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个“印第安之夏”，一个缓缓衰落的时代，夕阳在大英帝国的土地上徐徐落下，影子在全国1000座豪华宅邸的草坪上渐渐拉长。乡间别墅里破碎的石头和银灰色的橡木横梁，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英国——它有能力带给人们稳定感和延续性，有能力为人们提供庇护所，在文化和社会变革的漩涡里，扮演静止的中心。
在《漫长的周末：英国乡间别墅的生活》一书中，作者探究了20世纪初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贵族在乡间别墅的生活，并以英国乡间别墅的生活为研究主题，展现了以此为代表的英国贵族生活方式，以及在社会变革期间，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与融合。本文为该书后记《旧秩序注定要灭亡》。
1939年6月16日，《泰晤士报》的来信专栏刊登了一则通告。作者是乔治小组的主席德温特(Derwent）勋爵。他写道，得益于泽西伯爵的好意，乔治小组计划在米德尔塞克斯的奥斯特利庄园，举办该组织的第一次年度舞会。这将是一场以乔治时代风格为主题的游园大会，一定会成为今年狩猎季的盛事。
最近几周，奥斯特利庄园经常出现在新闻中，这是泽西伯爵决定把这座家族所有的、由亚当设计的豪宅，每周向公众开放3天的结果。参观周围庭园的门票是每人6便士，参观别墅主楼则要另收1先令。当被问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泽西表示：“我并没有住在里面，而且很多人都渴望看到它，这就足够了。”
他们确实渴望。开放后的第一个月，就有12万名客人来访，报纸上到处都是对主人和他的别墅的盛赞。 当代英国艺术家——从奥古斯都·约翰到邓肯·格兰特、查尔斯·昆达尔——的作品展览，更是让别墅增光添彩。“近来，那些曾经环绕伦敦的大型乡间别墅，大部分要么人去楼空，要么遭到拆除，要么变成了机构。”《泰晤士报》报道说，“如果能让公众看到米德尔塞克斯的乡间别墅，不仅看到它本身的辉煌，还能看到它周遭的自然环境，那真是一件大好事。”
游园大会是一件更专属的事情，是一项募集资金的活动，参加者每人交纳25先令，可以得到“自助餐、啤酒和酒杯”，其收入将归乔治小组所有，用于保护18世纪的古建筑。客人们被邀请盛装出席。电影明星泽西伯爵夫人（来自好莱坞的弗吉尼亚·切瑞尔）穿着奥利弗·梅塞尔为她量身定做的一袭网眼礼服，淡淡的蓝色、紫色和玫瑰色，在她身上交相辉映。梅塞尔接过了大部分的组织工作，还为舞会装点了一座巨大的湖畔凉亭。她撒了粉的灰头发上，戴了一顶冕状的钻石头饰，手腕上箍着一只钻石手镯，不过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她却把这只价值250英镑的手镯给弄丢了。“这是一个戏剧性的高潮时刻。”一名社会专栏作家写道，“在这个引人注目的狩猎季，几乎在每一场宴会上，都出现了珠宝和皮草的神秘‘失踪’。”
奥利弗·梅塞尔的妹妹，罗斯伯爵夫人，脖子上戴着海蓝宝石，染成蓝色的头发高高地梳着，活像是蓬巴杜夫人。黛安娜·库珀头戴温帕尔头巾。 演员兼导演彼得·格伦维尔完全抛开了18世纪的主题，饰演了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他穿着另一套梅塞尔7年前为奥芬巴赫的《美丽的海伦》设计的戏服。塞西尔·比顿身披一件织锦做的外套，北爱尔兰新教徒安特里姆勋爵则选择了红衣主教的猩红色长袍。
仆从们站在门廊的台阶上，迎接了大约1000名宾客，他们全都头戴扑粉的假发，穿着古色古香的制服。烟火从湖面上升起，被夜晚的泛光灯照成了青紫色。呈现在来宾面前的，是一座弥漫着18世纪风情的啤酒花园；还有露天的摔跤表演。一个打扮成18世纪农民的管弦乐队，演奏起了轻快的小步舞曲，但“客人们没有随着音乐跳舞，而是带着宗教般的庄严神情聆听”，直到他们退入了梅塞尔的凉亭内，才在一个现代摇摆乐队的伴奏之下跳舞到天明。就在那一天，政府向全国各地的家庭发放了1500万份传单——《你的防毒面具：如何保存和使用》。
