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爆发让国内学界近些年时兴的医疗社会史研究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同时催生了话题更为广泛和探讨更为深入的诸多研究。然而，与我国医疗社会史研究蓬勃发展的现状颇不相符的一个现实是，国内该领域的学术期刊寥寥可数，更缺乏能与医疗社会史研究国际顶级期刊相提并论的刊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与国际同行交流切磋是一个有效的提升自我的办法。有鉴于此，上海大学国际禁毒政策研究中心和《医疗社会史研究》编辑部联合英国格拉斯哥医疗社会史中心、英国思克莱德大学、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美国西北大学等国际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加拿大医学史公报》（Canadian Bulletin of Medical History）、《酒精和毒品史杂志》（Social History of Alcohol and Drugs）、《中医药文化》、Chinese Medicine Culture等期刊召开了主题为“医学史研究和医学史国际期刊建设”的工作坊。工作坊于11月10-11日线上举行，由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国际禁毒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勇安教授致开幕词。工作坊两个小组会议“流行病、公共卫生和环境”和“瘾品、药物和成瘾”分别由上海大学助理教授朴玮德博士（Ved Baruah）和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后黄运主持。共有来自欧洲、美洲和亚洲的九位医学史领域著名学者和青年学人报告了专题论文。现就九篇论文所凸显的三个主题将工作坊内容纪实如下。
一、新冠疫情：科技、资本和政治
艾睿思（Iris Borowy，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危机即机遇？：新冠肺炎和疫苗的研发、生产和分配》
Iris Borowy and Matthias Schmelzer eds. History of 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Historical Roots of Current Debates on Sustainable Degrowth, Routledge: 2017
艾睿思教授由全球新冠疫情的最新状况进入话题，并简单回顾了十九至二十一世纪包括“西班牙大流感”在内的几次重大流行病的历史。随后，艾睿思教授指出，当前全球应对新冠疫情的一个重要维度是疫苗的研发、生产和分配。关于新冠疫苗问题，当下有两种叙事模式。一种是积极的叙事。这种叙事认为人类应对传染病的方式进步，除了传统预防传染病的方式之外，诸如GPS轨迹追溯、检测试剂的快速发明和新冠疫苗的成功研制等，有利于控制新冠的传播。另一种叙事则强调了新冠疫苗的研发、生产、和分配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疫苗的生产能力和现有库存与全球免疫所需的总剂之间差距明显，疫苗分配不均的棘手问题始终存在。
随后，艾睿思教授对探讨全球主义、国家主义、商业主义这三个因素如何影响了全球范围内的疫苗研发、生产和分配进行了分析。全球主义主要作用于疫苗研发与分配过程。在疫苗研发的过程中，科研资料的公开加速了疫苗研发。例如，部分科学家选择公布其掌握的基因测序结果、诊断检测方式，世界卫生组织建立新冠技术共享机制。国家主义是政府履职的出发点。在此次疫苗研发过程中，国家的资金支持提高了本国疫苗的研发和生产制造速度。这在美国、欧盟、中国、和俄罗斯等国表现得尤为明显。此外，国家主义对全球疫苗的分配也产生了影响——除保证本国疫苗供应外，部分国家在参与全球疫苗供应的过程中出现了竞争倾向。至于商业主义，艾睿思教授认为它在疫苗生产、制造和分配中担负着双重角色。疫苗的研发、制造和分配过程存在巨额利润，但是其始终处在与道德关切的紧张冲突之中。这一冲突在疫苗知识产权问题上最为突出。但是，商业主义在维持创造力、降低生产风险性、平衡竞争与效率的关系、提高疫苗研发速度和疫苗质量等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不容否认。
艾睿思教授认为，全球主义、国家主义、和商业主义在疫苗研发、生产、和分配过程中起到程度不同的作用。新冠疫情的现状对于国际社会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国际社会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能使抗疫过程中成立的全球性结构如COVAX等项目和计划持续下去。此外，无条约的国际合作是否可能？比如开放共享一些资源。成功应对新冠疫情挑战的一个可能途径或许是以国家主义或商业主义带动全球主义，为全球性机构提供公共捐助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南方）建立高科技实验室以及提供其他相关资源。
