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遗址亲历记:“沧海桑田”再看河姆渡

河姆渡文化,是指中国长江流域下游以南地区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约7000年前。上世纪70年代,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这一考古挖掘也拉开了业内专家对于河姆渡文化的研究。

数十年间,考古专家们在田螺山、傅家山、井头山等十余个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多个依山傍水、以采集、渔猎、农耕为经济手段的中国南方地区典型史前聚落。它们一起才显示出河姆渡文化的较完整面貌,成为中国南方地区最重要的一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

《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的“中国大遗址”专栏特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研究员孙国平讲述对河姆渡文化的考古亲历,以及河姆渡文化的来源考证。

对于“沧海桑田”这个成语,很多人在小学时就知道了,然而当时即使老师解释了它的意思,对它背后的时间跨度总还是难以想象,想必很多人与我也有同感。直到我从事考古三十年之后揭开了余姚井头山遗址上面覆盖的数米厚的淤泥,才看到的8000年前的先民在当时的海边生活了几百年而留下来到很多贝壳类生活垃圾的时候,才有了切身的感受。

一方面,由于井头山遗址埋藏在8000年前的海水中沉积下来的烂泥下面,遥远年代的生活遗物居然恍如昨日才遭丢弃;另一方面,古人曾经使用的身边之物既简陋古朴同时也闪耀着原始的智慧、蕴含着生活的艰辛,与我们当今的生活用品有着巨大的反差。这才让我确信,它们与我们现在真正间隔着8000年的时光。

难怪,前不久有到井头山遗址考古现场来采访我的记者问起过,“你个人从事了这么长时间的考古工作,最大的感受或最有意义的收获是什么?”我没有犹豫地说出,“考古”这个工作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人类历史的纵深和个人生命的短暂与珍贵,而且时常可以跨越时空感受先民的智慧与情感。

河姆渡遗址环境

河姆渡遗址环境


?河姆渡遗迹出土场面

 河姆渡遗迹出土场面

这不,考古这门学科或这个职业的社会意义,简单说可以为人类获取很多关于古代社会及自然环境方方面面的知识。这种作用和价值是普通的历史学和其他所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学科所不能替代的。因为相对于地球诞生、发育、演化的漫长历史,人类出现和发展的过程还显得非常短暂,则不过这一“短暂”的过程,我们自认为有着超强的记忆能力,或者有着所谓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仍然、依然只能保存其中很短的近期的一些生存片段,对历史极为有限的记载或出现一些错误认识,无法全然地反映出历史的绵长与博大,也远远不足以为今天的人们展示历史的全貌。太史公在《史记》中也甚至留下了一点对于现代江南地区影响深远的历史偏见。甚至99%以上的人类历史依然是极其模糊不清的,而又无法凭借历史文献研究来解决这一局限,唯有晚近在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考古学”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一局限。所以,以往就有了如下对于“考古”的很多不同但又相近的说法:“重组生物进化的繁琐链条,建立生物进化树,了解动物、植物和我们自己的过去,各个物种从何而来,我们自己又从何而来?”

诚然,“井头山遗址”通过近两年的发掘,已引起了不少专家和民众的关注,但是离它不远的河姆渡遗址才可谓是家喻户晓或远近闻名,特别是近几十年里上过中学历史课的中青年人通常会知晓它。那么,河姆渡遗址又是如何能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就被写入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呢?

?井头山遗址、河姆渡遗址、田螺山遗址相对位置示意图

 井头山遗址、河姆渡遗址、田螺山遗址相对位置示意图


井头山遗址发掘基坑

井头山遗址发掘基坑

首先,得益于它重要和独特的地理位置。河姆渡遗址地处杭州湾南岸的浙江宁波的四明山脚下,正好处在中国18000公里的陆地海岸线的中点上,依山傍海且紧贴北纬30 o线,从气候条件来说,温湿适中。因此是毫无疑问的宜居之地,河姆渡人7000年前以敏锐的眼光找到了这片宝地繁衍生息。