那年夏天，当世界正步履蹒跚地走向战争之时，英国的豪华宅邸却保持着平静，继续前行。在克莱夫登，南希·阿斯特主持了全英妇女完全禁欲联盟当地分会的年度集会。据当地媒体报道，茶话会的安排 “令所有人皆大欢喜”。布伦海姆宫一年一度的花园盛宴的主宾，是英国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战争可能永远都不会来，他告诉围观的人群。英国人民凭着坚强的心和冷静的头脑，会“把这件事办好”。吉妮·考陶德在埃尔瑟姆宫招待了英法艺术和旅游协会的成员们，与此同时，有4只巨大的防空气球悬挂在来客们的头顶。在哈伍德庄园，公主的两个十几岁的儿子受到了陆军部的谴责，原因是他们在学校放假期间，用打字机写出来的单页小报《哈伍德新闻》过于翔实地描述了防空火炮的细节。
300名宾客在霍华德城堡的舞厅跳舞，庆祝马克·霍华德成年，“佃户与有头衔的贵族挨肩擦背”。5年后，已是冷溪近卫团少校的马克·霍华德在诺曼底战死，几个月后，他的轰炸机飞行员弟弟，也在对莱茵河的一次白天突袭中丧生。在查兹沃斯庄园，德文郡公爵举办了一场有2800人参加的花园派对，以庆祝他的儿子兼继承人比利·卡文迪什的成年，好多个马戏团被请来为众人表演节目。夜幕降临后，查兹沃斯被泛光灯照亮，数百辆汽车停靠在了俯瞰庄园的车道旁，只为看一眼盛况。1944年，比利·卡文迪什在比利时前线被敌方狙击手射中身亡。
在那个炎热潮湿的8月，80多岁的波特兰公爵和公爵夫人在维尔贝克庄园举行了一场庆典，以庆祝他们的金婚。有800名公爵的庄园工人参加了庆典，他们身穿戏服，重现了庄园过去的一些场景。罗宾汉和他的随从们出现了，随之登场的还有2位国王——1633年访问庄园的查理一世、1695年来访的奥兰治的威廉。演员们表演了一场芭蕾舞和一段精心编排的开场序曲，在开场序曲中，当地妇女饰演了正在编织生命之网的命运三女神，来自周围村庄的学生则饰演了织网的部分纺线。坎特伯雷大主教也亲自前来观看。
那年夏天，乡间别墅又因为其他原因登上了新闻。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学校就将占据空置的豪宅，人们已经在做准备，到别墅的土地上为撤离者搭建帐篷了。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大公司将会买下乡间别墅，作为员工在伦敦以外的住所。牛津郡的弥尔顿山别墅，变成了埃索别墅；位于比斯特城外的一幢意大利风格的豪宅切斯特顿小舍，被皇家交易保险公司收购；地处温彻斯特附近，呈现乔治时代早期风格的奥尔斯福德庄园，也被卖给了普洛维登相互保险公司，用作战争发生时的总部。
有人批评像泽西夫妇这样的别墅业主，眼看欧洲濒临世界末日的边缘，还在忙着玩化妆游戏。对于这种声音，他们十分敏感，《乡间生活》杂志则有意保护奥斯特利庄园的游园大会，暗示我们将要被召唤去保卫的正是这样的活动，“因为在7月的夜晚，举办一场了不起的乡间别墅舞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文明在某一方面绽放的美丽花朵”。不过与此同时，该杂志也开始刊登广告，就“乡村豪宅的防火事项” 提供预防空袭的建议。
政府也开始向人们做出一切可能的讲解，从让窗户变黑的办法，到疏散儿童、孕妇、“可运送的成年盲人”的相应程序，各种建议纷至沓来。燃烧弹被认为是乡间别墅的主要威胁之一，业主被敦促清理阁楼和屋顶空间的垃圾，火灾最可能从这里开始，并确保顶楼存放了消防装备——几桶水和沙子，一个手泵，一个浴缸或者水箱，里面盛满水，作为桶里的水用完以后的补充。“如果你把一桶水倒向一枚点燃了的燃烧弹，它会爆炸，向四面八方迸射燃烧的碎片。你应该用沙子或者干土把它闷死。”