玛兹亚儿·吉亚比（Mariyar Ghiabi，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医学人文惠康讲师（Wellcome Lecturer））：《病毒的“教学法”：伊朗新冠疫情宏观和微观政治》
Maziyar Ghiabi, Drug Politics: Managing Disorders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吉亚比博士以伊朗一个偏僻村庄的微观案例引入其演讲的主题：新冠疫情对伊朗宏观和微观政治的影响，以及民众组织和已往变革性经验在对抗诸如新冠疫情这类紧急情况时所发挥的作用，反思当前疫情的状况和可能的紧急程度，并描述了后疫情时代可能的趋向。首先，吉亚比博士概述了伊朗仍在进行的新冠疫情危机，让读者熟悉当下的情况和结构，包括地缘政治张力，如美国主导下的制裁和伊朗国内危机管理模式。其次，吉亚比博士探究了危机尤其是卫生危机如何破坏了权力和民众之间的稳定互动结构，以及旧有结构是如何被那些对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持续而言必不可少的信任技术（如疫苗和医疗实践）所重构的。吉亚比博士分析了新冠疫情如何藉由动员团结和互助网络改变了社会组织和文化习惯。这些改变包括一系列新的分类方式，而这些分类方式有可能使得在阻止危机的过程中赋予社区以新的涵义，并且旨在平衡“高科技宏观解决的威权”和“低科技动员和以人为本”这两种应对危机的思路。最后，吉亚比博士探究了“团结和希望”及其反面价值“败坏道德、恐惧和绝望”对政治的潜在影响。通过使用宏观和微观分析数据，吉亚比博士将这一过程称之为病毒的“教学法”，因同时发生的卫生和政治危机而开始的一场认知和实践之旅，普通民众由此学习在紧急情况和危机之下社会和政治裂变之时去重组组织和社区以改变日常生活。
二、中医和新中国公共卫生史：地方性、民族国家和全球性
李海英（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编辑部主任、Chinese Medicine Culture执行主编）：《中医女性身体观的几点思考》
李海英教授在报告中分析了何为身体观，中医学为什么要研究身体观，以及中医学如何认识女性身体观。李教授认为，身体观是指对于身体的基本认识和看法，是以身体为视角来考察社会、文化和政治变迁，以及身体自身演变的历史。中医学身体观形成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是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反映出的医学与文化交融的一种身体认知，即中医学对身体生命的综合认知。具体包括三才宇宙身体观、形神合一身体观、和流动循环身体观。
对学界关于中医学身体观的研究进行一番述评之后，李教授以中医学的天癸理论为中心，对中医学身体观进行了阐释。李教授围绕贯穿女性一生的“天癸”为基线展开，通过搜集、整理、和辨析历代医家对天癸理论的理解与释义，从文化的角度探究天癸理论的源头，梳理其深邃的术数文化内涵，阐发天癸理论及其所延伸出的中医学对女性身体特有的认知。天癸理论的提出受到原始水崇拜、水生万物思想的深刻影响，“天一生水”的内涵更接近天癸的本质，体现出天癸本身即是一种具有创造力，能激发生命的一种物质。李教授将天癸重置于古代术数文化的大背景中，认为“女七男八”的生命周期与《易》、先天八卦、河图洛书皆有密切关联，是其术数理论提出的基础。李教授认为，在《内经》天癸理论及后世医家对女性身体认知的基础上，关于女性身体存在三种观点，即“调和冲任”治疗观、“肝肾双先天”藏象观、和“阳明脉衰”抗衰观。最后，李教授强调了中医学女性身体观研究的意义，认为它将整个妇科理论放置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范畴中深入挖掘古代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有助于提升对女性特殊身体生理知识的理解，对中医妇科临床治疗和启发临证思路具有重要文献支撑意义。
陈璐（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研究员）：《中国初级卫生保健的概念化、转型与全球联系》
