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稻城，最常出现的一个说法就是“最后的香格里拉”，“蓝色星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这里不仅遗留着大自然最古老的痕迹，如今还发现了远古人类生活的线索——稻城皮洛遗址。
国家文物局前不久在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聚焦旧石器时代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通报了稻城皮洛遗址等3项重要考古发现成果。皮洛遗址创下了许多“首次”和“之最”，这一世界级的重大考古发现，让稻城的神秘色彩更加浓重，也再一次搅动了无数学者的心。
提取古DNA土样
在四川稻城，海拔3750米的高原上，考古工作者经过7个多月的发掘和研究，确认了一处时空位置特殊、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文化序列清楚、遗物遗迹丰富、技术特色鲜明、多种文化因素叠加的罕见的超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这就是被考古学家们称为“石破天惊”发现的皮洛遗址。
皮洛遗址揭露出的七个连续的地层堆积和文化层位，完整保留、系统展示了“砾石石器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石片石器体系”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首次建立了四川和中国西南地区连贯、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特定时段的文化序列，为该区域其他遗址和相关材料树立了对比研究的参照和标尺，填补了该地区乃至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空白。
考古工作者是如何发现皮洛遗址的？保存完好、序列清楚的文化堆积有什么特殊意义？皮洛遗址对青藏高原旧石器考古研究有何价值？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皮洛遗址的发现、发掘和研究者们。
皮洛的故事从手斧说起
“旧大陆东侧的手斧遗存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焦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皮洛遗址考古项目执行领队郑喆轩首先介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外国传教士休士顿·埃德加曾在川西高原采集到两件疑似手斧，但具体位置等信息已不可考。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国内诸多科研机构在青藏高原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使得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历史过程成了研究热点。
“如果能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发现更丰富的旧石器遗存，有望更加明确早期人类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历程。”2019年起，以川藏铁路文物调查为契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队伍进入甘孜州展开文物调查。研究旧石器考古的郑喆轩注意到，甘孜州内有较多发育较好的高级河流阶地且有第四纪古土壤沉积，地形地貌非常适合古人类生存。
根据以上线索和专业判断，郑喆轩推测，甘孜州境内可能会存在旧石器。于是考古队员在进行基建调查的同时，也带着问题和思考额外关注和摸索区域地形地貌特点并试图发现旧石器遗存。
当年，考古队在康定、理塘、稻城、炉霍、道孚等地进行了大规模调查，新发现23处旧石器地点，采集手斧、砾石石器等百余件，充分显示了在这一区域开展系统工作的潜力。在此背景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持续开展工作，在川西高原发现旧石器遗址点60余处，其中就包括去年5月发现的皮洛遗址。
那么皮洛遗址究竟是如何发现的？“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河流阶地，和史前时期是不同的。”郑喆轩告诉记者，古人一般会选择临河而居，随着河流的下切，阶地会相对变高，一般阶地越高，年代越早。所以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一般是“先向上看，再向下看”。皮洛遗址的位置也是这样，它位于傍河的三级阶地上。前期通过卫星地图，考古队对稻城区域地貌有了最初的判断，发现皮洛这块区域又高又平，然后通过实地踏勘，考古队员们在稻城县皮洛村停下车来，徒步登上山坡，进行初步调查。
5月12日这天，在一处信号基站旁，几名考古队员分散在附近进行拉网式踏查，突然，其中一位队员秦建红在基站附近因埋线挖起的小土坑旁发现一件非常典型的石器，他将其拿起来询问在其前方不远的队员谭培阳。谭培阳接过石器一看，惊呼：“这不是一件手斧吗！”随着第一件手斧的发现，接下来两天，大家更加仔细地调查该区域，接着第二件、第三件，更多的手斧被发现。考古队员们采集的石器数量已超过百件，手斧也超过了20件，这令队员们兴奋不已。
此时领队郑喆轩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遗址遗物如此丰富，又有丰富的手斧遗存，肯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根据对地表石器的分布及暴露状况观察分析，发现这些地表暴露的石器呈现出一定的原地埋藏属性，继续简单地采集有可能会破坏遗址的很多原始信息，因此果断叫停了采集工作，转向对皮洛遗址遗物分布及微地貌的调查。这才有了2021年主动发掘时建立起的地表采集系统，将暴露在地表的典型石器进行编号、测量、拍照、初始信息记录等完备的信息采集。目前已采集3000余件石器标本，从而能超出系统发掘的200平方米，从更宏观的角度分析皮洛古人类的文化面貌和栖居形态，丰富了遗址的研究内容。
堆积连续 保存完好 建立中国西南旧石器文化序列
经过专家论证和国家文物局审批，自2021年4月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在皮洛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共开设8个探方，系统发掘面积200平方米，更多发现接踵而来。
