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18两日，中华书局与了然居古琴研习社在昆明的春晓书店、麦田书店，为我的新书《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查阜西与张充和》举办分享活动。在6月19日北京三联书店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之后，中华书局将第二轮的线下活动放在了昆明，是因为本书里不断追怀而“分明在”的“往事”，大多就发生在这里。正好我也早有心愿，一一踏访查阜西先生在昆明的踪迹，于是与了然居主人赵了了女士约好，提前三天抵达昆明，在她的精心安排下，度过了兴奋而充实的几天。
一、查阜西来昆明之前的住处
从1937年秋到1945年春，查阜西先生在昆明（含呈贡）生活了七年有半。这是查阜西个人的意外，也是历史的意外。
查阜西籍贯是江西修水，出生于湖南永顺，早年跟随父亲宦游，青年时代求学、救国、革命、逃亡，奔波于南昌、青岛、上海、北京、广州、长沙、武汉、蚌埠、徐州，几乎没有真正地安居过。从1928年夏起，他进入国民政府交通部航政司任科员，1930年秋任军政部航空署航务科长，1932年兼任教育科长。这四年里，他住在南京。1932年11月4日，长子查意檀（后改名克承）就出生在南京的一家惠中旅馆。生孩子这样重要的事，通常不是在医院就是在家里，他到这时候还没有在南京安家，可见的确没有将这里作为长久之计。
查阜西选中的安家之处，是苏州。1932年年底，他进入刚成立一年多的欧亚航空公司当秘书，次年升任秘书主任兼办营运组事务。公司在上海，每周他都要坐火车往返于上海、南京，苏州正处在沪宁线上，出行便利。更重要的是，这里是人文渊薮，与他的古琴爱好最是贴切。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不希望自己的妻子过着整天与官太太们打麻将的生活，远离南京，也就远离了他所厌恶的生活圈子——当然，或许也有安全上的考虑：毕竟，他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员的经历，如今深深地隐藏着。
在苏州平门附近的官厍巷暂住了一阵之后，查阜西的结拜兄弟、琴人吴兰荪，帮助他在瑞光塔下营造自己的新居“后梅隐庐”。1937年初春，查阜西全家入住。从出生起，查阜西就颠沛流离，未尝停歇。这大概是四十多岁的他，平生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然而才半年多，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沪、宁不保已成定局。查阜西接到任务，将公司的全部器材和员工迁往西安。苏州虽近在咫尺，他也来不及回家，只能让妻子带着全家辗转千里，去西安汇合。不久，敌机频频轰炸西安，公司于10月8日又迁往昆明。查阜西全家也因此来到昆明。
二、崇仁街
抵达昆明，是在14日凌晨，稍事休息后，吃罢午饭，了了驾车带我去金碧路和崇仁街。
十二年前，查克承先生（1932-2016）为我留下了一份口述录音，供写查阜西年谱及传记所用。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数万字，我打印出来随身带着，不时翻阅。据查克承回忆，他与家人在父亲之前先到昆明，父亲托一位叫卢秀佳的女同事和她同在欧亚航空公司工作的丈夫安排起居，照顾他们。他们先住在金碧路上一家法国人开的旅馆里，法国人住楼下，他们住楼上。有一次，他洗脚不小心踩翻了水盆，水通过地板漏了下去，法国人立刻跑上来把他们训斥了一通。他那时才五六岁，这让他从此对法国人没有好印象。
金碧路很长，查克承五岁的记忆，很难让我确定这家法国人开的旅馆的位置，更不知如今是否还保存着。云南临近越南，其时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正如英国立足印度向北渗透西藏一样，法国势力也早已深入云南。所以，法国人在云南留下的遗迹时时可见。在没有更多可靠信息之前，寻访这家旅馆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干脆放弃，先到崇仁街。金碧路东西走向，崇仁街垂直于它，很短，不足一华里。看到路牌，平行于崇仁街的临近小街，叫南通街。从周边街道的命名规律来看，这个“南通”可能不是地名，但仍让我这个来自南通的客人忍不住会心一笑。
10月25日，查阜西一家在金马坊、碧鸡坊之间的敬德巷六号租住，主人姓苏。敬德巷长约一华里，东西走向，在崇仁街正南约一华里多，因为景色优美，如今据说是网红打卡地。12月6日，查阜西一家迁居庾园——这是台湾歌手庾澄庆的祖父庾恩锡所建，如今是昆明的一处名胜，坐落于大观公园内。
查家住在庾园的三间平房里，据查克承的印象是，有“小花园”，“阴森森的，有点恐怖”。入住的第二天午后，小偷就光顾了他们，查阜西的妻子徐问铮说：“哎呀还好还好，这里还有东西。”靠这些劫馀的金叶、金箔，不久又移居到崇仁街72号，房东是一位名为“何瑞廷”回族盐商。不难检得，崇仁街原名盐店街，是盐商的聚居地。
崇仁街72号“非常大的房子，正房有一个大天井，四面有房子，四角有小天井”，查阜西一家住的两层楼原本没有隔断，查阜西把楼上楼下都隔成了两小一大的三开间。楼下的大间是饭厅，寡姐查庆云和刚出生不久的次子查意桴、长女查意模分别住两小间；楼上的大厅是书房和客厅，查阜西夫妇和次女查意楞、长子查克承分别住两小间。
72号是当时的编号，如今的崇仁街，不消说是大变样了。怎样判断72号的位置呢？好在查克承留下了线索：“72号是后门，正门在金碧路上。”据此，必定在崇仁街与金碧路接口的南边了。如今这个位置，街道东侧是招银大厦（1号），西侧是圣爱中医馆（3号）。圣爱中医馆内有砖木结构的两栋三层旧洋房，是茶商马泽如的旧居，保存完好。既然不是这里，那么只有对面的招银大厦了——确切地说，应该是招银大厦前的空地和绿化带，下面是停车场。
查阜西一家住过的崇仁街七十二号，大致可推定原址在招银大厦前的空地和绿化带上
查克承记得，住在这里时，“什么家具都没有，什么家具都没有！”查阜西向房东借过一张红木躺椅，一借就借了八年，直到离开昆明才还过去。既然是八年，那么肯定还带去了龙街和龙头村吧？房东也从不催讨。下班归来，查阜西都要在这个躺椅上躺一躺，这大概是他劳生之中难得的放松瞬间了。
崇仁街是老昆明的中心地带，至今仍然繁华。然而我的脑海里总是出现查阜西在躺椅上休息的情景，它在我内心的节奏，是舒缓而安静的。
三、庾园
离开崇仁街后，去附近走了走。在昆明安顿下来后，查阜西给孩子们联系上幼儿园和小学。查克承先上的是恩光小学附属幼儿园，“校园名字很美，叫海棠春”，在近日楼西侧。当时昆明最有名的一家饭馆也叫“海棠春”，在小西门，是西南联大教师们经常聚会的场所，与这个校园同名。上世纪九十年代查克承故地重游，恩光小学已经改成了酒店，近日楼也在四十年前拓宽东风路时拆除了。1938年查克承上的小学，是两广同乡会创办的粤秀小学，查克承记得是“从广州迁来的”，不大准确，但总算事出有因。据说如今这个学校在后兴街，但升格为粤秀中学。
没想到的是，第三天（7月16日）上午，又回到了崇仁街。原因就在于法国人旅馆和崇仁街72号之间的那个庾园。
那天上午，友人苗怀明的博士马君毅来作陪，他是昆明人，目前在云南大学文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我的住处离大观公园很近，两人慢慢步行过去，也不过十分钟许。可等到了才发现，这个庾园，是庾恩锡所建的另一座庾园。我的准备工作也太马虎了！
庾园旧影（来自网络）
那么，查阜西他们住过的庾园在哪里呢？当即在手机上乱搜，看到有记录说，1936年，庾恩锡经营失败，用庾园抵偿银行的巨额借款。次年，庾园被改为省府招待所。解放后，前部曾作为昆明五华区党政机关所在地，后部成为省话剧院所在地……
小马看到这句话跳了起来，说：“小时候我经常去话剧院，我知道在哪里！”
