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22日上海《中华日报》的《中华副刊》第二百四十一期 “周年纪念号”为“作家书简特辑”，刊载了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周越然等人书简，周作人的这篇署名知堂，以《苦雨斋书信》为题，未见收入各种周氏作品集，张菊香、张铁荣所作年谱也未著录，当是一篇集外文，兹录如下：
十四日值半农死后三阅月，北平将开一追悼会，除行礼外无可表示，不得不添上一副挽联，句云：
十七年尔汝旧交，追忆还从卯字号。
廿余日驰驱沙漠，归来竟作丁令威。
卯字号在五四以前为文科教员休息室，即今西斋临街一带也。又见适之联稿，句云：
守常惨死，独秀幽囚，如今又弱一个。
拼命精神，打油风趣，后起还有谁呢？
玄同评曰：对仗欠工，尚须往清华应试，以资练习。赵元任君联云：十载凑双簧，无词□□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上联二字失记。
现代作家中，娴熟运用书信体行文的，大概周作人可推为第一人。关于“书”与“信”之界别，他在《周作人书信·序信》中言：“此集内容大抵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书，二是信。书即是韩愈以来各文集中所录的那些东西，我说韩愈为的是要表示崇敬正宗，这种文体原是‘古已有之’，不过汉魏六朝的如司马迁杨恽陶潜等作多是情文俱至，不像后代的徒有噪音而少实意也。宋人集外别列尺犊，书之性质乃更明了，大抵书乃是古文之一种，可以收入正集者，其用处在于说大话，以铿锵典雅之文词，讲正大堂皇的道理，而尺犊乃非古文，桐城义法作古文忌用尺犊语，可以证矣。尺犊即此所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依其划分，录入的这篇无疑属于“预定要发表”且“可以收入正集者”的“书”的那一类。
《苦雨斋书信》
文中收录的几副挽联不做解说了，因对这些联语的详细解读网上百度一下都可查到，我仅就文中涉及的一些史实做点补充。
关于文章的写作时间
知堂的文章大多在文末标明写作时间，此篇未标，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写于刘半农追悼会之前。1934年6月，刘半农为完成《四声新谱》《中国方言地图》的编写，冒酷暑沿平绥铁路深入绥远、内蒙一带去做方言方音调查，不幸染上“回归热”，7月14日病逝于北平。
在刘半农蒙难纪念日百日，亦即“三阅月”后的10月14日，他生前供职的北京大学在北大二院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文中一个“将”字，清楚点明写于追悼会之前。若进一步缩小时限，私以为应写于10月5日之后，即10月5日至13日的某天。周作人10月5日日记云：“四时往北大会议半农后事”，参加这个会议的还有钱玄同，他的同日日记这样记载：“四时至北大二院，开关于刘半农之追悼及纪念事宜之会。”会上大概定了追悼会上的一些程序，也许比较简略，故周作人文中有“除行礼外无可表示”一语。
《钱玄同日记》
《周作人日记》
实际上，追悼会还是很隆重的，手边存1934年10月15日《北平晨报》复印件，内刊《刘半农追悼会昨晨在北大举行》一文即对会议做了详细报道：大会十点一刻开始，参会者约七八百人，所挂挽联六百余幅，由北大校长蒋梦麟主祭，胡适、周作人、钱玄同、魏建功四人会上作了发言。而这四人的发言是临时决定的，5日的议事会上大概没有这一议程。所据可见10月14日钱玄同日记：“十时至北大，开半农追悼会。会中推定胡、周、钱、魏四人报告半农之学行，毕已将十二时矣。”可见这是临时的动议，这也就容易理解追悼会预备十时开始却推迟时到十点一刻的原因了，兴许就是在商量此事。
《追悼会报道》
知堂文中还有关于“卯字号”的解释，胡适会上的发言正好也有涉及：“我与半农皆为以前‘卯字号’人物，至今回忆起这段故事，颇令人无限感伤，半农与陈独秀、林损及我，皆为卯年生，我们常和陈独秀、钱玄同先生等在二院西面一间屋里谈笑说天，因此被人叫作‘卯字号’人物，‘卯’属兔，陈独秀先生比我们大十二岁，即是比我们大一个‘卯’，他们叫他做‘老兔子’，叫我和半农、林损诸人为‘小兔子’，现在我们‘小兔子’的队伍逐渐凋零了。”
关于“数人会”
知堂录赵元任联语中有“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语言学家汪怡（汪一庵）在挽刘半农的一首《风入松》中也有“‘数人会’里，而今何处寻君”句，都提到了“数人会”。
关于“数人会”，赵元任在《刘半农先生》中言“半农和我是一个多方面的小同行，我们都搞敲敲钉钉拉拉吹吹的玩意儿。他在民十四年发起了数人会”，可知这是由刘半农倡议组织的。据我有限的阅读，对“数人会”的史料记载最早见之于1925年11月18日出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六期《学术界消息》，其中云：
新近几位对中国国音和国语有研究的志愿及兴趣的学者组织了一个“数人会”，他们一共有六个人：黎锦熙（劭西）、刘复（半农）、林语堂（玉堂）、赵元任、疑古玄同、汪怡（一庵）。他们命名叫数人会，据说也有一个用意，就是隋陆法言《切韵序》中说的“……魏著作（渊）谓法言曰：向来论难，疑处悉尽，何不随口记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的“数人”。
可见，这是一个对音韵和国语感兴趣的六人自发组织的一个小团体，并非官办机构。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六期《学术界消息》
