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这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的歌词，也与清华校长、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梅贻琦的治校育才理念呼应共振。“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梅贻琦《就职清华大学校长演说》）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内的西南联大校歌壁雕
保持联大教育品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清华就对战局预判清醒，而且付诸行动，梅贻琦的远见卓识可见一斑。1936年2月，梅贻琦与工学院院长顾毓琇等赴湖南，与湖南省主席何健商洽筹设分校，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何健拨长沙岳麓山空地100余亩赠与清华作为建校之用。1936年冬，清华秘密运送一批图书、仪器到汉口，每批10列车，每车约40箱。这些图书、仪器成为以后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珍贵的教学设备，开展了有限的学术研究。
梅贻琦
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召集蒋梦麟、张伯苓、胡适、梅贻琦等知识界领袖在庐山商议国是，会后梅贻琦已不能返回清华园。1937年8月中旬，国民政府命令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长沙组建临时大学。8月22日，他致电留守清华的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抢运图书仪器，“附上……书籍、仪器详单一份……设法与其他箱件运出为盼”；“我校东西应如何运来，惟诸君就地决定，即运费稍多，如能手续单简、稳妥，亦殊值得”。
北平沦陷，自1937年10月3日起，清华园也被日寇窃据为野战医院，伤兵有时多至二、三千人。图书设备或抛弃、或洗劫、或变卖、或焚毁；图书馆被改为治疗室、手术室、食堂等，新体育馆、生物馆被改为马厩，“新南院住宅区，竟成妓馆”。（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三续）》）
全面抗战初期，日寇气势嚣张，1937年底南京沦陷，武汉危急，长沙难以坚守，长沙临大不得不继续西迁。1938年至1946年，清华、北大、南开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位校长任校务委员会常委。
张伯苓参与长沙临大初期组建工作，蒋梦麟参与长沙临大、西南联大初期组建工作。但两人在陪都另有职务，常驻重庆，张伯苓担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蒋梦麟兼任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会长。基于对谦和、诚笃、公正的梅贻琦信任，公推他为联大常委会主席。
梅贻琦一人主持西南联大校务，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辉煌奇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学界认为西南联大才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不乏其人。
北大教授毛子水说，8年多的西南联大，始终都在雍容和睦的气氛中长成。“这非特是我们教育史上的佳话，亦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有光辉的事情”；“比培植出杨振宁、李政道、王浩等那件事情要有价值得多；因为这是人类精神修养的一种最高贵的表现”。认为梅贻琦先生“实在是外闲适而内极负责的人”，“不辞辛苦，要为（按：联大成功）最大的原因”。（毛子水《追念梅月涵先生》）
1938年5月1日，西南联大正式开学，5月4日正式上课，缺乏经费、缺乏资料、缺乏教室、缺乏仪器、缺乏食品、缺乏安全、缺乏……学生郑敏回忆，“学习环境亦十分艰苦，教舍很破，一面墙，围着一块荒地，后面都是坟；铁板盖着的房子，有门有窗，但窗子上没玻璃，谁迟到了就得站在窗子边上旁听吹风”；“走进食堂，大家站着吃饭，挑着米饭里的沙子、小石头和稗子。所谓蔬菜都是很清的汤水漂着几根菜，肉是不常见的”。（祁雪晶整理《回望我的西南联大》）
