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华东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也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建系70周年。自历史学系建立伊始，中国近代史始终是其研究、教学的重点方向和深耕领域，影响不止在高校学界，更及于中小学师生。经过多年建设，2019年《中国近代史》作为系本科学位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入选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课程项目。2020年11月课程团队主办“中国近代史的教与学”工作坊（论坛内容澎湃新闻已有报道）。这次推送的9篇文章即是围绕论坛主题产生的系列成果。本篇为（下）。
《基本问题与基础史料：中国近代史课程教学的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周健）
我认为，有必要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提出“基本问题”的概念。因为这可以促使我们思考，通过理解哪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我们有可能去把握一个时代的基本面貌，进而与其他的断代史、国别史在共通的问题上进行讨论与激发。换句话说，问题就是怎样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提出和思考一些更有新意的问题。
我想到所谓“基本问题”，是受到研究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明清史的朋友的启发。2017年4月，我到珠海参加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举办的“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的基本问题”工作坊。主持会议的朋友提出“基本问题”的概念，指出这来自于传统典籍与晚近研究（比如日本学者的“中国史学的基本问题”丛书）的共同启发。在那样的场合参与讨论，势必需要走出中国近代史，在更长的时段中思考自己的课题。因而意识到，有一些课题只是近代史领域的问题，而另一些课题则能够跨越时空，在中国史、全球史的范围内引起更多的共鸣。2019年7月，我又到珠海参加“中国史研习营”的授课。有一天我和一位厦门大学的朋友聊天，他说他开设一门中国近代史方面的研究生课程，教学中的主要设想是思考什么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基本问题。这些经历对我都有直接的启发。
什么样的课题才算是基本问题。举例来说，出版于1997年、由日本的明清史研究者共同完成的《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一书（这是前述丛书中的一册）中，主编森正夫先生将书中21位学者承担的21项课题整理为12个主题，包括：（一）商品市场、物价和货币、商人和财政；（二）生产技术相关的——农业和手工业；（三）长江三角洲的农村社会和都市社会；（四）赋税（税粮、徭役）负担团体的里甲和村；（五）明代的专制国家、王府、军队；（六）清朝国家论和清代的政治和政治思想（附明代）；（七）民众反乱与秘密结社；（八）身份感觉与秩序意识；（九）四川的移民社会和珠江三角洲的村落与宗族；（十）徽州文书的世界；（十一）出版文化和学术、庶民生活和文化；（十二）西南少数民族、越南和明清帝国。
什么又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问题，我还没有答案，不过以下这些问题或者可以成为思考的线索。比如朝贡体系的解体与条约制度的建立，近代工业化的开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动（省一级权力的扩张），科举制的停废与社会流动的变化，寻求富强与国家政治重心的转移，从帝制到共和，满汉的族群认同及其相互关系，不同区域经历的不同的近代等等。
提出基本问题的概念，试图探索的是如何丰富中国近代史的叙述。我们的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教学以及一般叙述，是以事件为中心的，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直到辛亥革命。这一叙述结构的形成，是由“近代”这一概念的意义决定的（它所强调的“变点”，普遍是重大事件），也与学科发展初期的资料编纂方式直接相关（比如20世纪30年代整理、出版的以近代政治外交为中心的史料集，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影响深远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系列）。