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博文女校外景
“博文女校”1914年创办于上海，在富有爱国精神的校长黄绍兰的影响下，学校师生积极参与进步的革命行动。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暑假期间，博文女校成为中共一大外地与会代表们的住宿地。对此选址，学界至少存有三种说法：一说是李汉俊联系的，二说是李达夫人王会悟联系的，三说是董必武和李达（一说王会悟）出面商定租借的。
博文女校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宿舍而为世人所知。然而，这所学校本身的历史，似乎关注者不多。除了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宿舍的那几日，学校的历史是怎样的？作为一所女子学校，博文女校在近代上海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本文试图通过档案资料的梳理，回顾博文女校的历史，从另一个角度追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过程。
博文女校的开办时间与更名
上海的“女校”或女子学堂是历史发展的产物。1850年，美国传教士裨文夫人在上海设立裨文女塾，这是上海出现的第一所女校。此后十余年，教会女校逐渐增多，影响日渐扩大，从而为“世俗”女校的出现提供了条件。经过西方教士和上海士绅的双重努力，圣玛利女学校（1881年）、中西女塾（1890年）和晏玛氏女学校（1897年）等三所后来著名的贵族女校相继在上海开设，成为女子学校的示范。
1895年7月，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大加重了中国半殖民地的危机。许多有识之士积极寻求救国之道并付诸实践，兴女学、再造“国民之母”是当时部分进步人士的救国之策。时任电报局总长的经元善为其中的先行者。1897年，经元善等人联名上书，以“自强之图”为由，用“民捐民办”、“士绅提倡”的方式，申办女学堂。经两江总督刘坤一批准奏闻，“经正女学”于1898年4月正式成立。随后私立女校次第开办。私人办校者多为开明士绅、爱国商人或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如爱国女学的创办人为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务本女中的创办人为上海要员吴馨、民立女中的创办人为实业家苏本炎、女子中西医学校的创办人为医界名人张竹君、女子蚕业学校的创办人为爱国报人史量才。这些私立女校的出现，为女子接受近代科学教育打开大门，女子入学也逐步获得舆论赞同。1907年，清政府正式颁布命令，承认女子受教育的合法性，同时由政府计划建立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从此，中国女校的社会地位更加巩固。博文女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关于博文女校的创办者，一般所言为湖北蕲春人黄绍兰。黄绍兰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唯一的女弟子。章太炎就曾为博文女校做过“广告”，言：“博文女学校校长黄绍兰，余弟子也。其通明国故，
兼善文辞，在今世大夫中所不多见。勤心校事，久而不倦。观其学则知缜密。则知其成绩之优矣。女子求学当知所从。附识数言，以为绍介。太炎记。”教育家黄炎培也曾记曰：“太炎弟子黄绍兰女士创博文女学于上海租界倡国学卒被禁闭。”（黄炎培：《空江集》，生活书店，1937年）
一大纪念馆资料组在《党的一大代表活动地点之一——博文女校》中，介绍了黄绍兰女儿黄允的回忆：“辛亥革命后，黄兴做南京留守处主任，她的母亲黄绍兰（即黄朴君）也参加留守处工作。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1917年张勋闹复辟以后，她到上海办博文女校。”今人也多持同样说法，认可黄绍兰为博文女校创办人，另两位创办人为黄兴夫人徐宗汉、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只是创办时间有1916年和1917年两说。
