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正当法国沉浸在一战胜利的喜悦之中时，三名军人因为各自在一战中的巨大战功而被授予法兰西元帅的头衔。他们分别是约瑟夫·霞飞（Joseph Joffre）、费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以及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étain）。三人在一战后的法国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国家英雄，这一点从曾经上海法租界的道路命名就可见一斑。现在的繁华商业街淮海路就是曾经的法租界霞飞路，曾经的法租界福煦路则是现在的交通主干道延安中路，而现在著名的酒吧街衡山路则是曾经的法租界贝当路。除此之外，霞飞和福煦的痕迹依旧在现代的法国随处可见，比如现在整个巴黎市区最宽的道路依旧是从凯旋门引出的福煦大道（L’Avenue Foch），由此可见这两名元帅在法国人心目中的地位。然而，同样位居法兰西元帅之位的贝当元帅在二战后的法国却销声匿迹了。要知晓这其中的原因，需要我们离开1918年的历史现场，来到二战接近尾声的1945年。这一年的八月，贝当被法国最高法院判决负有叛国罪，并被判处终身监禁。究其原因，就是贝当在1940年向德国投降并成立了与德国勾结的维希法国政权，当了法国汪精卫。但是，那个在一战中对抗德国的名将，怎么到了二战就带头对德投降当了卖国贼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来看一看贝当元帅称作戏剧性的一生。
一张从旧上海寄出的贺年卡，可以看到左上角寄信人的地址就是上海贝当路五号
农民的儿子菲利普
1856年，菲利普·贝当出生在法国北部加莱省的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农民家庭中。他出生之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再婚后，由于继母对他疏于教育，贝当直到三岁才学会说话。他的外祖父母随后把他接走抚养，贝当在这里第一次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此后贝当曾对旁人表示自己人生中所有的成功都应该归功于自己外祖母的教育。在外祖父母的抚养下，贝当学会了读书写字，并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此后贝当离开乡下的家人，到临近的城市中上中学。十九世纪法国的大多数中学都奉行准军事化的管理，学生都被要求穿着类似军装的校服。贝当的学校也不例外，在学校牧师的教育下贝当的拉丁语、英语、历史、地理及神学等各个科目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数年的中学学习使得贝当远离家乡，但是这样的教育也培养了贝当独立自律的性格，在此后的军旅生涯中使他受益良多。更重要的是，教育向贝当打开了一扇大门。作为家中的长子，贝当发现了除了回家继承土地继续务农之外的其他的人生可能性。
就像当时的许多法国农民一样，贝当的叔叔辈以及爷爷辈中有许多人都曾在拿破仑的军队中服役过，这使得他从小对于军队就不陌生。但是对于贝当来说，军队只是一种可能的未来而已，他的继母一直希望贝当可以成为一名牧师。然而，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极大地刺激了当时正是少年的贝当，最终使他坚定了成为一名军人的决心。
战争以法国屈辱性地惨败告终：第二帝国垮台、普鲁士国王威廉五世在曾经象征法国王权的凡尔赛宫镜厅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威廉一世，法国也被迫将北部的阿尔萨斯以及洛林割让给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这一重大的军事失败刺激了时年十四岁的贝当，使他下定决心成为一名士兵为法国报仇。他为此不惜违抗继母的意愿，独自踏上前往巴黎的旅程。幸好已经出嫁的大姐对他的想法表示了支持，给予了他一定的物质支持。1876年贝当如愿进入法国最顶尖的圣西尔军校学习。
