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到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在“老大帝国”背影的反衬下，清季民初的“青年”话语寄托了国族再生的想象，“五四”一代“新青年”更是在历史的聚光灯下备受关注。与此同时，处在“青年”之前的“童年”，亦正迎来一个被“发现”的时刻。随着“幼学”变革和外来教育理念的导入，语言、文学、图像媒介乃至报刊、教科书等知识载体中的“儿童视角”日益凸显，也引起人们对自身童年的重新审视。
1910年代的“新青年”们生不逢辰，他们大致出生于1880到1890年代——清王朝面临内忧外患的衰世。他们的童年多半在“私塾”中度过，记忆中充斥着戒尺、描红、背书、对对子、拜先生、拜孔子等“不自由”的体验。不过，拜张之洞辈政策或梁启超辈舆论之赐，“五四”一代饱含血泪的“老童年”中，其实已经有了点“新”因素。由书塾而学堂、由记诵而讲授、由四书五经而教科书、由朱子读书法而五段教学法……近代中国的教育变革与知识转型，正是发端于这班“新青年”的童年时代。
一
一旦“新青年”成了中年或老年，便会在文字间编派自己的童年。然而史学训练告诉我们，如果排除回忆这一行为本身的“真实性”，那么什么口述历史、思旧录、忏悔录之类，恐怕都要沦为较不具备史实意义上“真实性”的二手材料。偏偏关于童年经历或幼学现场的记载，传统史书或传记文字多较为简略。只有外来的传教士们带着一双好奇的眼睛，留下了些许现场记录。
伦敦会传教士麦高温（John Macgowan, 1835-1922）在1909年出版了《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Lights and Shadows of Chinese Life）一书，对晚清村学描画颇为细致：
这所学校只有一间孤零零的、毫不起眼的房子，没有丝毫美感可言，屋内的地面脏乱不堪，而且凹凸不平，这都是去年在这里学习的孩子们的“杰作”。墙上没有地图、字画，四处污渍斑斑。
麦高温自然不忘带着西方人的优越感，来谴责塾师的严厉和读本的乏味。而最令他惊讶的，则是中国学童读书的怪异方式：
我们当然希望屋内能保持寂静，但很快我们就改变了这种想法。使我们惊奇的是，立刻就有一个细细的颤抖的声音从屋子的一角传出，几乎是同时，从对面的方向又发出另一个低沉的信号。一个接一个，其他声音也陆陆续续加入进来。每个人都以他所能发出的最高音调，叫喊式地念着他的课文。在我们看来，这种混杂的声音，各自含着某些需要记住的内容。另一方面，中国人把孩子们的这种口头训练看作是学校教育体系中最有益的事情之一。大人们站在屋外，兴高采烈地听着从孩子们嘴里发出的既不和谐也无节奏的合声，他们努力使这种起源于二千多年前中国历史开端时的教学法延续下去。
对中国诵读法的讶异和谴责，是晚清新教传教士教育论说的一贯主题。早在五口通商之初的1844年，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施美夫（George Smith, 1815-1871）来华游历，便记录了上海塾生记诵经书的情形：“每个学生都背对着教师站立，左右摇晃着，用一种歌唱的语调，快速而清晰地大声朗诵《大学》中的某个段落，教师手中拿着一支笔，在书上做记号，标明学生的进度。”
施美夫《五口通商城市游记》描绘中国学塾背书景象的插图
