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年（636）六月，太宗李世民失去相伴多年的皇后长孙氏。她36岁的短暂一生，是为丈夫太宗奉献了一切的一生。太宗能够赢得玄武门之变的胜利、实现名垂青史的贞观之治，以及获得明君的盛誉，这其中即使说有一半是长孙氏的功劳也绝不为过。她是太宗的贤内助，是太宗行动的指针，是女性为人妻子的典范。
因此，长孙氏的亡故对太宗而言十分痛苦，打击巨大。但另一方面，他内心又有一种不可言说的解脱感，终于可以从不知不觉间对任何事情都反复考虑皇后是怎么想的、皇后会作何反应的窒息感和束缚中解放了。为政十年，朕已经具备充分的实力，可以根据自己个人的意志和判断决定任何事情，今后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吧，太宗下定决心。
前已述及，以贞观十年（636）为界，太宗的政治姿态发生改变。当然，太宗的改变不仅限于此。既然不用再在意妻子长孙皇后的看法，那么在女人方面也可以毫无顾虑，随心所欲。何况太宗本就是好色之名远播的高祖之子，从年龄来说也正好处于40岁前后精力旺盛的时期。
于是，太宗从高官子女中选拔貌美且正值芳龄的女孩充入后宫。日后的武后武照也在网罗之中，作为其中一员进入宫中。此时当是贞观十年的后半年。
14岁入宫的武照被授予才人这一位份。外朝皇帝以下官员分为一品至九品，百官被纳入这一官僚体系之中，后宫也同样规定了以皇后为首的女官们的组织结构。这些女官叫内命妇，也被称为内官或内职。女官制度的具体情况多因当时皇帝、皇后的意愿发生变化，史料记述存在差异，在此特别提一下一般认为的唐前期的制度形态。
女官们虽姑且各自被安排了职务，然而工作的核心当然还是在皇帝和皇后身边伺候，若表现出色得到皇帝青睐，便有幸侍寝。她们对此满怀期待，盛装打扮，争妍斗艳，激烈地展开女人之间的争斗，直至老去。
且说武照被授予的才人，在宫中绝非高位。之后她得到高宗宠爱，首先被授予的位份是正二品之首的昭仪，接着一度被封为宸妃（为她特设），位居正一品夫人之上，步入登上皇后宝座的道路。由此看来，才人的前途还很渺茫。这时的她还不是一位十分成熟的女性，而宫中比她漂亮的女人如繁星般众多，尚没有她出场的机会。
武后留下这样一个故事。
这是很久之后，她已经成为皇帝时的事情。她所提拔的酷吏系官员中，有一个叫吉顼的人。此人恃宠自傲，与武氏族人相争，惹怒了武后。于是武后吓唬他说：“朕为宫女侍奉太宗陛下时，陛下有一匹名为狮子骢的花毛马。此马暴烈凶悍，无人可驭。见此，朕向太宗说：‘若能给我准备三样东西，便可为陛下制住此马。即铁鞭、铁杖和匕首。先用铁鞭抽它，若不听话就用铁杖击打它的头部，若仍不听话，便用匕首割断它的喉咙。’太宗陛下赞朕意气雄壮。怎么，你也想看看朕的匕首吗！”
听到这话，吉顼面色苍白，匍匐在地乞求饶命。她是否真的在太宗面前发表过如此过激的言论，后人对此并非毫无疑义。不过，若比照后世的武后形象，推测确实发生过类似情景更为合理、有趣。
还有一个与她相关的故事。
太宗之世，一则预言不知从何处流传开来。
——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
太宗偷偷叫来占卜师李淳风询问此事。李淳风回答：“据臣占卜，这个兆头已经出现。此人已在陛下宫中，从现在起不过三十年必掌天下，将唐室子孙诛杀殆尽。”
“那么，尽杀可疑之人，事先把这个苗头掐掉如何？”太宗急忙问。
“此事不可。天命所在，必无禳避之理。即使想杀，也不过是枉及无辜，真正的当事人是死不掉的。此人已是陛下亲眷，三十年后掌权，年岁已衰，出于慈悲会放过陛下的一部分子孙。假使现在杀掉此人，上天代之以更年轻残虐之辈，陛下的子孙怕是会被赶尽杀绝啊。”
即便是李淳风也不可能如此精准地预测未来。虽说如此，也很难断言此事全为后世捏造。
故事发生在太宗朝末年的皇位更替之际。在中国，引发社会不安的不可思议的预言和童谣往往就会在这种时期莫名流传开来。何况原本君临天下的太宗以力量强大、个性刚硬著称，而代替他继续统治的却是柔弱不如人意的皇太子李治。大唐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在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们中间，各种流言蜚语甚嚣尘上也不奇怪。有观点认为上述故事就是流言之一。