随后的12月2日第八期，钱玄同在《关于数人会》中又做了近一步解释：
“数人”者，数人也，数人耳，毫无深义藏于其中。“定”，更谈何容易？别说“则定矣”啦，便是“辈我数人”，也要经过多少回的讨论与多少回的尝试，才勉强得到“暂”定；“暂”定之后，若发见毛病或有更好的办法，当然又要取消或变更前“定”的。即使对于某一问题，我们自信讨论的结果尽善尽美，可以“定”了，但也不过“我辈数人定”罢了；至于“则定矣”，那是别人的事，“我辈数人”安可存此妄想。
本来对这样的一个纯学术组织，并无多少人了解，但近年时见人们文章中提到“数人会”，这多有赖于杨步伟在《杂忆赵家》的推介之功。那时她随丈夫赵元任住在清华园，清华园在北京西郊，她是学医的，闲来想找点事做，便在城里开了一家诊所，“所以我们就看好了景山东大街的一所房子，三进，第一进为诊所，第二进元任他们有花样了，作为他朋友往来用，第三进我三哥住家，因为我们不去的时候必须要有人照应房子等等。我的诊所自然生意不太好，可是元任他们朋友们的玩意可多了，第一他们定了一个‘数人会’，钱玄同、汪怡（一庵）、黎锦熙（劭西）、刘复（半农）、林玉堂（语堂）和元任，最初他们这一班人都是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忽然有这个地方有吃有谈的多高兴，第一是钱玄同摇头摆尾的高谈阔论，谈的不停，胡适之也偶然来来，王国维想加入还没有正式加入进去，而他自己就出事了”。
杨步伟《杂记赵家》
这里写到了“数人会”的活动场所，有的论者即把这所景山东街的房子看成“数人会”活动的固定场所，如朱洪著《刘半农传》、苏金智著《赵元任传》都是这样写的，以前我也持此看法，如今随着《钱玄同日记》出版，改变了这一认知。钱玄同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数人会”的活动，现摘引几日他1925年的日记：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六时至景山东大街二号，赴赵元任之宴。共七人：赵、杨、杨二老爷、钱、黎、汪、刘。（案：这是“数人会”的首次活动时间。）
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日 午至撷英，应劭西主席之数人会，到者四人，赵、钱、林、黎，又赵太太也。匆匆一拟未决定。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午，玉堂请客，至其家，赵、黎、汪、林、钱五人。赵拟一罗马字案，较前次大进步，大致容恰矣。四时散。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六 出城赴汪一庵之约会，今日数人会他为政也。罗马字似可“则定矣”了，赵制一全音分声调表，借来抄之，晚四时方毕。
据此知“数人会”活动采取的是聚餐会性质，大家轮流做东、轮任主席。这个景上东街二号并非是活动的唯一场所。关于这个院落的租定，商务印书馆出版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系在1926年项下，似不确，这应是1926年秋的事。还有论者说远在厦门的语言学家周辨明也是“数人会”成员，其实他不能算作成员，“数人会”就这六个人，还都居于北京。
关于挽联中字句的异同
《北平晨报》上的“悼刘”报道还收录了几副挽联，拿这些挽联与知堂文中的比对，存在文字差异，
这种情况，有的是中华日报录入时误排所致。如知堂联语“廿余日驰驱沙漠”，“沙”字应是“大”字。
这副挽联的撰写在知堂日记中有记，最初见于1934年10月1日日记：“上午做半农挽联云：十七年文字旧交，追忆还从卯字号。廿余日驰驱大漠，归来竟作丁令威。拟请玄同书之。”10月9日又言：“写半农挽联云：十七年尔汝旧交，追忆还从卯字号。廿余日驰驱大漠，归来竟作丁令威。”并“送挽联及奠仪十元致刘宅”。10月9日所写为定稿，那是写在白绢上，与十元奠仪费一起送到刘宅，预备在追悼会现场悬挂的。“白绢”在他10月8日的日记也有记：“上午往琉璃厂买白绢挽联一副。”
这前后两次撰联，“大”字未变，稍作变动的是把“文字旧交”改为“尔汝旧交”。退一步讲，再从文字上看，“沙漠”远不如“大漠”来的有气势，知堂断不会做如此修改。
当然，有的并非是录入时误排，而是原来如此，如胡适的那副挽联，追掉会现场悬挂的为“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伙如今又弱一个；拼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中无人不念半农”，与知堂提供的有别。这里知堂其实并没引错，看看钱玄同1934年10月11日日记就清楚了：“灯下抄钱、黎、白、魏、陈、胡、周、马、赵九人挽刘之联，明日将送周大虎登《国语周刊》也。（此昨日事）。”这是钱玄同补记10日的日记，“胡”,即指胡适，这个九人的“挽刘之联”刊于10月13日《世界日报·国语周刊》。胡适的文字确为：“守常惨死，独秀幽囚，如今又弱一个；拼命精神，打油风趣，后起还有谁呢？”他在追掉会现场悬挂的挽联文字当是后来又做了改动。
《国语周刊》上的钱玄同抄联
此外知堂录赵元任联语“十载凑双簧，无词□□难成曲”中一时失记的“□□”是“今后”二字。文中“玄同评曰：对仗欠工，尚须往清华应试，以资练习”一语，是在使用今典，指1932年清华大学新生入学考试的试题陈寅恪出对对子一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说也罢。（文/赵国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