航空部宣布了一个计划，将把斯托海德庄园的一部分土地改造成机场，但在此之后，又放弃了这个计划。有事业心的公司推出了新产品——外墙带栅栏的混凝土防空洞，它们是圆形的，上面有穹顶，据说可能会被误认为是乡间的花园神殿。事实上，这让它们看起来更像公共设施了。
9月3日，星期日，战争于早晨宣告打响。当天下午，时任议会议员的哈罗德·尼克尔森从威斯敏斯特驱车前往西辛赫斯特城堡，沿途经过了一支支满载伦敦东区撤离者的卡车车队。当其中一辆卡车上的一位老妇人，对着他驶过的汽车挥舞拳头大喊“战争全是富人的错”时，他被吓了一大跳。这是充满预兆的一天，在抵达西辛赫斯特之后，他发现塔顶飘扬的萨克维尔的旗帜，已经被取下来了。
那天早上11点15分，几乎是在内维尔·张伯伦著名的全国广播结束之前——“我们要对抗的是邪恶：野蛮的暴力，不公正，压迫，迫害，我相信正义一定会战胜它们” ——乡间别墅就已经被派上新的用场了。到了月底，布伦海姆宫和阿廷汉姆庄园、兰斯道恩侯爵的鲍伍德别墅和梅图恩勋爵的科尔沙姆宫，都被用作了寄宿学校。哈伍德伯爵也主动提供了哈伍德别墅作为医院使用。许多大型别墅的主人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虽然还没有战俘，但莱斯特郡的多宁顿府已经被设立为战俘营了。彭布罗克伯爵夫妇在威尔顿别墅收留了40名从幼儿园撤离的小难民，还在阿什库姆的塞西尔·比顿过来给他们拍照，他们在别墅内一座帕拉迪奥风格的小桥上挤作一团，满脸笑容，又迷惑不解。
“豪宅中那些最难以管理的、华而不实的东西，如今被安全地征用，为战时机器而服务。” 《乡间生活》杂志评论道。“的确，一栋住宅的客房、耳房和外屋越多，看上去就越令人向往。”
从索姆河战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期间，乡间别墅发生了哪些变化？
首先，它改变了使用目的。1944年，罗伯特·卢琴斯估计，战争结束后，将不会再有祖传的别墅存在了。“一方面是代际收入的波动，以及拥有别墅阶级的大规模扩充；另一方面是对持有土地家族的不动产的逐渐剥夺”，意味着这一次，旧秩序真的穷途末路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乡间别墅也穷途末路了。正如我们所见，家族、豪宅、社区之间的传统纽带的瓦解，庄园的解体，别墅及其附属物品的出售，通常只会导致所有权的更改，并且将不那么传统的生活方式引入乡间别墅。不过，厄运的感觉依然存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人们一直在为那些经济上难以维持的历史建筑寻找未来。1934年，在全国托管协会的年度大会上，洛锡安侯爵呼吁该协会作为私人慈善机构，扩大其保护的范围，在那之前，保护的范围仅限于乡村地带和规模较小的历史建筑，“而我们的另一部分国家财产——这个国家历史悠久的住宅——现在也面临着潜在的破坏威胁”。他告诉在场的听众，英国的乡间别墅业已被判处了死刑，摧毁它们的斧子就是税收。听到这儿，他们欢呼起来。
洛锡安侯爵建议，全国托管协会应当接收一批家具齐备、历史悠久的豪宅。（协会目前拥有两座这样的宅邸，分别是蒙塔丘特别墅和巴灵顿宫，二者都在萨默塞特郡；然而，协会根本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他还敦促当局免除历史建筑的遗产税，除非它们被出售；财政部应当批准所有用于维护和修复方面的拨款请求；甚至于即便乡间别墅被卖掉，也可以免除遗产税，只要房子本身、庭园和里面的东西被整体保存下来，同时做好准备，欢迎公众不时的访问。
洛锡安侯爵的话引起了共鸣。3个月后，在英格兰乡村保护委员会的全国会议上，具有开创精神的城市规划师威廉·哈丁·汤普森呼吁成立一个别墅业主协会，来游说当局“在核查过关的情况下，减免业主的责任，以换取受监管的公众在特定时间内的准入”。全国托管协会的主席泽特兰勋爵提议，作为业主向游客开放别墅的回报，“应该要求政府减轻他们现在负担的部分税收，从而使别墅的维护和保养变得更加容易”。