“在哪里？”
“在崇仁街。”
于是回到崇仁街。
经过小马的比划，我发现省话剧院的位置，大致就在招银大厦后四分之一到后面一栋大楼一小半的位置，大厦和大楼之间，还有一个五六米宽的过道。从这个过道向南看我认定的“72号”，差不多一百米的距离。
这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查阜西一家在昆明的日常生活范围，其实是很小的。搬个家，都不出几百步，上学也在附近，那么，原先那个法国人开的旅馆，恐怕也是不会远。
四、来到呈贡
15日去呈贡、龙头村，是此行最重要的一天。了了特地请来了民间学者陈立言老先生、五华区史志办主任范丹先生引路，由她的三位友人刘济源、王乾、丁杰陪同，两部汽车，一路向南。
我与陈老同车，他已经为我准备了一些材料，后来干脆交给我，让我拍照后，到了分享会那天再还给他。这份热情与信任，是很可感的。他从九十年代起，就开始寻访西南联大的名家们在昆明的故居，并搜集了很多珍贵文献，发表了大量文章，为保护这些文化遗产而四处呼吁奔走。一上车，他就告诉我，他与昆明已故的老琴人李瑞相熟。二十多年前，查克承来昆明寻访旧迹，是李瑞陪同的，他却不知道，颇以未能与查克承见面为恨。
半个多小时后，我们从西侧进入了呈贡的主街道龙城街。不足一公里，已到尽头。此处地势陡然高起，上面像是一处废弃的工厂，大门不闭，贴纸曰“日夜停车场”，偶有车辆进出。
陈老带我们走了几步，来到中峰书画院。院长宋辞先生已在门口等候。宋辞是外乡人，平生最推崇中峰苍雪，因此到他的故乡呈贡来定居，从事文化推广。目前呈贡的许多文化事业，都经他的参与。中峰书画院在呈贡教育家昌景光（1894-1972）故居内，坐东向西，传统土木结构，是昆明最常见的“一颗印”建筑。宋辞带我们稍作参观，说：“当时许多西南联大的教授都到这里来喝酒聊天，有人喝醉了，就住在这里第二天才回去。查阜西应该也来过的。”
呈贡中峰书画院，在昌景光故居内
宋辞平和儒雅，又笃于行，对身边的人自有一种润物无声的影响力。在呈贡跟着我们一起走的，还有书画院里一位十七岁的小伙子王晋凡，真诚而热情，谈吐得体，颇有学识；还有就是宋辞七岁的儿子宋阳小朋友，真是可爱得不得了！据说爸爸拓碑时，他会打打下手，这是我见过的最小的制拓者了。爸爸没有刻意教他，他自己学画画，学写字，居然像模像样！他在一个角落里，布置有自己的“小小展览室”，大多数人没注意，只有我和了了伸头看了看。后来了了发现他一个人在一边儿哭，问他怎么了，他说：“你们都没人看我的小小展览室！”了了乐了，说我看了呀！小家伙不相信，了了给他看刚才拍的照片，这才破涕为笑。
宋阳小朋友的“小小展览室”
后来这一路上，小家伙看到什么，会盯着爸爸问：“这是老的吗？”提到文化名人时，他会兴致勃勃，一看就是真心感兴趣。偶尔表现不够好，爸爸会慢悠悠地说一句“孔子会不高兴的哦”，立刻就乖了好多。
宋辞带我们去查阜西旧居张家大院。回到龙城街上车时，我随口问了一句：“有个三台小学在哪里？查阜西曾经送查克承去这里上学。”
他往路头高处的停车场一指：“喏，那里面就是以前的三台小学，现在迁走了，改名为呈贡一小。后面是三台山。”
五、张家宅院
出了龙城路左拐是兴呈路，车驶出没多久，在路边停下来，转入一条巷子，张氏宅院就到了。
1938年9月28日，日机第一次轰炸昆明。崇仁街在市中心，非常危险。10月1日，查阜西将妻儿送去呈贡（当时还是县）龙街小住；稍微太平了几天，12月21日又迁回来。但4月8日日机再来，为了安全，查阜西终于决定迁往龙街常住，住处便是张家宅院。
这里在2011年列入呈贡区文保单位，2014年列入昆明市保护单位，入口处嵌有2017年底的黑色大理石简介，略云：建成于民国十二年（1923），原为盐商张刚私宅，坐东向西，是一座带有前庭的合院建筑。平面为长方形，占地六百三十三平方米。主体四合院建筑规整，重檐二层土木结构。正房和对厅为明三暗五间，前置廊厦。耳房各三间设厦柜，带垂柱。其抱头梁，垂柱、雀替、额枋、檐板以及门窗等均有精细木雕，其中耳房垂柱采用浮雕、圆雕、透雕等手法雕制的吉祥组雕尤为精彩。天井铺青石地墁，存须弥座花台两座。花台四面镶砌有《吾庐记》《勤俭为家庭之模范》《道德为治家之根本》《训戒家庭恶敝》四块碑刻及唐诗等，记述了张氏治家的理念。张氏宅院是近代优秀传统民居建筑，抗战期间，查阜西、郑颖孙、张充和等文化名人曾在此居住。
张氏宅院
张氏宅院今天不开放，因为宋辞的招呼，管理人员特地过来开门。徜徉其间，想象着查阜西他们的所见所感，似乎每一步都有点恍惚，大概这就是在历史现场的感觉吧。查阜西记录，他们住“四楹”，也就是四间。当晚向查克承的太太张秀惠女士汇报见闻，问她当时查阜西一家住在哪边。她说记得从前陪查克承故地重游，查克承说过，从入口处进去，右手边的楼梯上去第一间就是。那么查家其他人，应该也住在二楼了。这里似乎要用来做一些地方非遗的陈列，我在窗口往外看，看到了双层屋檐与遥远的天空。
从二楼窗口往外看
查阜西的书房，也从崇仁街搬到了这里。查克承讲过一个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的书房。那是住在呈贡县城的吴文藻、冰心夫妇，经常会到这里来玩。一次很多人来这里聚会，冰心打开书柜就翻。冰心是名作家嘛，查阜西很不好意思，连忙阻止：“哎呀，不要翻啦！不要翻啦！都是些无聊的书。”还没多久，偏偏冰心翻出了一本《冰心选集》！她什么也不说，就带着笑，把这本书拿给查阜西看。查阜西好尴尬！
这是八十年前的事情了，可如同在眼前一样。
查阜西一家，可能就住在这里
六、从龙街到杨家大院旧址
郑颖孙、张充和在张家宅院只住了很短的时间，5月就移居去了杨家大院。张充和又叫上了她的三姐张兆和一家，《沈从文年谱》说“张充和随沈从文一家住到呈贡乡下”，颠倒了因果。
《今虞琴刊》里，载有抗战前夕郑颖孙与查阜西的往来书信，那时他们并没有见过面。郑颖孙是作为北京古琴界的代表人物（桥川时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更谓之“当今修习琴学第一人”），向南方琴坛介绍故都琴坛近况的。张充和呢，1918年她父亲张冀牖就已在苏州定居，比查阜西早得多，但目前还没看到苏州沦陷之前她与查阜西交往的记录。
龙街
从张家宅院出来，不向兴呈路方向，左拐，是一个长约三十米的斜坡小弄子，上去，就到了龙街，宽约四米，水泥、石板路，两侧是住家和小店。这里是龙街的中间位置，南高北低。左拐向下走，没几步便到了张天虚故居。张天虚（1911-1941）是一位左翼作家，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同乡好友聂耳不幸溺亡，遂料理后事，奉骨灰而归，为世所称。查阜西一家住到龙街时，是聂耳罹难三年之后，自然知道张天虚。又数年后（1944），查阜西葬好友彭祉卿于昆明西山，张天虚已于三年前去世，彭墓正在张墓之侧。不经意的因缘，反而更令人感慨。
张天虚故居
从张天虚故居继续往下走几步，道右有一条向上的支路，通往呈贡二小，也就是当年的龙翔寺小学。查克承在上三台小学之前，在这里念过一阵。这个学校里有一棵很古老的歪脖子树，树上挂着一个很古老的钟。他一边说，我一边脑补，真是画一般的情景！然而，树早不在了，古钟也逃不过“大炼钢铁”的日子。
龙街正街走完，已近山脚，拐两个弯儿，就到了呈贡一中。呈贡一中原名呈贡中学，创办于县城内北门街的简易师范内，时为1938年。此后一段时间，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迁到县城里的文庙，郑颖孙、张充和、沈从文夫妇、唐兰、杨荫浏、曹安和他们纷纷入住杨家大院，呈贡中学得以聘请郑颖孙、费孝通、冰心、孙福熙、张兆和充和姐妹在本校任教，如此师资，可遇而不可求。所以看到墙上的校名是费孝通题的，海报栏的校歌是冰心作词，都无需惊讶。
杨家大院旧影，摄于1990年代（来自网络）
