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几年间，我一直坐在伦敦皇家节日音乐厅管弦乐队后面的合唱席座位上，观察伯纳德·海汀克指挥，由此我得到的是指挥艺术和实践的免费大师班。海汀克登上舞台，光光的脑袋上淌着汗水，环视了一下乐手，就直接进入正题。他手动、眼动、嘴动，身体的其它部分则几乎静止。
伯纳德·海汀克
随之而来的是堪称宗教复兴意义般的奇迹。一群从早上九点开始就不停地工作，可能直到午夜前都无法回家的乐手们，在通常只会在战场上看到的那种领袖才能指引下，他们的疲劳被一扫而空。海汀克在我眼前反复实现的，是化解演奏者累积的压力，让他们有呼吸的空间。
我当时已经意识到我所见证的是一位富有才干的杰出大师，他对音乐和音乐家有着罕见的同情心。我花了更长的时间才能理解，这个腼腆而不善言辞的荷兰人是一位变革性的指挥家，改变了音乐创作的本质。
未满二十岁的海汀克，在二战刚结束后的萨尔茨堡音乐节，见到的第一位指挥家是在舞台上摇摆不定，等待着天启一刻来临的威廉·富特文格勒。同时还有精细操作每一个细节的赫伯特·冯·卡拉扬。紧随其后的是像健身教练一样手舞足蹈的伦纳德·伯恩斯坦和一路大喊大叫直到他的《指环》大获成功的乔治·索尔蒂。海汀克眼中的自己，与这些大师的形象截然不同。
父亲是阿姆斯特丹电力部门一名官员，母亲来自比利时，有一半犹太人血统，伯纳德·海汀克曾经目睹父亲被德国人扣为人质，而所有的犹太男生都从学校里消失。他在饥饿和恐惧中度过了战争。重光之后，他又看到那些曾与纳粹串通的人摇身一变自称为抵抗者。海汀克对权威人士终生的不信任由此而生。
在他开始学习指挥课程之后不久，突破性的机会就降临了，卡洛-玛利亚·朱利尼退出了一场切鲁比尼《安魂曲》的演出，而海汀克不久前刚刚排练过这部作品。这场具有爆炸性意义的首演促成了他与荷兰广播爱乐乐团的合作，随后他在30岁时被任命为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的首席指挥，这是荷兰艺术皇冠上的明珠。但这份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附加条件。大的决定由艺术总监玛利乌斯·佛罗特霍伊斯做出，而德奥曲目则由与他分享首席指挥头衔的欧根·约胡姆这个沉闷的人负责，这样的安排使海汀克对组织体制更加反感。
荷兰飞利浦唱片公司的一份唱片合约将他带到了伦敦爱乐乐团，1970年代他在那里蓬勃发展，乐团在夏季前往格林德伯恩歌剧节驻场演出时他也参与其中，这是他第一次真正体验歌剧。在唱片录音方面海汀克虽然多产，但并没有那么出名。当他问为什么他的唱片销量比不上卡拉扬和索尔蒂时，制作人敦促他接受媒体采访。但海汀克像所有荷兰人那样，患有高杆子罂粟花综合征：头抬得太高，就会被砍掉。
他还拥有一种更加自我压抑的谦逊，来自于他惨痛的生活体验。晚年在芝加哥时，他曾对一位音乐家这么说：“你知道，我在学生时代全无特别。有许多同龄人比我更有才华。但他们都是犹太男生，而他们都被杀害了。我只不过是被留下来的人——所以我很享受我所拥有的事业。”
他太谦虚了，以至于“太”这个副词都该打对折。如今回顾起来，他做到的是将指挥重塑为一个无我之境，在这个境界中，指挥家也不会比乐手高人一等。让其他人趾高气扬地大喊大叫吧。他在排练时的话不多，在公开场合更少。他只有两次曾经公开放话——因为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要裁减乐手而威胁辞职，后来在1990年代，科文特花园面临重建危机，试图解散其乐团时他又重复了这一威胁。在这两次事件中，海汀克最终都取得了胜利。
他不喜欢对抗，也不善于处理对抗。对于他在1988年被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请出门外，他既没有忘记也从未完全原谅。在一次针对顶级指挥大师的大屠杀中，他被唱片公司解雇，他与执掌此事的刽子手激烈争吵，多年来都不曾与他说话。他可能会暴躁易怒，但也很善良，对那些努力拿捏一个乐句的歌手表现出无限的耐心，对学习指挥的学生也有无尽的礼貌。他会指点一个学生：“不要想太多”，又会告诫另一人：“你做得太多了”。
离开科文特花园之后，他在德累斯顿度过了一段时间，并与芝加哥交响乐团那些意志坚定的音乐家们共度了快乐的十年。我几十年来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场景之一是他在芝加哥指挥长期以来少有人尝试的肖斯塔科维奇《第四交响曲》，海汀克将这部作品从政治话题中解放出来；他与伦敦爱乐乐团合作的舒伯特C大调交响曲“伟大”，听起来远远领先于它的时代；还有一次演奏马勒第九交响曲时，轮空的管乐乐手们双手放在膝盖上静静坐着，似乎被海汀克释放出的电压给定住了。而我记忆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幕是在科文特花园的《耶努法》，当养母要把婴儿淹死的时候，低音弦乐器的颤音是如此具有感染力，以至于我周围的哭泣声几乎将音乐遮蔽（后来，一位大提琴手告诉我，他们也哭了）。上个月，92岁的海汀克去世时，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
海汀克给指挥界带来了什么？一种平等、无私、为艺术和人类服务的精神。而当我坐在合唱席后排座位上的时候，还曾经意识到原来他还有一种美德。海汀克解除了音乐家们的恐惧。西蒙·拉特尔十几岁时曾经在格林德伯恩上演的歌剧《浪子历程》中弹钢琴，他回忆说：“如果指挥台上是伯纳德的话，我发现我可以不假思索地演奏，也不会漏掉几个音。这一定是与他所释放的那种空间有关……”
这就是一个伟大指挥家的成就：他让音乐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