这一叙述结构，短期内可能不会改变。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就需要思考怎样把更多的内容揉进中国近代史的叙述，而不只有干巴巴的事件与人物。比如讲太平天国战争，除了既有叙述中较为重视的洪秀全与天国的兴衰，或者清朝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我尝试将更多清朝内部的问题放进这一讲。比如作为该事件背景的“道光萧条”，又比如战争带来的社会变迁进程：督抚权力的扩张、绅权的兴起，人口的大量死亡与区域间的人口流动、上海的崛起与苏杭的衰落、江南地区的战争善后等等。这样的考虑是由于，从近代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太平天国战争确实是重要的转折点。对于江南等直接经历兵燹的区域，战争的形塑作用尤其明显。
关于近代史叙述相对单调的问题，赵世瑜教授曾以明清史与近代史的互视来加以反思。他发现，除了少数中外关系层面的论述，在时间上连接的明清史与近代史在研究主题上几乎无法对接，两者分别有各自不同的关注点。然而，并非明清时期的问题到1840年以后便戛然而止，1840年以后出现的也不都是前所未有的问题。但是，为什么明清史讨论的帝国管理体制、社会经济的运行状态、市场体系、内发的社会危机及其应对等问题，到了近代史便缺失了呢？同样地，为什么近代史讨论的沿海开埠城市的社会变化、太平天国或者义和团运动，甚至经学、理学等等与此前的历史脉络了无关系呢？他指出，作为方法论的社会史可以在其中进行勾连，因为它本身是从“问题”出发，打破主观分期局限的一种探究方式。（赵世瑜：《明清史与近代史：一个社会史视角的反思》）
此外，如与中国古代史相较，近代史叙述对于事件背后的制度与结构的理解也相对薄弱。然而，如果缺乏对于制度的理解，近代的许多史事是讲不通的。比如讲授鸦片战争的爆发与《南京条约》的签订，如果不从广州贸易体制下英商的活动、19世纪前期的中西关系讲起，甚至无法理解《南京条约》中多数条款的。而鸦片战争前史在多数的近代史叙述中语焉不详，甚至是缺失的。
又如讲到鸦片战争，便会提到道光朝的“银贵”问题，这是道光帝决定禁烟的直接动因。但真要理解该时期银价的显著上涨，便需要从清代的货币制度——银钱复本位制讲起。这一问题牵涉甚多，一方面与全球白银的供应（尤其是来自美洲的白银）以及清朝的对外贸易有关，因为当日流通中的白银主要来自于对外贸易（由此颇可质疑五口通商前清朝“闭关锁国”的论断）。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白银、制钱两种主要通货，流通中的银、钱数量直接影响到银钱比价和物价，关系到社会各阶层的生计，实为关键的社会经济问题。鸦片战争前后的货币问题，是流通中的白银数量显著减少，由此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道光朝的银贵钱贱、物价下落、经济萧条与社会失序，是贯穿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战争初期（19世纪20-50年代）最重要的社会经济背景。这在经济史领域已是常识（研究者称之为“道光萧条”），但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仍属于相对陌生的话题。举此例是想说明，需要将相关的制度与结构问题，放入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叙事。
对于基本问题的思考，自然应从基础史料出发。对于这一问题，杨国强教授在《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一书中的表述，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写道：我是沿着曾文正公、胡文忠公、左文襄公、李文忠公，以及沈文肃、彭刚直、丁文诚、曾忠襄、刘忠诚、张文襄、翁文恭，还有李越缦、王湘绮、盛愚斋、张季子等人留下的奏议、书信、日记、诗文，具体地进入19世纪中国的历史，进入19世纪士大夫的真实世界和精神世界，并由此形成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和判断。这是来自前辈学者读书经验的、治学的理想状态。但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现状颇不理想：许多学生甚至包括一些研究者，主要依靠数据库的检索来搜集史料，仅以完成论文、项目为目的来阅读史料，除此之外的史料阅读与积累较为匮乏。要改变这样的状况，需要提倡对于基础史料的重视。