但政府并不打算把这些特许权赋予乡间别墅的业主，特别是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不过，把公共资金用于公共利益的理念，最终还是影响了英国所有的国营企业。与此同时，全国托管协会游说议会，通过了新的法律，允许历史建筑的主人将其移交给托管协会，之后留下来继续居住——这是慈善法所禁止的。1937年夏天，《全国托管法案》在议会表决通过，成为法律，全国托管协会由此拉开了乡间别墅计划的帷幕。
（据《观察家报》报道）该计划的实质是，业主能够将业已经过批准的乡间别墅的所有权，移交给全国托管协会，同时为自己、家人和继承人保留权利，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继续居住。如此一来，移交的地方将被永久保存下来，不是作为布满灰尘的博物馆，而是作为有人居住的房子，它们的房间、物品一直在被使用，可能被那些与它们有联系的家庭使用了几个世纪之久。
知名人士纷纷宣传这项计划。“没有别的选择。”薇达·萨克维尔-韦斯特表示。30年后，她在西辛赫斯特建造的浪漫的废墟之塔，也交到了全国托管协会的手中。主人们可能会有所感触， “他们不忍心这么做，可如果单是维修费用就已经颇为高昂的话，他们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洛锡安侯爵1934年的演讲为这一切开了个头，1940年去世时，他把布利克灵府留给了全国托管协会。1942年，查尔斯·特里维廉爵士将沃灵顿府交了出来，同年，阿斯特夫妇也将克莱夫登和一大笔捐款赠给了全国托管协会。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亨利爵士和阿尔达· 霍尔夫人（她的儿子哈利在巴勒斯坦不幸阵亡）已开始就斯托海德庄园问题进行谈判， 1946年，这座别墅及其庭园最终归属了全国托管协会。一年后的同一天，亨利爵士和阿尔达夫人双双离世。
从来没有人对乡间别墅展开过全国性质的调查活动，不过，当时的历史建筑保护主义者认为， 有57座 “大宅邸”、550至600座较小的乡间别墅，“因其历史意义、建筑旨趣或自然风光而值得保护”。不管人们如何定义“值得”，这个数字都被大大低估了。无论如何，即便“二战” 前如涓涓细流般汇入全国托管协会的豪宅，在1945年之后变成了泱泱洪水，乡间别墅计划也只覆盖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该托管协会总共向公众开放了98座别墅及其庭园。 剩下的几千座别墅，仍然归私人所有。
到20世纪40年代，许多乡间别墅的主人还像过去的几十年那样生活着。他们要么留在原地，要么卖掉祖产。有些人通过丢弃另一块“偏远的土地”、一些珍稀的书籍或祖先的肖像， 来继续维持生活；另一些人取代了那些已经离开的家庭，为自己购买了过去，在郡里的社交界占有了一席之地。他们安装了发电机，购买了节省劳力的设备，以帮助他们解决仆人短缺的问题。他们抱怨税收，诅咒政府，却又收留撤离者，把他们的儿子送上前线，为国家牺牲。
战争爆发后，机敏的房主很快就把他们的豪宅捐了出来。他们感觉到，可以选择自己的租户，毕竟给了自己一定程度的控制权：把房子用作女子寄宿学校，总比用作军营更好些。他们是对的：据估计，1945年之后的10年间，作为战时被人糟蹋的直接后果，有1000多座乡间别墅只得拆毁。古典花园的雕像被军人敲碎，他们根本不在乎洛锡安口中的“国宝”。洛可可式的镶板被弄脏，巴洛克式的楼梯被砸烂，用作了柴火。1939年菲利普·沙逊去世时，把林姆尼港留给了他的表亲汉娜·古拜，当时这座别墅被征用，作为英国和外国空军的住所，但随即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多塞特郡的泰纳姆别墅被国防部征辟，用来进行射击训练，此后从未归还给它的主人。洛瑟城堡的前院里布满了混凝土碉堡，当年就是在这里，洛丽亚·庞森比津津有味地聆听了“黄伯爵”的北极探险故事；它那精致的庭园湮没在了离离荒草之下，“昔日的小径、座椅只留下了模糊的轮廓，宝塔或凉亭随处散落，它们都是过去浪漫时光的可悲遗迹”。