圣西尔军校（École spéciale militaire de Saint-Cyr）是拿破仑在1802年创办的，被拿破仑称为将军的苗圃。在圣西尔军校接受教育可以说是成为法国陆军高级将领的必备条件。从圣西尔军校毕业后，贝当的履历也颇为耀眼。1911年一月，贝当在55岁时成为上校，距离将官只有一步之遥，而当时整个法国军中也仅有不到四百名上校 。作为一名农民的儿子，几乎没有任何背景的贝当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走到上校这一级别。但是对于贝当来说，一个极大的遗憾则是他依旧没有得到向德国报仇的机会。此时的贝当已经教了十年书了，法国的惨败也是四十年之前的事情了，似乎贝当这辈子都注定无法完成年少时为法国报仇的理想了。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了意外，就像我们所熟知的那样：1914年随着奥匈帝国皇储在萨拉热窝遇刺，短短的几周之内，欧陆就陷入了战争的泥沼。
1916年4月9日《小新闻》的头版是贝当的肖像，凡尔登战役的成功使得贝当第一次成为法国的公众人物
一战中走出的民族英雄
随着战争的爆发，法国陆军迅速替换了一批在战争初期表现不佳的指挥官，贝当也被擢升为准将，第一次成为法国陆军的高级将领。此后贝当凭借自身的实力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尤其是在1916年开始的凡尔登战役，让贝当一战成名。当贝当被霞飞将军任命为战场总指挥时，法军的处境非常不利，德军刚刚攻下了法军的第二道防线以及杜奥蒙要塞，通往法军阵地的两条火车线路统统被德军的火力覆盖无法使用。贝当依托凡尔登与后方唯一一条仍可使用的省道，成功地补充了兵源并恢复了军队的补给运输，最终一举扭转了法军在凡尔登战场上的劣势。这条省道也在战后被称为“神圣道路”（la voie sacrée）。虽然法军指挥部认为贝当仅仅是促成凡尔登战役胜利的数人中的一名，但贝当在民间以及基层法军士兵中却取得了不小的声望。即便如此，以贝当的资历，他还是不足以成为元帅。然而，幸运女神在随后又一次垂青了贝当。
1917年四月，时任法国陆军总司令的罗贝尔·尼维勒（Robert Nivelle）策划的尼维勒攻势（l’offensive Nivelle）最终以法军的大规模伤亡以及德军的战术胜利告终。此役法国方面投入了八十五万兵力进攻德军阵地，最终法军伤亡将近十九万人也没能达成既定的战术目标。此时，法军在三年高强度的战争中已经逐渐丧失了继续战斗的欲望，普遍士气低落。对局势尤其绝望的法军基层士兵在这次损失惨重的失败攻势之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哗变。这对于法国政府以及军方高层来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就在这次战役爆发的一个月前，对战争不满的民众及士兵就促成了二月革命的爆发，统治俄罗斯三百余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垮台。有沙俄的失败经验在前，基层士兵的反战情绪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很有可能发展成法国国内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最终使法国输掉战争。
在这一危急关头，贝当被任命为法国陆军总司令。面对如此棘手的情况，贝当首先改变了进攻的策略，放弃了大规模主动进攻的方案。更为重要的是，贝当准确地找到了底层士兵不满的根源：生活水平太低。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保障做好了军队才会有高士气。但是当时法国的基层士兵基本就是被军方高层当做炮灰在用：缺乏休假、吃得不好、喝得不好，自然而然会有一种“不知道为何而战”的感觉。贝当甫一到任就频繁地下基层视察官兵的生活状况，与基层官兵交谈。此后他又大举改善了基层法军官兵的生活质量，保证了休假制度的执行，推广了炊事班以及战地食堂的建立，保证了官兵的饮食。贝当完满地解决了1917年的哗变，法国也得以避免了大规模社会动荡，为此后成功拖死德国打下了基础。这一年贝当也因为自己的功劳而被授予法国的最高荣誉：法国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la croix de grand-croix de la Légion d’honneur）。1918年一战结束后，贝当作为功勋人士与霞飞以及福煦一同被擢升为法国陆军元帅，成为法国妇孺皆知的民族英雄。
