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当时还是小学四年级学生的子安宣邦听到他的老师说起“日本长期以来在战争”之时，他一脸惊讶之情。“我一直认为在一年前的1941年12月所发动的与英美的战争才刚刚开始呀！”由此可见，对于当时日本的孩子们，甚至是包括教师这样的大人们而言，那场在中国投入兵力高达几百万人，几乎耗尽整个国家财政预算的军事行动并未被视为是“战争”。所谓的“战争”仅仅只是能够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日本帝国那种光辉的自我形象。
不仅是当时的普通市民如此，甚至深陷中国战场泥潭的军人亦是如此。1941年春，哲学家信太正三从京都大学哲学科毕业后即受到征召，被派往中国前线。同年12月，信太在战斗训练中负伤，住进保定的陆军医院。当时，对英美开战的消息传到了医院。闻听此讯，“整个医院仿佛沸腾了一般，兴奋异常”，病房中有个人发了疯似地叫嚷着“太好了”。由此可见，1941年12月8日当天，无论是战线上的士兵，还是后方的国民都认为“真正的战争”开始了。而与中国的“战斗”却依然打着“事变”的幌子继续着，中日战争在国民的意识当中是一直被隐瞒着的“战争”。
子安宣邦
事实上，当时并不存在将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联系起来的看法，且由于“满洲事变”、“上海事变”、“七七事变”及“大东亚战争”的消息是零零散散地传到日本，因此当年的日本人主观上容易认为这都是些个别的战斗行为。只有在战败后才逐渐认识到，这些战争事实上是互相联系的。这种分割战争时段的看法无疑是当时统治者麻痹人民的手段。1956年，哲学家鹤见俊辅首次使用“十五年战争”的提法将二者合二为一。此后，日本人对二战的基本认识框架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此前未曾有，而战争期间突然出现，且以帝国正统意识形态自居的“近代的超克”、“世界史的立场”、“大东亚共荣圈”、“东亚协同体”等等旨在将战争正当化的解释体系，无疑只是证明了此次战争的仓促与盲目。
在《何谓“现代的超克”》（董炳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本文遵从日语习惯，改为“近代的超克”）一书中，子安宣邦采用“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重新梳理了“昭和帝国”意识形态的建构与破灭过程。正如本书标题所示，作者是将“近代的超克”这一“日本近现代史之aporia难关的凝缩”（竹内好语）作为本书的问题意识的。那么，日本的“近代”起于何时，又如何对其“超克”成了作者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
在子安看来，日本的“近代”始于1920年代末。“我在重读1920年代后期的《改造》《中央公论》《文艺春秋》等杂志之后，深感日本舆论界新闻、杂志的出版高峰期即在此时。而且，即使是从津田左右吉、和辻哲郎等人的工作来看，日本的近代学术也被认为是在此时期达到了高峰。”它最为明显的标志是，“生存的整体性”成为昭和学问的主题，并且成为学术性的理想。“和辻哲郎好像是和黑格尔们一起共有了19世纪初叶德国的浪漫主义式的昂扬。在‘憧憬希腊精神’的同时，再次朝着有机整体性投去了目光”。这是一种“从康德的抽象普遍性向黑格尔的具体普遍性的转变”，凸显出对“历史哲学，国家与民族这种人类集团、人类共同体的问题”的强烈关心，而“和辻哲郎是将这种转变作为西洋的个人主义伦理学向东洋的人类共同形态伦理学的转变进行再现的”。
和辻哲郎
津田左右吉
渡边一民则更为确切地指出，1935年前后是近代日本精神史的转折点，不仅仅在伦理学领域出现了和辻哲郎的《风土》，还有文学领域出现了岛崎藤村的《黎明之前》，哲学领域的西田几多郎《哲学论文集第一》等等。这些都是耗费十数年完成的纪念碑式的作品，虽然它们内在的问题意识各异，但“都触及到了明治以来日本与西洋这一根源性的问题”，即“在学习西欧文化的同时，产生出了独特的，迥异于西欧的日本文化”。1933年的《季刊明治文学》以及1934年的《明治文学研究》的创刊都预示着“明治”已经作古，成为重新评价的历史研究对象。也正是由于“拥有了那种明治以来欠缺的将西洋与日本相对化的眼光”，“日本的近代”达到了其自身的“最高点”。
西田几多郎与岛崎藤村
然而，正如子安宣邦所指出的一样，在日本，“反近代”也随着“近代”的完成而兴起。但是，在当时日本人的心目中，这种“近代”被视为是欧洲的近代，而非日本的近代。因此，“反近代”某种程度上就被置换成了“反欧洲”的同义词。赵京华也认为，1942年召开的“近代的超克”座谈，虽然直接以1941年日本对英美开战为背景，但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反思、批判“现代性”的思潮，如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和学者们对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以及后来出现的有关日本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论战（劳农派与讲座派之争），还有京都学派的哲学家和以《文学界》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文学家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等等。