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评论道，除了中国，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会允许外国领事划出一大片完全超出其实际需求的土地作为居留地，并宣称对该地拥有专属管辖权。”笔者深以为，这个评论是有全球眼光且公允的。最初是昧于上海道台的无知，继而因为满清王朝的羸弱，上海不仅开辟了英、法、美三国租界，而且随着时局发展这三处租界分分合合、越来越大。开埠初期，围绕租界专管权，英、法、美三国驻沪领事之间的竞争与矛盾远大于他们与中方道台的外交角力。三国争食上海的局面1853年发生一次大的转折，导致此一变化原因并非北京，却是谁都未曾预料、来自千里之外广西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缘起于科考失意的洪秀全与他所创立的“拜上帝教”。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这一天，为庆祝生日，众人在金田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布告远近，讨伐满清。太平天国义旗一举，四方响应，军队所至，无不胜利，自西南至江南，1953年3月19日攻下南京，4月1日再克镇江，军舰若沿江而下，距离上海只有咫尺之遥。
上海此时开埠已有10年，据1854年《上海年鉴》（Shanghai Almanac for 1854 and Miscellany）记载，截至1953年底，沪滨已有7国领事馆，除英、法、美外，另有大布鲁斯公馆（Prussian Consulate，普鲁士）、大西洋国公馆（Portuguese Consulate，葡萄牙）、大荷兰公馆（Dutch Consulate，荷兰）和大黄旗国公馆（Hamburgh Consulate，自由市汉堡）；另有75家洋行，行业涉及船舶、医疗、仓储、丝绸、饮食、票据代理、宗教、木匠、银行、保险、拍卖、钟表、印刷、娱乐、建筑等方面；共计277名外侨名单，其中带有家属者有35人，另有131条租地人的信息，详列有中英文名、分地号、道契号、面积、租金等。上海外侨的财产，据官方的估计，为数已在2500万英镑之多。
1853年，外人绘制的上海地图。出处：Eighty-Five Years of 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万国商团85周年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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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期间，沪上各国外侨与利益自然不能寄希望于自身难保的清政府的保护，而驻泊在沪的外国军舰，此时只有英舰烈雷号（Lily）一艘，而该舰恰巧又奉英国驻华全权公使、香港总督文翰（George Bonham）之命，即将南驶。沪上英侨不得不星夜派使乘快船到香港商情，结果文翰答应该舰留沪，而本来也将南行的英舰“海尔姆斯”号（Hermes）又载英使，带同军队若干，从香港出发来沪。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Humphery Marshall）也于1853年3月28日乘坐“苏士桂汉纳”号（Susquehanna）从美国绕道香港赴沪，与文翰会晤，两人意见达成一致。
驰邀外援之外，寓沪洋人亦有积极自卫举措。当时，上海外侨社区真正的领袖人物不是英、美两国的公使，而是1846年10月接替巴富尔出任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阿礼国1809年生于英都伦敦的一个医生家庭，早年曾在伦敦国王学院接受医学训练。1836年，作为外科医生在英国军队服役，转战于西班牙、葡萄牙等地，任职英军医院的副总巡视员（deputy inspector-general）。1837年进入外交界，1844年来华，来沪之前曾在福州、厦门担任领事。阿礼国对英帝国而言是个非常能干的外交官，极具冒险精神，为了维护英国利益常常不择手段，日后也得到嘉赏，获封爵士。1848年，上海历史上著名的“青浦教案”，就是阿礼国冒险精神的最佳印证。达到目的后，阿礼国不无得意地总结道：“对侵犯英国侨民的暴行的直接后果怀着有益的忧虑，同时还确信，暴行给地方当局所造成的纠纷和危险，毕竟比为护侨惩凶而作的最有气魄的努力所能引起的要大得多。这似乎是驻在这个国家对英国侨民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保护办法。”