与此类似的外来者视角，在1890年代以后，甚至影响到了梁启超等中国趋新士人的教育改革主张。以撰写《中国人的气质》批评中国国民性而著名的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 1845-1932），在1899年出版了另一本小册子《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 a Study in Sociology）。书中同样描画了中国乡间的学塾，并着力对照中西教学法的不同：“对于一个不了解情况的外国人来说，读书人这么大的吼叫声，使得学堂就像一个疯人院似的。西方的小孩没有这样学习的，西方的教师也没有这样教学的，在这样一种喧哗声中，教师不可能知道学生是否正在重复他教给他们的读音。这种不自然、不合理的持续尖叫声常常导致这样的结果，即大多数中国的读书人声音沙哑，不能大声地说话。”
当“五四”一代回忆他们在晚清的幼学情形时，绝非单纯的怀旧，而是戴着从传教士或梁启超辈“老新党”那里得到的眼镜。比如生于1896年的郁达夫，在追忆学塾生涯之际，首先想到的，是后来学英文所用的“一册英国人编了预备给印度人读的同《纳氏文法》是一路的读本”：
这读本里，有一篇说中国人读书的故事。插画中画着一位年老背曲拿烟管带眼镜拖辫子的老先生坐在那里听学生背书，立在这先生前面背书的，也是一位拖着长辫的小后生。不晓为什么原因，这一课的故事，对我印象特别的深，到现在我还约略谙诵得出来。里面曾说到中国人读书的奇习，说：“他们无论读书背书时，总要把身体东摇西扫，摇动得像一个自鸣钟的摆。”这一种读书背书时摇摆身体的作用与快乐，大约是没有在从前的中国书塾里读过书的人所永不能了解的。
这就是晚清儿童的读书现场，却也是经过近代西洋教育理念的选择、深描和陌生化（“奇习”），而深刻在“五四”新文化人脑中的回忆。
二
谈到“五四”一代的童年回忆，当代读者最熟悉的文本，莫过于鲁迅的《怀旧》《朝花夕拾》或胡适的《四十自述》了。鲁迅所展现的童年，在压抑中带点兴奋和兴趣，跟他同龄人那些苦大仇深的追忆相比，其实有点特别。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所见的读书生活，“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他所写的诵读场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正是西洋人所惊讶的“奇习”。与新学堂出现后在教室以班级为单位、以教科书为蓝本的划一教学不同，在鲁迅略带诗化的回忆中，一间屋子里可以同时响起《论语》《幼学琼林》《周易》《尚书》的诵读声，加上塾师用拖腔念的清人辞赋，真是热闹极了。
同样幼年丧父的胡适，呈现的却是另外一种苦情故事：他在不满三岁时，由父亲把教他母亲的“红纸方字”拿来认字。1890年代钟天纬、梁启超等都曾将类似的方块认字法当作“幼学新法”来张扬。这种办法在北方叫作“认字号”或“念字号儿”，其实是明清以来启蒙的老法子，清初唐彪、崔学古等人早已提及。
不过，胡适的幼学经历确有特异之处，他在“破蒙”之初并不念《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而用他父亲自编的《学为人诗》《原学》以及《律诗六钞》之类的诗选，然后才从《孝经》和朱子《小学》进入四书五经的堂奥。可见哪怕是中下层官宦子弟的教育，也要远远超过普通人家“天地玄黄喊一年”的穷状。
胡适的回忆中还提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即读书的同时是否“讲书”。他的书塾生涯是相当松散的，做先生的四叔在出门前“上一进书”，教学生自己念；到天黑时才又回来一趟，把习字纸加了圈，就放学了。对于所记诵的古书，“四叔”也并不讲解。唯有胡适母亲因为特别地渴望他读书，把学金数倍增加，先生们才答应为他“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多年以后回忆，胡适说：“我一生最得力是讲书。”