什么是中国近代史的基础史料？我认为，一方面以事件、人物为中心的，另一方面是典章制度为中心的。这些史料最能展现一个时代的氛围，据此我们或能回到往昔。在教学的过程中，我逐渐感觉到，适合作为中国近代史基础史料的，首先是20世纪后半期编纂的各种史料集。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一资料集奠定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史料基础。《丛刊》出版于20世纪50-60年代，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10辑。此后又出版《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编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的《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若干辑。这一大型史料集自是时代的产物，其优点是汇编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史料，包括公文档案、文集、日记、书信、方志、笔记、报刊，以及外文记载。这些史料均由资深学者挑选，他们对所选史料的价值有充分的了解，并撰写了书目解题。对于初学者而言，这样的史料集是很理想的入门指南，可作为进一步深入阅读的基础。而且，以事件为主题选编的史料，并非只能用于研究事件。
20世纪后半期，类似高质量的中国近代史的专题史料集出版有多种，涉及各个领域。比如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同时期，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者编纂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便是十分重要的一种。该《丛刊》大体以行业为专题，包括《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等多种。与按照政治事件整理的政治史资料不同，经济史资料的搜集难度更大，也更体现整理者的观念。资料集的编纂也是研究的过程，可以视作学科发展中特定的著述方式。此类重要的专题史料集可以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史料，也适合作为中国近代史教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除史料集之外，中国近代史的大宗基础史料是以人物为中心的材料，包括重要官员、士人的文集、公牍、日记、书信、年谱等。此类史料数量极大，最值得注意的是几种质量较高的史料丛书，比如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岳麓书社出版的近代湘籍人物的文集、日记等，以及近十余年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持出版的清史工程“文献丛刊”中的各种人物史料。此外，笔记史料多有关于人物、政局和制度的记载，也是理解一个时代的基础史料。在笔记史料中，以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与“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之选材与点校质量较高，最值得一读。
事件、人物之外，由于清代、近代缺乏高质量的正史及相关典志，典章制度方面便须以政书等为基础史料。主要包括五朝《大清会典》及《事例》，《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以及各种《经世文编》（以贺长龄、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盛康编《皇朝经世文续编》为代表）。通过这些史料，我们能够对清代的制度——各部门的职掌、主要政务的运作，有一基本的了解，这是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基础。
以上所谓基础史料自然属于常见史料，并不能直接拿来“写论文”。但是，要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的任何问题上有所推进，都应当建立在这些史料构建的常识的基础之上。关于“新史料”与“旧史料”的关系，前贤多有论及，不必赘述。而当下新史料的涌现，已呈目不暇接之势，但不少新史料的价值实未得到清楚的认定，故尤其应当强调对于基础史料的重视。
总而言之，无论是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教学，还是该领域的研究，都应在熟悉基础史料之上，不断开拓史料的范围，尤其需要提升解读的精度，同时也应多借鉴其他断代史、国别史的研究，提炼出更有新意的问题、思考更具情境感与纵深感的解释，真正推进这一学科的发展。
《遵循历史本身的脉络与节奏：对于中国近代史课程的一些思考》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张晓川）