更严重的是，许多乡间别墅被荒废了6年，以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防部开始归还征用的豪宅时，渗漏的管道、下垂的屋顶、干朽的墙体比比皆是，它们实现了希特勒的轰炸机做梦都想实现的破坏。许多房主再也没有住过他们的房子。
它们的命运更加具有讽刺意味，整场战争期间，政府利用了乡间别墅，将其打造为英国价值观的缩影，它们古老、浪漫、爬满常春藤的意象，与敌人冷酷、机械化的非人道暴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价值观，在从《忠勇之家》到《鸟儿引起的骚动》等数十部战时电影中都有体现。他们把英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英格兰，一个宁谧的、科茨沃尔德式的英格兰——描绘成了典型的乡村田园，这里的个人主义高涨到了古怪的程度，这里的人性光辉，人们心中对过往岁月深藏的依恋，超出了一切。乡间的别墅，或者有护城河和木质结构，或者庄严而宏伟，正是这种独特的英国性的符号，象征着历史学家GM特里维廉在1945年所歌颂的“英格兰的乡村和农业生活、自然和历史之美”。它很珍贵，仿佛代表着一种共同的事业。一位战争寡妇告诉克里斯托弗·赫西，她的丈夫赶赴北非作战，牺牲之前，曾经找到一本 《乡间生活》，并写信跟她说：“读到一个人为了什么而战斗，真是太令人愉快了。”
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恩讲述的故事，也呼应了这一点。1945年5月，盟军宣布在欧洲取得胜利的那一刻，她正与杰拉尔德·伯纳斯、罗伯特·赫伯尔-珀西一同住在法灵登。吃过午饭，他们都走了出去，站在阳台上，俯瞰着战争开始后就关闭了的喷泉，在喷泉的另一边，是连绵起伏的英伦景色，那是一幅让人难以置信的长轴画卷：
看看罗伯特·亚当对喷泉做了些什么；一阵令人喘不过气的停顿后，眼前便涌出一股水流，先是在空中迟疑着，略显生疏，接着便摆动起来，分成了四根弯曲的水柱。它是如此美丽，如此具有崇高的象征意义——那长长的画卷，绵延数英里的英格兰美景，在它身后漫伸开来， 我发现自己已经哭了。
汉伯里府（Hanbury Hall）的乔治·弗农(George Vernon)爵士，是这一长串乡绅队伍中的最后一个。他的祖先理查德·弗农在西班牙无敌舰队到来之前，曾经是伍斯特郡汉伯里的一名教区牧师。到了安妮女王统治时期，法院诉讼律师托马斯·弗农出资建造了汉伯里府，府邸的建成也标志着他本人事业的成功。汉伯里府用红砖砌成，带有采光天窗和白色窗框，内部装饰着宫廷画詹姆斯·桑希尔爵士绘制的壁画。及至维多利亚时代，弗农家族又在这些土地上扩建了庄园。到20世纪20年代，乔治爵士拥有并亲自管理着5000英亩的伍斯特郡优良农田。
他属于他的阶级，属于他的时代。他做了35年的地方法官，辞职的原因是他认为同事对待超速驾驶的司机太宽大了。他是全国农民联盟的领袖之一，像许多乡间别墅的主人一样，他尽了自己的职责， 在女王地区护理学院的资助下，每年向公众开放一次汉伯里庄园的花园。他给报纸寄去了几封语气愠怒的信函，抱怨税收对农民的惩罚性效应，时运不济时，他保护自己的佃户，为了维持生计，他还时不时地翻出零星的珠宝和家用的银质餐具，或者汉伯里府图书馆里的一些书籍和手稿，偷偷拿去卖掉。
在许多方面，乔治·弗农爵士都是典型的英国乡绅：脾气暴躁，总是抱怨国将不国，而他则要努力保住祖宅，在那棵摇摇欲坠的族谱大树——他家的族谱深深扎根于社区和本郡的土地中，已经延续了数百年之久——的枝丫上，保住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其他方面，乔治爵士则没有那么典型。1905年，在四十不惑的年纪上，他迎娶了22岁的邻家女儿多丽丝·艾伦。但他们的婚姻并不成功。他们没有孩子，到了20世纪20年代，多丽丝搬出了汉伯里府，住进了这对夫妇在切尔西置办的市内宅邸。留下乔治爵士一人，独自与他那安妮女王时代风格的古宅相伴。