探方发掘
经过7个多月的发掘，在探方里可以清楚看到两米多深的地层呈现出红、黄、灰白等不同颜色。通过土质土色和出土物的判断，考古队员将地层自上而下分为8层，其中②至⑧层为文化层。根据目前的测年研究，皮洛遗址第③层年代不晚于距今13万年。
作为本次发掘合作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师生们也长期在皮洛遗址进行发掘。曾主持发掘过很多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王幼平教授难掩激动之情，“在高原上发现近百万平方米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自遗址发掘以来，考古人员已发现近万件石制品，其中7个文化层共出土7000余件，地表采集3000余件，这说明远古人类在此的活动频率和强度非常高，“这突破了我们以往的认识”。
在考古学领域，大多情况下专家们是根据地层判断遗址年代、环境等背景信息。然而，青藏高原由于海拔太高，也由于常态性的大风、季节性的冷热交替和冰雪融水等原因，地层堆积情况一般特别不理想，许多露天遗址一般没有地层或仅有1-2个地层，即使有发现也很难做深入研究。而皮洛遗址不但有清晰的地层，而且有7个连续的文化层，可以说是目前青藏高原上最丰富的地层堆积，清晰地展现出年代框架和古环境背景。
旧石器文化三叠层
在皮洛遗址考古探方剖面，可以看到文化层从第②层开始，地层是黄色和红色交替变化的。根据对地层、地貌的观察，郑喆轩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其中灰黄色一般代表冷期，气候相对干冷，红色是暖期，气候一般相对暖湿，水热条件比较好。过去我们一般认为人类频繁或长期进入高原是在4万年左右的暖期，是会盖房子会做衣服的现代人，但是皮洛遗址显示，人类在13万年以前就上高原了，而且暖期、冷期都能上高原，说明早期人类的能力和模式远超出过去的预期。”郑喆轩说。
郑喆轩介绍，皮洛遗址不同时期的地层，均有石器出土。④层及以下发现石核、砍砸器、重型刮削器等砾石石器组合；③层发现手斧、薄刃斧等阿舍利工业石器；②层的石制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石英质的小石片石器，另一种是小型两面器。可以说整个遗址，完整展示了砾石石器—手斧—石片石器的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不同石器组合说明其有可能为不同的人群创造，抑或是同一人群为了适应环境的改变所做出的技术适应，同时表明在十余万年前，远古人类在此地有着长期、频繁的活动。”
为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再添力证
郑喆轩介绍，皮洛遗址原计划8月底就发掘结束，结果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简单。首先是遗物的丰富程度，原本考古队员认为在如此高海拔地区古人类活动没有那么频繁，可能就是季节性在此活动，留下少量石制品，但是当发掘揭开遗址草皮，发现地层第②层就有着丰富的石制品，数量远超预期，致使发掘工作缓慢下来。
其次是文化层的数量，此前高海拔地区发现的遗址大多就1-2个文化层就结束了，但此次考古队员向下发掘②层、③层……一直到⑧层，均发现有典型的石制品，完全是超乎想象，郑喆轩一直感叹：“我们这个遗址发掘进程就像是一个写好的剧本一样，皮洛古人类适应高原的历史进程也随着发掘一幕幕拉开。”如此丰富的文化层，也是发掘工作进行如此长时间的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此前曾表示，过去我们认为征服青藏高原、北极这样环境极端恶劣的地方，是现代人产生之后的事情。然而，皮洛遗址发现的手斧距今13万年，而遗址最下部的年代或许超过20万年。这意味着13万年甚至20万年前，皮洛居民已经可以征服高海拔、高寒的极端环境了。那么对远古人类，对所谓现代人之前的古人，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生产能力都需要重新评估。
发掘
今年9月，皮洛遗址发掘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再一次激动地前往遗址进行实地考察。他说，在青藏高原，能够发现原生地层埋藏的旧石器时代标本，本身就很不容易。而此次皮洛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从下向上、从老到新至少7个文化层，形成了一个文化序列，犹如在中国西南地区竖起了一根支撑中国、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大厦”的支柱。这些遗存不仅对考古学家建立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还将为研究远古时期人群迁徙、融合及文化传播、交流路线，以及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等系列重大问题提供关键信息。
长期在青藏高原从事旧石器考古研究的学者、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张东菊介绍，2018年，发现于藏北羌塘高原的尼阿底遗址，将人类首次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提前到4万年前；2019年，甘肃夏河县白石崖溶洞遗址初步研究成果的发表，将人类登上青藏高原的历史进一步向前推早至约19万年前。现在，根据目前初步的光释光测年结果，上部文化层年代至少13万年以上，下部文化层的年代或能达到20万年左右。
对于这项重要考古发现成果，王幼平教授用了五个“没想到”。一没想到在极度严寒的情况下发现人类遗迹；二没想到人类征服高海拔地区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3万年前，甚至更早；三没想到在这里发现了多种文化类型交替；四没想到典型的阿舍利手斧出现在3700米以上的高原上；五没想到这个遗址能够如此清楚地保存了早期人类征服青藏高原的历史进程。
七个多月来，考古队员们经受住了高反、大风、极端天气频发、气压低、紫外线强等恶劣气候和自然条件的考验，在荒无人烟的高原上潜心探寻。“我们的考古队员克服了重重困难，将遗址科学、规范地发掘结束。”郑喆轩说，皮洛遗址第一期考古发掘已于11月结束。明年4月，皮洛遗址考古项目将在“课题预设、文保同步”理念指导下，考古发掘和科技保护工作模式同步进行。到时是否有更多“石破天惊”的消息传来，我们充满期待。
（本文转载自国家文物局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