陈璐博士首先简述了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历史时期内初级卫生保健的实践。陈璐博士认为，中国初级卫生保健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并在20世纪30年代定县农村卫生试验中得到实践。其后，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北京协和医学院等机构，以及外国医学专家在华医疗卫生实践的影响下，中国公共卫生改革者提出社会医疗、国家医疗等概念。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开始之前，政府发起一系列关于社会医疗的政策研究。二战期间，美国和英国利用先进科学技术手段解决个人健康问题的方式变为主流。新中国初期，东欧国家在政治、发展上联系密切。这种全新的联系，为中国提供新科学知识、新技术、途径去改善公众健康。不过，在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塑造下，中国的初级卫生保健模式有别于苏联和东欧的模式。在冷战期间以及冷战结束之后，中国或直接建立医疗合作机制，或通过双边合作机制，直接或间接地将中国初级卫生保健模式引入第三世界广泛实践，并产生国际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签订医疗合作协议。1963年，中国向非洲派出第一支医疗援助队伍，这开启中非国际公共卫生外交的一系列行动。中国医疗队为当地居民提供医疗服务，还帮助培训当地的卫生人员，完善医疗设施。这一模式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被世界卫生组织推广，并被认为是解决亚洲和非洲资源有限国家的公共卫生问题的办法。
之后，陈璐博士概述了其研究项目将要探讨的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公共卫生模式是如何通过政治意识形态、专家网络、技术援助、和国际组织的多边合作引入其他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它是如何在当地环境下被适应和/或抵制的？中国如何通过与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以特殊方式参与全球卫生？在加入世卫组织之后，中国如何重新定义、重新塑造中国初级卫生保健的概念？陈璐博士希望该课题的开展能够有助于我们从地方、国家、国际、区域和全球多个层次理解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实践以及概念的复杂性，并通过研究第二和第三世界参与、塑造全球卫生健康，以及全球卫生形成过程中社会国际主义的冲击与影响，来重新思考全球卫生史。
三、是药是毒？：瘾品、药物和成瘾
詹姆斯·米尔斯（James Mills，英国思克莱德大学历史系、格拉斯哥医疗社会史中心教授）：《禁令之前：1885—1900年印度殖民地的可卡因市场》
James H. Mills, Cannabis Nation: Control and Consumption in Britain, 1928-200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米尔斯教授在报告中探讨了从被引入印度到其开始被管制这段时期内可卡因在印度的消费、供应和管制。1885-1886年《印度医学公报》以及各地医学协会的诊疗记录等文献表明，可卡因最初作为药品（局部麻醉剂）被引入印度。殖民地医学界和同时期西方诸国医学界一样，对可卡因的医学价值大加赞赏。饶有趣味的是，这还催生出英国一些医学界人士关于在印度和锡兰种植古柯植物这种经济作物之可能性的讨论。但是到1894年，这些讨论划上句号——英印政府认为此举没有经济价值，而且也没有私人拥有的种植园对此有所兴趣。最初被引入印度的可卡因，来源于西欧现代制药业发达的几个国家。在西欧诸国开始可卡因商业化生产后，远在南亚的印度很快有了供应。这一情况和当时世界其他地区类似。和当时世界许多其他地区同样类似的现象是，可卡因在经历了英印殖民地社会短期的青睐之后，其副作用所引发的医学界讨论使英印政府很快出台了管制政策，可卡因这一“灵丹妙药”也转而成为“毒品”。英属印度殖民当局是世界上最早对可卡因进行管控的政府之一，在1900年实施初步的地方性控制，并在随后十年内逐渐形成为整个殖民地政府的政策。
1885—1900年间可卡因在英印殖民地的历史显示，在殖民网络下，印度1894—1895年可卡因消费热潮与世界其他地区是同步的。但是英帝国殖民网络不足以解释可卡因何以被引入印度、形成消费市场、并出现了针对这一物质的管制政策。医药界的全球联系使得德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的企业和物质影响殖民地政策的制定与转变。英帝国的商业网络使得可卡因被引入印度，但是却未能将南亚的可卡因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英帝国殖民网络难以解释的这些现象需要我们思考资本主义在其中扮演的角色。19世纪80年代，商业网络和联系使得可卡因在南亚成为一剂良药，到20世纪初，同样是商业网络和联系使得可卡因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由药而毒的变化。即便它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它依然作为一种商品在流通，资本的力量由此可见。