这种思想潮流当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有一种相互呼应的关系，但更深刻的社会背景在于20世纪20年代之后伴随着日本工业化的完成，人们获得了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实际感觉，也由此产生了对“故乡消失”的感伤和对都市现代性的怀疑。而更为直接的政治背景则在于当时的日本国家正处在努力挤进世界霸权体系之中并参与其秩序重组的阶段，有关“现代性”的讨论反映了日本人定位自身并确认日本国家在世界史中的位置这样一种欲望。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讲，也可以将这种现代性叙述视为在思想文化领域重建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的一种努力。
这一切都造成了超克论者们急于否定起源于欧洲的“近代”、“世界史”等概念群。例如，与会者之一的高山岩男就指出，“近代的成立是欧洲膨胀扩张的结果。成立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其发展必然要以欧洲以外的地区为市场，要求这些地区成为资源的供应地”。于是，世界历史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若没有欧洲以外地区的存在，欧洲本身也就无法存在了。”但是，“作为普遍性的欧洲近代国家原理扩张以后，当然也会与非欧洲地区发生冲突与对立”，“这种对立引起了世界规模的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一战后的“凡尔赛世界体系”依然是“以欧洲的世界统治为根本前提的欧洲中心秩序”，这“导致‘近代’又延续十年的岁月以至于今日”。行文至此，高山话锋一转，指出“昭和日本现在所进行的战争，即背负着应当在亚洲宣告盎格鲁撒克逊秩序的终结这一责任”。“这次战争，要言之，即秩序转换之战、世界观转换之战”。
高山岩男与《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
这里所谓的“秩序的战争”、“世界观的战争”是指日本帝国必须在思想上也清除掉近代以来以欧洲为模式而形成的“民族国家”体制。因为很显然，打着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幌子进行的“大东亚战争”是无法在欧洲的“近代”之中获得合理性的。“此后的现代国家将变成了用以往的国家概念无法定义的东西。换言之，大东亚战争将带来国家观念的重大转变，也将给所谓主权的概念带来根本性的变更。近代国家的主权概念是无法为广大地域圈和共荣圈这样的特殊性世界确立基础的。特殊性世界并非国家，也不是国家之联合，更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帝国。”
因此，昭和帝国要求一种新的政治组织模式：“现今的世界要求以历史上、经济上的连带性和人种、民族、文化上的亲近性为基础，形成一个具有紧密联系的政治组织。而且在现实上，它要求以某一个政治统一体或者国家为指导者。我想，这里应当需要对主权进行实质性的分割和新的组织分配形式。”他强调，“共荣圈中的核心国家，只有以周围的其他国家为媒介才能建立起世界史中的主流地位。没有政治支撑的文化是无力的，没有文化支撑的政治是盲目的”。由此可见，归根到底，“历史上、经济上的连带性”和“人种、民族、文化上的亲近性”都仅仅是“政治”的装饰品而已。这种新的“区域主义”（Regionism）政治观念，即所谓“广大地域圈和共荣圈”无疑只是日本帝国向其周边国家扩张的说辞而已，而这种说辞被掩饰成了对西洋近代的“颠覆”（或曰“超克”）。
此外，在这种带有“文字游戏”性质的思想战中，还有一个难以自洽的逻辑困境。那就是，先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七七事变”该如何被解释？它是“近代的超克”之一部分吗？西谷启治略有疑惑地说道，“在某种意义上，从表面上看，至今为止在中国所进行的战争被误认为是帝国主义的行为”。因此，为避免“近代的超克”之哲学话语露出其自欺欺人的破绽，超克论者们就必须对“七七事变”进行“重新认识”。在子安看来，首先登场的是1938年的“东亚协同体”理论。例如，其代表性人物三木清就指出，“中国事变中所包含的世界史意义，大概可以看作‘东洋’的形成。”蜡山政道也认为，“这是因为此次事变表明，东洋的日本首次摆脱来自西欧各国的指导与干涉，明白了自己承担的从独自的立场出发走向大同世界的使命。那是世界上东洋的觉醒、东洋的统一这种具有世界史意义的现象。”换言之，在这里对中国的侵略是作为创造“新东洋”来理解的。但蜡山又不得不承认，“在实现东洋统一的道路上，确实存在着悲剧性的民族相克的命运与西欧帝国主义的冲突这种障碍”。
三木清与蜡山政道