1952年初，呈贡中学迁到杨家大院旁，不久杨家大院划归呈贡中学所有，桃李芬芳，蔚然可观。1995年11月，学校将这所八十四年历史的老房子拆除，在原址上建成了教工宿舍楼。从此，我们只能从老照片上，从人们的记忆中，去拼凑杨家大院的面貌了：说它从备料到建成历时八年，建成后主体部分彩绘装修又历时两年多，说它高墙深院，说它金碧辉煌……说不清是幸还是不幸，张兆和在拆除之前来过这里，看到精美绝伦的杨家大院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大为伤感，留影而去。
杨家大院。沈龙朱先生绘
6月19日那天，《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在北京三联书店首发，沈龙朱先生一看到我就说：“我有一张画儿给你。”原来是他画的杨家大院。杨家大院，不仅印刻在他和父母、四姨的生命里，也是凝结着那么多风流人物的共同记忆呀。
七、幸亏有老照片
我从手机里翻出龙朱先生画的杨家大院图片，努力寻找着相似的格局。我最想确定的，是1940年春张充和与郑颖孙的女儿郑慧演出《游园惊梦》后与大家合影的位置。
这张合影在书中第43页，但我最早见到，却是在十年前出版的《杨荫浏全集》里。后来才发现查家不仅有这张照片的原片，还有好几张当时拍下的剧照（选了两张，首次用在书里），摄影者就是查阜西。关于这张照片，书里有详尽的介绍；上面十二个人，我见过年纪最小的三位（郑慧、查意楞、查克承），也好在有郑慧和查克承，才能辨认出所有人。不过书里没写的是，我还注意到他们两边圆柱子上贴着的对联都没有拍全，只能看到上联结尾是“玉堂开丹桂”，下联结尾是“屋醉碧桃”，“屋”上唯馀一横，大约是个“金”字。浓墨隶书，字大于人头，完全可以借此推想这里空间是何等阔大。
1940年春在龙街。最前排左起：査意楞（査阜西之女）、査意檀（査阜西之子，即査克承）。中排左起：曹安和、郑慧、张充和、张兆和、徐问铮（査阜西太太）、郑德淑、査庆云（査阜西大姐）。后排左起：郑颍孙、査阜西、杨荫浏。（照片由查阜西家属提供）
这个地方的前面，查克承说过，是杨家用来晒麦的场子。沈龙朱给我“杨家大院图”时，也指着高墙内空场后边第一进中间的廊下说：“这是他们演戏的地方。”友人在网上搜索到一篇回忆杨家大院的文章，配了好些张彩色的杨家大院旧照，其中一张从高处向下拍的，两侧的柱子上依稀有贴过对联的痕迹，气息与书里的那张照片是一样的，显然就是这里。
究竟是现在的哪里呢？学校里安排了两位老师过来导览，其中一位美术老师张云伟，曾幸见过杨家大院，学校筹划建校史馆，由他来设计。他告诉我，杨家大院有上下院之分，沈龙朱画的仅仅是上院。我们所在的这条水泥路，在上院的高墙之外；几排宿舍楼的边沿，就是上院的高墙位置。宿舍楼后面，有一块近两百平米的小花园，他指着偏右的边沿：“这里应该就是大院的入口。”在沈龙朱的图上，这个入口，是高高的墙下一个小小的门。
知道了入口和高墙的大致位置，大概可以推测演戏应该在入口后偏右的位置。然而我对大院与今日宿舍楼的比例完全没有概念，也就无法确定“横轴”。这时候了了提醒我，那批彩色老照片里，有一张把杨家大院旁边的教学楼也拍进去了，而这栋教学楼，抬头可见。我大喜！就这个教学楼为参照，终于推断出，小花园的右侧靠里一点，就是八十一年前他们合影的位置。又幸亏有老照片！
只是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去，无可觅迹。
八十一年前，张充和他们演出《游园惊梦》的位置，大概是在这里
八、沈从文“想写十万字”
杨家大院里，郑颖孙这边，带着女儿郑慧、侄女郑德淑（查阜西写作“郑德树”，郑慧告诉我，“树”应作“淑”）；张充和这边，有三姐张兆和、三姐夫沈从文、外甥沈龙朱、沈虎雏，常来的有五弟张寰和。张寰和喜欢上了郑慧。郑慧病过一阵，他去医院里悉心照料。只是郑慧不能接受他的感情，暗地流了不少眼泪。我去看郑慧时，她九十多岁了，说起往事，她叹口气：“有什么办法呢！”
杨家大院里还有杨荫浏、曹安和，他们是表兄妹。十多年以后，杨荫浏是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的领军人物，曹安和是他最得力助手。加上查阜西是古琴研究的领军人物，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潘怀素也偶尔过来，他精通乐律学。后来的新中国民族音乐学界，这里聚集了半边天。郑颖孙、彭祉卿若不是中道殂谢，也必定是当仁不让的璀璨明星。
大院里还有唐兰。张充和的“云龙庵”三字，就是唐兰所写。后来学界评价“文革”前的古文字学、古史学者，一般都以唐兰、陈梦家二人的成就为最高。查阜西先与唐兰为邻，后与陈梦家在同一屋檐下，也是奇缘。
张充和这张著名的照片，很可能是查阜西拍的
顺便说一下，读者们最熟悉、也是张充和本人最喜欢、一直挂在家里的那张云龙庵里坐在蒲团上的照片，应该是查阜西拍的。理由很简单，当时的龙街上，只有查阜西有摄影器材，也只有他会拍照。
大院里“来来去去十几家”。学者、乐人成堆，作家也不止沈从文一个。沈龙朱就记得，他家楼下，住过孙福熙一家。不过也许时间不长。
1940年11月12日，查阜西全家离开龙街，搬迁到昆明北郊的龙泉镇上。在此之前，郑颖孙、张充和已离开龙街，就职于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
1942年9月8日，沈从文在这里写信告诉大哥：“行将着手的名《呈贡纪事》，写呈贡三年见闻，一定还有意思，也想写十万字。”如果这部计划中的作品写出来，“十万字”里自然少不了以上这些闪光的名字。
有这些人在，杨家大院已经不朽。保留着，可以藉以追忆风华；没留住，也磨灭不了光辉。
九、自寻烦恼
在呈贡一中吃完午饭出来，回到龙城路。
张充和后来写诗给查阜西，有一句“天南最忆马缨桥”，自注云：“马缨桥即小溪桥，由我等命名者。”据1940年查阜西写的《龙溪幻影》，他与郑颖孙、张充和在附近游玩时，一共命名了话眉坪、锄月桥、突梯坟、白鹭林、抱瓮泉、马缨桥、流花桥。这些大多是未经过度开发的自然风光，自然不会有特别保护的需要，若非特殊情况，更不会有保存至今的可能。若是去寻找旧迹，大概等同于自寻烦恼吧，所以不提。至于查阜西笔下的乌龙浦、白龙潭，这回也来不及去了。
然而还是不死心。查阜西《抱瓮泉记》说：“呈贡西郊旧有地泉，县令李君右侯醵金筑亭其上，就泉井砌石如泮，邑人皆称为龙泉。”张充和诗“见龙新水宝红〔洪〕茶”中的“见龙新水”，指的就是它；她托查阜西用飞机捎给在重庆的郑颖孙，最终把他唤回龙街的，也是它。这个“龙泉”还在吗？
答案是，龙泉是很有名的，过去呈贡人酿酒，全用龙泉的水。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这里建了自来水厂，供给整个龙城镇。后来不知是泉水枯竭了，或是其他什么原因，将泉眼填死，在上面改建塑料厂和农机厂。十多年前塑料厂迁走，2009年，在龙泉遗址上挖掘出了过去的青石井栏，然而泉水终究再也没有了。
呜呼，果然是自寻烦恼。
换一个问题吧。梁在平提到在龙街“大啖宝珠梨”，宝珠梨还有么？答案是有的，然而——
在未来几天里，只要提到宝珠梨，几乎所有人都会说：“现在的宝珠梨怎么没以前好吃了？”他们小时候吃的宝珠梨，都是个儿大，饱含汁水，入口浓甜，缺点则是皮极厚，果肉有点渣滓。现在品相改良，皮是薄了，味儿却不对了。
世事果难尽如人意。即使是在龙街那样美好的岁月里，查阜西也经历了丧子之痛。1939年，幼子查意桴在龙街夭折，年仅三岁。
十、《南来堂诗集》奇遇
离开之前，宋辞建议我们去参观文庙，就在原三台小学门口右拐五十米处。1939年6月起，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此地办公七年。之前他给我一本《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纪念特刊》，封面用了一张整版的历史照片，七位学者从泮池的桥上走出，身后庭院深深，古木参天，令人陡然而起向往之心。何况，“查阜西他们肯定也来过的”。
《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纪念特刊》封面
为文庙的修复与展览，宋辞很费了一番心思。在参观乡贤介绍时，我忽然想起一件奇遇。
