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茨威格自杀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中文世界里的极高知名度与其在西方世界长期被冷落乃至遗忘的境地（茨威格的名字在二战后的英语世界里几乎完全消失）构成了极为鲜明而富有意味的对比，前者的声望主要来自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它在中国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徐静蕾自导自演）、戏剧（孟京辉导演）等多种艺术形式，当然他那本拥有无数中文译本的著名传记《人类群星闪耀时》也贡献颇多，其广泛的影响力甚至盖过了茨威格生前用力极深的自传《昨日的世界》。之于后者，则是二战后欧洲文化（以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人文主义传统为代表）没落而美国文化（以新一轮资本主义经济崛起的美国式通俗文化为代表）崛起的历史见证。因此，普罗契尼克所著的茨威格传记的书名是意味深长的。它的英文名是：The Impossible Exile: Stefan Zweig at the End of the World，台湾地区版的中文译名为《褚威格最后的放逐：一个永恒过客的错位人生》。“impossible”一词在此语义双关，既指不可能，也指“穷途末路”的困难，其副标题点明了茨威格走向世界的穷途末路（以维也纳为代表的欧洲文化的没落）的心路历程。
斯蒂芬·茨威格
昨日的世界
作为一个著名的流亡者，茨威格深入骨髓的维也纳情结是其一生的注脚。1881年11月28日，斯蒂芬·茨威格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资产阶级家庭。这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在20世纪之交达到了科学、文化与艺术高度繁荣的巅峰，堪称欧洲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在此生长成人的茨威格对维也纳的一切都心醉神迷，以至于其晚年流亡巴西时仍不断追忆这座不朽名城的迷人风华，仍心心念念那个令他神往的《昨日的世界》：
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总是一直怀着痛苦的忧虑思念着欧洲，一直想着在欧洲的奥地利，难以摆脱。在许多令人惊骇的危险地区中，唯有奥地利的命运特别令我关心，整个欧洲的命运全系在那个小国家身上。它恰巧是我的祖国。……当我装作我早已不关心奥地利的命运时，我是怎样在欺骗自己呵！我每天从遥远的地方比我那些在祖国的朋友们更为奥地利缓慢而心切的最后挣扎而痛苦，……他们无忧无虑、幸福地过着他们的日子，而看得更加清楚的我，心都快要碎了。
长久以来，维也纳——这个哈布斯王朝的首府得天独厚，海纳百川，它汲取了德意志、匈牙利、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弗拉芒等文化，将之熔于一炉，奠定了其欧洲文化中心的地位。维也纳的文化艺术氛围之浓郁几乎无出其右（或许只有法国巴黎差可近之）——几乎没有一个维也纳人不热爱艺术。一个维也纳人若没有艺术感，并对礼仪不感兴趣，就无法想象能进入所谓的“上流社会”。“但是，即使在下层民众当中，甚至是最穷苦的人，从四外风景、人性欢快的气氛之中，也把某种对于美的本能吸收到他的生活中去。没有这种对文化的热爱，没有这种对人生最神圣的多余之物的既享受又审视的感觉，就不算是真正的维也纳人”。可以说，这座城市的人文和艺术魅力弥漫在每一个空气分子中。
《昨日的世界》
在音乐和戏剧方面，维也纳更是首屈一指。七位不朽的音乐大师格鲁克、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曾在此生活，造就了这座世界音乐之都。当年的大指挥家古斯塔夫·马勒更是响当当的人物，如果谁在街上见到马勒，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简直“像打了胜仗一样，洋洋得意地对同伴们报告”。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定义中欧时，曾给出一个著名的准则：“最小的地方之中的最大多样性”，维也纳堪称是这一准则的极致典范。这种兼容并蓄的城市文化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在不知不觉中将茨威格培养成一个超民族主义者、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个世界公民。
于是，我们看到成年后的茨威格从维也纳走出，迈向广阔的世界。他在欧洲各国自由往来，在世界各地无拘无束的旅行，过着一种世界性的生活。在萨尔斯堡城卡普齐纳山上的家中，茨威格接待来自世界范围的各界精英——包括著名作家高尔基、罗曼·罗兰、诗人里尔克、心理学家弗洛伊德、音乐家理查·施特劳斯等等，他将这座山居称为“一所欧洲人的房子”。在此，他们畅谈理想、艺术与人生，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而愉快的时光。茨威格的国籍是奥地利，他用德语思考和写作，但他同时精通多国语言，他的心灵超越了民族、国家和语言，他属于全欧洲，属于全世界。