太宗宫中的武才人是否有上述故事暂且不提，可以确定的是，她当时存在感很低。就后世所知，太宗育有十四子、二十一女，是精力充沛之人。另一方面，武后之后与高宗生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共六个孩子，亦是子嗣旺盛的类型。这样的她在才人时代却未有妊娠之兆，只能说太宗并未临幸她。
时间来到贞观二十三年（649）。从这一年开始，太宗的身体每况愈下，卧病在床的次数越发频繁。他52岁了。
虽然远未到衰老的年纪，但太宗自年轻时便四处征战，争权夺位，登上帝位后亦是日理万机，为应付堆积如山的内外问题，一刻也未能喘息。长期的辛劳不断侵蚀他的身心，终于到此刻突然爆发，将他彻底击倒。五月，在皇太子和其他亲眷及高官们的守护中，太宗静静地咽气了。
太宗卧病在床后，皇太子李治一直在床前守护，悉心照料。太宗对此非常高兴，放下心来。虽然他立李治为皇太子时十分忧虑，决定之后亦有踌躇，但是现在太宗从心底觉得这个选择没错。
接下来就是计划如何在自己死后顺利确立李治的统治体制。为此，太宗在病床上下达了最后的命令——将李勣从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之职左迁为边境的叠州（甘肃）都督。
李勣本名徐世勣，出身隋末群盗，后加入太宗麾下，在国内统一战争及对北方民族等的作战中表现突出，被赐予唐室的李姓（“世勣”的“世”字避太宗的名字“世民”之讳，一般称之李勣）。因身为武将的光辉战绩以及与太宗的密切关系，他最终取得威震三军的卓然地位。
有这样一个传闻。一次，李勣突患重病，据医生诊断，人的胡须烧成的灰最为有效。听闻此事的太宗立即剪下自己的胡须，调合入药给他服下。李勣知道后感动得泣不成声，诚心诚意地前去谢恩，太宗回答说：“朕为国家谋划而已，你不必这么客气。”
突然把建立了此等信赖关系的李勣左迁至地方，太宗有自己的考量：自己死后，李治在军事方面必须依靠李勣，然而李治和李勣之间没有任何恩义关系。因此，暂且将李勣左迁地方，自己死后再由新任皇帝李治将他召回中央。这样一来，李勣感激新帝恩义，便会从心底支持他了吧。
原本中国古代军人就有很强的基于个人关系行动的倾向，这种关系一般是根据自己的主将以及地缘、血缘等建立。这有时会招致个别人际关系优先于正规指挥系统的弊病，历史上军阀政权产生的温床亦在于此。太宗希望自己和李勣之间培养的信任关系能在儿子和李勣之间重建。他计划政务方面全部交由长孙无忌负责，军事方面则主要由李勣担当，如此宛如车的两轮，无论何时都能保证李治的统治稳步前进。
李勣接到这个命令，连家都没回就立刻出发了。身居高位却连明确的理由都未被告知就突然被调至地方，这一定伤害了李勣的自尊，但同时他也知道这是皇帝对自己的试探。太宗卧病在床，任谁看来都时日无多，在这种紧急时期，对军权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自己的去留和忠心便十分引人注目。若此刻磨磨蹭蹭拖延赴任，必定会被怀疑对国家有二心。这是绝对要小心的，他想。事实上，太宗在调李勣到地方之时便偷偷下令：“此人若是徘徊顾盼，则不堪信用，即刻杀之。”
太宗于当年五月驾崩，六月一日，高宗即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将李勣召回中央。如此，便如太宗构想的一般，完成了长孙无忌和李勣的双驾马车型政治体制。但太宗算错了一点，他为让李勣与高宗之间建立新的恩义关系而采取的手段，在李勣心中深深埋下了不被信任的种子。
李勣大约过了一个月就回归中央了，他因此向高宗表示感谢。但自己到底得到几分信任呢？一心奉仕太宗的结果却是被那样试探。说到底，不是关陇集团的一员便只能遭到如此戒备吗？他感到心灰意冷。这种想法成为埋藏在心底的疙瘩，之后他便谨言慎行，转而采取对政务冷眼旁观的姿态。
太宗危笃之际，武照作为后宫女官之一在他身边照料。在宫中生活了十三年的她，此时尚且只有二十五六岁，正是容颜越发光彩照人的年纪，在女人们中间十分显眼。再加上顾及卧病在床的太宗，她妆容清淡，衣装朴素，表情悲伤沉静，表现出不同于平日艳丽浮华的清秀动人之美。
她扪心自问，迄今为止自己的人生到底算什么？太宗死后只能被迫与世隔绝、一个人等待凋零枯萎吗？人生仅仅如此也太过悲哀。梦想着属于自己的荣华富贵而踏入宫中，如今梦还一个都没有实现就结束了，未免太不甘心。好胜的她，心情在焦灼与绝望的夹缝中剧烈摇摆。
她把目光投向每天专心照料父亲太宗的皇太子李治。内宫之中除了女性和去势的宦官，通常只有太宗一个男人。年轻的皇太子前来，片刻不离地在父亲病榻前侍奉，必然会与太宗的女人们接触。武照抓住这个机会，绞尽脑汁地将自己的身影刻在他心中。在她看来，这无疑是决定未来的唯一也是最后的机会。