之前宋辞说，他最尊敬中峰和尚，我首先想到元初的中峰明本，赵孟頫的老师。经他纠正，才明白是明末的中峰苍雪，但一心惦记着查阜西旧迹，匆忙间没去多想。到了这里，我这才意识到原来就是《南来堂诗集》的作者苍雪和尚。我当即笑着跟宋辞说，这也可以牵扯到查阜西。
数年前，安吉友人梅松从网上买到一本民国线装本《南来堂诗集》，仅存上册。书并不算珍贵，残本自然愈不以为意，闲置多时。有一次无意翻开，发现钤有“春雷琴室”“古吴汪孟舒”，原来是古琴家汪孟舒先生的旧藏，这就有意思了，在朋友圈说起。时在上午，我老人家高卧未起，迷糊中拿起手机，一看立刻清醒过来，随即想起查阜西在文章中提到过汪孟舒引用此书，赶紧起来翻检，果于《尹尔韬〈徽言秘旨〉考》“附记二 汪孟舒考证”中得之。这不是我记忆力多好，不过是恰巧写过考证尹尔韬的文章，才侥幸记得。汪孟舒对此书的使用，竟见于查阜西之记载，梅松也大为兴奋。
到了2019年秋杪冬初，我在北京盘桓。一日，一位研究摄影史的前辈约我同去见一位女士，她因很离奇的因缘，得到一堆汪孟舒的旧藏。翻检这批资料时，忽然发现了《南来堂诗集》中下册。一套书不过是大千世
界的微尘，散了哪能再聚？可我竟然通过不同的途径看到，可真是毕生难忘！
呈贡文庙泮池中，有一朵纯白的睡莲，格外醒目
出来时大家都笑着说，从桥上走过去，也拍一张照片！泮池倒是基本保持了原貌，古意盎然。池中铺满了睡莲，绿叶熙熙攘攘，几乎见不到水面。花开了好多，都是红色的，偏偏有一朵纯白，格外醒目。
十一、呈贡火车站
沈虎雏说，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任教，周末从昆明回龙街，“挤上小火车，被尖声尖气叫唤的车头拖着晃一个钟头，再跨上一匹秀气的云南小马颠十里，才到呈贡县南门”。这与查克承回忆查阜西从昆明回龙街，几乎完全一致。郑天挺1939年10月27日的日记，也可以作为参考。这天他与梅贻琦、杨振声、吴文藻、陈雪屏一起，从昆明坐火车去呈贡：“二时半车开，四等来回票价一元三角，车行四十分钟抵呈贡。车站距城尚有八里，骑马行一小时，抵县东门。”来东门接他们的，是“吴太太”冰心和郑颖孙。
从昆明到呈贡的铁路线，实为滇越铁路的一段，呈贡是第六站（如果从1938年建成运营的昆明北站算起，是第七站），1910年由法国人建成通车。它最大的特点，是所谓“米轨”，即一米宽的“窄轨”。如今世上除了马来西亚还保存有米轨，就是中国云南和法国殖民过的越南、缅甸了。抗战初期，它是中国连接国外的首要物资通道。
五个多小时折腾下来，了了他们已经疲惫不堪。可为了满足我看看呈贡火车站的心愿，强打起精神来，纵车北驰。好在大方向一致，不绕。一开十多分钟，路上想，骑马颠十里，乘客感觉如何？
我对交通工具乘坐体验的敏感，当然和自幼晕车的经历有关，同时还来自忘年交辛丰年先生的提示。二十多年前有次闲聊，他说，他读张謇日记，看到状元公为事业出门奔走，常坐“小车”，也就是独轮车。“这种车我坐过，人必须扭着腰侧坐，稍微久一点，感觉是相当难受的。”张謇年纪不小了，还吃这种苦头，让他对这位乡贤怀有敬意。
彩龙街很长，呈贡站在它的中段。自从2016年底昆明南站在呈贡吴家营白龙潭附近投入使用，高铁将这里与昆明市区紧密联系在一起，呈贡站就停止了运营。我们从南侧过去，左侧是七间平房，右侧是很多列库房，俱用青砖砌成。可能是因为这里多是红土，时间久了，青砖都泛出棕红色，在高原地区特有的强紫外线照耀下，有着不同寻常的气息。
好像荒废很久了的钢枕铁轨
穿过平房边的缺口，两侧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三道铁轨向两边延伸，直到消失在远方的树影之中。三道铁轨中，从我这边起，一道是钢枕，一道是混凝土轨枕，过去是站台，站台那边又是一道钢枕铁轨，对面是月台。月台约一百平米，后面是一栋修整得略新的两层楼，上有“呈贡站”三个字。钢枕铁轨好像荒废很久了，道床多已塌平，杂草沿着铁轨和钢枕疯长，远远看去，一片碧绿；混凝土轨枕的那道铁轨，道床上碎石尚多，杂草也因此明显较少。双腿叉开，站在一米宽的轨道上，轻轻松松，毫不费力。这么窄的轨道负载火车，自然不会太平稳，难怪沈虎雏要说“晃一个钟头”。
一米宽的铁路轨道
八十多年前，查阜西、郑颖孙、张充和，自然还有前面提到的许许多多已缀上历史星空的名字，就是从这里踏上呈贡的土地。呈贡给了他们安身之所，他们留给呈贡值得回味的岁月。
十二、龙头村、棕皮营
呈贡在昆明之南，龙泉镇今属盘龙区，在昆明北郊。我们从南到北，按导航到龙泉镇棕皮营，已下午四点多钟。
八十年前，龙泉镇下辖龙头村、棕皮营、司家营、瓦窑村等二十多个村庄，因为镇公所在龙头村，所以当地人多以龙头村代指龙泉镇。这给许多研究者造成了困扰，其实不过是因为龙头村有广、狭二义罢了。若说“龙头村的棕皮营”，用的就是广义，意思是“龙泉镇的棕皮营”；住在棕皮营的人若说自己住在龙头村，也还是广义。
1940年11月12日查阜西一家迁居龙泉镇，是因为10月下旬欧亚航空公司疏散到昆明北郊，总公司在棕皮营村头的响应寺办公。查阜西最初住在镇上，对面就是镇公所。镇公所里，住着一对犹太老夫妻，先生立契森，是中德合资的欧亚航空公司原先的德方代表。上一年，因为德国承认南京伪国民政府，中国政府冻结了公司的德方股份，遣返绝大部分德籍工作人员。但德国在杀犹太人，立契森夫妇有家不能回，只好留在中国，艰难度日。次年1月，查家搬去了棕皮营，冯友兰一家入住进来，但查阜西有时候还是会来看望立契森。
在欧亚航空公司之前，响应寺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办公场所和西文图书室（研究部门分布在龙头村、棕皮营村、瓦窑村、宝台山上等地），北大文科研究所也迁到这里。响应寺背后，跨院即为新建的史语所食堂和招待所。棕皮营一带窑业发达，尤以出产锅碗瓢盆著称。先前，棕皮营村村长赵崇义挑了一些陶制品去昆明城里出售，认识了史语所的石璋如，两人攀谈起来，因此相识。后来石璋如到龙泉镇调查手工业情况，与赵崇义再次见面。各机构开始从昆明疏散出来时，石璋如便向傅斯年建议去龙泉镇。为此，两人特地先来考察了一番，这才搬迁过来，时在1938年9月。
石璋如拍的响应寺
当时，石璋如给响应寺拍过照片，后来收入他的《龙头一年：抗战期间昆明北郊的农村》一书。照片上的响应寺，在大树之下、河湾之滨，宁静极了，世外桃源一般。让我想起了查克承的回忆：“棕皮营真是美……那个自然景色，堪称人间少有。父亲经常在金汁河堤岸上散步，往南看是四季常青的农田，往上仰视小山上的苍松翠柏，他怎么可能舍弃那大自然的美丽风光而去过城市生活呢？”
十三、响应寺今貌
停好车，跟着陈立言先生走。他已有好几年不曾来这里，边走边感慨又变了不少，一边回忆二十多年前刚刚来这里寻访西南联大教师故居的情景。了了呢，她小时候住在设于此处的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一分台里，这一片都曾是她玩耍游戏之地，哪里想过这里曾有这般辉煌的过去，时不时会惊呼起来。我们走过一个宽约四米、长约八九米的小桥，三三两两的村民坐在边沿上闲聊。了了指着桥下：“这就是金汁河啊！我小时候经常在这里玩！”查克承先生告诉过我，金汁河河床高于盘龙江，农田需要灌溉时，才开闸放水，是龙头村一带的母亲河。此时河中无水，河底尽是杂草，绿得生机蓬勃。
《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中华书局2021年5月版
桥的斜前方是热闹的菜市场，若再往前（南方），就是龙头村。《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第52页用过一张龙泉镇入口的历史照片，是从对面的方向往这边走。我们向左拐（东南方），才二十几步，便身处一棵大树之下。有人摆了一桌牌，鏖战方酣，三五人围观，好不悠闲！陈老说：“西南联大的老师们经常在这棵树下喝茶、聊天、听琴！”
“西南联大的老师们经常在这棵树下喝茶、聊天、听琴！”