就这样，在茨威格的生命中，维也纳不只是他的故乡，更是他的精神家园。当他和他的精英朋友们从山顶居所的阳台上眺望美丽宁静的风景时，又有谁会想到，正对面的贝希特斯加登山上，有个坐在那里的男人有一天会毁了这一切。1938年，当茨威格位于萨尔斯堡的收藏丰富的私人图书馆被纳粹烧毁之际，他生命的一部分也随之而去了。那个“昨日的世界”只能小心翼翼地化入他的小说和自传，如《普拉特尔的春天》、《家庭女教师》、《奇妙之夜》、《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旧书商门德尔》，以及那本大名鼎鼎的《昨日的世界》。随着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以及纳粹对犹太人的无情迫害，这座城市的一切都沦为“此情可待成追忆”，就像那昨夜星辰昨夜风，再也无从寻觅了。
精神的流亡
虽然茨威格的流亡生涯是从希特勒上台的次年（即1934年）开始，但从一战结束的那段岁月开始，他的精神流亡史已经展开。在《昨日的世界》中，他写道：“一九一九、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奥地利战后最艰难的三年，我是在萨尔斯堡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度过的。我已经放弃了有朝一日重见世界的希望。”尽管这一希望一度重现，但那个风华自足的维也纳飘然远去，欧洲文化的黄昏正在悄然降临。一战时，一个叫斯宾格勒的中学教师躲在慕尼黑昏暗的贫民窟中埋首写作，在烛光中完成了惊世之作《西方的没落》，该书第一卷和第二卷分别出版于1918年和1922年。生性敏感的茨威格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日落西山的窘境（《昨日的世界》中即有一章名为“日落西山”），却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争取欧洲的精神统一，这是他毕生奋斗的理想，也是他一生的悲剧之缩影。
于是，茨威格在世界各地东奔西走，在瑞士、荷兰发表演说，用法语在布鲁塞尔的艺术宫演讲，用意大利语在那座具有13世纪艺术风格的佛罗伦萨的历史性大厅里——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曾在那里就座过——发表演讲，用英语在美洲——从大西洋此岸到大西洋彼岸的讲学途中——发表演讲。这还不够，他还启动了一系列最终形成欧洲人文主义精神画廊的庞杂研究，其中专著《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为我们留下了最重要，而且依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描述。歌德、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里尔克、赫茨尔、弗洛伊德、施尼茨勒、马勒、布鲁诺·瓦尔特和优塞福·罗特等名字吸引了茨威格的注意，这或许是意料之中的。但他还写了整整一本关于巴尔扎克的书，还有但丁、蒙田、夏多布里昂、圣伯夫、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勒南、罗丹、布索尼、托斯卡尼尼、兰波、詹姆斯·乔伊斯等等。他留下了或许是欧洲历史上最出色的人物传记。
所有这些人物和名字，就像茨威格的精神流亡地图上的一个个站点，连缀起那个渐行渐远的昨日的世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属于人文主义精神传统中的大师，既有继承者，也有反叛者，却都整合进他心心念念的“欧洲的精神统一”的宏大版图中。为此，他自创了一种“三联法”来写作人物传记，即将彼此勾连、映照的三个人物放进一本书里，恰如音乐上的对位法。就这样，他用这种方式一共写了九位人物，总其名为“精神的建筑师”。这种写法的意旨，他在《三大师传：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英文译本序言中便开门见山地阐明：“我尝试用对比和类似的方式，把诗人型的人物的特色作类型概括。”他将历史资料和小说笔法熔于一炉，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精神传记”。
《三大师传：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注定，当那个将毁掉一切的男人在1933年上台后，茨威格开始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流亡。次年，从不属于任何党派、也不关心政治的茨威格在萨尔斯堡的家遭到了一次无端的搜查。对于视自由为生命至高价值的茨威格来说，“在奥地利搜查私人家庭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每次盘问、每次检查犹如一种侮辱。那是一些小事情，始终只是一些小事情，我知道那是在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比货币的价值跌落得更快的时代里的小事情”。于是，他被迫离开心爱的维也纳，流亡至英国。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此时英国已向德国宣战，如果他以被征服的奥地利国民的身份申请护照，那他就成了德国人。茨威格只能选择无国籍者身份，就像一朵无根的浮萍，随时等待着被驱逐的命运。