1918年12月8日报道洛林回归法国的《小新闻》头版，其中画面上方居中的就是贝当元帅，足见其当时在法国国内已经享有极高的声誉
二十年革新与守旧的斗争
一战结束后的贝当在整个二十年代都是法国陆军中革新派的代表，与同僚霞飞以及福煦不同，贝当极力反对马奇诺防线的建设，主张法国应该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极强机动性的装甲部队。贝当准确地意识到了装甲部队以及坦克这一新发明在未来战场上可以发挥的作用，也是得益于贝当的保护，他曾经的部下戴高乐才得以安心研究以及发表他有关装甲战术的报告。贝当对于当时法国国内盛行的保守的防御策略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只有主动出击才能保证对德作战的胜利。但是当时法国军方依旧是保守思想占据上风，他的想法并没有被政府以及军方采纳。贝当在二十年代的主要活动领域也并不在法国本土，而是被法国政府派往西属摩洛哥协助西班牙镇压当地的叛乱。
但是随着法国一战元勋们在二十年代逐渐逝去，到了三十年代贝当已经成为硕果仅存的一战功勋。同时，伴随着经济大萧条，失业老兵、法西斯主义者、共产党人频繁发动示威或暴动，法国社会陷入动荡。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已经模样初现，法国面临着国内和国外的双重挑战。在1934年二月巴黎发生极右派暴动之后，政坛动荡，贝当被总理加斯东·杜梅格（Gaston Doumergue）紧急招入政府出任战争部长。由于法国政坛的动荡，贝当在任战争部长仅有短短的十个月，杜梅格政府就垮台了。但是在这十个月中贝当还是充分展现了他军事改革家的一面。例如在面对一战导致的法国男性人口减少这一问题时，贝当决定延长了国民的兵役服役期。贝当做出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对于法国坦克研究以及生产的大力支持。在贝当任内法国政府启动了重型坦克B1以及中型坦克D2的生产工作，同时推动了轻型坦克的研发工作。在1934年的十月，贝当说服财政部长签署了在1935年拨款三百万法郎生产一千两百余辆坦克的草案，但是一个月后政府的垮台最终使得贝当推动的计划没能成为现实。
二月六日暴动中暴徒与卫兵在共和国广场对峙，这次暴动共造成14人死亡，六百余人受伤
反对保守的防守策略、反对昂贵的马奇诺防线的建设、对装甲部队的支持，这些都是贝当作为军事改革家有战略眼光的一面。但是，此时的贝当毕竟已经将近八十岁高龄了，他也有自己保守的一面。对马奇诺防线的反对使得贝当在1934年也极力反对延长马奇诺防线，他在1934年3月7日面对第三共和国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说出了那句经典的“阿登的森林是无法被穿透的”，最终促使法国政府放弃了延长马奇诺防线的计划。 讽刺的是，当数年后法国战役打响时，纳粹德国的军队正是从贝当认为无法被穿透的阿登地区突入法国，一路奔袭到大西洋海岸，完成对英法联军的包围，埋葬了法国陆军。
同时，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右派，贝当对于共产党人极度地厌恶。贝当担任战争部长期间极力反对与苏联联合抗击德国的军事计划，反而钟情于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联合。同时贝当认为法国共产党是危害法国国家安全的一大隐患，对贝当来说，一切与共产党人的联合都是软弱的表现。这也点出了贝当对当时法国社会的不满，贝当认为与邻国德国以及意大利比起来，法国的国民太过安逸以及软弱，是无法在将来与德国抗衡的。
短暂的部长经历同时也使得贝当对于第三共和国混乱的政治局面感到愤怒，贝当在卸任战争部长一职之后的口头禅之一就是“我憎恨政治以及政客们”。在贝当看来，法国之所以如此软弱，就是第三共和国的政治架构以及议员们导致的。
他热爱法国，几乎到了一种法兰西至上的地步。归根结底他是一个十九世纪的法国人，那是法国的黄金年代，来自那个年代的法国人不免带有一种高傲的心态。其次，贝当见证了一战对法国的巨大摧残，特别是对土地的伤害，而他作为农民的儿子对于法国的乡村一直有着强烈的情感。这些经历都会在未来影响着贝当的抉择。
走向投降，走向妥协