这句话，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入了历史情境，不由得都放慢了脚步，仔细打量起来。树是云南常见的滇朴，唯树干粗大，满身树瘤，高十多米，枝叶繁茂，左河右路，尽掩荫下。不知不觉就走过去，再回头看看它，又听背后陈老说：“这里就是响应寺了，史语所、北大文科研究所就设在这里。”身在历史情境中，当真半点放松不得，赶紧转身。但三米开外的路对面，分明是再普通也不过的城郊常见建筑，果然陈老补了一句：“现在是棕皮营的村委会。”
曾经容纳过史语所、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响应寺故址上，如今是棕皮营村委会
嗯，的确是个村委会的形象。大门约四米宽，铁门敞开着，两边的柱子上贴着“诚信”“友善”“自由”“平等”等字，其他的字被各种海报、告示盖住，上面斜插国旗各一面，更拉起红色横幅，两行黄字是：“已接种第一针新冠疫苗满21天的居民，本周六、周日不去接种第二针疫苗的，下周一不得进村，进小区。”门左是黑板报，贴着花花绿绿的防疫提示。里面院子约百平，停着一辆汽车。楼呈U字型，两层，下层墙面贴淡黄色瓷砖，上层墙体好像用的是简易材料。
进去看看吗？陈老犹豫了一下，算了。我们都默然不语，缓缓走过这曾经的中国学术圣地。
十四、古梅书屋
沿着响应寺故址的外墙，向南走二三十米，小路分成三叉。向右（西方），是村委会的背墙；向左（东方），是居民区；向前，当然也是居民区，左边这栋楼当着路口，是赵崇义之子赵林的家，右边两栋楼，左右之间的路上，有一口小小的水井。水井早就不用了，没有井盖，用一块木板掩着，再用砖压住。
这一口小小的水井，是确定傅斯年、查阜西故居的标志
陈老叫起来：“就是这口井！”手指右侧，“这里就是傅斯年和查阜西的家的位置！”
棕皮营村很小，查阜西来时，也才三十六家农户，租住的是响应寺后村长赵崇义的新宅、棕皮营36号——所谓新宅，是因为房子刚刚归赵崇义所有，而原主人，就是史语所所长傅斯年。
响应寺后面的地，属赵城顺、赵崇义兄弟家。史语所食堂、招待所，占用了赵城顺的地；食堂、招待所后面的傅斯年家，占用了赵崇义的地。食堂与响应寺、傅斯年家和食堂，都隔着过道。前一个过道，大约就是路口向右的小路；食堂差不多在右侧靠外那栋楼的位置，傅斯年家的主屋差不多在右侧靠内那栋楼的位置，只不过现在这两栋楼间距仅一米，往日的过道万不至如此窄小。
傅斯年家的设计者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两排平房，有围墙，有门出入。前一排（靠近吴姓人家的）高大些，四间平房，主人住，后一排矮小些，三间，是厨房、保姆房和杂物房，另附一间厕所。前后排之间有个院子，院内有古梅两株，一前一后，相距约三米，都是下半部分虬干盘旋，上半部分矫矫其姿，高过屋檐。这里刚开始建时，到了竖柱上梁的阶段，石璋如让赵崇义站在柱前，拍了张照片。看角度，是从里往外拍的。
到了竖柱上梁的阶段，石璋如让赵崇义站在柱前，拍了张照片（赵林保存）
史语所疏散到这里，是权宜之计。地得借用老乡的，房子得自己出资建，但一旦迁走，房子又没法搬迁。在当时，他们用的方法是“借地盖屋”，也就是老乡把自己的地借给他们盖房子，不收租金，一旦迁走，土地上所建的房子就归土地所有人所有。1941年底，史语所迁往四川李庄。按照协议，傅斯年将房子转交赵崇义。
后来，赵林给我看了一份家藏八十年的傅斯年亲笔文书，写在一张甲骨图案的笺纸之上：
本人于去年夏借昆明县棕皮营村赵崇义君祖业基地建房，大小七间，外厕所一间，前后门各一。当时言明，迁走时将所建房赠送地主。兹决他迁，特将上列各房赠与地主赵崇义永远为业。
傅斯年（“傅斯年印”白文方印）
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一日
查阜西租住的，就是这所一个月前傅斯年刚刚交付的房子。傅斯年还留了一些物品，可供新主人日常使用。
查阜西最爱梅花。那只住了半年、都来不及告别的苏州新居，叫“后梅隐庐”，如今流徙西南，竟然又与两株妙不可言的古梅朝夕相对。此间三公里开外的黑龙潭，以“唐梅宋柏明茶”而著称，他去看过，觉得所谓唐梅也不过如此，自家的这两株古梅不见得比它差。有一回郑天挺在他家吃完午饭，去游黑龙潭，看过三绝，谓之“妄言耳”，大约是“英雄所见略同”。
他把自己的新家，唤作“古梅书屋”。
十五、古梅书屋来客
1941年1月搬到棕皮营，5月查阜西就从欧亚航空公司辞了职。在年底出任滇缅铁路督办公署专员（次年十月又任滇缅公路工程局材料副处长）之前，他过了大半年游览与经商——也可说是失业——的日子。这大半年里，大姐查庆云在8月回了修水老家，两个女儿都被送去路南县的联中读书，只有查克承在龙头村的镇中心小学念书（五年级时又转学去在岗头村的南菁学校）。夫妻俩带一个孩子，住四间主屋，实在有点浪费。查阜西就招来了认识不久的西南联大副教授陈梦家夫妇住另一间。陈夫人赵萝蕤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父亲赵紫宸不仅是学者，也是音乐家，钢琴是她从小熟习的。但这里没有钢琴，却有古琴和大琴家。赵萝蕤很自然地跟查阜西学起了古琴。
大琴家还有另一位，那就是与查阜西“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彭祉卿。最先，一位弹琴老友当了县长，彭祉卿跟去做幕僚，可没多久就来找查阜西，愤愤地说：“他是个贪官！”他狷介率性，看得上的人少，和查阜西相处十多年，倒还是那么密切。
这年秋天，古梅书屋还迎来了另一位客人，查阜西“昆曲同门”罗常培的好友老舍。9月初到10月上旬，老舍在棕皮营后面的宝台山上，一边陪着罗常培养病，一边写剧本。中秋节（10月5日）前的一天，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徐炳昶建议，中秋夜能不能带上乐器，泛舟滇池。这最终没办成，一个原因就是“找不到会玩乐器的朋友”，大概中秋节前老舍还不认识查阜西（徐炳昶认识），或者那天查阜西没空。罗常培《老舍在云南》又说：“三月不知肉味的素菜，臣心如水的清汤，真怪难为他下咽的。幸而住在乡下的几家朋友轮流‘布施’他，像芝生，阜西，了一，萝蕤，梦家，都曾经给这位‘游脚僧’设过斋……”五人名单里，古梅书屋就占了三席。他们相识，应也不出这些日子。
老舍的《滇行短记》写到了古梅书屋：
在龙泉村，听到了古琴。相当大的一个院子，平房五六间。顺着墙，丛丛绿竹。竹前，老梅两株，瘦硬的枝子伸到窗前。巨杏一株，阴遮半院。绿阴下，一案数椅，彭先生弹琴，查先生吹箫；然后，查先生独奏大琴。（引注：这里的“大”字，显是“古”字的误识。“古”字略草，下不封口，极似“大”。另，并没有“龙泉村”，只有龙泉镇、龙头村。）
在这里，大家几乎忘了一切人世上的烦恼！
这小村多么污浊呀，路多年没有修过，马粪也数月没有扫除过，可是在这有琴音梅影的院子里，大家的心里却发出了香味。
查阜西先生精于古乐。虽然他与我是新识，却一见如故，他的音乐好，为人也好。他有时候也作点诗——即使不作诗，我也要称他为诗人呵！
与他同院住的是陈梦家先生夫妇，梦家现在正研究甲骨文。他的夫人，会几种外国语言，也长于音乐，正和查先生学习古琴。
他们一见如故。查阜西陪他去大观楼看滇池，10月下旬到11月初陪他去大理游玩与讲学的经过，俱详见于《滇行短记》。11月10日，老舍飞回重庆。
也就是这次大理之行，查阜西在喜洲镇认识了一位江西老乡、华中大学国文系教授游国恩。1942年秋，游国恩来西南联大执教。居所难觅，一再搬迁，第二次搬到了棕皮营，恰与查阜西为邻。正好之前陈梦家、赵萝蕤夫妇搬去了村内的李荫村家，查阜西看到游国恩饱受房子漏雨之苦，遂招之入住，给他一大一小两间房。游国恩写有《移居龙头村》《听修水查阜西鼓琴赠之以诗》，从“有竹不受暑”，可知入住时是1943年夏天——不过昆明的夏天，不大像夏天。
龙泉镇里，查阜西成了大家的朋友。来过古梅书屋的，至少有罗常培、郑天挺、朱自清、浦江清、汤用彤这么几位。不过，查阜西引以为傲的那两株古梅，在1960年左右被伐去。赵林带我来到两排房子之间的狭长空地，就是老舍笔下“相当大的一个院子”的位置，指着过道的两边说：“就在这里。”
