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复追问细节的陶姑姑
金庸江湖中，受精神障碍困扰的人不在少数。
这里很像精神卫生中心的住院区：有人间歇性发疯、有人自大成狂、有人因爱生恨、有人天天做复兴大燕的皇帝梦……“江湖侠骨恐无多”，无多的怕不仅是“侠骨”，还有“心理健康”。
在这些“不正常”的侠士中，韦小宝的干姑姑陶红英虽不是什么重要角色，但她表现出的问题令人印象深刻。
陶红英敢深夜独闯太后寝宫、力斗神龙教高手，武功之高、胆气之豪，远胜须眉。遇到皇宫大乱、捉拿刺客，她又能镇定自若的回房睡觉，可谓胆大心细、心理素质极佳。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却在某个瞬间陷入了惊惧的情绪中。
当陶红英和韦小宝一起回忆起太后寝宫之战，她开始怀疑对手可能是神龙教主的弟子。她因此极为惊惶：“脸上肌肉突然跳动几下，目光中露出了恐惧的神色，双眼前望，呆呆出神。”这一念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就像一块强磁铁，即使韦小宝几次岔开话题，磁铁还是能把她的“注意力”吸回原点。
或许是为了抗拒焦虑，她开始不断回忆“敌人嘴唇动没动”这一微小细节，试图找到蛛丝马迹来证明其“没动”，以此重构“真相”，打消自己的疑虑：嘴唇没动，就不符合神龙教主弟子打仗时念咒语的习惯。除了嘴唇，敌人的武功身法也是她审视的重要细节：“瞧他武功，也全然不像（神龙教主弟子）”。
然而，自己的记忆毕竟是主观的，还不足以让“真相”足够可靠；另一方面，她也渴望借助一个外在的判断来斩断自己的穷思竭虑。因此，她就这些细节向身边人韦小宝反复追问，“企盼韦小宝能证实她猜测无误”。这种情况，就像有人出远门离家后总怀疑没关水电燃气，因此情绪焦虑，不断回忆细节，并向家人确认。
强迫症有严格的诊断标准，且与焦虑障碍有不少相似点，还要注意与这些相似的精神障碍进行区分鉴别。（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凭小说中的文字我们很难判断陶红英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念头和现实危险是不是有真实的联系；也不知道她的焦虑持续了多久；更不能判断她是否患有强迫症。只能说，她表现出了强迫症的个别特征，如强迫怀疑、强迫询问等。例如强迫询问是“强迫障碍患者常常不相信自己，为了消除疑虑或穷思竭虑给自己带来的焦虑，常反复询问他人（尤其是家人），以获得解释与保证。”（郝伟：《精神病学（第七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版）这与陶红英对韦小宝的询问如出一辙。
二、江湖高手心底之怕
强迫症常和恐怖心理有关。（森田正马：《神经衰落和强迫观念的根治法》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年版）它一定程度上会伴随着对某种不可接受后果的过分担心。如受“渎神恐怖”困扰的人就坚信渎神会带来厄运，这种后果是他们无法接受的。陶红英虽不一定是强迫症，但参与杀死神龙教主弟子的后果，对于她也是不可接受的。
对危险的适度担心很有必要，可这种担心一旦逾越正常的界限，甚至和一些稀奇古怪的疑虑建立非理性联系，困扰就出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心底之“怕”，会让人陷入一种心智混乱、惊魂不定的情绪中。
因为“怕”而导致思维行为异常的江湖高手，不只有陶红英。当然其他人的表现，和强迫症并无关联。
药王谷的姜铁山夫妇，为了防仇家、防师兄，竟住进“无门无窗”“小孔和细缝也没发见”“通体铁铸的圆屋”。因“怕”而生的高度不安全感，需要住进铜墙铁壁的房子才能得以缓解。
《雪山飞狐》中的田归农
田归农端坐在在自己的房间里，要关门关窗、手持弓箭严阵以待，生怕大对头突然出现。
身中毒针的华辉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被迫害妄想的恐惧中，带针生存十数年，也不敢去找医生。
崔百泉武功不在大理皇宫四大护卫之下，可因太“怕”仇家，竟远走天南、隐姓他乡，在身心痛苦中度过一个又一个阴雨天。一听到仇人的名字，就“双目向空中瞪视，神不守舍”。数十年来，只能靠拼命喝酒来逃避恐惧……