显然，他们都强烈地意识到了，“民族主义”这样一种观念强烈地制约着日本帝国的扩张，而“东亚”，“大东亚”这种全新的地政学概念便是面对欧美近代所设置的“民族/国家”的替代之物。例如，社会学家高田保马就曾写道，“虽然其形式比血缘、文化的一致性这种纽带更加薄弱，但仍然可以同时将两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组合，即，用组合民族的同一原理，将东亚各民族组合成为单一的东亚民族。在那时，集体性的自我得以形成并被意识到，且将会要求其势力的发展”。“现在，只要中国高扬民族主义、看重血与文化的结合，就不应与英俄联合，不应排斥、侮辱日本。……只要中国的民族主义被彻底贯彻、得以纯粹化，那就必须与英俄决裂、与日本联合。”
由此可以看出，在高田对“民族主义”观念的再阐释中，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对抗日本的侵略，而是与日本联合对抗欧美。子安指出，这种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在昭和初年由社会学者、历史学者、民族学者等所建构起来的观念。因此，战争期间的“东亚”和“大东亚”概念并非直接承袭明治以来的“大亚细亚主义”理念，而是随着1937年以来在中国的战争，以及1941年太平洋战争和南洋地区的战争的扩大化而逐渐形成的。将“东亚”（包括“大东亚”）观念化、理论化的工作，亚洲主义的论客们不必说了，包括西田哲学系统的历史哲学学者，还有学院派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以日本浪漫派为中心的文学家，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中国、亚洲社会科学分析家们都参与了这种重新解读的工作。
然而，这种幻想很快被无休止扩大的战争局面粉碎了。对时局感到无望的尾崎秀实很快意识到，“经济能力低下、政治体制不完备、军队软弱无力的中国，直到今天依然在顽强地战斗着。其奥秘实际上在于其民族问题。这并非单纯地就其国家规模而言。不必说成为我们困扰的游击战战士，包括对于一切政治势力采取不合作态度、好像是仅仅以土地为对象而劳作的农夫，乃至街头流浪少年在内，该问题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贯穿其中”。在尾崎看来，民族问题不但不能被“超克”，反而是“中国问题”的核心所在。“在与民族问题的对比之下，自己就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东亚协同体论’是多么悲惨、多么渺小”。如此一来，“东亚协同体论”与其说是正视中国的民族主义之后构想出来的，不如说是寄希望于将中国的民族主义现实情况隐藏在帝国主义的炮火之下。
尾崎秀实与竹内好
但是，这种连尾崎也承认的无所不在的“中华民族”像，在其最开始时并未被日本知识分子正视。就像把对中国的“战争”刻意地矮化成“事变”一样，中国的“民族”问题也被视为是一群乌合之众。“所谓支那事变，依然还是成了‘满洲事变’的延续。不过，事变扩大为世界规模、支那民族运动之类的问题，大概谁都没有感觉到”。哪怕是在对中国一直怀有好感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这种感受依然存在。例如，竹内好就心情复杂地写道：
“我们对于中国事变，暗自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情。疑惑不解在折磨着我们。我们热爱中国，因热爱中国支撑起我们自身的生命。中国在走向成熟，我们也不断地成熟起来。这种成熟可以说是确信无疑的。及至在中国事变的发生之初，这一确信开始崩溃了。它被残酷地撕裂了。残酷的现实无视我们的存在，这使得我们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们真的无能为力。现实越是迫使我们去承认，我们就越是后退、走向枯萎。如失去了船舵的舟筏随风飘荡。我们没有了目标方向。”
事实上，无论日本帝国怎么样地隐藏“中国问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都无法消除其国民心中“难道这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吗？”这种疑惑。但是，随着日本对白人、对西洋帝国主义国家的开战，这种困惑被转移了。高山岩男辩解道，“由于大东亚战争的进展和扩大，中国事变所带有的不明朗性质被消除，现在终于走上了一条十分明确的道路，容易陷于沉滞的道义生命力，也被生动地发现了”。
日本偷袭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超克论者们将“七七事变”纳入进“大东亚共荣圈”的话语体系中对其进行再解释，作为对西洋帝国主义的“圣战”继续欺骗着日本国民。例如，竹内好闻知开战的布告时，特意记下“感动得打颤，仿佛望见一道长虹似的行星划破夜空”，其兴奋之情一览无余。但这里必须注意的是，这不仅仅是竹内个人的感动，而是包括南原繁、高村光太郎、斋藤茂吉、高滨虚子等等各种立场的，为绝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共有的心情。这样的“感动”很难用“虚情假意”概括之。那么，这种“真情实感”是怎么一回事呢？