其次,河姆渡人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开展生产和生活,创造性地营建了用于居住安身的干栏式木构房屋(架空底层的最早“楼房”);大范围地开垦海边滩涂湿地种植水稻,并配以捕猎大量淡水鱼类和一些海鱼,因而出现了中国江南地区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鱼米之乡”,为“饭稻羹鱼”的典故提供了最确切的出处;还制作了大量实用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陶、石、骨、木类等生活用品。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河姆渡遗址的文化层和各类遗物大都掩埋于地势低洼的古海岸滩涂泥土下面,形成了与地面空气隔绝的埋藏环境,才使各种遗物哪怕是碳化米、稻谷壳、树叶、鱼鳞等有机质遗物都被很好地在地下保存了六七千年。光是这一点就是全国其他上千个同时期的遗址所不能比的。

最后一点是,河姆渡遗址发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所才产生了几乎对当时全社会空前的轰动效应。

河姆渡出土刻猪纹圆角方钵

河姆渡出土刻猪纹圆角方钵


河姆渡T224四A层出土稻谷

河姆渡T224四A层出土稻谷

河姆渡遗址发现和发掘的40多年之后,又在慈湖、名山后、塔山、小东门、鲞架山、鲻山、田螺山、傅家山、鱼山、下王渡等十余个遗址做过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多个依山傍水、以采集、渔猎、农耕为经济手段的中国南方地区典型史前聚落。它们一起才显示出河姆渡文化的较完整面貌,成为中国南方地区最重要的一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距今约5300~7000年,以干栏式木构建筑遗迹、稻作农业遗存、夹炭黑陶器、象牙雕刻器、众多骨器、石器和木器,以及丰富的动植物遗存为主要文化内涵。但是,自1973年之后的数十年间,令考古专家和社会公众颇为疑惑的是,古人7000年前就已经创造出了如此精彩成熟的河姆渡文化,它们的来源到底是在哪里呢?

对于这样的疑问,普通民众也许用不着为此操多大心,有时候想起来问问专家也就足矣。而作为研究河姆渡文化的专家就有责任要像破案一样去探索解决这一重要疑问。所以,专家们就此问题几乎搜肠刮肚地思索了近半个世纪,提出了好几种答案,其中主要的说法是来自于浙江内陆的距今8000-7000年的萧山跨湖桥文化和主要分布金衢地区的距今万年上下的上山文化,但因为在两者的相似性上看不出有太大的“血缘”关系,没有得到大家的公认。

而我个人,作为土生土长于河姆渡文化区的宁波人,从小在杭州湾边吃着各类小海鲜长大,但直到参加工作之前,都尚未见过真正的蓝色大海。工作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有了亲临大海的较多机会。之后,陆续到了国内的舟山群岛、洞头岛、平潭岛、海南岛等海岛,以及临海的日本、美国夏威夷、菲律宾、韩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丹麦、挪威、冰岛、澳大利亚、越南、柬埔寨等地,对海洋有了更多的感悟,也逐渐认识到大海对于人类的特别重要性,而又长期亲手触摸过很多河姆渡遗物的研究人员,自然对于近海的河姆渡文化的来源问题会有更切身的思考和感悟。因为,河姆渡遗址在所处位置来看,离现在海岸线也有40公里左右的距离,但遗址中出土的一些海洋鱼类的骨头,尽管比淡水鱼的骨头要少很多,但至少表明6、7千年前的河姆渡人生活得离海边不会太远;还有,河姆渡文化各方面的精彩特征应该是在其之前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积累和发展阶段,而且这些特征均找不到周边的确切来源,所以,很大可能具有本土、本地的渊源。

田螺山遗址景观(2004年冬天)

田螺山遗址景观(2004年冬天)


