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为何“窜改”名句“鸟鸣山更幽”?

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华诞。一千年来,围绕王安石的争议似乎从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伟人”还是招致“靖康之祸”的祸首?他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了厘清上述问题,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千年王安石”专题,邀请多位宋史学者从政治、文学、哲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示王荆公的面貌,以飨读者。

在宋代著名诗人当中,王安石喜欢窜改前人的诗句是“赫赫有名”的。钱锺书先生调侃他:“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夺,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已有;或袭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集中作贼,唐宋大家无如公之明目张胆者。”(《谈艺录》)

在这些窜改之作中,既多有后来居上、转出益精之作,也不乏弄巧成拙、画蛇添足之什,“本为偶得拈来之浑成,遂著斧拆补之痕迹。”其中,如把南朝诗人王籍的名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改为“古诗鸟鸣山更幽,我意不若鸣声收”以及“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之例,最受后人诟病。南宋曾季鲤评曰:“荆公绝句‘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却觉无味。盖鸟鸣即山不幽,鸟不鸣即山自幽矣,何必言更幽乎?此所能不如南朝之诗为工也。”(《艇斋诗话》)清代翁方纲也批评道:“‘一鸟不鸣山更幽’,自不如‘鸟鸣山更幽’。王介甫好争短长,如此类之小者亦然。”(《石洲诗话》卷三)

王安石窜改的诗句出自王籍《入若耶溪》诗,原作为:“艅艎何泛泛,空水共悠悠。阴霞生远岫,阳景逐回流。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此地动归念,长年悲倦游。”诗人深谙动静相生的辩证关系,所以运用了以动写静的手法,刻意经营出一种幽静恬淡的艺术境界。单就表现手法而言,述者的确不如作者,以动静相衬而更能表现出山林的静幽之境。然据北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载:

荆公曰:“前辈诗云‘风定花犹落’,静中见动意;‘鸟鸣山更幽’,动中见静意。”山谷曰:“此老论诗,不失解经旨趣。”亦何怪耶?唐诗有曰“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者,置早意于残晚中;有曰“警蝉移别柳,斗鹊坠闲庭”者,置静意于喧动中。

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亦载:

古人诗有“风定花犹落”之句,以谓无人能对,王荆公以对“鸟鸣山更幽。”“鸟鸣山更幽”本宋王籍诗,元对“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意。“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则上句乃静中之动,下句动中有静。

由此可见,王安石对于诗家动静相辅相承、相映相衬的辩证艺术,其实深有所得,他甚至亲口道出了“鸟鸣山更幽”的妙处所在。这样看来,他对于这两句诗歌的窜改,就不应当是出于争强好胜的心理作祟。他应当十分清楚,自己的窜改必定会破坏原诗的韵味。那么,他先后两次的改动,或许别有意欤?

王安石改窜后的诗句出自于《老树》与《钟山即事》。全诗为:

去年北风吹瓦裂,墙头老树冻欲折。苍叶蔽屋忽扶疏,野禽从此相与居。禽鸣无时不可数,雌雄各自应律吕。我床拔书当午眠,能警我眠聒我语。古诗鸟鸣山更幽,我念不若鸣声收。但忧此物一朝去,狂风还来欺老树。(《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十四)

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四十四)

前诗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李壁注谓:“此诗托意甚深,当是更张后作。”细按诗意,诗人以老树自托,而以狂风隐指新法反对派,又以野禽比喻变法中的投机小人。诗中的“禽”、“鸟”以及“老树”等意象,均属于作者整个咏物诗意象体系中的一部分,不能单纯地视为客观的景物。

今按,熙宁新法伊始,保守派群起而攻,魏泰《东轩笔录》卷九载:

熙宁初,……是时荆公方得君,锐意新美天下之政,自宰执同列无一人议论稍合,而台谏章疏攻击者无虚日,吕诲、范纯仁、钱凯、程颢之伦尤极诋訾,天下之人皆目为生事。

针对反对派的攻讦,王安石不仅在朝堂上据理力争,还写下了大量的咏物诗,以诗言志,借物自托,表明心迹,反驳政敌。如在《白鸥》、《白云》、《风》等咏物诗中,他自托为玉雪无垢的白鸥、无心悠然的白云,而以机弋、西风等意象隐指新法反对派。李壁注《白鸥》曰:“吕献可首弹公,后来刘莘老诸人力排变法,最后唐垌斥公尤切,恐诗意指此。”(《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二十一)又注《白云》曰:“西风来吹,亦似谓群言交攻。羲和言日,借以喻神考。”(《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二十一)