卡伦·霍尼曾分析过恐惧和焦虑的区别，她认为，恐惧是“不得不面对的危险做出的恰如其分的反应”，而焦虑则是“对危险不相称的反应，或甚至是对想象中的危险的反应”。（卡伦·霍尼：《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
我们从事后诸葛亮的视角来看，这些高手对危险的反应，多数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称的。
神龙教主和慕容世家所图者甚大，均不屑得费心思对付陶红英和崔百泉这样的小角色。崔百泉潜意识里夸大危险的同时，还夸大了自己的重要性，出现了认知偏差：他把自己想象成慕容博的一生之敌，慕容世家杀害他人之目的是向自己寻仇。也就像卡伦·霍尼所说的，陶红英和崔百泉的危险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和客观外在的”，而是“隐而不露和主观内在的”。
至于田归农，虽然因为惊惧而关门关窗甚至武装到了牙齿，但这种防御工事根本挡不住“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仇家。更让人意外的是，仇家竟不屑得伤他一根毫毛。至于华辉和姜铁山，他们一个低估了人性的善，一个高估了敌人的强。
如果仅仅把他们当做一个个抽离时空的个案来看，他们的“怕”都有点古里古怪，让人难以理解。但如果将其还原在一个宏大而特殊的文化语境中，或许他们的“怕”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奇怪。尤其是陶红英和崔百泉。
三、智能技术手段的另类替代
卡伦·霍尼在她的研究中，展示了这样一种洞见：神经症人格与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她认为“每一种文化所提供的生活环境，都会导致某些恐惧”。神经症的“基本特征本质上是由存在于我们时代和我们文化中的种种困境造就的”。（卡伦·霍尼：《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也许还原到金庸江湖的文化语境中，我们能够更好地共情那些被极度恐惧支配所产生的“不正常”。
金庸江湖中，并没有一种硬性的规范性力量，来有效制止强者对弱者的暴行。群侠对“武林道义”的重申往往只是一种舆论呼声。而一旦强者找到动武的正当性借口，这种呼声也会变得极其微弱。与此相对应，超出限度的报复，则是被江湖规则所默许的。
“行走江湖，过的是刀头上舐血的日子”。对于这种生存状态下的江湖武人而言，残忍——尤其是有“理由”的残忍，并不是那么不可接受的。失信、虚伪、怯懦这些与武人天性相悖的行为，才是人们真正鄙夷的。
在这样一种文化语境下，任何一个江湖武人都有可能遭遇残酷的暴行。每个人脑袋上都悬着若干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而武功修为较差、人脉资源较少的人，无疑处于一种更加不利的境况中。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没错，在古代社会，即使身犯要案、得罪皇帝的人，也存在远走他乡、不知所踪的可能性。受限于治理的技术水平，古代政府不可能对社会实现全方位的管控。庙堂之外，皇权未能触及的空间仍非常广阔。又没有人脸识别、GPS定位，没有指纹、DNA采集技术，身份信息也不联网，谁知道隔壁住着的拾荒老汉是不是建文帝？挂单的老和尚是不是李自成？
所以陶红英对韦小宝说“你得罪了皇帝，逃去躲藏了起来，皇帝不一定捉得到你”。但是她马上话锋一转，说出一句让人意想不到的话：“得罪了神龙教主，却是海角天涯，再无容身之地。”
陶红英的这个说法当然有所夸张，比如韦小宝若躲到苏菲亚公主的石榴裙下，神龙教主纵有通天彻地之能也无可奈何。但陶红英这个判断，却代表了武林中的一种普遍的心态：对于广阔的江湖空间而言，绝顶高手拥有比政治人物更为强大的掌控力。所以杨康对穆念慈说，得罪了欧阳锋，“天下虽大，咱俩却无容身之地”。游迅等江湖豪雄欲杀害任盈盈，“但一想到任我行，无不惊怖，这事如果泄漏了出去，江湖虽大，可无容身之所”。
以权势而论，武林高手当然比不过皇帝。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绝顶高手那些超凡入圣的武术技能，可以发挥智能技术的部分功效，实现对现代技术手段的另类替代，这就使得他们对某一个个体生命的掌控能力，要胜于官府。
在金庸世界中，内功修习到一定深度，即可感知远处的来人，并通过脚步声音获知其部分身份信息。这不就是远程人体感知与监测技术吗？还带一些GPS定位的功效。