田螺山遗址DK3⑦稻谷壳堆积出土情形

田螺山遗址DK3⑦稻谷壳堆积出土情形

基于之一判断,我在从2004年开始主持河姆渡文化的新的代表性遗址——田螺山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就经常在思考着这一问题,当遗址中出土了不少木质船桨和海鱼骨骸,这更加坚定了我对于河姆渡文化必然来源于本地沿海的信念。同时,眼看着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台湾沿海等地,已发现为数不少、年代也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海岸贝丘遗址(在海边吃贝类海鲜后把大量贝壳丢弃在地层中而形成的生活居住遗址),对于同样濒临海岸、气候和地理环境不错的浙江及相邻的江苏、上海的沿海地区居然一直见不到贝丘遗址的任何踪影,也颇感纳闷,但放眼世界,现代环境优越的全球沿海地区,无一不是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地区。因而,一些简单而又费解的问题在我内心盘亘:江浙沪这片沿海宝地就真的没有贝丘遗址、没有被远古先民青睐过吗?在远古时期,人类究竟是什么时候抵达海岸、适应海洋和利用海洋、依托海洋的?拥有良好区位和漫长海岸线的中国沿海地区,中国人最早是什么时候走向海洋的?或者说中国人究竟于何时何地开始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生活?而地理条件优越的宁波地区,是否有着很早的海洋文化渊源?

6500年前的田螺山干栏式建筑遗迹局部

6500年前的田螺山干栏式建筑遗迹局部


田螺山独木梯出土状况

田螺山独木梯出土状况

所以,我在多年负责田螺山遗址发掘的过程中努力在思考和尝试着从田螺山深处的地层中搜寻有关信息,其中有两次通过打井一样的手段,冒着烂泥坍塌的危险挖到了被7、8米淤泥覆盖的田螺山的山脚岩石,并在紧贴着岩石的烂泥里真还发现了很少的一点人工遗物。这点细微发现给了我更大的信心和寻找更好机会来取得河姆渡文化渊源研究上的真正突破。这样做下来似乎真还很快应验了“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富有哲理的老话。

时间在河姆渡之源的争论中很快过去了几十年,而解谜的时机竟颇具戏剧性地出现在2013年下半年。当年,在河姆渡遗址发现整整四十年之际,国庆节后一场台风带来的强降雨给余姚、宁波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意想不到的是,深埋地下8000多年的井头山遗址在水灾中“浮出水面”。 井头山遗址地处杭州湾南岸林木葱翠的四明山脚下,也紧贴着北纬30度线,临近河姆渡遗址和田螺山遗址。之后通过近几年井头山遗址艰辛和复杂的首期考古发掘工作,宁波地区历史文化的“天花板”在河姆渡遗址问世40多年后终于被捅破了!

不仅如此,浙江和长三角地区的首个史前沿海贝丘遗址、中国沿海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海洋文化遗址首次进入我们的视野。井头山遗址发掘中出土了多个位于古海湾边的食物储藏坑、鱼骨堆、木器和编织物加工区等生活遗迹和古朴而又颇具智慧的陶器、石器、骨器、贝器、木器、编织物,以及古人生活利用后废弃的数量巨大的泥蚶、海螺、牡蛎、蛏子、蛤蜊等各种海生贝类壳体和渔猎动物骨骸等大量动植物遗存,它们真实记录了井头山人(最早的宁波人)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也确凿地证明中国先民从远古时期开始就没有忽略过大海、并顽强和智慧地适应大海、创造性地开拓出丰富多彩的海洋生活。更加可以引以自豪的是,井头山遗址确凿表明:中国人适应海洋、利用海洋,以海为生的年代,放眼整个世界几乎也是前无古人的。

井头山遗址考古现场

井头山遗址考古现场


井头山遗址考古工作场景

井头山遗址考古工作场景

发掘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表明,井头山遗址是河姆渡遗址发现近50年以来,在浙江沿海发现的又一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见证中国海洋文化至少已在距今8000多年前就已起源和快速发展起来的科学例证,进一步表明中国古代文化不仅是依托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的广大内陆地区繁衍生息而来的,几乎同时也是在有着漫长海岸线的中国沿海地区不断地适应海洋环境而发展起来。这样才构成了中华远古文化内陆性和海洋性并驾齐驱的完整历史原貌。

