富和福气。私底下的书籍交换在火热展开。记得我的手上有一本关于批判当年苏联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的书,还有一本书的来源,我绝对闭口不说的:利用放寒假去了趟松江,师从我那曾经是地主的外公学写古诗,“平平仄仄平平仄”地闷头背了几个礼拜,努力学门别人可能没有的“一技之长”。回上海前,外公说我“孺子可教”,将伴他大半生的《陆游诗选》忍痛送我。于是,以这两本书为“本钱”,我交换来了高尔基、屠格涅夫、普希金、雨果、罗曼罗兰、莎士比亚、安徒生等等名人名作,夜以继日地贪婪阅读。

记得中学分配前,听到了一则令人震惊痛惜的消息:前两届的一位干部子弟同学,勇敢地奔赴珍宝岛前线保家卫国,却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惨烈牺牲。多少同学因此热血沸腾,毕业了,到前线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1971年,我们17岁,真的毕业分配了,黑脸的俞永新激动地来找我,说他已决定,不是去大兴安岭,是小兴安岭。因为那年,我们学校分配去大干一场的边疆地区,只有小兴安岭。他闪亮的眼睛望着我,我却只能躲闪。我说我两个姐姐已在遥远的农村插队,如果我一定坚持离开上海,母亲要与我从此“永诀”。

我的七零届毕业的好朋友俞永新,就此雄赳赳去了小兴安岭;也是七零届的我,抛弃了曾经的向往——遥远的东北、壮美的森林农场,转身走入上海工人阶级的队伍。

可追忆的三年中学,随即戛然而止。(文/郑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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