石璋如在傅斯年家拍的一张照片，镜头中人有傅斯年夫妇、郑天挺、吴晗等人，检郑氏日记，当是1939年10月21日
古梅留下的唯一影像，见于石璋如在傅斯年家拍的一张照片，镜头中人有傅斯年夫妇、郑天挺、吴晗等人。检郑氏日记，当是1939年10月21日：“下山先至响应寺收拾行李毕，更至孟真家午饭，食包子、烫面饺，绝美。子水、元胎、辰伯亦自城内来，济济一堂。饭后摄影数帧。”清秋佳日，古梅是枝繁叶茂的样子。
十六、杂记赵家
赵崇义1969年去世时，五十九岁。赵林1946年出生，往前，没赶上傅斯年查阜西们，往后，解放了，运动多起来了，父亲也不会说太多往事给这个少年听。但随着前来寻访的人渐渐多起来，他也在不断回顾和印证家庭的记忆。
陈老打赵林电话，正好在家，下楼开门。
之前，我听查克承说起过他和他的父亲。赵崇义在农村，属于有知识的人，家里有许多旧小说。查克承小时候，在他家不仅借阅了《杨家将》《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还有《福尔摩斯探案》《义盗亚森罗平》这些外国小说。有次将近吃饭的时间，查阜西从外面回来，正好遇到赵崇义。云南的农民很淳朴，热情好客，他们有个习惯，见了面喜欢问“你请过饭没有”，就是吃了饭没有。那天赵崇义就这么问了他一句，查阜西说我这就回家吃。赵崇义说：“到我家请饭吧。”查阜西心血来潮，说：“好！”几步跑回家，拿了一种用玉米酿制的云南烧酒“升酒”（好一点的叫“重升酒”，度数高一点，还可以泡一些中药材），真的去赵家吃饭了。赵村长接待他，也很普通，并不是什么好酒好菜。就是这样一种自然而朴实的交往。
棕皮营村村长赵崇义，石璋如摄
查克承第一次回昆明访旧，并没找到赵家的后人。2002年赵林去福州出差，顺便联系拜访。查克承送了他一本几年前出版的《查阜西琴学文萃》，说：“你比任何人都应该得到这本书。”这句话让他回味至今。查克承当然不是说，没有赵家，父亲就写不出这些文章，而是感念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赵崇义给了他们一个美好的容身之所。这持续了两代人，跨度七十年的情谊，即使在房东与房客之间，依然动人。
所以，在与赵林握手时，我大大方方地代表查家向他问好，并不顾虑自己不是查家人。重走查阜西之路，也是从前与查克承说过的心愿。
2002年，赵林在查克承家。查克承说：“你比任何人都应该得到这本书。”这句话让他回味至今。
陈老问，陈惠英还在吗？赵林说在。我们都松了口气，一起去找。从路口向东走五十米许就是她家，门大开着，村民谢文林（后来得知他是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之后）上楼接了她下来。一看，好精神的老太太！
老太太1930年生，比查克承还大两岁，是查克承小时候的玩伴。她母亲先后为傅斯年、查阜西两家挑水，有时候她闹着玩，也挑水。水井就是刚才引发陈老惊呼的那个。陈老采访从前老太太，得知了这一情况，告诉了赵林，赵林赶紧把早已废弃不用、差点儿就填平的水井保护了起来，算是为历史留下了一点痕迹。
在老太太家门口，赵林和老太太感慨：“棕皮营知道傅斯年查阜西他们的，就只有我们俩啰！”
陈惠英老太太与陈立言先生（刘济源摄）
两天后，马君毅载我来接赵林去参加新书分享会，他给我看了从前在查克承家的照片。十年前，我在查克承家住过几天，熟悉的场景勾起了许多回忆。他又拿出一张老照片，赵崇义站在妻子李惠英和大女儿赵巧珍之间，他说：“这是查阜西给他们拍的。”
查阜西为赵崇义一家拍的照片（赵林保存）
十七、梁思成、林徽因故居
高德地图上，棕皮营的名人故居只标出了一处，那便是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梁思成、林徽因在棕皮营住的时间并不长，但如今的村民们可以不知道傅斯年、查阜西，不会不知道他们。查阜西在文章中，写过与梁、林的交往，但不多。梁、林离去时，房子给金岳霖住；金岳霖离去后，入住的是从查阜西家搬出来的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其时约在1943年初。房子的主人李荫村，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划为棕皮营唯一的地主，1960年去世。
顺着陈惠英老太太门前的路，向前走个二三十米，右拐，是一片空地，停着许多汽车，小朋友们在这里打羽毛球。空地右边，是一排不高的红砖围墙，了了、刘济源、丁杰他们三位，已经趴在墙头往里看，满脸兴奋。这便是梁、林故居了。院子的门锁着，悬一牌，写着“私人产业，谢绝参观”，只好同登围墙，伸头探望——据说原来只是土墙，院门也不开在这里。院内是平房两排，坐东向西（墙上《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简介》写“坐西向东”不确，当以正房所对方向为准）。其中正房三间，主人所居，南侧并排有一间略矮的偏屋，就是金岳霖“逐林而居”之所了；后面是两间附属用房。土木结构，白色墙面，重新粉刷过，两面坡屋顶，瓦都很新，说是青瓦，但灰褐相间，深浅不一，倒也清新可喜。围墙之外的三面，环绕着三四层的居民新楼，小院子好像是“遗世独立”的所在。那对少年的我产生巨大影响的梁、林、金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好像是“遗世独立”的所在（来自网络）
镶嵌在墙上的介绍说，这是梁、林夫妇一生为自己建的唯一一处居所，但我想意义还不限于此。看过一张维修前的照片，房子虽然破旧，但能发现原貌未遭破坏。在这个不大的棕皮营村里，中国的顶尖文化人物散居各处，虽说村内格局基本未变——路还是路，住宅还是住宅，但几乎全部经过了不止一次的拆除重建（查阜西故居在六十年代改建为红砖房，十三年前加高重建为楼房），唯一基本保持初貌的，只有这梁、林故居了。六十年代前期，房子一度返还李家，“文革”开始后，这里曾作为宝云大队的办公室和合作医疗室使用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落实政策才将产权返还李荫村的女儿。只是当时李荫村的女儿一家都在外面工作和生活，没人留在棕皮营，这就解释了门口“私人产业”的提示。2003年，这所房子被列为昆明市市级文保单位，从此处于政府的监管之下。目前，盘龙区文化局委托了一家文化公司保管这里的钥匙，平时不对外开放。
八十年前，棕皮营和它的周边地区，一下子来了许许多多穿西装戴礼帽的怪人，做着奇奇怪怪的事情，没几年又全部消失了。这对当时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如今随着岁月流逝，除了梁、林故居，几乎没有留下痕迹。如果傅斯年、查阜西、李济、董作宾、李方桂乃至附近的冯友兰、顾颉刚、王力等人的旧居保存到现在，当然很好，善加利用，相信也能有益于居民们的生活，但这一定需要多方因素综合起来，方可水到渠成。否则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有碍于地方的发展，不但不现实，也不会是这些文化精英所愿意见到的。所以，我在感慨“逝者不可追”的同时，已经满足于保留下来的梁、林故居。从个人而言，他们在这里安身；从文化而言，他们在这里延续。梁思成、林徽因何尝不能代表所有在这里生活过的学者们，留下一点痕迹，埋下有无限可能的火种。
十八、司家营
住在龙泉镇的西南联大教授们，都是步行去昆明市区，查阜西亦然。《龙头一年》记载了这样一条路线：“从龙头村出发，经麦地村、司家营、羊肠大村、羊肠小村、三竹营、金刀营和白庙村，最后到昆明的北门，行程约一小时。”查克承回忆，城里到龙头村其实是有马车可坐，一是从城里经过岗头村、黑龙潭再到龙头村，一是从东边的金殿上一个小山坡，拐弯到龙头村，都绕道很远，还是步行方便。
梁思成手绘的龙泉镇一带地图，标出了去昆明、金殿的路（来自《龙头街的守望者》一书）