入职四川师范大学两年之后，我在2013年开始担任历史专业本科大二年级的“中国近代史”课程，至2018年调离，总计五年时间。次年，进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工作后，由于课程调整时间问题，可能要再次承担此课程。这其中的空隙期，或许正可以帮助自己对于该课程的准备和讲授做一些思考，以便在今后更好地重新开始。因此本次工作坊，专门讨论“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教与学，相当于为自己闭门造车的思考，进行一次公开的审查。
中国近代史课程属于历史专业通史课程，相较于中国古代史及世界史来说，其内容大概算是学生较为熟悉者。世界史课程，尤其是世界古代史，据说一般对于教、学两方面来说都是比较难的，不仅可能涉及各种不同的语言，乃至于大多数相关历史事件人物都是学生在课程之前闻所未闻者。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样的课程又是最简单的，因为教师只需要作增量即可，课程教学考虑的只有如何搭建知识框架，将知识点填入即可。与之相对，中国近代史专业课程既有熟悉化的需要，又有去熟悉化的需要。
相较于比较固定的知识点，比如某些重大事件的时间地点乃至经过，本科阶段中国近代史课程，更应该在内容上有所突破之处，恐怕就是整个线索和分期的节奏上。因此本人所设计的课程第一讲即为题解，首先解释了“近代”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概念，今日我们熟知的“近代史”开端，并不是国人意识到有“近代史”存在的开端，由此来化解近代史开端、结尾与线索理所当然固定化的倾向。之后即介绍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几种不同“范式”或“理路”，以及与之一一对应的时间线。比如冲击-反应模式会强调马嘎尔尼来华-鸦片战争，反封建反侵略叙事自然以鸦片战争为端，近代化模式可能看重的是1860年代初总理衙门、洋务企业的创立，而近来更讲究从内部看中国的思路可能会上溯到嘉道之际的衰败与危机。（上述“范式”和“理路”主要还是对开端和进程的判断差别较大，结尾影响不大）
题解的目的自然是在罗列中国近代史不同分期和“范式”的同时，能对学生头脑中固有时间线索进行“知识考古”，以期其理解不同“范式”的产生、着眼点与利弊。在简单引介一些关于中国近代史总体的论著和资料后，课程并未直接进入分时段讲授的环节，而是有一总论部分。总论中，通过对晚清（乃至清代）政治、经济和科举等方面，尤其是政治制度的介绍，方便学生进一步走近那一个时代，也为更好地理解之后讲授的具体史事打下基础。
比如，在政治制度方面，对于品、职、衔、差等等的分辨解析，即有助于搞清楚一系列问题：军机处到底是怎样的机构以及军机大臣的来源和组成；总理衙门改外务部是否仅仅是名称上的变化；袁世凯作为浙江温处道怎么却在天津小站练兵；派往海外游历者品级为何远高出其衔职，而常驻之使何以还能在原有班次升迁等等。
同样，经济、生活、人口、交通、科举等方面内容的介绍，也能解决诸如：近代的历次赔款缘何使用银元计算；银两和铜钱“双本位”及平砝、成色等诸多转换，如何左右晚清时人生活乃至国家重大问题决策；清代人口增长并数次迁徙与晚清社会几次大动乱的关系；近代国人行旅和信息沟通究竟是怎么样的；近代读书人的科举生涯和废除科举所带来的影响等许多疑惑。
此后，课程方才进入具体史事的讲授阶段。这一阶段，一共分成七个部分，分别是：“清代中叶的内政与外交”“鸦片战争与五口通商”“咸丰时代”“同光中兴”“从甲申到甲午”“世纪之交的翻天覆地”“新政与革命”。如此进行划分与通常的近代史教科书或者讲义的章节并不太相同，当然这并非专门标新立异之举，而是有一定考虑的。
首先，按照现有的教学内容而言，中国近代史课程基本相当于晚清史，既然讲授晚清史，自然要根据晚清内部政治的基本走向和脉络进行分段。从嘉庆开始，清代中央政权（尤其是军机处）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现象，而且帝师往往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嘉庆在真正亲政之后，赐死和珅，召回朱珪。道光登基以后，马上以细故罢值托津、戴均元，扶曹振镛为军机大臣之首。咸丰上台也先将“权相”穆彰阿罢黜，以祁寯藻为首席军机大臣。咸丰在热河驾崩后，更是以辛酉政变的形式，完成了朝局的变化，顾命八大臣或死或贬，开创了同治时代。
因此，这一现象导致的结果就是，如果基本以皇帝更替为标准进行分段，是比较能体现朝局变化的。（此问题曾与韩策兄探讨过，双方不谋而合）当然，在此之后，由于皇帝年幼和慈禧的原因，情况与之前稍有不同，因此光绪朝可以分为甲申易枢前后两个阶段。甲午到庚子变化巨大，重要事件因果联系紧密，自可独立为一部分。待帝后回銮，则又是一番局面，在新政与革命交杂中走向辛亥。
其次，现在中国近代史课程通行的章节内容，过于偏向重大历史事件，或者说反封建反侵略的“高潮”，其优点自不必论，但也有缺点，即过于强调反而造成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过于强烈的突兀感，甚至脱离了原有的历史脉络。由此产生的一个对于历史学科来说非常致命的问题，就是模糊了时间属性。
