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西班牙的灵魂》：西班牙何以“浪漫”

《西班牙的灵魂：一个文明的哀伤与荣光》，[美]约翰·克罗著，庄安祺译，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21年6月出版，536页，98.00元

一个研究外国文学与文化的学者，往往要致力于破除人们关于其研究对象国形成的固有刻板印象，与关于这个国家的商业广告和政治宣传的话语保持距离。“Spain is different”是西班牙旅游广告的一道招牌，意在向西方发达国家的游客展现一个具有“异域”风情的、带着点北非味道的国家，但不可否认的是，西班牙文化从其本质上说，仍是属于欧洲的，不能因它的独特就否认西班牙的欧洲身份。西班牙的官方宣传往往自豪地宣称，西班牙是旅游大国，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旅游产业。旅游业固然是绿色的、可爱的，但以旅游业以及被旅游业带动的房地产作为经济的主要支柱，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的，如今大家都领教了新冠病毒的厉害，知道旅游业是多么脆弱……“浪漫西班牙”是一个在全世界深入人心的形象，构成这种综合印象的有火热的红衣舞女、奔放的吉它曲、血染黄沙的勇猛斗牛士……美国学者约翰·克罗（John Crow，1906-2001）在他的《西班牙的灵魂：一个文明的哀伤与荣光》一书中却指出，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浪漫的西班牙”这种东西，“浪漫”其实是那些既不了解这片土地，也不认识这些人民的游客的肤浅评价。

这本书的原文题目是Spain: The Root and the Flower: An Interpretation of Spain and the Spanish People，西班牙的绚丽表象是花，西班牙的灵魂是根，只有了解了这一古老、深沉的根，才能对西班牙和西班牙人做出令人信服的阐释。这个“灵魂”，是民族气质，是文化传统，是在千年历史中一次又一次被塑造的共同体意识，它要比经济现象和政治运动更为稳定。约翰·克罗对西班牙文学有深入的研究，并且有在西班牙留学的经历，他把文学、艺术、思想作为阐释西班牙的一切的基础。纵观全书，从西班牙史前居民留下的岩洞壁画，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班牙社会的概况，他对西班牙的评价既带有个人的视角，又始终保持理性，没有激情洋溢的歌颂，也没有偏执的定论。

西班牙之所以被看成一个“浪漫”的国度，与盛行于十九世纪的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有很大的关系。在浪漫主义作家的笔下，闭塞、落后的西班牙似乎保留了许多在他们的国家几乎已经绝迹的东西：民间传说、古老民俗、崇高理想……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西班牙游记展现了一个脱离于时间之外的传奇之地，法国作家梅里美塑造了嘉尔曼（又译卡门）这个谜一般的西班牙奇女子，德国诗人海涅为一身正气、处处碰壁的疯癫骑士堂吉诃德流下同情的泪水。约翰·克罗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研究了英国浪漫主义者所看到的西班牙，其结论之一是：正是因为西班牙中世纪叙事诗被大量翻译成英文，西班牙才成为英国人及后来美国人心目中的“闻名遐迩的浪漫之地”。西班牙的“浪漫”形象，掺杂着大量的主观想象和误读。约翰·克罗的这一段感悟，记录了他自己的心路历程，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怀着开放的心态的外国人来到西班牙，立刻就会开始享受西班牙的阳光和生活乐趣……这种感觉可能持续数月，但最后他逐渐能感受到西班牙人为了这样的无政府状态付出的巨大的代价，进而感到难过。他感受到挫折的啮咬，绝望的威胁，然后他开始明白，西班牙的快乐总是充满了深深的悲伤，是生命挣扎的自然结果……如果注视西班牙的时间足够长，长到足以看透它的面具时，就会发现这里并没有真正的欢乐或如画的美景。”

按着空间上由外及内的次序游览西班牙，视觉印象的渐次变换恰是符合他描述的这种心路历程的。西班牙的外围景色，以地中海海岸风光为标志，从加泰罗尼亚到安达卢西亚，一路艳阳高照，碧海黄沙。再往里去一点，是绿色的橄榄林、金黄的麦田，是多年农业文明的积淀散发出的田园风情。然后来到西班牙的内陆，则是卡斯蒂利亚高原，是游牧文明的景观，遍布岩石的广袤原野，大片只见牛羊不见人的土地，英国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格说得很刻薄：界定西班牙内陆地貌的一种方式，就是宣称它是不适于入画的；西班牙腹地的风景是一种找不到焦点因而不适合被观赏的风景。这一点也不“浪漫”。如果我们再往里去，进到矗立在天地之间的古老教堂里，在其黑洞洞如岩穴般的内部，则能看到鲜血淋漓、痛彻肺腑的受难基督像，这种直面苦难、惊心动魄的圣像艺术也是西班牙“灵魂”的一个经典载体。