1943年3月，查阜西重归航空业，出任新组建的中央航空公司副总经理。其间，因陈纳德“飞虎队”的战绩，制空权已掌握在盟军方面，昆明城内的日军轰炸基本不再有了，航空公司也搬回城里尚义街。但查阜西留恋农村的安静生活，仍住在棕皮营，平时在城里上六天班，星期六傍晚步行回来，星期一一大早去上班。他的路线是从尚义街出发，走小路，路过金刀营、司家营，大约十多华里，用一小时许。有时候下雨，小路泥泞不堪，查阜西就买一双草鞋穿上，将皮鞋换下来再走。
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在棕皮营西南约三华里的司家营，查阜西的朋友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住在这里。查阜西路过司家营时，有时会稍作停留，看望友人，还带着查克承去过闻一多家。朱自清日记里，提到查阜西的地方不少，浦江清则是查阜西的曲友。那么司家营也是必须要去看看的。
闻一多故居改造前（来自《龙头街的守望者》一书）
闻一多故居在闻一多公园内。从西侧门进去，这是一个现代气息很浓的公园，树木草坪、路灯座椅等等一应俱全。横穿公园，靠近东侧，才看到两个小院子，其中一个两层土木结构，坐西向东，小门紧锁，门口挂着“清华文科研究所旧址”的牌子，旁有一面墙，介绍“闻一多朱自清故居”。说实在的，当时已是黄昏，在满目平山远水的公园里，忽然出现这两个略高的院子，显得突兀而孤单，说不出的诡异。陈老介绍说，从前这里房子挨着房子，现在是除了这两个院子，全部拆光，建成了公园。原来如此！这就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基本格局、日常氛围、生存状态，等于是把有生命气息的建筑，做成了硬邦邦的标本了。在棕皮营，我能感觉到生活在那里的人，与傅斯年、查阜西、梁思成他们周边的人们是血脉相连的，即使旧居拆除重建了也不要紧，但在这里却感受不到。真是令人失望！
闻一多故居今貌
失望也罢，激动也罢，一天的紧凑寻访结束了。云贵高原的夏夜七点，天光未暗，我们在附近一家饭店坐下吃晚饭。出乎意料的是，大家岂止是精神一振而已，简直可以用亢奋来形容。这一天的见闻，几乎让每个同行者都感受强烈，疲惫劳累，一扫而空。
十九、尚义街、正义路
与寻找查阜西住过的地方相比，寻找他的办公地点，是完全失败的。
7月16日上午，与马君毅从大观公园回到崇仁街之后，去了尚义街。尚义街3号，是欧亚航空公司刚到昆明的办公地点。也许会有遗迹保存下来？哪怕找到一个纪念牌也好。
尚义街不长，在北京路到白塔路之间，大约一华里，步行七八分钟也就走完了。八十多年前这里是怎么编号的，仓促间无法知晓，但既然是三号，终归靠近路口。如今街南一侧都是新房子，街北一侧靠近北京路的，是昆明著名的石房子，靠近白塔路的，是云南中医药大学门诊部。石房子是民国时代的建筑，有着辉煌的过去，中医药大学门市部的房子虽然比较老，但也不敢断定年代。
到这里已近午间，因为下午还要赶去西山拜谒彭祉卿墓，我和小马只得匆匆离去。但我仍然不甘心，18日上午又拉着了了来这里重新走了一遍，没有收获，一如既然。不过，发现尚义街其实是穿过白塔路的，马路对面还有二百米左右，又过去跑了一圈儿，当然还是废然而返。
了了引我去她的道家师父廖道长那坐坐，就在尚义街、白塔路交界的白塔之旁，叫盐隆祠。廖道长刚吃完午饭，看了了来了，一边过来说话，一边顺手拿起花坛里的小铲子松松土。他长我几岁，面貌松弛自然，完全看不出曾经当过兵，而且，他是莳花妙手。大缸里好几棵怒放的荷花，饱满而傲娇，就是他的杰作。他招呼我们进去喝了几杯茶，弟子们过来让他试试箫，他连试了几支，吹得颇不俗。了了说，他没跟谁学过，自己摸着吹的，那就更难得了。才坐下几分钟，便似乎远离了尘嚣，但出得门去，又是满目的都市繁华。
1943年中央航空公司组建，是在接收欧亚航空公司全部资产基础之上的。1943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郑天挺“偕莘田携诸儿至才盛巷谒孟邻师、云南实业银行晤绍穀、滇惠医院晤静娴、中央航空公司晤阜西，即约阜西、静娴至冠生园便饭。遇今甫亦在，并案而食。食后至正义路中央航空公司办事处小坐。有磅秤，称之，凡一百三十一磅，较十日前增三磅”。可见这时查阜西是在正义路办公。正义路在崇仁街北约两华里，在尚义街西北约五华里，是老昆明的市中心。但来不及去寻访了。
查阜西的大部分时间，在公司里办公，而不是在家。这次偏偏对他办公地点的资料几乎全无准备，可说是此行最大的遗憾。
二十、谒墓记（上）
在西山北入口，吃罢查克承喜爱的豌豆粉、朋友极力推荐的烧饵块，与了了、小马登上大巴，一站到华亭寺下。这也是我期盼多年的行程，拜谒彭祉卿墓。六十七年前，查阜西等人将彭祉卿葬于这里。
查阜西虽然少年习琴，但几位老师水平都不高，他的琴艺，主要是在琴友间互相交流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积淀、消化、提炼而形成的。在他的青年时代，华阳顾氏与庐陵彭氏两个琴学世家对他的影响最大，彭氏即彭祉卿。他的青年时代终日为国恨家仇而奔走，虽然与琴苑联系紧密，终未参与太多。直到1930年左右事业稳定下来，才开始频繁参与到琴苑事务中去。
1934年秋，张子谦登门拜访查阜西，又因之而结识彭祉卿。三人一见如故，后来彭、查干脆都在张子谦的居所借住，终日钻研琴学。三人之中，论年龄，彭最长，查小他四岁，张又小查四岁；论琴艺，查、张都推重彭；论资历，彭出身官宦之家，有家学，江南华北均曾游历，出道甚早，而张则系出广陵派正传；论性情，彭率性，查干练，张豁达。此后一两年间，沪宁一带琴友们渐以这三人各自擅长的曲目，称他们为“彭渔歌”“查潇湘”“张龙翔”，并称“浦东三杰”。今虞琴社成立时，即是以彭、查主其事，张为辅助。航空公司内迁后，彭随查辗转西南，张则与沈草农、吴景略等琴友留在上海。
彭、查是彼此的良师益友，也是知己。彭祉卿脾气大，常常一言不合，就给人脸色看，唯有查阜西知道他内心苦闷，一再包容。他又是至情至性之人，人已中年，仍为情所苦。查阜西住在棕皮营期间，后面的宝台山上也一度住着一位为情所苦的中年人卞之琳，苦恋对象正是查阜西的好友张充和。夏济安曾记卞之琳酒后牢骚云：“少年掉牙自己会长，中年脱牙没法长全，少年失恋，容易补缺，中年失恋才真正悲伤。”大约也可以转而形容彭祉卿。不同的是，卞之琳隐忍，寄情于小说《山山水水》，彭祉卿“自为戕贼”，喝酒喝死了。从此，世间再无“浦东三杰”。
张充和书昆曲谱《长生殿弹词》
了了数年前与诸多师友拜谒过彭墓，跟着人走毫无负担。这次成为引路人，又知道我膝关节不好，不宜走山路，多少有些压力。果然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她从一开始就把我们带上了一条歧路——从虚云纪念堂下去，经正觉寺进入深山，过玉兰园，等发现确实走错了，就得千方百计回到正轨上去，真是难为了她！我呢，不慌不忙，虽说已拿着枯枝当拐杖用了，还劝慰她：地方就这么大，不要急，总会找到的。毫不费力地找到，就不好玩了。迷了路更好，说不定会意外遇到好玩的东西呢……
这句话说完十分钟左右，在深山里的一块平地上，果有奇遇！
那是一棵高高的树下，竖着一个四尺半高、一尺半宽的青石碑，碑上镌刻两个楷书大字“诗冢”，下有小字十一行。我们兴奋地围过去，打开手机电筒，将光线侧打在字迹上，这样才能看得清楚一些，一边将小字全部拍下来。归来细细辨认，内容是：
《嗣音集》稿本，皆琮所书，既登梨枣，犹以前哲遗墨，不忍烬之。爰葬诸太华之山，而为铭曰：郁郁佳城，群峦作辅。穷达一邱，翰墨千古。士为国光，桑梓所望。兼三不朽，何假词章。遇蹇才丰，实多往哲。短咏长谣，一腔心血。寿诸剞劂，遗草班班。卜云具吉，藏之名山。光辉莫遏，腾跃郊野。碧形似鸡，金形似马。其气上升，结为彩云。傍植文梓，下生香芸。于以封之，如山岌?。我为斯铭，配文泉子。
咸丰六年丙辰三月穀旦 昆明黄琮撰并书丹，僧人岩栖勒石
山中偶遇“诗冢”碑
后来小马检得《嗣音集》即黄琮（文洁）所辑《滇诗嗣音集》，这是一百六十五年前黄琮将书稿埋葬于此而立的碑。所谓“碧形似鸡，金形似马”，是指西山形如碧鸡，故又名碧鸡山，与昆明之东的金马山遥遥相对，市内东西走向的金碧路也是因此而得名。