比如：太平天国相关史事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时间上有相当部分的重合，如果完全分成两个部分讲授，自然顾及了大事件的前后完整，可成“纪事本末体”，但是容易造成历史年代上的疏离，或者《北京条约》都签订了，还没讲到湘军的兴起，或者曾国荃攻下了金陵，亚罗号事件还未涉及。如能将两事相应时段容纳进“咸丰时代”，自然不会对最基本的时间脉络产生模糊，也会对清廷南北、内外交困的处境有更深的理解。
章节内容分布过于偏向重大事件的另一个缺点，在于从某方面性质出发，将一系列不尽相同的事件合并在一起。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所谓“边疆危机”，或者进而将其与中法、中日战争放在一起讲述的倾向。这里存在几个问题，第一是笼统“边疆危机”其实分为“属地”危机和“属国”危机，两者自然因为地域的接近，会产生一定的联系，但是清廷的心态、应对方式和结果都大相径庭。（比如，曾纪泽对“属地”和“属国”区别有着明确的认识，同时他也对列强混淆两者以谋侵夺的野心和手段非常清楚。见曾纪泽：《伦敦再致李傅相》。）
第二是这一章节的内容往往按照东西南北的方向进行讲授，甚至牵涉到“瓜分危机”的内容，与前述相似，模糊了时间属性。显而易见的是，同光之交的琉球、伊犁问题与光绪十多年的缅甸交涉，乃至光绪二十多年的胶澳、旅大谈判，无论内政外交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三是连续讲授中法、中日战争，知识传授上的时间线，往往替代了实际的时间线，作为事件来记忆的连续性替代了实际的非连续性。如此容易造成两场战争接连发生的错觉，而实际上两者相去十年，这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其实甚为关键。
这也就是以上所说重大事件主导下章节分布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即只见高潮，不见潜流，只见高峰，不见山脉。当然晚清史上的重大事件比较多，况且正如孟子所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注重重大事件本没有问题。不过，对于如何从此澜流往彼澜，从这一事件走向那一事件，有所注目的话，自然可免割裂突兀之患，而收融会贯通之功。此处以通常较为人忽视的中法战争到中日战争的十年为例。
甲申到甲午十年，首先朝局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是甲申易枢，维持了二十余年的恭亲王领班军机处时代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表面礼亲王，实则醇亲王主持大局。至光绪亲政，尽管慈禧的控制力并没有明显的下降，两人之间的关系更非戊戌政变之后康梁宣传的那般糟糕，但起码帝后二元的模式有了可能性。虽然不能说产生了泾渭分明的所谓帝党后党，但大抵庙堂之上有人稍更亲近于皇帝，有人则仍希望太后为实际主宰者的趋势还是存在。和平时期尚且大体相安无事，尤其是到了甲午战端开启，前线丧师失地，京师震动之际，总要有人或路线为此负责，故归咎皇帝年轻冒进和批评太后揽权求稳者皆有之。这既是此前中法之战时所未有之现象，又为此后戊戌、庚子诸多事端之绪。另外，这十年间其他政治现象如所谓前后清流易势等等，实际皆受此主线影响。
在外交上，甲申到甲午的十年间也与此前的情况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自总理衙门成立以后，基本上保持着枢译相兼的态势，这种态势至甲申易枢之后结束（即甲申前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主要人物基本重合），直接导致了外交上不如之前那么反应迅速和决策果断。另一方面，督抚外交的情况也有所改变，甲申前隐然有总署与李鸿章双头外交之势，无论是中日诸多谈判、滇案后的烟台交涉，还是中法战争中的议和，李鸿章基本都身当一线，作为总署的“摒挡”者。与之相对的，在甲申到甲午，李鸿章在外交上的被倚重度明显在下降。另一方面，其他督抚，特别是张之洞在外交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上升，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总督任上已久，更有赖于其与许景澄、袁昶等外交人物的特殊关系。以上三处变化同样可以上与甲申相比较，下为世纪之交的大动荡开启序幕。（当然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后，外交上的重要性又有所上升。）
十年军事变化则更是直接关系甲午战争者。其中海军方面的问题，谈者众多，自不必赘述。在陆军方面，中法战后除了因和平省费而裁撤军队的常规操作外，依旧持续着勇营常规军化的进程。甲申之战在思想上给了时人陆军尚可一战的自信，更在实际层面使得李鸿章有了位置直隶及周边驻防淮军的理由和新思路。中法战争后，随着海军建设逐步展开，主要以旅大、威海为基地，陆军离开原先的防区，进驻军港的炮台、要塞。李鸿章改变了此前大队淮军驻扎京师周边的作法，他的想法是以辽东、山东半岛为犄角前出之势，海陆协防拱卫京师，一旦日、韩有事，可由旅大“两处抽调”。（见李鸿章：《复总署条复四事》。）此思路既因为海运便利，又因所谓一军作两军用，更可以将其淮军与水师捆绑在一起，无论军事还是政治层面，都可以互相保护。此后甲午战争的朝鲜战场，基本上就是以此思路展开，然而效果却并不理想。比如进驻军港的淮军不少原是野战部队，入驻基地炮台后即成为守兵，操练守台炮术，接仗阵法荒废。开战后依设想抽调野战能力下降明显的部队上前线，后方军港仍旧空虚，又更募新勇生手守台。原本打算一军作两军用，到头来却是前后失据，一败涂地。