莉娜·布里托（Lina Britto，美国西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大麻繁荣：哥伦比亚第一个毒品天堂的兴衰》
Lina Britto, Marijuana BoomThe Rise and Fall of Colombia's First Drug Paradi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0
20世纪70年代，哥伦比亚北部地区的大麻产业迅速繁荣，并催生大麻生产种植热潮。这是哥伦比亚的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拐点。在此之后，该国由传统咖啡种植国逐渐发展为毒品生产国，并且成为美国大麻毒品市场的主要供应商。布里托教授详细叙述了该地区及人民发展成为非法毒品贸易的发源地和主角，推动哥伦比亚由咖啡产地成为一个毒品出口国家的过程。哥伦比亚政府在寻求产业发展、国家建设而实施的一系列干预手段，意外促成了大麻产业的繁荣。例如，鼓励出口经济、教育改革、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改革。该国产业结构转变并非因为国家缺位，而是因为国家希望整合该地区融入民族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联邦政府、私人投资者以及多边机构的支持下，政府采取这些现代化建设措施。地方势力、宗教势力、国家势力、国际势力以相互矛盾方式联合以应对改革，并在这一问题中竞争妥协，最终在大麻繁荣中实现。
布里托教授进一步阐释此次大麻繁荣衰落的原因。现有解释认为可卡因贸易发展、是大麻贸易成为主要衰落原因。但是布里托教授认为背后政治、外交斗争才是衰落的主要原因。同时，大麻产区成为哥伦比亚与美国之间的国际合作、治国方略的试验地，即两国共同发起根除与阻止贩运的运动，这使得大麻贩运者之间开始激烈竞争，使得大麻种植、贸易、出口利润降低且可行性减低。这一毒品天堂最终衰落。在南美禁毒战争的半球背景中，考量该地区大麻种植繁荣与衰败的历史过程以及原因，打破对这一问题的地区性认知。并借以此探究该国面向美国的政治、商贸、文化网络的整合过程。了解地方、地区、国家、国家各层级多发生的历史，这有助于理解哥伦比亚在政治、经济、社会对毒品经济的依赖。
南希·坎贝尔（Nancy Campbell，美国伦斯特理工学院科学与技术研究系教授兼系主任、《酒精和毒品社会史》主编）：《当下的历史：使用芬太尼试纸以减少伤害》
Nancy Campbell, OD: Naloxone and the Politics of Overdose, The MIT Press: 2020
坎贝尔教授认为美国仍在持续的芬太尼危机属于正被展开的“当下的历史”。书写言之有理的当下的历史总是颇为困难，因为我们对于当下之事各有政治立场，而且事件本身尚在进行之中。这一术语最初是米歇尔·福柯用来鼓励大家去批判性地审视历史对当下政治和历史政治学学科的影响。这也意味着我们并不能单纯使用传统意义上的档案，而是需要利用一系列的视频、音频、文本、海报、ins的帖子等互联网上的材料作为研究资料。事实上，我们可用于研究当下历史的资料是颇为丰富的。
至于芬太尼危机，坎贝尔教授认为这一问题在目前的美国仍较为严重，大规模滥用也使得过量死亡案例数目甚巨。当然，这一结果也和新冠疫情的爆发以及美国鸦片类物质危机有关。围绕芬太尼问题而产生的政治也正在展开。上个月，特朗普政府依据1970年《管制物质法案》将芬太尼列为I类管制物质的法令已经失效。所以目前芬太尼在美国是II类管制物质。饶有趣味的是，在所有反对将芬太尼移入I类管制物质的群体中，有毒品政策改革者、刑事司法工作者、和民权组织，但是其中无病人或医学团体。这是因为反对管控芬太尼的群体认为，将其列入I类管制物质将会限制相关研究的发展、限制医疗资源、增加收禁人数（因为列管芬太尼将扩大种族歧视并由此引发更多的拘捕、诉讼和审判）。
随后，坎贝尔教授简述了当下的芬太尼试纸问题。芬太尼试纸能够快速检测毒品样品中是否存在芬太尼。与其他减少伤害干涉手段相似，芬太尼试纸的运用同样历经了一个变化过程。最初，芬太尼试纸是检测人员或治疗人员用于对非法药物成瘾者进行戒治。这一过程的行为主体为减少伤害运动或组织的成员。例如，芬太尼试纸最初是作为“怀疑技术”被用于毒品检测。现在，这一被减低伤害的倡导者和毒品使用者自己用作 “团结技术”（或 “毒品检查”，而不是测试）。后续减少伤害社会运动将继续使用这些技术。这种知识工具和技术，首先从边缘化社区出现，然后逐渐传播至所有人，再到政府层面将芬太尼试纸与北美的毒品控制、预防吸毒过量和减少伤害联系在一起。
本杰明·西格尔（Benjamin Siegel，美国波士顿大学助理教授）：《商品联系：20世纪跨国公司印度麻醉品的历史》