但这些艰难都不足以成为西南联大降低教育品质的理由。联大学生必须修满132个学分，其中约五分之三为选修；所有学生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大考小考不断，涉及基础理论的课月考一次，工学院、理学院月考两次；联大办学8年，近8000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毕业的本专科生和研究生仅有3882人，毕业率不足一半。（张晨《西南联大：抗战烽火中的不辍弦歌》）
梅贻琦托人从欧美购来大学教科书的样本，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成批复印，又辗转香港运到昆明，使得西南联大的教学一直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张曼菱《烽火读书声──抗战时期的学校与教育》）
教授们物质寒酸，却精神抖擞，学术自由氛围浓厚。闻一多开设的《楚辞》是联大的“精品课程”，引人入胜、门庭若市。整整一个学期、40多节大课，他只讲了屈原的一首诗《天问》。游国恩、罗庸教授和青年教师唐兰、彭忠铎也都各自讲授《楚辞》，让学生自由选择、自由思考、自由探讨。
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对全国所有大学的课程设置、课程内容、考核方式、教授聘任等作出硬性、统一规定。联大的教授会明确表示拒绝服从，意见书上声明：“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
日寇当然不会放过中国这个精英荟萃的学术重镇和文化中心。1941年8月14日，大批日机轰炸，“专为摧毁我联大而来”，联大损失惨重，“落弹至数十枚之多，其间凡常委办公室及事务组、出纳组、图书馆书库一部分，理〔学〕院试验室数间均被炸平，学生宿舍亦有四分之一被毁”，（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三续）》）所幸联大师生无一死伤。
8月27日，联大召开常委会，梅贻琦克服困难，坚持按期开学。“新校舍被炸后似无修复之计议，乃有提议延期开学者，心中大不谓然。决赶快筹备，设法如期开学”。经一个多月赶工修理，如梅贻琦所愿，10月6日按期举行新学年的始业礼。（《梅贻琦日记》，1941年8月27日、10月6日）
1943年1月5日，梅贻琦母亲去世，他延至3月4日从八弟获知确切信息，悲痛不已。自责“兄弟四人皆远在川、滇，未能亲侍左右，易箦之时，逝者亦或难瞑目耳，哀哉” ！也清醒战时“难言礼制，故吾于校事亦不拟请假，惟冀以工作之努力邀吾亲之灵鉴，而以告慰耳”。当天下午一点开联大常委会，他坚持下楼主持，“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梅贻琦日记》，1943年3月4日）
动员青年学子从军报国
抗战前，国民政府要求各机构学校每星期一上午有一小时聚会，称为“总理纪念周”；抗战后，改为国民月会，每个月开一次会。据西南联大1939级物理系学生何兆武（后转入历史系）回忆，梅贻琦主政西南联大时，两次在国民月会上动员学生参军。（何兆武《纪念梅贻琦校长》）
1944年8月27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10月14日，“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在重庆召开，决定征集10万人组建中国青年远征军，报名时间为11月11日至30日。西南联大10月30日召开校务会议，通过梅贻琦草拟的从军运动建议书；11月15日召开常务委员会，成立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梅贻琦任主任委员。
11月29日下午，联大举行知识青年从军全校总动员，梅贻琦和教授代表钱端升、冯友兰、周炳琳、燕树棠、闻一多等先后发言，学生反响冷淡，报名廖廖。联大不得不将报名截止日期延至12月2日正午。闻一多之子闻黎明曾撰文分析有三个原因：一、“动员知识青年从军是否是当前最急需要工作的问题上，人们的认识不一致”；二、“担心青年远征军被利用为加深国内政争的工具”；三、“待遇问题也是一个难于启齿却欲罢不能的心结”。（闻黎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青年远征军》）