更有一事与以上诸端皆相关联，即人事。甲申到甲午的十年间，老臣凋零，光绪十六年，醇亲王奕譞去世，对清廷影响自毋庸多言。同年离世之人颇多，文臣中有清流领袖潘祖荫和外交老手曾纪泽，能统兵的大员有曾国荃、杨岳斌、彭玉麟。尤其是后者对甲午的影响极大，盖因清廷用兵原本习以一王公大臣为将军，辅以武人参赞，太平天国之后这一模式逐渐弃用，而采用勇营之制。大战则营数较多，无论平日如何统属，必须指派一人总领其事，这样的人物时被目为帅才，并非能率一营或数营的将才可比。至甲午年，此前曾有统领大军作战经验的老臣凋谢殆尽，李鸿章不能轻动，被寄予厚望的刘锦棠在开战不久病逝，刘铭传亦老迈不堪出阵，刘坤一行至山海关即不前。故而，平壤一役只能以叶志超为“总统”，守旅顺亦各自为战，最重要的辽东战事基本上由未经战阵的吴大澂和没有统领权力和能力的宋庆负责指挥。缺少军事人才一方面是老人的离去，另一方面是新人的缺位，细数参与甲午战争的清军将领，大多具有镇压太平天国或捻军的经历，离甲午起码在三十年左右，这些将领的精力、活力、战争思维皆可想而知。
当然，这十年间日本的情况和整个国际局势，也足够重要而需有所提及。其实，近现代的中国史非常需要和世界史有所配合，世界近代史除了革命与近代化，还需让同学们充分了解国际格局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在此不赘。以上花费一定的篇幅专讲甲申到甲午之十年，主要为了说明近代史上大事件与大事件之间的变与不变也足够重要。大事件本身的过程，或因高中教育，或因课本教材及相关著述，较为容易获知。因此，大事件之间的史事、走势，可能恰恰才是大学近代史课程需要讲通讲透的部分，非如此不能有事件的前后联系比较，亦不能上升到整个近代史脉络之高度。与前述甲申到甲午十年相似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必须要讲五口通商对中国社会的改变，广州长期的反入城斗争及两广地区的武装化。这样方能历史地去理解太平天国运动为何发源于两广，第二次鸦片战争何以发生，以及所谓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共性等相关内容。
作为大学历史专业必修课的中国近代史，究竟与近代史纲要这样的课程不同，面对的受众是将来可能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者，因此势必更多地去展现历史本身的脉络和节奏。关于此，最后再简单地提一下两个问题。第一，近代史或晚清史本身的脉络和节奏，是依托于史事、制度、人物关系等知识而展开的。若要形成思考，具体的知识必不可少，否则即是终日夜不食不寝以思而无益。第二，回到历史本身的脉络和节奏，并不是要一意求新求异，近代史上一些重要节点的意义并没有因此消解。比如当我们以清廷治理重心由西北而东南，中外交往与战争模式改变，条约口岸体制，地方军事化等视野看待鸦片战争时，反而更能确定其开端意义。这恐怕就是去熟悉化之后的再熟悉化，只是看山还是山的境界已明显不同于看山是山了。
《史料实证与史料解读——兼谈高中与大学历史教学的衔接》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裘陈江）
“史料实证”是《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指导中学历史教学的五大核心素养之一，也是历史研究的“生命线”。具体在《课标》规定的“学业质量水平”中，就史料实证而言，其水平3的要求为：“能够在探究特定历史问题时，自主地搜集有关史料；能够对史料进行整理和辨析，并判断其价值；能够利用不同类型史料的长处，对所探究的问题进行互证。”水平4为：“能够比较、分析不同来源、不同观点的史料；能够在辨别史料作者意图的基础上利用史料；在评述历史时，能够对材料进行适当的取舍；在对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中，能够恰当地运用史料对所探究问题进行论述；能够符合规范地引用史料。”这里的两个水平层次，是高中历史学科等级考的命题依据，因此也可以说是高中历史教学的最高目标。归纳这两个水平的具体要求，可见在高中阶段的历史教学和考试中，要求学生掌握搜集史料、区分史料（类型、价值等）、使用史料（互证、取舍、规范等），而这些要求不仅适用于高中教学，也适用于大学的专业教学和更进一步的历史研究层面，其基础性和重要性毋庸赘言。
一、史料实证的意识
不过在目前在“史料实证”这一素养的教学过程中，哪怕如“能够符合规范地引用史料”一条也仍存在不少问题亟待改进。其中一个现象，笔者称之为“被神化”的史料，在中学“史料教学”中大量使用。前不久有中学老师问及一则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的史料的来源，据笔者所查，则颇有来路不明的嫌疑。这则史料是战争爆发前英国外相巴麦尊在议会上发表的讲话，全文大致如下：