之所以在宁波发现中国最早的海洋文化遗址,首先应与其地理环境的独特性有很大关系。宁波地理环境与中国沿海其他地区向比较具有如下优点:区位优越,地处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东海之滨、杭州湾南岸四明山麓、浙北宁绍平原(地区)东部;气候条件优良(水热资源丰富、充沛);环境多样性极佳,海洋、溪流、河湖、山地、丘陵、平原、滩涂均有分布;缺点:是地域较小,总面积不到1万平方公里;地形破碎、地理单元狭小;常受台风、暴雨等灾害性天气影响。比较适合史前人类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在此生存发展,河姆渡文化是其最重要的证据。

井头山遗址出土的海洋动物骨骸

井头山遗址出土的海洋动物骨骸


井头山遗址出土海洋软体动物贝壳

井头山遗址出土海洋软体动物贝壳


井头山遗址出土骨器

井头山遗址出土骨器

至此,可以浓缩成如下一幅仿佛鲜活的历史画面:

井头山遗址所在的一个小小古村落,8000多年前沐浴着暖热的阳光和湿润的晨雾,背靠着林木苍翠、野兽成群的四明山余脉,脚踩海水拍打的湿地滩涂,面朝一片风平浪静、鱼贝繁盛的古海湾,村里的数十位井头山先民似乎过着世外桃源般的仙人日子。井头山遗址发掘中出土的生活遗迹和丰富遗物真实记录了井头山人(最早的宁波人)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也确凿地证明中国先民从远古时期开始就没有忽略过大海、并顽强和智慧地适应大海、创造性地开拓出丰富多彩的海洋生活。

所以,井头山遗址的发现解决了河姆渡文化来源的这一大疑问,那么,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因此,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河姆渡文化在距今7000到5000多年间繁盛了这么长时间后,究竟是怎么消失和转型的呢?

这一遥远的问题,不可能在任何历史文献上有任何记录,同样得有相关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解决。所以,得在在野外发现上继续寻找具有突破性学术价值的典型遗址,特别是具有保存良好的晚期遗存的遗址。其次,在考古工作薄弱区域,如舟山群岛、象山半岛、甬台交界地带,开展有针对性的野外考古调查,并选取重点遗址进行揭露,才能有助于河姆渡文化分布范围以及扩散、传播方向等重要问题的真正突破。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外景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外景


河姆渡遗址村落复原场景

河姆渡遗址村落复原场景

2015年前后,镇海区鱼山-乌龟山遗址的发掘,揭示了河姆渡文化晚期村落向近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村落转变的明确证据。这里出土的陶器类生活遗物,最早的器形明显具有河姆渡文化的特征,之后逐渐出现受杭嘉湖地区的强势文化良渚文化影响的一些因素,特别是在日常使用的炊器中较多地出现了三足的陶鼎,导致河姆渡文化中最流行的陶釜数量的快速减少。2018年前后的奉化区下王渡遗址发掘,出土了由木构建筑居住区与小片墓地、及周围稻作农耕生产区等聚落要素有机构成的一个河姆渡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时期小型村落,该遗址所处的环境是宁波三江平原的较中心区域。2018年、2019年奉化区何家遗址的发掘,出土了河姆渡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时期两个阶段的具有典型的干栏式建筑特征的木构遗迹。随着河姆渡文化核心地区这类距今5000年前后的小规模村落遗址的发现,可以确定,距今5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末期,由于自然环境的退化和杭州湾北边同期松泽文化、良渚文化的扩张,在社会发展状况上普遍地接受了外来影响而呈现出很多新的文化面貌。同时,从考古材料中也可看到,在台州沿海和福建东北沿海也已发现一些河姆渡文化晚期因素的村落遗址,表明一部分河姆渡先民遵循着海岸生活的习俗沿着浙江东南海岸逐渐寻找着新的家园。

我们考古人也正是一路追寻着先民的踪迹,与他们隔空对话,并怀揣着奔向美好生活的梦想踽踽前行。

2021年12月15日成稿

(本文作者孙国平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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