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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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4月7日、8日、12日，阿礼国联合金能亨（Edward Cunningham），连续召集侨民及美、法驻沪领事3次集会，决定成立上海本埠义勇队。阿礼国本意是成立一支Shanghai British Local Volunteer Corps（直译为“上海英人本埠义勇队”），但在美国人的力争之下，最终删除了British（“英人”）字样，使得这个机构自一开始就有国际化的倾向。此时的上海法租界和法国侨民的规模与实力，较之英、美太过弱小（根本没有军舰进驻），加之法国人没有组织商团的社会传统，未参加上海本埠义勇队。
此外，阿礼国又成立一“协防委员会”（Committee of Co-operation），由侨沪英、美洋行的大班组织而成，推定霍格（William Hogg）、金能亨、斯金讷（J. Skinner）、肯纳地（Henry II. Kennedy）、比理（T. C. Beale.）等5人为委员。此时尚无工部局，这些人是作为商人和官员、领事馆和海军之间的纽带。
在4月12日的外侨全体大会上，三国领事与驻沪海军军官都有列席，身为主席的阿利国率先发表宣言，他说：“无论太平军、清军，都不得入租界；各国居留商民不得因国籍的不同，发生意见的分歧，——防御应取一致的行动。”法国领事敏体尼（Louis Charles Nicolas Maximilien Montigny）第一个表示赞同。最后，全体决议：大会认为有建设长期防御工程以护侨民之必要，协防委员会得与文武当局商议办理。所谓防御工程，便是除了在租界四周筑栅以外，并在洋泾浜和苏州河间，沿泥城浜（今西藏中路）的地带，掘一阔壕以连贯之，障以土垒，以防租界从西面被袭攻。它的直接效果，可使英租界包括于一较大的警卫区以内。此项防御工程旋即自南而北，开始建设，其壕即名“护界河”（Defence Creek）。
在4月14日举行的万国商团筹备会议上，新任团长、印度孟加拉省第二步兵团（the 2nd Bengal Fusiliers）上尉屈隆荪（Robert Nixon Tronson），他不仅从孟买带了商团士兵所需的步枪和刺刀，还制定了万国商团最初的四条团规：
1.命名为“上海本埠义勇队”。
2.任何已入伍之绅士，未经其本国领事之允许，不得自行退伍。
3.团员在指挥官所认定之时间、地点集合，接受训练。
4.入伍后，将区分为“乘骑斥候”和“步兵”两种。
屈隆荪仅做了一月团长就递交了辞呈，搭成蒸汽船离开了上海。即便只有30天的相处，万国商团第一批团员们仍然给予了首任团长极高评价，他们共同书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屈隆荪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组建该支部队、教授他们基本的军事知识。屈隆荪1853年5月13日在他离开之前的最后一次检阅活动上，当众阅读了此信。
上述那277名外侨漂洋过海、千辛万苦来到上海，除了领事与传教士外，本就不是为了服役从军、实现自己的英雄梦想，大多身怀的是打捞一笔、回国享福的初衷。像其他“商团运动”一样，上海万国商团成军不久，召集所有团员训练变成一件难事。《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写到：“下午的军事练习总是被赶去寄信这事儿打断”。
然而就在“义勇”精神很快消退之际，又一场近在眼前的危机突如其来。1853年9月，先是在嘉兴，后在上海县城之中，爆发小刀会起义，上海知县袁祖德被杀、道台吴健彰逃到了租界之中。起义军很快引来了清军的围剿，小刀会、清军、租界三方势力各占一方，一时间谁都奈何不得谁，在上海滩上上演了一出新“三国演义”。所以说，“这一个年轻的义勇团，没有机会让它忘记所受到的训练。只要是在叛党盘踞在县城里，而官兵又想撵他们出来的情况下，义勇团每天的日程必然是‘行军和时刻戒备’，有时夜间还必须如此。”接替屈隆荪出任指挥官的是时任英国驻沪副领事的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已知史料中对当时万国商团的训练是何内容并无记载，但一年之后的“泥城之战”似乎佐证了对于沪上外侨的军事训练是“富有成效”的。
本文节选自徐涛著，《万国商团：一部全球视野下的上海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21年版，第37-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