笔者在查阅资料过程中，发现对博文女校的开办时间，有另外一些说法。
1915年6月《教育公报》有一则《咨江苏巡按使博文女学校立案及拨款补助各节应咨贵使酌核办理文》，全文如下：
为咨行事，据博文女学校职员钟镜芙、黄学梅（黄绍兰，亦名学梅——引者注）等禀，为遵批易名恳求立案并补助事，窃芙等创办博文女校，注重国学，前以廓充女学保存国粹，恳予提倡上禀沐批。查该校章程第一条内称授女子以高等文学，以期养成师范中学教员，按此项专修科，依照部章应归高等师范学校附设，核该校性质实与定章不符，姑念提倡国学，志尚可嘉，应更名国文讲习科，经禀本省行政长官酌核办理等因，具见谆谆训迪委曲矜全之至意，无任感激，业已遵示更正名称矣。伏维大部总司教育众望所归，芙等一介女子，能力有限，不求匡翼一簧终亏。且敝校创办以还瞬将一载，汲深绠短罗掘俱穷。伏肯俯念芙等经营之辛苦，赓续之艰难，准予立案，并咨江苏巡按使转饬沪海道尹，就近拨款补助等情，到部查师范学校规程第六十五条，讲习科由省行政长官定之，该校即经改正名称，自应遵照此条禀由本省长官咨部立案，以符定制。至拨款一节，亦应由省长官视察该校情形，应否补助，酌核办理。除批示外，相应咨行贵使转饬酌办可也。此咨江苏巡按使。
这一则公文传递出几个信息：黄绍兰与钟镜芙等共同创办了博文女校，时间应在距1915年6月近一年前的1914年；因学校章程的第一条为“授女子以高等文学，以期养成师范中学教员”，即是以师范教育为目标，按照当时的江苏省教育部章，应归入高等师范学校附设，因此被教育主管机构要求改名为“国文讲习科”。而黄绍兰等在行政压力下，不得不“遵示更名”；黄绍兰等办学近一年，仍在申请教育机构为其立案，并向江苏巡按使及沪海道尹寻求拨款补助。
1915年7月10日的《申报》第10版也有一则消息《博文女校改名国文讲习科》，是上海县公署奉江苏巡按使公署饬开，得知博文女校已经“改正名目”。
因此，笔者认为，黄绍兰与友人于1914年在上海已创办了一所私立学校，名为“博文女校”，但经营近一年后，于1915年更名为“国文讲习科”。
那么黄绍兰1914年是否在上海呢？据湖北省志人物编辑室编《湖北人物传记》记载，1913年夏，“二次革命”起，张勋于9月1日攻陷南京。“是时全城骚然。在危难中，黄绍兰镇定安排师生转移，经一一遣返原籍后，只身回沪。1914年，黄绍兰寓居上海，以为人作家庭教师糊口，同年，与黄侃结婚，翌年，生女珏珏。”汤国梨的回忆亦言：“黄绍兰到上海开办博文女学，不久，季刚亦到上海，即向绍兰追求，……后产一女孩……乳名阿珏，学名允中。”（汤国梨口述《太炎先生轶事简述》，转引自章念驰《我的祖父章太炎》）两则资料反映的一个共同问题是，黄绍兰先开办博文女校，后与黄季刚（即黄侃）结合。那么博文女校的开办时间是不是1914年呢？
1916年的杭州《教育周报》报道，“上海法租界博文女学校开办已历三年，校长钟佩萸女士邃于国学，富有家政经验，本学期增设缝织刺绣科，并授以家事学。”同年的《环球》杂志也有报道：“法租界贝勒路博文女学为云间钟佩萸女士所创办，两年以来颇著成效。”这些材料都显示博文女校的开办时间在1914年左右。
最直接的一条消息来自《申报》。1919年11月2日的《申报》第11版，有《博文女校五周年纪念》消息，内述：“博文女校为钟佩萸黄绍兰创办，兹钟君北上由李果女士代理校务，昨日开五周年纪念会。”说明时人已认可学校为1914年创办的。另外，《申报》1924年7月6日第22版有《各学校之毕业礼》消息，称博文女校计划9月9日过十周年的纪念会。
前引诸报道中提到的博文女校校长钟佩萸，据1916年的《环球》杂志介绍，其为“前北京女师范最初第一毕业，邃于国学，尤重道德”。而据汤国梨口述，黄绍兰也是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因此与钟女士算是同学。汤国梨回忆说：“由于绍兰爱好钻研文学，处理日常校务非所擅长，就请了同学赵敬若担任校长，以后赵与邹鲁结婚而辞职，由另一位姓钟的同学接任校长，由黄兴的夫人徐宗汉担任学校董事长。”这样，《教育周报》等报道博文女校校长为钟佩萸，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根据这些记载，笔者推断黄绍兰、钟佩萸（笔者推断1915年6月的《教育公报》上的钟镜芙即为钟佩萸）于1914年已创办了博文女校，中途1915年改名为“国文讲习科”，后在1916年又改回了“博文女校”的名称。故此后人才有黄绍兰1916年创办博文女校之说。