归来后，又发现此碑已载入由云龙《滇故琐录》。两年前，我曾在上海图书馆一气读完由氏著作八种，《滇故琐录》也在其中，但对此已毫无印象。然而他的诗集中，有听查阜西、彭祉卿弹琴之作，有挽彭祉卿之作，分明是记得的。最奇妙者，挽诗中还有这样的句子“西山一坯〔坏〕土，千古□（引按：原脱一字）黄彭（葬西山，与黄文洁诗冢为邻）”，将诗冢与彭墓并举。当初读到这里，哪里会想到有朝一日会在访彭墓的迷途中偶遇此冢？“士为国光”“遇蹇才丰”，又何尝不是彭祉卿的写照？念及此节，不免作古今同慨了。
二十一、谒墓记（下）
我们大感振作，很快便走出迷途，到了公路边，对面正是昆明有名的法国人柏西文先生之墓。但我们在对面的山上还是走了一段冤枉路，再原路折回，我在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前小坐休息，了了和小马去找人打听。彭祉卿当然不会有人知道，他们打听的是张天虚墓，好几位热心的司机都指着我们来的这条公路的北方说，就往前走，很近！
沿着我们坐大巴来时的公路，往返程方向（山下）走了一华里多点，便是一个九十度的左拐路口。路边有一处通向山上的石阶，以铁门隔断，挂一铜牌，有字曰“禁止通行，严禁烟火”。旁为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示牌，注明这里是张天虚、杨杰、彭寂宽、廖新学、毛友桂、赵炳润、陆鼎恒、郑一斋八个人的墓。张天虚墓在这里，那就没问题了。然而怎么进去？毕竟是了了细心，她看了看，铁门竟然没锁，伸手进去打开门栓，轻轻易易就打开了。我们齐声欢呼，一拥而上。
上去后正面便是张天虚墓，占地较大，了了说：“就是这里！”一边，飞快地带我们向右侧走去。右侧有七八个墓，两三个墓上还有大而鲜艳的假花，了了说那应该是住在附近的老百姓的墓，墓上放花是当地的习俗。彭祉卿的墓在群墓之中，几棵大树之下，直径两米多，环以青石三叠，高约一米半，其上杂草丛生。墓碑面向东北方向（这是彭祉卿的故乡江西的方向），阴刻：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五月
琴人彭祉卿先生之墓
杨立德 李廷松
龚自知 徐嘉瑞 公立
马崇六 查阜西
与查阜西公立彭墓的五个人中，杨立德是陆军中将、昆明行营及绥靖总署任副官长，两年后，他因被蒋系人马诬为李公朴、闻一多遇刺案的策划人而刑讯逼供；李廷松是琵琶名家；龚自知是云南省教育厅长；徐嘉瑞是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马崇六是陆军中将、全国工兵总指挥，差不多在安葬彭祉卿的同时，滇西大反攻开始，他参与指挥强渡怒江。他们想必都是彭祉卿的故旧。
彭祉卿墓
墓碑之前的地上，铺以片石，上陈花一枝，已枯萎。我们将带来的一束菊花放在这里，退后一米，三人一排，鞠躬致意。这位在战争时期早早辞世的传奇琴人，不但没有湮没的历史的长河里，反而以他的杰出成就和浓烈个性，不断吸引着一代代的琴人。弹《忆故人》这首名曲的人，不会忘了这是他公布的家传秘谱；研究历代古琴指法，他的《桐心阁指法析微》是引用率最高的著作之一。他是现代琴史上绕不过去的名字，也是查阜西一生最重要的友人。心系多年，终于来拜谒他了。
我们又环墓数周，动手清除上面的杂草，发现周边插满了褐色的线香，若以三支为一炷，至少有六十四炷。是一批人还是多人次所为，看不出，但求前辈保佑的恳切之心，却是可想而知的。再看墓侧树下，有泡沫箱在焉，内有空酒瓶子四五个，想必是来拜谒的琴友们孝敬前辈后所遗。这六十四炷香、四五个空酒瓶，真是墓园奇景。
彭墓之旁，是抗日牺牲的空军烈士毛友桂之墓，再外便是张天虚墓，以张墓面积最大，也最气派。和他们相比，彭祉卿显然没有被视为名人，门口的牌子上列举的八个名字里没有他，足以说明问题。因为未曾享受太多名人墓的待遇，他的墓基本保持了原貌，与周边普通人的墓没有太大区别。我倒觉得这样很好，完全符合他落拓不羁、斯人独憔悴的风度。若是给他圈块地，堂堂皇皇起来，岂非不伦不类。
最近这些年来，琴人们热心呼吁，彭墓终于在三年前被列入西山区文保单位，两年前区政府在墓旁立了大理石的文保碑，这样也就够了。如果说还能做点什么，当然也有。据张充和所言，彭墓前曾有一副石联“泠泠七弦上，栖栖一代中”，是查阜西集句，她书写的。这若能恢复，不失为好事。推测高度不会超过墓碑，位置当在墓碑两侧，也不占地方。只是如今既然成了文保单位，已不是个人说恢复便能恢复的了。
下山后去琴友刘彦忠家做客。多年来刘君为保护彭墓奔走呼吁，听说终于列入区文保了，十分高兴。他烧菜绝妙，在这个菌子上市的时节发挥得淋漓尽致，让我大饱口福。饭后鉴赏、按弹了他的明琴，又取出李瑞先生传给他的《双琴书屋琴谱》《养心堂琴谱》来给我欣赏。他说，书名不像李老师所题，不知道是谁写的。我一看，查阜西的手迹！
二十二、今昔应和，不绝如缕
7月17日上午，小马接我去游黑龙潭，见识了唐梅松柏明茶。午间再回棕皮营，接了赵林去参加下午在春晓书店举办的分享会。了了安排得精心，陈立言、赵林、范丹、刘彦忠这四位嘉宾又各有角度，发言精彩，活动办得出乎意料的成功。连同18日下午在麦田书店举办的第二场分享会，昆明之行，近乎完美。
19日归来后，有两件事颇可一记。
在昆明春晓书店举办的《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查阜西与张充和》分享会现场
据宋辞、王晋凡二位见告，2009年挖出的见龙泉青石井栏，今置于三台山上的冰心旧居默庐之侧，有“丁丑仲夏月”的双钩“见龙泉”三字残石、“邑人张铭题”的“□〔有〕龙则灵”三字残石，还有一块保存完好，大字题为“漱玉”，后有跋云：
泉距城里许，味甘而清冽，年久失修，民国丁丑春，屏山李公右侯来宰吾邑，慨捐鹤俸，倡修是泉。落成之日，遍征题咏，谋垂久远。余不文，谨书成句，聊志鸿爪之意云尔。
邑人李又贤题
古□张一行书
见龙泉井栏“漱玉”拓本（宋辞先生提供）
近日他们正在为这些井栏制拓，发现这些与《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中的记载能够对应，大为惊喜。由于昆明一带泉水颇多，据说有人认为日常所谓“龙泉”，并非十二年前挖出的那一个，而如今参以查阜西《抱瓮泉记》“呈贡西郊旧有地泉，县令李君右侯醵金筑亭其上，就泉井砌石如泮，邑人皆称为龙泉”，可以得到确证。李右侯修龙泉，是在丁丑（1937），查阜西说的“泉井砌石”，就是这些挖出的井栏呀！郑颖孙、查阜西、张充和昔日之所见者，消失数十年后，又为今日之我得见，怎能不令人兴奋！
还有，查阜西看到这个题为“漱玉”的井栏，一定会想起那张留在苏州家中没来得及带走的明琴“漱玉”吧。弹琴大半生，他最喜欢的就是这张“漱玉”，可才弹了三年就失去了。在苏州的弟子庄剑丞来信说，日本兵用刺刀将“漱玉”琴劈成了几十片，金徽也被挖去，他只好回信让庄剑丞将这些残片好好保存起来。但在这里，他看到了另一个“漱玉”。虽说用这两个字形容泉水不算新鲜，也足以让他惊叹巧合了。
此外就是梅松得知了我在呈贡文庙的见闻，不由分说将那册汪孟舒旧藏的《南来堂诗集》上册寄来相赠，并嘱我要设法让这部书“破镜重圆”。我很感动于他的好意，又担心办不成，未免辜负，唯有尽力与随缘而已。三年前，他听说我从查阜西文中找到了汪孟舒引用《南来堂诗集》的例证，嘱作一跋以记之。因不能书，我拟了几句不像样子的文字给他，没想到他用娟秀的小楷录在纸上，夹在书中，一并赐下了。重读旧作，有两句还是引起了感触：
吾人不能忘情于历史者，端赖此今昔应和，不绝如缕。淇园兄（梅松号淇园）深情于故纸，当知余言之不谬也。
井栏出土，印证往事是“今昔应和”；因汪孟舒旧藏的一本书，找到他使用此书的证据，也是“今昔应和”。在昆明追寻查阜西的遗迹不也是如此？我们一遍遍地追寻历史遗迹，其实是在不断强化记忆，提醒自己历史并非虚妄，人生自有意义。这样，过去的岁月和人物，才能给我们更多的温暖、信心和勇气。后之视今，大约也是如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