读书是否“讲解”，在晚清被看作是区分新、旧教育的一大分水岭。梁启超在戊戌维新前夕曾加辨别：“西国之教人，偏于悟性者也，故睹烹水而悟汽机，睹引芥而悟重力。……中国之教人，偏于记性者也。其课学童也，不因势以导，不引譬以喻，惟苦口呆读，必求背诵而后已。”借助似是而非的生理学话语，梁启超这番议论在晚清时代深入人心；其实却和“认字号”一样，是承自清人的旧说。如清中期的文字学者王筠就曾呼吁：“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钝者或俯首受驱使，敏者必不甘心。”
然而，“读而不讲”的现象，虽然早就饱受有识之士的批评，却在清末全国大部分地区仍相当普遍。世居北京的直隶高阳人齐如山（1875年生）提到幼时先生只管念不管讲，不仅读《三》《百》《千》如此，念四书也是如此；所以有“开蒙”和“开讲”之别：“儿童读书，要到十几岁，方能连读带讲，这个名词说叫开讲。”（此后还有“开笔”，故共有三个阶段。）不过也有时代和地域的差别：“从前北方大城池中，念书的情形，较量好得多，到了北方乡间，就差多了。”籍贯常州而长期居住在直隶、北京的赵元任家，便与此前齐如山的体验不同：“只有我们先生非要念什么就得懂什么，跟向来读书不求甚解的法子相反的”，不过赵元任也说了，这在“那时候儿是破例的事情”。
后来精通了西洋语言学的赵元任，回过头来看，却发现“读而不讲”的老法子“不是全没道理，现在最新的学外国语文的有时候儿倒是像中国的老法子了，不懂就老念老念，念熟了过一会儿，过一阵，过几年，他就不知不觉的懂起来了”。被晚清的梁启超辈和“五四”的胡适辈唾弃的旧法，竟成了最先进的第二语言习得法。与此类似的还有教学空间的变化。
晚清引进西洋新学制，一大工程就是造学堂：京师设大学堂，省会设高等学堂，府要有中学堂，县要有小学堂；课堂多呈四方形，阳面要有玻璃窗，前后要有黑板，讲究通风采光；师生要面对面，上课要互致敬礼。这些从19世纪西洋、日本引进的课堂典范，所针对的正是晚清教学环境的普遍简陋，用梁启超的话讲，是“学舍如溷圊（猪圈与茅厕），学童如丐儿”。丰子恺晚年回忆私塾的情形：
座位并不是课桌，就是先生家里的普通桌子，或者是自己家里搬来的桌子。座位并不排成一列，零零星星地安排，就同普通人家的房间布置一样。课堂里没有黑板，实际上也用不到黑板。因为先生教书是一个一个教的。先生叫声“张三”，张三便拿了书走到先生的书桌旁边，站着听先生教。教毕，先生再叫“李四”，李四便也拿了书走过去受教……每天每人教多少时光，教多少书，没有一定，全看先生高兴。他高兴时，多教点；不高兴时，少教点。
日本中川忠英《清俗纪闻》所绘清代乾隆时期《学馆诸生列位之图》
这种无课堂秩序，无一定课时，因人而异，没有集体课程的教学空间，正是晚清民国教育改革者抨击的对象。然而，20世纪后半期西方教育逐渐打破了集体授课的模式，强调学生个性，甚至在空间布局上，也回到了类似中国旧式“私塾”的那种貌似杂乱的桌椅安排。
三
在戊戌前后教育变革论的呼吁下，清廷在1902年和1904年两度颁布新式学制；而在此之前，西方传教士的教会学校，服务于技术需求的方言、武备、水陆师等专门学堂，以及有识之士试办的新式综合学校，早已在沿海地区铺开了迥别于旧日学塾或书院的新教育。“五四”以后的风云人物，从鲁迅、周作人、胡适……到梁漱溟、茅盾、郭沫若、郁达夫、张恨水，正是在这种教育改革的风潮中，从程度不一的中式学塾启蒙迈进了整齐划一的西式学校生活。