子安宣邦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的事态与其说是向英美开战这种鲁莽行为的事实，不如说是战争理念或目的强有力地征服、打动了日本国民。也许可以说，日本是进行了事实之上的理念战争、失败于应当失败之战。这使得日本国民拥有了一种即便失败了，也光荣的错觉。对英美的开战将日本知识人意识中深层的、潜藏的、郁积的诸多问题全部汇聚到“近代的超克”论之中。就这样，“七七事变”发生以来的、怀着最终决战的预感而互相交错的诸多议论：无论是政治学者围绕“东亚协同体”的讨论，还是哲学家们阐述“世界史之立场”的讨论，或者是浪漫主义文学家们表达“诗”之叛乱的讨论，都伴随着开战而对“近代的超克”这一日本近代宿命性课题进行了重新确认，或者进行了重新承担。
但是，历史上果真有“近代的超克”吗？Fredric Jameson认为，在西方对现代性有过三次批判性的反思。第一次是在它刚出现时，即“启蒙主义时期”。但在这一时期里，资本主义和商品化急速发展，科学的定义与其辩护者融为一体。哲学家们仍沐浴在征服自然的必胜信念之中，人们乐观地认为可以按照人的想像和规模去征服自我，重建社会秩序。第二次是19世纪末，即以西美尔（Simmel）和涂尔干（Durkheim）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的时代”，其特征是技术发明浪潮的到来。但新的科学技术仍在少数人手中。就全球规模而言，没落的贵族政治、未被城市化的农村以及前资本主义殖民地等很大程度上只是被“现代的”工业化海岛和飞地所环绕而已。在第三个时期，即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个时代，即使上述这些异质性的非资本主义残余部分并没有彻底消失，至少是缩小了存在的范围，成了乡愁怀旧的对象。因此可以说，今天我们经历了一个全面“现代化”的社会，并且可以将此想像为一个已经实现了的事实，我们将此事实称为“后现代”。
1941年召开的“大东亚会议”
就某种意义而言，“近代的超克”看上去与“后现代”共有着对“近代”的怀疑与抵制，但Harry Harootunian指出，在日本，“近代的超克”很大程度上是日本帝国为了追求自身的军事政治霸权而炮制出的意识形态：
作为一个事件的座谈会并没有在近代的外部获得一个批判性的空间位置，它只不过是在近代进程的内部出现的一个插曲。因此，这个座谈会成了以往那些反近代的近代主义者之表态的场所，并提供了一个抵制最终之超克而使近代得以延续的意识形态。所谓的近代已经是一种超克了。而任何一种要描绘“超克”这一事态的尝试，都只能得到一个使近代的过程再次被肯定的结果。如此始料未及的反讽，在梦想近代之超克的日本人那里是绝难理解的。这正是因为他们对近代这一历史的忘却。近代主义者对历史的忘却给日本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秩序提供了一种难以超克资本主义近代化发展的永恒假象。
这就无怪乎当时的参会者之一，哲学家下村寅太郎发出“近代便是我们自身”的感慨了。“虽然近代来自欧洲，但事实上也已成为我们自身的近代了……如果说近代的结果与在欧洲一样，我们这里也呈现出了近代性的病症，那么就不能只批判欧洲，同时也必须对我们自身予以批判。近代便是我们自身，近代的超克也便是对我们自身的超克。若只批评他人则过于草率了。”但是，这种清醒的言论在战局日益紧张的1942年并未获得共鸣。战后，竹内好指出，近代的超克“以思想的形成为指向却以思想的丧失而告终”也算是正中命题的要害之处吧。
（写于“太平洋战争”爆发80周年之际）
参考文献
子安宣邦，《何谓“现代的超克”》，董炳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子安宣邦，《近代日本的中国观》，王升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
子安宣邦，《东亚论: 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赵京华，《中日间的思想: 以东亚同时代史为视角》，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江口圭一，《日本十五年侵略战争史》，杨栋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
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邱振瑞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19年
渡邊一民，「戦時下10年の中国と日本（上）：中国文学研究会をめぐって」，『思想』(1010), 2008年6月，pp.6-34.
鈴木貞美，『「近代の超克」: その戦前?戦中?戦後』，作品社，2015。
酒井直樹，磯前順一編，『「近代の超克」と京都学派: 近代性?帝国?普遍性』，以文社 2010。
Harry D. Harootunian，Overcome by Modernity: History,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Interwar Japa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作者系东华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讲师；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