在杜梅格政府垮台后，出于对政治的失望以及厌恶，贝当不再在政府中担任职务。直到1939年被任命为驻西班牙大使。在几个月的西班牙经历中，贝当对于弗朗哥的独裁政权并没有好感，认为弗朗哥打算奉行的中立政策是投机取巧的软弱表现。当法国战役打响之后，当时的法国总理保罗·雷诺（Paul Reynaud）邀请贝当担任副总理。弗朗哥亲自出面劝贝当不要去趟这摊浑水，但是贝当出于对国家的热爱最终还是同意了雷诺的请求。当时雷诺此举只是想借助贝当的声誉来收拾法国国内当时已经一团乱麻的局势，仅仅是把他当做一个花瓶看待的，毕竟他当时已经84岁高龄了。但是，所有人都低估了贝当的能量。
贝当在5月下旬进入政府，当时法军已经疲态初现，丘吉尔在6月11日前往巴黎希望可以确保法国继续战斗。丘吉尔认为法军应当在法国境内坚持游击战拖住德国进攻的脚步从而为英国争取时间来说服美国加入战斗，但是贝当坚决拒绝了丘吉尔的请求。贝当对英国深刻的不信任在此时展露无遗，贝当认为英国此举只是在牺牲法国的利益，以摧毁法国为代价保住自己。贝当认为法国应当马上和德国签订停火协议，每多拖一秒都意味着更多无辜的法国士兵会在战场上失去自己的生命。贝当对第三共和国的政府可以说已经彻底失去耐性，他开始向当时的总理雷诺提议法国应当着手准备与德国单方面议和。随着法国军队的节节败退，政府撤离巴黎逃往波尔多，法国民间对于这次战争可以说已经失去了信心，政府内部支持贝当的声音也越来越大。6月16日雷诺因为拒绝投降而辞职，贝当成为法国总理，随即还是着手议和事宜。6月17日贝当发表全国广播讲话，正式向全法民众宣布他以沉痛的心情宣布法军从今天开始停止战斗，同时他将领导法国政府寻求与德国达成停火协议。
法国，输了。
1940年6月17日发表全国广播讲话的贝当
属于上个世纪的老人
可能读者会很疑惑，一个因为法国被德国打败才志愿从军的一战英雄，怎么会同意向德国投降呢？如果我们从贝当的经历来看，正是他年轻时有关普法战争的记忆使得此时求和显得非常合理。因为对于贝当来说，法国已经输了，就如同1870年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因为政府以及国民软弱无能，丧失斗志，根本无法与德国抗衡。此时的法国应该如同第三共和国在1870年所做的那样，趁早投降止损。任何继续斗争的行为都是出卖法国利益的，都是在用法国民众的血肉为英国人争取时间。当时的贝当作为一个已经八十四岁高龄的老人，对于法西斯主义是什么都没有准确的概念，在他看来，希特勒就是人民选出的另一个德皇威廉二世。对德国投降虽说非常耻辱，但对法国来说并不是亡国灭种的危机。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了英国人拼光法国血那才是不可接受的。不仅如此，对于保守的右派贝当来说，希特勒的理论表面上并不招人讨厌。希特勒反共，贝当也认为共产党是法国的一大祸害；希特勒反犹，贝当也继承了天主教法国右派的反犹主义传统；希特勒强调对国民意志力的锻炼，贝当认为正是软弱的共和国政府使得法国丧失了曾经的血性，才最终被德国打败。
当然，推动着投降主义在法国高歌猛进的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但是贝当元帅作为当时法国国内最具权威以及声誉最高的公众人物之一，可以说在推动法国民众接受对德投降这一点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法国民众一开始对于贝当元帅做出的决定也是表示支持的，但是历史最终证明，贝当在当时领导法国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可是，作为一个曾经领导法国获得一战胜利的元帅，又几乎没人可以质疑贝当对法国的热爱。只能说贝当由于自己的局限性，出于爱国的心理，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戴高乐在战后评价自己曾经的老上司贝当时就指出，贝当当时过于年长是全法国的灾难。没有人可以否认，贝当以及他的维希法国在与纳粹德国的合作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战后的审判也判处了贝当无期徒刑。事实上，如果贝当如同自己的老战友霞飞或福煦一样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就驾鹤西去的话，就不会晚节不保了。只能说，当二战打响时，贝当已经是一个与所处时代格格不入的昨日英雄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当时代的大潮浩浩荡荡向前推进时，我们都应该知趣地让出自己的位置退居幕后。贝当最大的悲剧可能就在于此吧。（文/徐晓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