翻开西班牙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一个接一个的悲剧也让人轻松不起来。约翰·克罗在书中对1936年至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倾注了大量笔墨。对西班牙人手足相残的惋惜、对第二共和国政治成败的反思，贯穿在这本书的最后几章里。或许是因为他曾经在西班牙亲身经历过满含希望与动荡的第二共和国时代（1931-1939），遗憾地看着它最终倒在内战的血泊里，他对西班牙现当代史的讲述带有一种悲情的基调，对这个国家的未来不甚乐观。此书首版于1963年，那时的西班牙尚未完全摆脱内战创伤的阴影，仍处在佛朗哥的独裁统治之下；第二版在1975年问世，佛朗哥恰在这一年去世；第三版于1985年推出，此时西班牙已经完成了民主化过渡，正加速融入欧洲国家的共同体。假如这本书推出新的修订版再晚一些年，最后几章的基调或许会更加乐观一些吧。

与欧洲先富起来的那些国家相比，西班牙的一大特点，在于其中世纪结束得较晚，直到二十世纪还保留着中世纪的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说，西班牙的确有点“浪漫”。约翰·克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求学、游历于西班牙时，那些保留着中世纪面貌的古旧城镇一定给这个来自新大陆的青年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他在书中写到西班牙的中世纪时，不吝赞美之辞：“中世纪西班牙城镇是众志成城的成果，是一件艺术品。城镇的建造注重整体性，充满了和谐、美丽和虔诚。人人都出力劳动，对技术感到骄傲，对工艺感到骄傲。人人都尽心尽力，因为他的作品会流传于世……人们参与社区劳动，参加各种歌舞和庆祝活动，是一种美好的情绪宣泄。个体消失在社群之中，随之，紧张消失了，寂寞驱散了……中世纪的城市既不黑暗，也不丑陋。墙壁经常粉刷，吐露阳光和空气。甚至就连防御工事也是艺术品。不管望向何处都能看见美景。实用与美观很少会分开。”这些文字，一半是他对西班牙旅行的美好回忆，一半是他对中世纪欧洲的美好想象。

不难看出，这种美好也暗含了对现代文明生活的些许批判，他是从现代文明最为发达的国家来到欧洲最落后最保守的国家之一的，反差之大，足以引起他的反思。他看到中世纪城镇的齐整和谐，想到现代都市建筑的混乱和拥挤不堪；看到中世纪的劳动者对手艺和劳动成果的心满意足，想到现代工业体制中流水线的单调乏味、劳动的异化；看到人们生活在联系紧密的社区共同体中，想到现代人由自立走向自闭的个人主义、现代人的孤独症、抑郁症；看到中世纪生活兼顾实用和美观，想到现代人往往会为了实用功能而牺牲美感……中世纪的美学和生活方式，或多或少还保存在他看到的西班牙人的生活之中，这是西班牙令他这个美国人留恋的一种特色。反过来说，在西班牙以及西班牙语美洲人的眼里，美国人看似富足的现代生活是有很多问题的。乌拉圭思想家何塞·恩里克·罗多（José Enrique Rodó）就在他的名著《爱丽儿》（Ariel）中挖苦道：“如果说英国是‘实用主义’之道，那么美国就是道成肉身，而这个词的福音因为物质奇迹的胜利而传遍世界……尽管城市炫示着雄伟的博物馆和辉煌的展品，尽管广场遍布大理石和青铜雕塑，如果有一天，这个国家的名字跟某种艺术品位联系在一起，那一定是对艺术本身的否定……严肃的清教徒的后代们对‘美’的理念无动于衷，对‘真’同样缺乏热情。他们蔑视一切没有切近目的的思考，觉得那是无用的和贫瘠的。”总之，西班牙语国家的思想家们虽渴望融入现代文明，却不想要在他们看来粗鄙丑陋的、带有暴发户味道的美式现代文明，不想完全丢弃注重精神质量、讲求真善美一体的中世纪传统。