《东轩笔录》卷五又载:

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务,而宿望旧人议论不协,荆公遂选用新进,待以不次,故一时政事不日皆举,而两禁台阁内外权要莫非新进之士也。

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只得起用新人。只是其中良莠不齐,投机小人在所难免。反对派以此攻讦新法,而王安石也未尝不知,只是无可奈何。对此,他在诗中也深有致意,如《咏月三首》其二:“江海清明上下兼,碧天遥见一毫纤。此时只欲浮云尽,窟穴何妨有兔蟾。”其三:“一片清光万里兼,几回圆极又纤纤。君看出没非无意,岂为辛勤养玉蟾。”诗中以月亮来比拟新法或自己,而以兔蟾比拟小人,意谓新法之行如明月之升,志在普照万里,即使有兔蟾之影,也无碍大局。李壁注曰:“此见公包容小人之意,不知卒为已害。谓吕、蔡之徒。”(《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四十五)

《老树》诗与以上诸作出于同一机杼,都是借物托意、以物拟人的咏物诗,而非单纯的写景抒情之作。诗中前二句“去年北风吹瓦裂,墙头老树冻欲折”,隐指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罢相;以下六句则隐喻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复相之后,新党内部交讧不已,各执一端,故云“各自应律吕”。而后四句则反映了王安石“包容小人”的复杂心情。一方面虽然知道小人投机并不可靠,但另一方面却忧虑自己势单力孤,不能不对他们予以重用。因此,只能望其停止讧闹,“一鸟不鸣”,聊得清静。魏泰指出:“王荆公再为相,承党人之后,平日肘腋尽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不足以任事。”(《东轩笔录》卷五)这正反映出了王安石复相后的困难处境。《钟山即事》则是王安石退居金陵后所作,诗中表达了作者摆脱政敌攻讦、小人倾陷之后回归自然的清闲心境,故云“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诗中的“鸟”与《老树》中的“鸟”一样,并非单纯的客观景物写实,而是另有所寓,暗拟新法党争中政敌与小人们无尽的喧扰。

就表现手法而言,以“禽鸟”拟人在王安石的咏物诗中屡见不鲜,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套路。如《促织》:“金屏翠幔与秋宜,得此年年醉不知。只向贫家促机杼,几家能有一絇丝。”(《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四十六)促织历来与伤秋、怀远、闺怨等相关联,王诗却以此暗中讥讽那些只知严征峻敛不恤民力的官员,和促织一样见识短陋。南宋黄彻评道:“临川咏促织云……余谓世之严督征赋、不恤疲瘵之有无者,虽魁然其形,实微虫智耳。”(《跫溪诗话》卷六)又如《鸱》:“依依秋风气象豪,似欺黄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腐鼠相随势亦高。”(《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四十九)诗人变法的初衷,是要致君尧舜,追复二帝三王盛世之治,但“宿望旧人议论不协”,“遂选用新进,待以不次”,结果诗人终受小人之害,而此辈却乘机而进。于是诗人以鸱喻人,予以辛辣的讥讽。

由上可见,王安石在窜改王籍的句名时,的确沿袭了前人的意象。在具体表达时,则有意识地运用了“以物拟人”的艺术方法。尽管改作依榜于原作,难逃画鹘之讥和想像贫乏的嫌疑,但诗人在模仿时能够把它巧妙融入自己的意象体系中,再以不同于原诗客观写实的象征、隐喻的手法出之,从而赋予了这一传统意象以独特的主观情感内涵,真实地表现出了诗人在特定政治环境下的个体心灵体验。这对于学习和借鉴前人而言,也还是颇有可取,恐非单纯出于性格上的“争强好胜”而使然。


(本文首刊于《文史知识》2021年第12期,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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