1916年时的博文女校，设址在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引者注）礼和里，由黄兴夫人徐宗汉，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及邵力子、邹鲁、张继等组成校董会。博文女校还附设幼稚园。1916年9月，博文女校奉教育部及齐巡按杨道尹批令“切实扩充，组织完全女学，并附设幼稚园”。此时，“钟佩萸、黄绍兰诸女士已将校舍迁至法租界贝勒路，于月初开学，幼稚院亦已开办”。1916年时博文女校还计划增设中学。这出于学校对当时教育环境的分析：“沪滨人烟稠密，旅客尤多……莘莘学子，失业堪虞，本校有鉴于斯，用是扩充学额，作育人才。除原有各科可以随时报名外，今更增设中学一科。”
1919年时博文女校仍在“霞飞路口（今淮海路——引者注）贝勒路礼和里”，当年1月21日，学校举办了国文讲习科、高小科、国民科的毕业式。
因是私人办学，且主办者并不富绰，因此学校的经费缺乏是为常态。黄绍兰等一直在积极筹措资金。1919年《江苏教育公报》报道省长训令第1707号，说明上海博文女学向江苏省教育厅请求补助，财政厅长准酌予一次补助500银元，在1918年教育预备费项下支拨。学校也依靠社会力量，得到“黄炎培等教育界知名人士支持”，校董还有清道人、谭组庵（即谭延闿）、张让三、章一山（即章梫）等知名书法家。他们为学校筹划经费，纷纷捐赠书法酬劳。
黄绍兰本人在书法上也颇有造诣，亦藉此为学校筹措经费。1921年7月19日，《民国日报》上刊登了张謇、黄炎培、章太炎、章梫等为博文女校招生及黄绍兰鬻书的启事，言：“绍兰毕业北京女师范，学术湛深，文章、尔雅、六书、音均（韵）之学，深窥堂奥，性喜临池，楷法出入晋唐，于□更书体致力尤深，效北平翁学士书，几可乱真，造门求书者跃趾相接。创办博文女校，先后数载，家之为毁。此来学款不继，筹措益艰，君锐志进行，再接再厉，同人佩其毅力，热心劝仿海上名人鬻书助赈之例，酌收润金，以资苴补。”
由于徐宗汉随黄兴赴美国，章太炎家境也遇上困难，单靠学费收入难以维持办学，博文女校在1920年停办了，当年8月《民国日报》载：“本埠法租界博文女学校，前以经费支绌停办一学期。”学校停办后，黄绍兰到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当国文教员。次年春，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之兄张詧重其文章志行，出资助其回沪，于法租界蒲石路（今长乐路——引者注）重办博文女校。根据一大纪念馆资料组的研究，博文女校于1920年或1921年搬到了太仓路。
学校重新开放，也有同道人士的协力襄赞。“校董瞿鸿禨夫人、赵君坚夫人，章太炎夫人及旧日生徒，深以停办为可惜，筹商恢复，改订学程，以应时事需求。设文艺专修科，注重国文、英文、算学，关于经费一层，则组织校董会全力维持永久，闻瞿夫人擅八分书，对于校事力予赞画，黄女士前充该校教务主任，国学颇有根底。据云聘请教员必求专门人才，旧学新潮，不能偏重，若然诚女学根本之图也。”
重新开校后，博文女校的教学逐日走上正轨。1924年1月，已在“法租界嵩山路南”的博文女校，举行寒假休业礼。会上，校长黄绍兰公布了次年的扩充计划，“除原有文科中学高初小学外，特设国文补习班，为年长失学之女子谋救济，专授常识书札”，以期能够速成应用。
五四运动中提倡用国货纸伞的博文女校学生
博文女校与近代上海的进步运动
博文女校诞生后，在富
有爱国精神的校长黄绍兰的影响下，学校师生积极参与到进步的革命行动中。
1919年5月6日，上海的报纸开始报道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斗争的情形，上海各学校、各团体纷纷发出通电，一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5月8、9日下午，上海各学校代表在复旦大学召开预备会，讨论组织学生联合会事宜。博文女校与上海女子中学等12所女子学校加入。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继续镇压学生运动，并迫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辞职，北京学生于5月19日罢课。上海学生立即响应。5月26日，上海公私立中等以上男女学校的学生2.5万人齐集在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罢课宣誓典礼，会后举行游行示威。罢课之后，上海学联发动各校学生进一步推动商界抵制日货。博文女校的学生将拍卖手工艺品所得的钱，作为活动经费，举行了救伤及看护练习。（上海市妇联妇运史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妇女运动史（1919—1949）》）