联大为此制定《参加知识青年志愿从军之学生入伍期满返校后其学业优待办法》，从军各生一律免修24学分。12月初，日寇占领西南大后方最后一道天然屏障独山，昆明及整个西南都岌岌可危，迅速唤醒青年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掀起从军热潮。12月3日，联大报名参加青年远征军者共187人。12月5日，联大教授会议通过意见书送国民党中央，呼吁“此次知识青年军纯粹为国防军，不参加党派活动”。
梅贻琦的儿女作了青年志愿从军的示范。独子梅祖彦1942年入联大机械工程学系，此前已担任美军译员；四个女儿中，除了长女出嫁，四女尚幼外，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次女、三女都在这次从军运动中报名。1945年2月23日，昆明《扫荡报》以《联大梅校委子女三人从军，从军女青年今日体检》为题披露了此消息。
此次从军运动，联大的征额为100人，开场有些冷淡，但氛围迅速高涨，实际从军人数为266人，大大超过配额。总体而言，抗战期间联大学生从军踊跃。1942-1945年，“应征及志愿充任译员者，共四百余人，最近加入青年远征军及空军者亦二百余人，成绩都甚良好”。（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五续）》）
在西南联大原校址（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园）耸立着一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被誉为“三绝碑”。碑阴为校志委员会纂列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有832人。
实际上，参加抗战的联大学生远不止这些。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校方记录参加抗战工作离校学生就有295人，绝大多数未列入题名。两者相加共1100多人，约占全校总人数的14%，即每100位联大学生中，就有14人曾投笔从戎，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生命。（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不能忘却的历史——南开大学被炸77周年祭》）
烽火之中仍有爱，硝烟弥漫有浪漫。化学系有位老师为补贴家用所种的花，含苞欲放之际一夜间全部失窃，纷纷安插在女生们的玻璃瓶和土罐里。原来是一伙男生一面“跑警报”一面谈恋爱，早已瞄准这批“爱情的信物”。
西南联大有个公示栏，师生们如有想法，可在此张贴，当天有校工来收走，次日梅贻琦答复。联大化工系1943级学生赵宝熙说起一桩趣事：“梅贻琦的女儿，梅祖彤，梅三儿。有一个学生追她。”这位男生想送花给她，就写了一个呈文，贴在公示栏中，请梅校长批准送花。梅校长果然答复，而且引来围观。“结果弄得大家老去看，一看，他上面就写：某某人所请不准”。（张曼菱《烽火读书声——抗战时期的学校与教育》）
清华与北大微妙的“瑜亮情结”
联大之难，不仅在于国难，还在于“联”难。三所名校需联合，师生需联合，左右政治立场需联合，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也需联合。
清华的经费、师资、设备等，在联大中远胜北大和南开。例如，1938年联大教授、副教授共161人，其中清华计83人，占51.6%；联大工学院实际就是清华工学院；联大理学院，清华教师占一半以上；联大教务通则、教授会组织法等规章制度，多以清华为蓝本。
私立的南开是“小弟”，没想法，以最高学府自居自许的北大寄人篱下，耿耿于怀，相当敏感。北大、清华都有倾向分家，只是被教育部长陈立夫明确否决，而且抬出蒋介石主张联合。
据梅贻琦日记载述，1941年3月26日，西南联大召开校务会议，对是否设分校意见不统一，表决票数均为7票。会前，北大校长蒋梦麟谈及研究问题，称“宜由三校分头推进”；梅贻琦不仅赞同，而且主动表态分校后，教育部多资助北大、南开，清华经费自筹，“最好请教部不再以联大勉强拉在一起；分开之后可请政府多予北大、南开以研究补助，清华可自行筹措，如此则分办合作更易进展矣”。4月3日晚7点，梅贻琦约请马约翰、吴有训、陈岱孙、李辑祥、叶企孙等清华资深教授便饭，商谈“联大与三校关系将来可能之演变问题”。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本息9.8亿两白银，39年还清。1908年，美国第一笔退款约1160万美元，组建清华学堂；1924年，美国第二笔退款约1250万美元，组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抗战时期，北大、南开缺钱，全国高校缺钱，大家都盯着清华庚子赔款基金这块“大肥肉”。1941年3月24日，清华“开校务会议，决定让售北大美金三千元”，可见北大财政困难。