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变化，即知识的载体的更新：从《三》《百》《千》《千》的蒙书世界和四书、五经、二十四史的旧学世界，一变而为有课文、有插图、有问答、有作业、有考试的教科书世界。教科书的前提是学制，有了明确的学制和教学计划，才好编排教科书的框架。癸卯学制以前，教科书按照学校的教学实际编写。最初南洋公学师范生编的《蒙学课本》（1898）仅二册，后扩充为三编（1901），积字成句，由浅入深。无锡三等公学堂的《蒙学读本全书》（1902）分七编：前三编根据游戏浅理，附入启事短笺；第四编“专重德育，补修身（伦理学）书之缺”；第五编汇集周秦子史寓言，“专重智育，为论理学（逻辑学）之引”；第六编“前半为修词（修辞学），后半为达理（哲学）”；第七编选《史》、《汉》、《通鉴》、《国策》、诸子及唐宋以来古文。整部读本可以说是一部涵盖各学科知识的综合教科书。癸卯学制颁布以后，分级分科排课。如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五年，故自商务印书馆《最新初等小学教科书》系列以下，完全制初等小学课本多为十册，每学期一册，每册多为六十课。1909年变通学制，规定四年制或三年制的简易科，故初小课本又有改为八册或六册者。
1904年，胡适进入上海梅溪学堂，因不懂上海话，编在“差不多最低的一班”，国文科所用课本便是文明书局出版的无锡三等公学堂《蒙学读本全书》；六个星期以后直升入第二班，为了对付“论题”和“经义题”，则读《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之类新书。差不多同时（“民国前八九年”），沈雁冰（茅盾）成为浙江桐乡县乌镇小学的第一班学生：“修身”课分两班，甲班读《论语》，乙班读同样由文明书局出版的“修身教科书”（按文明书局所出，有吴尚的《初等伦理学教科书》，署癸卯闰五月首版印行）；国文课本则是杜亚泉的《绘图文学初阶》（商务印书馆1902年铅印本）和施崇恩的《速通虚字法》（彪蒙书室1903年石印本）。沈提到当时“乡下人”都称这些新式教科书为“洋书”，后来回想起《速通虚字法》，还觉得其编者和画者实在了不起：
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速通虚字法》的编者和画者，实在是了不起的儿童心理学家，它的例句都能形象化并且有鲜明的色彩。例如用“虎猛于马”这一句，来说明“于”字的一种用法，同时那插画就是一只咆哮的老虎和一匹正在逃避的马，又如解释“更”字，用“此山高彼山更高”。这么一句，插图便是两座山头，一高一低，中间有两人在那里指手划脚，仰头赞叹。
茅盾回忆中《绘图速通虚字法》的“此山高彼山更高”图像
原书中应为解释“彼”字的“彼山较此山尤高”癸卯前后，彪蒙书室（原在杭州，后迁至上海）专以出版各种蒙学用书而知名，其体裁介于旧式蒙书和新式教科书之间，多采石印，配以图画，便于自学。先后刊有《识字实在易》《造句实在易》《速通虚字法》《论说实在易》《虚字实在易》《习字实在易》等蒙学用书，运用白话，标举“实在易”为口号，在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主导的正则学堂教科书之外，开辟了一个更为灵活机动的出版空间。
四
与教科书的兴起相应，则是诵读的没落和西式教授法的兴起。癸卯以后出版的成套教科书，多附有“教授法”，类似今日中小学教师的“教案”。晚清的“教授法”书籍针对传统记诵教育的弊端，以引进赫尔巴特“五段教学法”（预备—提示—比较—总括—应用）等分步式教法为职志。在这种按部就班的安排下，旧式蒙学那种以“温旧书—上新书—习字—属对”为主轴的教学日程（可上溯到朱子读书法和元代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课程》），自然不再能维持。
记诵之学即便在旧式的家塾、私塾当中，也不一定能维持其地位。晚清重臣瞿鸿禨幼子瞿兑之（宣颖，1894年生）的从学经历即为一例。瞿兑之六岁在江阴（其父任江苏学政的驻地）就外傅，读《论语》《孟子》及唐诗。七岁返故乡长沙后入书塾，课馀所肄蒙书除了《历代统系歌》，还有上海澄衷学堂《字课图说》和湖北自强学堂《地球韵言》等新书。虽然瞿氏出身官宦世家，后来从《日知录》《汉学师承记》等书得学问门径，成为晚近文史一家，但他自述艰于记诵，却在同时代读书人当中相当特别：