可是，中世纪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效率低下的生产制度，则是任何一种现代文明都必须坚决弃绝的。对西班牙的封建专制，约翰·克罗在书中并没有浪漫、美化的想象。西班牙帝国最辉煌时代的两位君主留下的宏伟建筑——查理五世皇帝的格拉纳达行宫和腓力二世的埃斯科里亚尔宫，在他眼里是“冷酷、严肃”的，“宛如监狱，沉重，不可爱”。这也可看作对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专制统治的描述。专制的帝国，必有对专制不仅适应而且以之为荣的臣民。在写到十九世纪初专制君主费尔南多七世复辟时，作者对西班牙民众发出了不无嘲讽意味的批判：“西班牙人民对开明政府持怀疑态度，他们偏好专制君主而非宪法政权……这些落后、迷信、反动的西班牙人民再次接受了桎梏，仿佛它们是用纯金制成的。”西班牙民众在政治理念上的保守，与西班牙知识精英在推行改革时表现出的激进往往形成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会导致不同的政治派系间越来越激烈的斗争，使得政治光谱两端的极端主义都加速增长。约翰·克罗在写到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时，就将这种戏剧性的矛盾冲突视为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根源，他认为共和国早在成立之初就给自己挖好了葬尸坑：共和国是知识分子的产物，议会制定的新宪法充满理想主义，承诺了太多的政府根本无力在短期内办到的事情，这顿丰盛大餐对西班牙人民空空如也的胃来说，实在难以消化；共和国当权的自由派们针对在西班牙根深蒂固、拥有众多支持者的天主教教会发起的进攻虽是合乎历史进步的规律的，却操之过急，引发了激烈的反抗，本来居间的温和派也不得不被裹挟进这一边或那一边的极端主义潮流中。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想一步登天地建成现代文明，最终害得西班牙失去了整个现代文明。然而，无论西班牙的政治保守势力有多顽固，西班牙必然要从中世纪专制走向政教分离、主权在民的现代政治，今天的西班牙正是如此。

今天的西班牙虽则已经过上了现代政治生活，却还没有解决长期困扰这个国家的一大政治问题：地区分裂主义。西班牙人给外人的整体印象，与其说是“浪漫”，不如说是“散漫”。这种“散漫”的背后，是强烈的个人主义，对自我尊严的重视，桀骜不驯的性情。约翰·克罗认为，西班牙人总是带着流浪者和牧羊人的心理特质。西班牙式的个人主义表现在政治生活中，就变成了小行政区主义（cantonalism）、无政府主义乃至地区民族主义，今天我们能看到一部分加泰罗尼亚人不断地追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一部分巴斯克人坚持认为自己不是西班牙人……约翰·克罗也看到了这种心理特质的积极意义，他写道：“斯巴达人般的坚忍和绝对的自由，是许多西班牙人抱持的理想。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诉诸这种原始的骄傲和种族的力量，以此奠定了他们成功的基石。此外，他们把焦点集中在地方工团的自主权上，从而诉诸西班牙性格的根源，即凭本能单打独斗。在西班牙对抗法国的战争中，这种本能的行动或者‘有组织的无纪律’带来了最顽固且持久的游击战。这些倚靠本能行动的游击战术赢得了对拿破仑的战争，也差点成功击败有意大利和德国做盟友的佛朗哥。”在抗击外侮、反对专制的斗争中，西班牙人的“散漫”能发挥巨大的力量，但在和平时期建设国家的进程中，“散漫”则是一大障碍。约翰·克罗指出，自罗马帝国统治之后，西班牙的文化和心理就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是罗马式的团结统一、中央集权和帝国制，另一方面则是非洲式的分裂、部落文化和分离主义，这种基本的对立如果依靠民主妥协，只能缓和一小段时间。

这种现象，在短暂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或许正是第二共和国的一连串失败，让约翰·克罗形成了这种二元对立的观点。他在该书的最后评论说，卡斯蒂利亚是西班牙的心脏和支柱；卡斯蒂利亚知道如何征服，却从未学会如何治理；马德里比起巴塞罗那和瓦伦西亚差了好多，并不是一个合格的首都，但西班牙必须坚持下去，直到卡斯蒂利亚和马德里学会管理的艺术，在那天来临之前，西班牙人必须咬紧牙关，期望、等待、忍受。这个论断很明显受到了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启发，他有关于一个“没有脊椎骨的西班牙”的著名论断，认为西班牙之所以是一盘散沙，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核心的领导，在于卡斯蒂利亚没有承担起引领整个西班牙向前走的责任。不过，约翰·克罗也承认，在帝国专制强加的外力之外，西班牙拥有一种朴素的力量、永恒的生命力，维系它的统一于不坠。这种力量来自历史的核心架构和共同的命运。或许，这也算西班牙的“灵魂”。

我想起自己曾在一次有啤酒和烤肉的聚会上，听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聊起各自的民族。西班牙人说，西班牙才是最伟大的民族，因为历史上没有一个入侵西班牙的外族真正征服了西班牙人，而西班牙人花了千百年的时间试图毁灭自己，也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