蒋梦麟还赴渝向教育部提议，由清华拨款80万补助西南联大，并请求北大预算独立划拨。4月12日晚，自渝返昆的联大教务长、清华教务长潘光旦送来蒋梦麟向教育部商量经费问题所提“办法”文稿，梅贻琦“阅之极为不安”。次日晚写长信致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原清华工学院院长），“论蒋所提‘办法’中困难之点，信中不免牢骚语，实亦心中甚感郁闷，不觉溢于言表耳”。
五天之后，梅贻琦召集清华校务会议，针对蒋梦麟向教育部的提议，决定两个对策预案：“1.倘北大同人果愿另起炉灶，则可三校预算分开，清华对于联大负其全责；2.倘只令清华向联大拨出应摊之八十万，则联大所多出之八十万为补助各校研究费者，清华应分得其比例应得之数。”
4月23日，顾毓琇代表教育部致函梅贻琦，提出折中方案：“由清华借款五十万补助联大研究院，然后由联大分给北大、清华、南开各研究部分。”实质是清华第二个对策预案的思路，明显更有利于清华，不仅所支付款额比北大申请的减少37.5%，而且由三校分配使用，按照清华在联大的实力分得比例无疑更高。次日，梅向清华校务会议成员通报顾函内容，消息又扩散到清华教授中，先后有十余人来函申请开会讨论。
5月8日，梅贻琦又召开清华教授会，到者四十二、三人，研究清华补助联大研究费问题，萧蘧、张奚若、陈岱孙等十余位教授发言。会议没有形成决议，“多数似愿接受余之建设，惟对于蒋公（按：指蒋梦麟）之做法多感愤慨耳”。
梅贻琦体察北大敏感微妙心理，且有换位思考，看淡权位。5月13日，他至联大办公处，与联大总务长、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商谈二事：一、清华拟补五十万；二、主动提出蒋梦麟继任联大常委会主席至少一年。“盖吾二人（按：指蒋和梅）原无所谓，但校中人众（按：主要指北大教授），如此似较好耳”。郑天挺答复了第一件事：“北大明日将有校务会议”，“大家之意拟不接受，而专注意于预算之确定”。
两天后，蒋梦麟向梅贻琦通报北大14日校务会议结果，如郑天挺事先吹风的立场，北大“只要教部成立分校，预算并不望由清华得补助”。潜台词其实就是一句：北大不要清华的补助款，更想和清华分家过日子。
5月16日上午，梅贻琦约冯友兰、施嘉炀、吴有训、叶企孙等清华校务会成员，通报北大校务会的决议，对于北大“仍以预算独立为向教育部交涉目标，清华深表同情并望其成功。至于清华所拟拨补联大五十万之办法，则须视将来演变如何酌为办理耳”。
当天下午他飞赴重庆。5月19日傍晚6点多，以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身份拜访教育部长陈立夫，报告联大研究费、分校等问题。北大的意见均被陈立夫否决，陈认为北大有独立预算的“办法未妥，联大已维持三年有余，结果甚好，最好继续至抗战终了，圆满结束，然后各校回北边去。且委员长有主张联合之表示，未必肯令分开（教育合办事业多未成功，西南联大为仅有之佳果），而物质上（指预算）如分开则精神上自将趋于分散，久之必将分裂，反为可惜，故不若在研究工作各校自办为是”。
北大想成立联大分校，陈立夫支持梅贻琦“拟将分校结束，学生全在昆明上课”的意见，表态生活条件“还是昆明好些”。陈立夫还同意对西南联大倾斜经费，缓解北大经济压力，追加了三成预算。（《梅贻琦日记》，1941年5月30日）
5月27日，梅贻琦与当天来访的张静愚谈话，表明“清华基金无论如何不应动用（近周有以一部分解众人馋涎〔论〕者实不妥当，且亦无效，徒启以后更多之觊觎耳”，“以后应提出使大家注意”。显然，这是梅贻琦回应前期一系列事件：蒋梦麟提出清华补助80万元给联大、教育部折衷补助50万元且三校使用、北大立场反复不要钱而想独立预算、陈立夫断然否决北大决议。他暗下决心，今后不能动用清华庚子赔款基金补助联大，而是另想办法。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
“梅校长的大”成就联大“一联到底”
这个办法就是创办清华服务社。1943年3月17日下午5时，梅贻琦主持召开清华评议会，会后吃饭时提议“联合解决生计问题，同人颇表同意”。饭后他又与范围更小的校务会成员详谈，“决先研究各部分可能生产事业，再定办法”，开始筹组清华服务社搞创收。清华工学院院长、联大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在《怀念梅贻琦先生》文中确认，“梅先生并建议该组织命名为‘清华服务社’”。