无论你容貌改变多大，高手通过观察身形步伐，或者对掌试招，就可以精准辨察你的门派来历、武功路数，堪比人脸识别和基因检测。
再配合超快的速度、持久的耐力、强大到匪夷所思的战斗力和飞花摘叶皆可伤人的远程猎杀能力，他们比一个全副武装的现代特种兵还要厉害。如果朱棣身边有这样的高手，建文帝分分钟就被揪出来了。想想胡青牛夫妇，为了躲避仇家，费了多少心思、设置了多少伪装，但在高手的强大的侦查、猎杀能力面前，还是变成了飘飘荡荡挂在树上的两具干尸……
一个人如果是用毒大家，他（她）手中之毒也可弥补武功的不足。这种神奇的东西来无影去无踪，犹如可怕的化学武器，足以穿透一切屏障、令所有防范手段失效。有些毒还带有生物武器的性质，如欧阳锋的蛇毒和海大富的化尸粉，在一定条件下可无限复制、传播。若是得罪了用毒大家，怕是求死而不得。设身处地想一想，大概就能明白为什么江湖中人闻五毒教之名则色变；为什么姜铁山为了防范擅用毒药的师兄，竟要铸铁为屋。
更可怕的是，这些掌控欲强的武林高手和用毒大家，往往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弟子成群、爪牙众多。你所面对的，不是一个特种兵，而是一支特种兵部队；不是一两种生化武器，而是一个使用生化武器的团伙。你能跑得掉吗？
由于缺少必要的技术手段，官府对广阔的山泽世界确实鞭长莫及。松弛的管控其实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但金庸世界种种神奇的武功毒药设定，弥补了古代社会技术手段不足的缺陷，使得强者对江湖的有效控制不再是梦想。强者主宰弱者的生命，是一种必然。
因此，在江湖武人的想象中，绝顶高手及其一众爪牙对武林的控制是无孔不入的。这最终使得江湖之中，有了更为稠密的权力支配网络。恐惧，在漫无边际的江湖间弥漫。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或许我们就会对陶姑姑、崔百泉心底的“怕”有更为深切的同情。
这也使得“退隐江湖”成了一个没有多少意义的成语。伴君如伴虎，你想从庙堂脱身，归隐江湖——可在某些层面上，江湖的权力密度较之庙堂更胜一筹。退隐江湖，无非是抽身龙潭、栖身虎穴。于是，“退出江湖”这个词才是“退隐江湖”最有效的补充。真正想从名利场上退出，就是连江湖本身都要退出。
“退出江湖”这件事如此重要，以至于发展出一套程序化的仪式，名曰“金盆洗手”，请请客、收收份子钱，以盛大典礼的方式来向天下宣示事主与江湖关系的彻底割离。可是在无处不在的权力网络里，一个人能否成功退出江湖，已经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因此，“金盆洗手”往往洗来一手泡沫和一地狼藉。
生为江湖武人，“恐惧”真的是宿命吗？如何能够“免于恐惧”？
办法还是有的，似乎也不难。
四、当左冷禅伸出橄榄枝
如果你得罪了势力庞大的绝顶高手，甚至结下了血海深仇，此事如何善罢？只有等死吗？
不要担心，只要你还有“价值”，强大的对手会适时展示仁慈，他们已经为你想好了出路。
莫大先生曾手刃左冷禅的师弟费彬，此事被发现后，老莫内心也颇为忐忑：“衡山派与嵩山派总之已结下了深仇，今日是否能生下嵩山，可就难说得很。”万万没想到的是，左冷禅竟主动给出了和解方案：“这件事你也不用太过担心，费师弟是我师弟，等我五派合并之后，莫兄和我也是师兄弟了。死者已矣，活着的人又何必再逞凶杀，多造杀孽？”
这种和解方案绝不是个别。在巡视西湖梅庄的一众魔教长老，见到了任我行，本来立有不测之祸，但只要肯服用三尸脑神丹，便成了自家人。新修版《天龙八部》中，秦家寨和青城派群豪被慕容家臣包不同极尽羞辱折磨，但只要他们接了“燕”字旗，成为慕容家族麾下，凶神恶煞的包不同立刻换了一张笑脸，竟连连拱手、“诚恳谢过”。韦小宝面对假太后，如鼠见猫；可他一旦加入神龙教成为白龙使，再见假太后时便立刻享受了小皇帝也未曾有过的待遇。
《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和太后
事实上，左冷禅伸出的橄榄枝，代表了两重许诺，许诺你可以免于两种恐惧。一是免于我带给你的恐惧：你加入我们，自己人不会再找你的麻烦。二是免于其他强者带给你的恐惧：打狗还得看主人，江湖险恶自有大哥罩着你。所以包不同会对接过燕字旗的人说，“以后不论有何艰难危困，捧了这面旗到苏州来，事事逢凶化吉”。
这里也暗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当“我们”的力量滚雪球般越来越强大，便可以对抗其他一切江湖武装力量。所以左冷禅要为自己的并派找一个克服“来日大难”的理由。