（虎门销烟）把能给我们大英帝国带来无限利益的大批的商品，全部给予销毁！这是我大英帝国的奇耻大辱！我要求议会批准政府派遣远征军去惩罚那个极其野蛮的国家！要狠狠地教训它！要迫使它开放更多的港口，要保护我们天经地义的合法贸易！
该史料在教学中被广泛使用，粗看之下非常有用，可用于说明英国殖民者发动鸦片战争的目的所在，以及其以通商为幌子的侵略面目。但据笔者有限的阅读和检索范围，如此重要的史料（从文字来看，似翻译而来）竟未能找到任何确切的出处。可是这则史料在许多高中历史试题和教学案例中大量使用，文字可能稍有不同，但往往大同小异。
同时笔者在检索这则史料的过程中，还找了个别有代表性的案例，发现在规范引用史料方面便存在不小的问题。首先是使用时，根本不出示史料的出处。这类问题，在选择题中当然限于题型，无法在题干中加以显示。但在教学设计中也时常存在，如在某种以新版教育部编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为对象的教学设计辅导用书中，在第16课《两次鸦片战争》的“教学活动过程”栏目中，设置了一个主题为“不可避免的鸦片战争”的讨论，教师出示了四则材料，第四则便是巴麦尊的讲话，但相比于前三则材料（第一则出自唐德刚的《从晚清到民国》，第二则出自王文泉、刘天路的《中国近代史（1840—1949）》，第三则出自卜正民主编的《哈佛中国史》第六册，均为观点式的论述），没有给出任何出料出处。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更为夸张的是，有些书中更是出现了伪造注释的情况。如另一种教学指导用书中，设置有专题思考“鸦片战争起因之论争”，也选用了四则材料（第一则是马克思《鸦片贸易史》的观点，第二则是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观点，第三则是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的观点，也均为后世论述），其中第四则也是巴麦尊的讲话全文，而其将四则材料的注释出处全部定为刘存宽的《试论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双重动因》一文。而细查刘文可知，全文根本没有这则讲话的任何踪迹，甚至四则材料均不是转引自该文，显而易见是学界常常批评的伪注。可见如果教师都违反了“能够符合规范地引用史料”这一要求，更何谈去教授学生进行史料实证呢？同时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所举两处教学设计中，对于不同史料尤其是最起码的一手、二手史料（且几乎全是二手史料）不加区分地放入教学讨论，引导学生得出一些答案，也明显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基本规则，不符合《课标》的要求。史料来源不可靠、史料价值不加区分，而仅是为了教师的教学环节作铺垫，是经不起史料学推敲的。
另外一则类似的“被神化”史料，是林则徐的一段名言：“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数十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民国时期，近代史家陈恭禄就在一篇书评中指出：“此言固常见于普通书籍，惟吾人于林氏（林则徐）奏疏，从未一见，盖为流行之传说。”据笔者所见，很有可能最早见于魏源的《夷艘寇海记》，后来被各处反复转载，至于魏源转述的源头在哪里，则无从追溯。因此，陈氏指出的也是重要史料来路不明的问题，但这句话到现在也仍是广泛使用。当然并不是说林则徐这句名言完全不能用，我们可以理解成为时人都愿意相信林则徐说过这句话，或许语气、内容也符合林的身份和形象。但若是在史料教学中，无法追踪到确切的出处，那么我们在使用时候必须要加倍小心。或者对于如林则徐名言这样的史料，对其产生、流传的过程，要增加一个考证说明的环节，始终保持谨慎、严密的史料实证的意识。
二、史料解读的难题
就最近四五年以来笔者对于高中历史教学和考试的了解，高中学生对于史料阅读和解读能力比较薄弱，论述题解答时做到史论结合更是艰难。
首先，关于近代史料，史学家陈寅恪曾经说过：“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见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这是说明近代史料大发现后，史料庞杂和混乱的情况，且尤其提醒注意“傅会”的危险。同时就如何解读史料蕴含的丰富信息，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缘起的一段话也可以用来比拟，原文讲到：“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这里所言古典和今典的问题，是陈氏谈以诗证史所面临的难题，而在近代史料的研读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后见之明和以辞害意的“傅会”。因此也有当代学者指出“今人治近代史，常有一绝大误会，以为近代史料较上古、中古易于解读。……近代史料浩如烟海，大量私函、密札、日记、档案留存，又很少经人注解，读懂决非易事”，稍不注意，很多误读就出现了。