清华服务社主要利用清华工学院暂时不用的设备和清华校友的资源，设机械工厂、机制木材厂、农场、碾米场等，产品有牙水、发油、味精、酱油等，生意兴隆。“单单为供给美国陆空军供应处建筑材料一项，营业数目达数千万元之巨，各锯木厂彻夜工作，尚有供不应求情形”。1943年，“自六月至十二月终，盈余约二百万元”。（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四续）》）
民以食为天，联大教授也需养家糊口，1942年起昆明通货膨胀猛如虎，日子过得很艰辛。“战前实支月薪350元的一位教授，抗战开始以还，收入最少的月份可以少到9.6元”。（潘光旦《为征集清华服务社股本告全体校友书》）梅贻琦在联大常委会建议，“一定要保证全校师生不致断粮，按月每户需一石六斗米的实物。于是租车派人到邻近各县购运”。（郑天挺《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又获得政府部门工作的三校校友的支援，这项工作维持到抗战胜利。
梅贻琦又用清华服务社的盈余，逐季分配给西南联大同人，自助、助人。郑天挺回忆，“这事本与外校无关。梅校长顾念北大、南开同人同在贫困，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从而看出梅校长的公正无私”。（郑天挺《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
可贵之处在于，梅贻琦始终明确大学及其教授不以盈利为首要目标，更重要的任务是追求真理、研究学术、培养人材。所以他回顾清华服务社经营两载，“营业情形，向称发达，年来于同人收益，逐级分配，不无小补”，“然此究属权宜之计，他日战事终了，当即随同结束”。（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五续）》）
北大分不了家，还得和清华、南开一起过日子。梅贻琦实际主持联大校务，不偏不倚，公正大度，三校师生越来越服气和拥戴。例如1942年，教育部拨款24万元用于西南联大研究院补助费，“清华方面亦拟筹拨二十五万元作三校研究补助之用”，（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三续）》）相当于和教育部拨款1:1配套，而且是三校共用。
清华生物系1934级学生、何炳棣挚友林从敏认为，梅贻琦长临大、联大校政，处事公允，揖让之风，得三校教师信任，受全体学生爱戴，自由学风、民主传统，滋生联大校园。他曾征求北大、南开有影响力的教授们意见：“联大校政究竟是哪个校委主持？”答：“是梅校长。”再问：“其他两校校长与教授们放心吗？”再答：“绝对信任！”（林从敏《追忆校长梅贻琦先生》）
为解决清华一校独大的难题，梅贻琦没有将随校南迁的清华人员都放入联大编制内。而是将设于清华园本部的农业研究所、南昌的航空研究所、汉口和长沙的无线电研究所南迁至昆明，又利用庚子赔款基金拨给清华的经费，于1938年秋新设国情普量、金属学两个研究所，安置清华人员。“从而使三校在联大体现了较好的平衡，促进了学校内部的团结，为嗣后八年的顺利合作，奠定了初步基础”。（吴泽霖《记教育家梅月涵先生》）
如此设置又满足了国防迫切需要，集中科研经费与人才，一举两得。例如，航空研究所建立的风洞，是我国第一个研究飞机结构的较大型风洞；无线电研究所设置的真空管制造设备当时国内少有，主要研究方向为超短波、微波。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记载，“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西南联大能够一联到底，“关键与奥妙就在梅校长的大。这时他的心中与他的作为都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傅任敢《值得我们学习的梅校长》）
三校和谐虽然不能说完美，大体无碍，好合好散，尤其一致敬重梅贻琦，包括蒋梦麟也认同他。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在《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文中记载，蒋梦麟曾对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常说一句大实话“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从而奠定三校在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郑天挺还讲述了一个“通家之好”的故事，流传至今，成为美谈。