5月31日，上海学联在公共体育场召开追悼郭钦光烈士大会。郭是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中与军警斗争，呕血而死。会场上男女学生万余人从容驻立，学生联合会会长何葆仁、北京大学许德珩等分别进行了演讲、报告。在各女校唱追悼歌后，全场各校莅会者整队游行至南市，博文女校学生亦在其中。各队游行时，手持爱国会的白绫小旗，上绘一五色旗，旁注爱国同胞勿用日货字样。追悼会后，学生们又向各商店宣传罢市。博文女校的教职员李果、程孝福、钟道英等女士，与勤业女校的朱剑霞作为代表晋谒商会长。李果副校长表示现在只有抱定牺牲主义：学界牺牲光阴、牺牲生命，商界也应该在获利上有所牺牲。在学生的积极努力下，上海商界于6月5日宣布罢市。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博文女校的师生还参与创办了“上海女界联合会”这一重要的妇女运动组织。1919年6月5日，博文女校等女学生在女子救国会全体干事率领下至街头演讲，6日下午，女子救国会干事陆蕴玉在霞飞路散发传单宣传被拘，在法租界捕房陆对翻译申以大义而获释。7月11日，钮永健夫人黄梅仙、博文女校校长李果等发起成立上海女界联合会，址设博文女校，黄梅仙、李果分任会长、副会长。7月15日，上海女界联合会举行演讲，郑璧演讲《亡国铁路》，李果讲演《虎列拉（即霍乱病）之状况及预防法》，积极宣传爱国与科学。（见上海地方志网页“卢湾区志-群众团体-妇女团体”）
女界联合会于博文女校召开的第三次筹备会上，制定了该会的简章，“定名为中华上海女界联合会”，声明“本会以竭女子之知能，启发国民之自觉，提倡社会服务为宗旨”。同时确定“本会事务所暂假法租界贝勒路博文女校内”。后女界联合会于1919年9月15日迁入霞飞路358号。上海女界联合会是“以上层知识妇女为主要成员”的爱国团体，与中华女子救国会等一起，开展“爱国宣传、抵制日货、兴办平民教育”等活动。博文女校的副校长李果热心社会事务，担任上海女界联合会旬刊总编辑。1919年5月，为商议山东问题应对办法，留日学生暨京津学生均派代表来上海，联络各界进行国民大会。在5月15日的国民大会上海事务所集会上，李果进行了演说，号召上海各界团结一致，与全国共同行动，同心御辱，以挽救国家之危亡。李果还参加了11月29日在松江召开的国民大会，到会者有各界联合会、商界联合会、女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以及各男女学校代表。在这次集会上，李果作为上海女界联合会的代表发表了演说，主张家庭演讲，唤醒国人迷梦，一致对外。后各团体代表均发表了演说，并赴市街中游行。女界联合会及与会各女校仍留下，李果再次发表演说，侧重阐述了教育的目的，“谓我侪须打破日本式之女子教育，勿仅仅以贤母良妻自居”。李果因工作繁忙，外出演讲中又遇了风寒，不幸患肺病，于1920年1月26日逝世。上海各界人民还为她开追悼会，称赞她是妇女界的“指导良师，互助益友”。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把妇女解放问题作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立即改组了上海女界联合会，定名为“中华女界联合会”，“以拥护女子在社会上政治的及经济的权利，反抗一切压迫为宗旨”，并以该会名义创办《妇女声》半月刊，指导妇女运动。1925年1月，为避免与各地女界联合会名称混淆，同时为更便于联络各国妇女协会团体，增强社会影响力，中华全国女界联合会改名为“中国妇女协会”，黄绍兰等9人被推举为筹备委员。
其后，博文女校亦未缺席近代中国历次重大的革命活动。如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黄绍兰以博文女校校长身份，参与到上海妇女界慰劳伤病军士的筹备工作中。在30年代的抗日浪潮中，黄绍兰代表博文女校参加了中华妇女救国大同盟，发表安内攘外意见书，希望国民政府集中救国人才、实现全民政治；惩办不法贪污；修明內政；公开统一的外交；公开翔实的财政。黄绍兰领导下的博文女校师生经常参加各种社会进步活动，却被国民政府视为眼中钉，“黄侃和黄绍兰均是国民党元老，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关系甚为密切，所以，国民党政府也奈何不了她。直到1933年，国民党市党部才以‘设备简陋’取消该校”（《黄绍兰与博文女校》）。