尔后，他又流亡美国——既是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中的“新世界”，又是阿多诺口诛笔伐的大众文化的滥觞地。茨威格对美国文化没有正面批判，但处处显得格格不入。他在美国的时间不长，就受不住了。后来，当他自我放逐到那个宿命之国——巴西的时候，这个预感越发强烈：“我不属于任何地方了，在世界各地我只是一个陌生人，顶多也只是一个过客罢了。”正如他在《昨日的世界》前言中的自白：“我的今日与昨日是那么地不同……我在其中成长的世界和如今身处的世界，以及两者之间的新世界中都不能适应。”
是的，茨威格注定是一个流亡者，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流亡者。
最后的棋局
1941年夏，茨威格带着第二任妻子绿蒂，从纽约乘船前往里约热内卢，这是他的第三次巴西之旅。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是一次没有回程的旅行。在与前妻告别之时，茨威格尽量地控制着情绪：“知道吗，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了。”抵达巴西的两个月后，茨威格终于完成了那本宿命之书，在几个候选书名之间经过一番思量和比较之后，最终将其定名为《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自传，而是一部时代的回忆录。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表明了写作这本回忆录的初衷：“用文字把从前的生活留存下来，这只是某种无力的安慰罢了。为了那个古老的奥地利，我能做的主要就是唤起人们的印象而已：往昔是怎样的一副模样，欧洲文明的意义何在？”在很多读者看来，较之日后真正的绝命书，《昨日的世界》不啻为前者的详尽版本。
次年，他们搬到了离里约不远的疗养胜地彼得罗波利斯，在风景如画的田园之地，过着远离战火却离群索居的生活。在一种截然不同的异质文化的氛围中，一波又一波的孤独感向他不断侵袭。正是在这样一种浓厚的情绪中，茨威格开始创作他小说中的杰作：《象棋的故事》。主人公B博士忍受着孤独的摧残，正如彼时的茨威格。为了打发时间，他逼迫自己背棋谱与自己对弈，最终导致精神崩溃。在此，茨威格把背棋谱的精神分裂状态和受纳粹迫害的心理联系在一起，间接地表露出他受到盖世太保的折磨，几近精神分裂，作者惯用的激情高潮再度出现，堪称神来之笔。耶鲁大学著名学者彼得·盖伊是研究德奥文化史的专家，特为这个故事英译单行本写了一篇序言。
《象棋的故事》
短暂的激情过后，茨威格在平静的孤独中重读了蒙田的《随笔集》。他猛然发现，这位同样离群索居的法国怀疑论哲学家对世界的悲观情绪，与他此时的心境是如此契合。他写道：“为了能真正读懂蒙田，人不可以太年轻，不可以没有阅历，不可以没有种种失望。……唯有经过磨难和有阅历的人才会赞赏蒙田的智慧和伟大，对此我有切身体会。”在平静的绝望中，茨威格夫妇于1942年狂欢节期间将修订好的遗嘱交给律师。自杀的前一晚，茨威格与邻居菲德尔夫妇相约见面，其实这是最后的告别。主人的平静没有让客人有任何异样的觉察，两位男士还下了一盘棋，这也是茨威格人生中最后的棋局。午夜时分，茨威格夫妇将客人送回了家。
1943年2月23日，当警察到达现场时，发现茨威格夫妇穿戴整齐、安详地躺在住所的地上，死亡时间约为凌晨时分，系服毒自杀。随后，另外几位友人也赶到这里，其中包括了巴西作家协会主席舒查。他随即向巴西总统提议，为这位深受巴西人民爱戴的流亡作家举行史无前例的国葬。葬礼当天，总统亲自主持仪式，成千上万的民众为他送葬。有人说，茨威格太心急了，如果能多坚持两年，整个世界又将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其实，与其说茨威格死于对纳粹暴政的绝望，不如说是死于对欧洲文化不可逆转的没落的绝望。对于视“文化高于政治”的茨威格来说，这是生命中无法承受之痛。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茨威格的自杀不由地让人联想到王国维之死。静安先生身处动荡的乱世，中国面临着方向的抉择。先生躬身耕作的旧学日益凋敝，尽管他用西学的方法为旧学研究注入新的生命，他的学术成果不仅为国内、甚至国外学界所瞩目，但是他已经感到“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国传统文化的没落不是他以一己之力可以力挽狂澜的。那个曾延续了几千年的灿烂古文明的消失对他而言，是一种“侮辱”，一个“世变”。他能选择的，就是与他挚爱的传统文化同归于尽。对于茨威格而言，同样如此。
著名作家克莱夫·詹姆斯用4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本大书《文化失忆：写在时间的边缘》——一部介绍自由人文主义传统“独出机杼的核心纲要”。由姓名字母A到Z铺陈的百篇历史人物评论勾画出了一幅暗淡了的群星闪耀图，茨威格成了全书的绝佳句点，正如詹姆斯的评述：“斯蒂芬·茨威格是很适合给本书画上句号的名字，因为他的生活、工作、流亡和自杀结合起来概括了前述许多内容：面对令人绝望的环境，却想要有所作为的故事。”今天，我们纪念茨威格，不仅是纪念他杰出的创作和著述（包括数量巨大的诗歌、小说、戏剧、文论和传记），更是追忆和纪念那个远去的黄金时代，那座迷人的永恒之城——维也纳，以及那个时代和城市所承载的不朽精神，正如陈寅恪为王国维所撰的那篇影响深远的纪念碑文的结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火，共三光而永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