1941年4月，清华大学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举行30周年校庆，常驻重庆的张伯苓校长告诉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得从丰的庆祝。黄钰生在清华校庆会上解释了“通家”缘由：清华的梅校长是南开学堂第一班的高材生。
其实，清华学堂1911年成立之初，张伯苓曾任半年教务长；1923年至1926年，张伯苓胞弟张彭春又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教务长，此后回南开任教务长；黄钰生本人也是先念南开、再念清华。
接着，冯友兰登台叙起清华、北大的“通家之好”：北大文学院院长（按：胡适）是清华人，他是清华文学院院长，出身北大。之后会议氛围热烈，纷纷列举三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支援的情形。其乐融融，如同一家。
梅贻琦与南开校长张伯苓的师生之谊终生不渝。1908年，他在南开学堂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名字被刻在南开校门前纪念碑的第一名上；1919年，他与韩咏华举行新式婚礼，由牧师证婚，张伯苓就亲往北京贺喜；他从事教育也是受张校长鼓励，停止打“退堂鼓”。
1915年春，梅贻琦因家庭经济困难，不能继续留美深造，回国在天津基督教男青年会服务半年。是年秋，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聘他为教员，讲授数学、英文，后升讲师，专教物理。
梅贻琦寡言，上讲坛教书是件“苦差”。“半年后放暑假时，月涵回天津去见张伯苓先生，表示对教书没什么兴趣，愿意换个工作。张先生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月涵照老师教导，老老实实回京继续在清华任教。”这是梅贻琦晚年在美闲居时，告诉夫人的一段趣闻。（韩咏华《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
正是张伯苓恩师“当头棒喝”，梅贻琦打消了离开清华、放弃教职的念头。1925年，清华增设大学部，梅贻琦任物理系首席教授；次年4月，他被全体教授推选为教务长；1931年，经赵元任提议，他又任清华校长。他听从张伯苓良言，这一“忍耐”，就干了一辈子教育，而且成为教育大家，成为清华迄今为止最杰出、最受敬仰的校长。
约1932年，清华请张伯苓演讲，结束后梅向张致谢，看见张穿上中途脱下的马褂，梅亲自上前帮扣纽扣。事后某年轻人笑问：“您何必当众表演？”梅愕然回答：“我自幼年就崇拜他，感激他，任何时恨不得侍候他以表敬爱”；“对他尊敬的诚意，纯出习惯，没顾及在什么场合，绝不是故意表演”。（赵赓飏《梅贻琦传稿》）
对照鲜明的是，与国立西南联大同时成立的国立西北联大办不下去，分家了之。“带头大哥”天津的北洋工学院强势，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不服，内部矛盾重重，离内战战场又近。
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民政府教育部6月就指令西北联大一拆为五：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蒋梦麟形象地比喻组建西北联大的几个高校：“它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私立的复旦大学、大夏大学（按：由厦门大学分出，华东师范大学前身）被迫内迁，经教育部同意，合并成为联合大学。分设两处：其一为庐山，称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以复旦师生为主；其二为贵阳，称第二联合大学，以大夏师生为主。不久，日寇侵犯江西，复旦再迁重庆北碚，大夏迁到贵阳，联校也解体。
1942年1月，教育部决定将所有尚未撤出上海沦陷区的高校全部合并，撤退至浙江境内组建“国立东南联合大学”。东南联大主要由暨南大学、上海美专、上海法学院、大同大学组成，先撤退至浙江金华，最终抵达福建建阳。东南联大仅维持一年半。1943年6月，文理商三学院和先修班并入国立暨南大学，法学院和艺术专修科并入国立英士大学。
所幸西南联大善始善终，成为中国教育界的不朽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