童时受经不严于倍诵，于《周礼》《仪礼》《公》《穀》尤几止于循览。本无强识之能，记问遂疏阔。比稍知向学，则每树一义，必遍寻诸经子史，乃能穷其所之，巨帙如《通考》《通鉴》，且检覆无虑数十过，过目辄忘，况年已长，讵能蕲有所进益。
与此类似的还有梁漱溟（1893年生于北京）。梁氏与瞿氏生年仅差一岁，二人家世难以相提并论，地域也相隔南北，初学途径却非常类似。梁漱溟也是六岁开始读书，而在《三字经》之后，读的同样是《地球韵言》。不过，似乎比瞿兑之更要彻底一点，梁漱溟晚年说自己“对于四书五经至今没有诵读过，只看过而已。这在同我一般年纪的人，是很少的”。随后就进了北京第一个洋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值得注意的是，梁、瞿这两个“不诵经”的特例，就学的时间（六岁）分别在1898年和1899年。戊戌百日维新，特别是科举改制和当时一派教育变革论说，很可能影响到瞿鸿禨和梁济把握自家子弟学程的尺度。
新文化运动后期，梁漱溟凭着一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震动思想界，甚至被后人指认为民国时期“新儒家”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只不过，这位“新儒家”对四书五经所下的工夫，很可能还远不及鲁迅、胡适辈“新青年”。
五
熟于近代掌故的刘成禺，曾提及晚清中国社会“读书风气各别”，至少可分为“书香世家”（从《说文》入手，多习经史百家之学）、“崛起”（暴发户）、“俗学”（以八股应试为中心）三种类型，不能拿后来学制统一、课本一致的新式学校去推想。晚清以来对于中国旧教育的批评，实际上是集中在“俗学”一类的弊端，取此中学的糟粕与西学的精华类比，高下自然立见。“新青年”的童年，无论是活泼丰富还是枯燥压抑，却往往被蒙上一层黑暗悲情的色彩。
回看新青年的“老童年”之时，多采常见的回忆性材料。这些材料难免夸大自我能力，顺从后设史观，从自身当前处境倒放电影等偏颇。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他们多半要在陈述早年历史时强调自己顽皮乖戾的一面，对于旧家庭旧教育，放大其叛逆人格甚至革命精神。体现在读书生活上，就是在正经的经书和教科书之外，突出“闲书”的地位。鲁迅对于闲书和图画书的兴趣自不待言，又如胡适之强调“小说书给了我绝大的帮助”，茅盾之回忆叔曾祖留下那一板箱旧小说带来的冲击，张恨水追记自己对诗歌小说别具兴趣等。说来也是，谁愿意把自己辛苦用功的拙笨示人呢？突出“闲书”和强调顽皮一样，不仅是“五四”一代叛逆人格的证见，更是新文化人天赋优越的体现，当然也受制于文学革命、整理国故运动以后小说地位抬升带来的新视界。
另一方面，似乎也应看到在“新青年”们童年回忆（有的甚至是他们到中年、老年以后的回忆）所体现的这种知识转型过程，对于从晚清以降整个中国读书人的群体遭遇而言，并不一定那么具有代表性。民元甚至新文化运动以后，在广袤的内陆地区，在沿海地带的乡村甚至城市基层，甚或在一些“书香世家”当中，传统的教学方式因其在成本和应用上的优势，仍然占据基础教育的重要份额。所谓“私塾”的消亡，更是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1950年代中期，在强大国家机器的整合下才得以实现。须知“五四”一代的童年叙事本就服务（或从属）于“五四”启蒙叙事本身，他们用自己的童年证明着自己的青年，将自家一身的体验，归结为整个中国文化的宿命。
（本文摘自陆胤著《变风变雅：清季民初的诗文、学术与政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