回到高中历史教学和考试的语境中，在某份历史试卷中，有一道“康有为的思想轨迹”的史料分析题，其中一则材料使用了康有为《物质救国论》中的相关文字，考查学生对于“物质”一词含义的理解。材料大致为：
自戊戌至今，出游于外者八年，寝卧寝灌于欧美政俗之中，较量于欧亚之得失。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实冠大地，然偏重于道德哲学，而于物质最缺然。百年来欧人之强力占据大地，非其哲学之为之也，又非其民权自由致之也，以物质之力为之也。物质固形式之末，然中国之急务。方今竞新之世，有物质学者生，无物质学者死。吾遍游欧美十余国，校量中西之得失，以为救国至急之方者，则惟在物质一事而已。以吾考之，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
这里考查的正是“物质”一词的“今典”，让学生从史料中体会解读其含义。在近代史的教学中，关于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的演进过程，大体都会从器物—制度—思想的线性发展脉络讲授，但其实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则未必有如此的后见之明。如康有为在戊戌维新之后反而因为游历西方而震撼于其器物方面的成就，因此学生若不能很好地研读史料，囿于平时的惯性思维，也很难理解康有为如何倒退（也可以理解为务实）了，而答题便不太理想了。
其次，前文陈寅恪所言以诗证史的方法，还牵涉到文史互通的问题。如另一份历史试卷中，用了司马迁《史记·平准书》的内容，考查汉武帝盛世的面相，其中有两段话：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
在设问中，分别要求学生理解这两段史料反映的汉武盛世面相，而不少学生在理解“腐败”和“武断”二词的过程中，由于将二词的含义分别理解为贪污和武力，导致在答题时出现极大的偏差。这其实是很基本的史料信息提取能力，但由于古文能力的欠缺，导致在解读史料内容造成失分。其实文史不分家久为学界共识，史学家吕思勉在《研究历史的方法》一文中专门提到治史学需要重视文学的问题，文中说道：“治史学的人，虽不是要做文学家，然对于文学，亦不可不有相当的了解。其中（一）是训诂。……各时代有各时代的语言，又有其时的专门名词……（二）文法。……（三）普通的文学程度，尤其要紧。必能达到普通的程度，然后读书能够了解，不至于隔膜、误会。况且在古代，史学和文学关系较深，必能略知文学的风味，然后对于作史者的意旨能够领略。”
另外，如张耕华教授在《略论史料的另面与史事的另面——关于中学历史史料教学的两点建议》一文中，提醒注意史料反面的信息。清代阎若璩以考证辨伪著名，最大的贡献证明古文尚书是伪造，戴震就评价道：“百诗（阎若璩）读一句书，能识其正面背面。”而现实中，因为教师授课往往多是正着讲、顺着讲，但如果真的让学生直接从史料入手，则情况也未必如此。同样是一道史料分析题中，考查的是如何看待近代上海开埠带来的结果，材料大致为：
上海“适介南北之中，最为冲要，故贸易兴旺，非他处所能埒。”1850年，蚕丝占上海出口货物的比重为52%，茶叶为46%。1860年，蚕丝为66%，茶叶为28%。1892年，英国驻上海领事在报告中称：“在中国向外贸开放后的许多年来，对外国出口的商品几乎只有丝茶两种。”
不少学生在答题时，看到近代上海对外贸易的数据，很容易只注意到贸易繁荣的一面，而忽视了只有丝、茶两种出口商品，出口结构单一、层次低的这一反面信息。因此在史料解读时，不仅要防止穿凿附会、惯性思维，同时也要培养文感、史感。
余论
中学历史教学由于其诸多限制，加上面向的群体广大，难免存在不少问题。如吕思勉就注意到：“至于近世，又有教育之家，因儿童不能了解，曲说史事，致失真相者。学究固非史家，生徒亦难言史学，然其人数甚多，影响颇巨，则亦不可不慎也。”而法国历史学家马克·费罗则有过更为夸张的批评：“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国家在一些职业历史学家的真知灼见与教师的基本教学内容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距。”这是中学历史教学本身存在的问题，但与大学培养历史学专业人才则会产生分歧。因此惟有通过史料实证的专业训练，鼓励思维的发散和多元，才能使得学生更好地走上学习和研究道路。美国新文化史的领军人物林·亨特也讲过，“虽然历史解释的建构本质上是最脆弱的，总是受到新发现和新的完整性概念的影响”，但在学术基本原则上的无限次的讨论和辩论，可以“允许对完整性的定义做出修正，并鼓励那些历史研究者继续发现可能改变世人对过去之理解的事实。它们可以不断推动着历史的民主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