博文女校与中共“一大”
博文女校所在地太仓路127号楼上东厢房（一大代表董必武居住的房间）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到会的代表们，除原住在上海的人以外，都住在嵩山路一个三楼三底的博文女校里，因为当时正放暑假。”（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
博文女校所在地太仓路127号楼上西厢房（1971年3月毛泽东卧室布置草样）
博文女校所在地太仓路127号楼上西厢房（1971年3月毛泽东卧室布置草样）
关于博文女校是怎么被选作中共一大代表的住宿地的，学界至少存有三种说法。一说是李汉俊联系的，他的住处邻近博文女校，他的新嫂子薛文淑当时就在那里求学，应当了解学校放假校舍空置的情况，李汉俊又与女校长黄绍兰有同乡之谊，不难商量。二说是李达夫人王会悟（王还是上海女界联谊会理事、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引者注）联系的，她当过徐宗汉的秘书，而徐宗汉又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缘此，王会悟与黄绍兰相熟，熟人好办事。三说是董必武与黄侃有同学之谊，当时黄侃任教于武昌高师，董必武通过黄侃致信黄绍兰，称北京大学的一些师生要利用暑假到上海旅游，希望能借博文女校小住。随后，再由李达（一说王会悟）出面，与黄绍兰晤谈商定租借女校之事。（吴客《博文女校：中共一大附会场还是代表们食宿地？》）
据包惠僧回忆，选定博文女校为代表住宿处后，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其实住了20天左右。“当时我们租这个房子是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租的。交房租是我同黄兆兰（应为黄绍兰——引者注）校长接洽的。在暑假中仅有一个学生，……很清静。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包惠僧《勘察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几点意见和几点回忆（摘抄）》）“当时居住在博文女校的中共一大代表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明、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等9人，他们全部住在该校的楼上。”（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毛泽东旧居编著《毛泽东在上海》）1921年7月22日，即最后一位代表陈公博来的上海的第二天，在博文女校楼上代表们开过一次碰头会，按包惠僧回忆录的说法是“预备会”，而陈潭秋说是“开幕式”。包惠僧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李达也把王会悟带来了，我们在里间开会，她坐在外面的凉台上”。清静的博文女校，为居住其中的代表们提供了思索和讨论的场所。代表们在这里聚会、交流、讨论，同时又规划、起草党纲和工作计划，在这里计划着中国的未来，活动时间之长，内容之重要，是不容忽略的。博文女校既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住宿地，也可以说是中共一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博文女校的活动，积极配合了兴业路的正式会议，其意义与历史价值是非常重要的。（文/韩晶）
（作者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研究馆员，除已标注外，本文写作综合参考了《华国月刊》《申报》《教育周报》 《中华妇女界》《民国日报》《新青年》等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