1928年的一天，他走进地产经理爱德华·波维克的别墅，宣布想借调他的女儿6个月。“大厅里乱七八糟的。”他告诉波维克。于是，16岁的露丝·波维克成了这位从男爵的秘书，和他住在了一起。
她再未离开。10年后，乔治爵士修改了遗嘱，将露丝作为受益人，露丝也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弗农。在那些不清楚他们真实关系的人面前，露丝会佯装为乔治的女儿。
20世纪30年代中期，乔治爵士领导了抗议什一税的运动，运动者反对教会可以依法向许多农民征收什一税， 这些收来的钱却与农民的利益无关。 他在报纸和讲台上抨击英国国教会，向听众宣告，他拒绝被埋葬在这神圣的土地上：“我不会让任何哭哭啼啼的牧师，在我的葬礼上念任何一篇祷文。”和全国其他地方的地主、农民一样，他也拒绝缴纳什一税。1935年6月，他当着数百名支持者的面，站在汉伯里府的台阶上，阻止法警们强行查封府上的家具。随后，他向人群发表讲话，告诉他们，“我们英国人一向把抵制来自任何地方的压迫和不公，视为我们最神圣的职责。”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和英国法西斯联盟也支持抗议什一税的运动，他们的黑衫军正在扰乱拍卖，去农场设置路障，以抵制法警和警察。这让从男爵与莫斯利建立了联系。当莫斯利想提名一名当地人作为法西斯党的候选人，在伍斯特郡选区反对斯坦利·鲍德温时，乔治爵士认同了这项计划并告诉莫斯利，他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这场运动。他从未加入过英国法西斯联盟，但他与法西斯主义有过瓜葛，这与他本人奉行的高度独立的右翼政治风格十分契合。
紧接着，战争爆发了。1940年5月的最后一周，莫斯利和其他数以百计的法西斯同情者， 根据18B号国防条例遭到了围捕和监禁。随后的日子里，乔治爵士开始担心，战前他与法西斯分子的联系虽然没有实质性内容，却可能足以将政治保安处警探带到汉伯里府。他还因心脏病而感到沮丧，认定自己命不久矣。
1940年6月14日中午，露丝听见从乔治爵士卧室前面的一个小房间里，传来一声枪响。她冲了进去，发现丈夫已经死了，左轮手枪就在尸体旁边，那里还有一封信，上面写着：“我的心在夜间变得越来越难受，让我痛苦万分，因此，我决定不再忍受这只能再忍受两三个礼拜的痛苦，我走了捷径。”
那年6月，还有其他事情在吸引公众的注意。士气低落的英国远征军残部，刚刚从敦刻尔克撤离。巴黎、挪威都已落入德军之手。张伯伦已然谢世，丘吉尔以反抗的姿态站在他的席位上，向下议院发表演说：“我们永远不会投降。”在此背景下，一位74岁的老从男爵的自杀，并没有引起新闻界的太多关注。
但死亡却可能通往别样的结局。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位置，留给像乔治·弗农爵士这种毕灵普上校式的乡绅了。随着这场新战争的爆发，旧秩序——人们早就自信满满地预言过它的末日——将真正悄无声息、毫无异议地走向消亡。
在乔治爵士的葬礼上，没有任何哭哭啼啼的牧师站在一旁。6月22日，他的灵柩盖着英国的米字旗，被人从汉伯里府运走，放在一辆农用卡车的后面。临时凑成的送葬队伍驾车来到附近的一块林间空地上，那里曾经矗立着一座古老的凉亭，没有经过任何仪式，他就被埋在了那里。
露丝是唯一的哀悼者。无论她知晓与否，她哀悼的不仅仅是一位情人，也不仅仅是一名脾气暴躁的乡绅。她哀悼的是过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个逝去的英国。漫长的周末结束了。
《漫长的周末：英国乡间别墅的生活》，[英]艾德里安·泰尼斯伍德(Adrian Tinniswood)著，杨盛翔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