在霍布斯的笔下，人们为了免于自然状态下相互攻杀的恐惧，便“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让渡了自己的权利：“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与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与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霍布斯：《利维坦》）
于是，在这种弥漫着“怕”的江湖文化语境中，越来越多的江湖豪侠在对强者恐惧的支配下，在对“生死符”、“三尸脑神丹”等各种神器的威胁下，放弃了独立的侠的人格和快意恩仇的自在，选择成为强者手中的棋子。但与《利维坦》中的描述不同，订约的不是全部人——不是强者和弱者一起把权利让渡给集体，而是仅仅由弱者让渡了全部权利。强者则充当了《利维坦》中代表集体的那个人格：“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从于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断服从于他的判断。这就不仅是同意或协调，而是全体真正统一于唯一人格之中。”（霍布斯：《利维坦》）
弱者因为“怕”，强者因为想更“强”，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怀着一个利维坦的梦想。
五、再无容身之地
让渡个人权利的社会契约不同于“七天无理由退货”的网络购物，一旦形成，你将无法毁约。霍布斯将背约者视为不义。“一个君主的臣民，不得到君主的允许，便不能抛弃君主政体、返回乌合之众的混乱状态，也不能将他们自己的人格从承当者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人或另一个集体身上。”（霍布斯：《利维坦》）你觉得当你成为左冷禅或慕容博的小弟，你还有退出的自由吗？
退出意味着背叛。背叛帮派教门，将遭受最严厉的惩罚。对方将动员一切力量进行追杀。你将避无可避。长乐帮对脱帮私逃之人，“便追到天涯海角”也不放过。红花会成员若“犯了规条的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执刑者）也必派人抓来处刑”。明教圣女若犯规“纵然逃至天涯海角，教中也必遣人追拿……”连红花会、明教这些正面教派对成员都如此严苛，神龙教、日月神教会用怎样的手段，大概不难想象。
在这种情况下，退出者仅有的自保方式，是加入足以和原来帮派势均力敌的另一个派系，寻求庇护。或者利用不同势力之间的权力缝隙艰难生存。毕竟江湖中不只有一个强者，不只有一个利维坦。
但“江湖一家”的计划却紧锣密鼓的酝酿着。这一计划有充分的正当性说辞：“倘若武林之中并无门户宗派之别，天下一家，人人皆如同胞手足，那么种种流血惨剧，十成中至少可以减去九成。英雄豪杰不致盛年丧命，世上也少了许许多多无依无靠的孤儿寡妇。”
因为说话者是岳不群，本身人品虚伪，他这句话一般没有引起重视。但这番说辞的深层逻辑，正是通过人们对“流血惨剧”之恐惧，对“盛年丧命”、妻儿成为孤儿寡妇的“怕”，来论证建立一个无处不在、无所不包、让最强者之外所有人让渡权利的江湖利维坦的正当性。这个计划一旦实现，用霍布斯的话表述：“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Leviathan）的诞生……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
“江湖一家”的计划最终失败，但这个计划的正当性论证，正是在江湖普遍恐惧下催生的利维坦之梦的最高潮。而这个梦，并未随着计划的流产而醒来。
茱迪·史珂拉曾展示了“恐惧”的另外一种政治可能：因为恐惧，才恰恰有必要制约掌权者对权力的滥用。（茱迪·史珂拉：《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想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也许在江湖中，一个弱者无法制约强者，但陶红英和崔百泉们如果能形成广泛的共识，去遏制最强者的强力，才是一条理想的通路。
江湖，有时也需要一点“强迫思维”。只不过不该由弱者来反反复复审视自己，而是应该由弱者反反复复审视最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