Benjamin Siegel, Hungry Nation: Food, Famin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21世纪之前，南亚的历史学家一直在努力跨越档案和分析的鸿沟，将印度次大陆的帝国历史与其后殖民政治和经济生活分开。稍早时期，次大陆的历史学家曾试图突出殖民主义的分裂和断裂，与强调帝国和印度连续性的“剑桥学派”相对抗。最近的历史学转向则强调南亚政治和经济转型中跨越殖民和后殖民鸿沟的趋向。将鸦片放入全球跨国网络中进行考察，运用跨国文献来阐述这一问题的框架，从历史学叙事角度阐述美国的鸦片危机及其主要推动者。
从供应维度来讲，美国鸦片制品原材料的来源地在19—20世纪有所变化。19世纪，美国鸦片主要来源于土耳其、意大利，经由德国药企制造，最终在美国出售。鸦片曾一度是亚洲殖民经济的关键，但19世纪末印度鸦片逐渐陷入危机，至世纪之交，印度鸦片贸易几近消亡。但是在二战期间，印度鸦片开始运抵至美国，即使因为纯度、效力问题并未成为制药原料。这是印度鸦片首次出现在美国的监管视野之内。在消费维度，一战期间，以鸦片为基础的专利药在欧洲和美国被广泛使用。美国30年代的麻醉品政策制定者哈里·安斯林格和其他美国制药公司之间存在的三角关系，推动了鸦片的发展。二战后，制药公司迅速扩张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鸦片危机。此外，代理商也是造成美国鸦片危机的重要推动因素。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印度鸦片外溢严重，中情局指出亚洲鸦片的主要来源于印度，在60年代至70年代，印度鸦片占亚洲鸦片的七分之一。在这一时期，印度成为了美国制造商以及许多欧洲制造商的首选供应商。
美国的官僚和政客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思考不依赖外国供应。美国农业部发起项目——种植波斯罂粟。在杜邦、化工和其他几家公司的支持下，在许多不同的地方进行种植实验。20世纪80至90年代，美国和澳大利亚在种植罂粟方面进行了大规模合作。这种罂粟很快成为美国制造商的首选。
印度和土耳其的罂粟生产经历繁荣和萧条。鸦片种植使得种植者在国内、国外市场、黑市销售，获利颇高。故此印度鸦片在国际市场的需求波动影响着印度中部鸦片产地的繁荣和萧条。 通过了解印度国内农业困境、生产以及贩运方式，以及同一时期美国其他供应国状况以及美国对于鸦片进口的需求以及相关战略，将问题放置在一种跨国语境中，才能理解印度鸦片市场的波动，从而进一步探究美国国内鸦片危机问题。
埃里卡·戴克（Erika Dyck，萨斯喀彻温大学）：《“酸室”：减少伤害前的成瘾治疗》
Jesse Donaldson and Erika Dyck, The Acid Room: The Psychedelic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f Hollywood Hospital, Anvil Press: 2021
位于加拿大渥太华的好莱坞医院，是一个运营于1957年至1974年的成瘾研究机构。在那里，研究人员使用LSD、迷幻药和麦司卡林来治疗包括酒精成瘾在内的诸多精神疾病。患者被施以这些药物而得到致幻的体验，研究人员认为这有助于患者以不同的方式去认识自我。但是不同研究者对于这种治疗方法背后的理论看法不一。一些研究者认为，迷幻药让病人体验到一系列精神上的洞察力，使他们走上新的清醒之路，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这种体验更具有心理治疗作用，有助于从心理学上去理解酒精成瘾问题。虽然迷幻药仍然是一种合法的治疗选择，但是好莱坞医院备受争议，而且成为一个检测不同成瘾理论和特定类型干预措施之地。戴客教授围绕好莱坞医院创立和实践的迷幻疗法为中心，探究了在减少伤害措施出现之前，对物质成瘾进行干预治疗的方案以及相应的结果。
在新冠疫情依然肆虐的当下，本次“医学史研究和医学史国际期刊建设”工作坊聚集了医学史研究领域多位各有专长的青年学人和著名学者，就卫生、医疗和人文的“全球性”和“地方性”等该研究领域前沿问题展开了跨学科讨论。通过聚焦于医学史这个国内学界近些年热门但亟需提高水平的研究领域，工作坊的召开为该研究领域学者们对话、进一步交流和该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历史学研究可以为医学人文这个学科大类里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更新提供实证资源。此外，政策制定者、医学界专家、和卫生工作人员在意欲解释当前创建健康社会为何会出现各种挑战时总是会去看历史上相似的问题是如何被解决的，探究医疗卫生史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诸多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