李治年纪尚轻，不谙世事，且母亲早亡。武照通过成熟、美丽、温柔的做派，状似无意的关心，没用多久就占领了他的心。但这是在病笃的父亲的榻前，她又是父亲的女人，对她出手有违礼法。李治只能一边表现出全心全意照料父皇的样子，一边默默地与武照交换热烈的视线。
高宗李治与武照如何发展，在何处结合，很多问题都不清楚。如上所述，笔者以为二人建立关系的开端是太宗临终的病榻前，然而一直以来的说法似乎更关注之后的阶段。即太宗驾崩之后，武照作为尼姑，在供奉太宗牌位的感业寺，与在太宗忌日偶然前来上香的高宗邂逅，随之发生关系，并借机还俗等等。
但是，这一剧情有几个疑点。首先是感业寺。这座寺庙究竟位于何处？该寺接收太宗后宫的女官们为尼，奉旨供奉太宗牌位，想必应该是颇有渊源的大寺或名刹吧，可孰料竟然连所在位置都不清楚。据说可能是位于长安城中央安业坊的济度尼寺或安业寺，但至今未有定论。说到底，与太宗有关的寺庙，真的可能如此含糊不清吗？
退一万步说，假设感业寺在安业坊，那么它是祭祀太宗灵魂的菩提寺吗？但此类有关唐代菩提寺的故事更无他闻。原本唐朝官方相对于佛教就更信奉道教（道先佛后），忠于这一立场的正是太宗本人。况且，各王朝都有祭祀历代皇帝的太庙（宗庙），没有特地设立菩提寺的意义。
再者，奉仕后宫的女官们在皇帝死后全部落发为尼，真的有这种事吗？自愿出家的话暂且不论，将强制全员出家作为例行制度之类，恕笔者寡闻，着实不知。毋宁说她们原样留在宫中等待衰老更为正常，当然，再嫁也是不允许的。
这样的话，一直以来脍炙人口的剧情，即太宗之死→感业寺出家→与高宗邂逅→还俗，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定变化。一般认为，武照再度出现在宫中是在高宗即位后五年的永徽五年（654）左右。因为在年代记载上值得信赖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将此事记入当年三月。但是，这一记录的内容十分暧昧不清，此前大约五年的空白无法具体填补。
还有一件事应当注意。高宗和武照结合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即之后的皇太子李弘，他于上元二年（675）去世，年仅24岁。据此反推，即得出他出生在永徽三年（652）这一结论。从这一点来说，两人至少在前年，甚至再之前就有肉体关系。
稍微扯远一点。了解当时长安的基本史料是北宋宋敏求所撰的《长安志》，其中从未出现感业寺之名，只是从太宗去世的贞观二十三年（649）到永徽五年（654）间，不知为何在安业坊及其西邻的崇德坊一带，出现了一系列的“徙寺”记录。这里所说的徙寺，不是建筑物的移动，而是把既存建筑物的名字移向他所，或从他所移来，也就是寺名（寺额）的变更。这一变动不知为何牵涉到距离遥远的休祥坊。
休祥坊位于长安西北，距离宫城很近。这儿有一座隋代建成的小型尼寺慈和寺，而这一时期突然把位于崇德坊的道德寺的寺额移到此处。道德寺本是隋炀帝敕建的尼寺，颇有渊源，为什么要给这种小寺以道德寺这一大寺之名呢？笔者推测的理由之一是休祥坊内有武照母亲的祖父杨恭仁的府邸，此府邸在贞观二十三年（649）时可能被武照的母亲杨氏所继承。也有说法认为移用道德寺寺额的正是这座府邸。如果这一理由成立的话，借由杨氏旧邸移用道德寺寺额这一事件，不得不使人感觉到武照的影子。
最终推导出以下过程：首先，以贞观二十三年（649）的太宗之死为开端的一系列寺额移动措施，其核心是将道德寺寺额移向武照母亲娘家所在的休祥坊。这是高宗以让武照等太宗朝的女官在道德寺这一名刹出家为名目采取的措施。只是武照实际上并未出家，而是寄身于同坊内的母亲家中，偷偷与高宗幽会。休祥坊的杨府和皇宫之间有着极利于幽会的近距离和环境。
如此一来，笔者认为高宗和武照二人所谓的五年间大约是以下情况。
高宗在父亲太宗的病床前初见武照，她是父亲后宫的女人之一，和她在一起为道德所禁绝。但他深深地迷恋上她。因此，太宗死后，高宗为了让武照与“父亲的女人”这一过去彻底划清界限，令她在形式上出家为尼。出家的地点就是休祥坊的道德寺。这可以说与之后玄宗为夺取已经嫁给儿子的杨贵妃而令之暂时出家为女道士、之后重入宫中的著名故事如出一辙。高宗和玄宗，二者是祖孙关系。
因此，武照采取了以身入寺的形式，但并未剃发。而高宗以诣寺为借口屡至杨家与她密会，在这个过程中她有了身孕。不知她是否借此机会偷偷搬入了宫中。但即使如此，她见不得光的身份依然不会改变。对高宗而言，她是父亲的女人，这一经历难以轻易抹去。他们的行为违反伦理，在儒教观念强大的当时，是不为社会所承认的。而武照以高宗的支持为唯一依靠，咬紧牙关苦苦忍耐，终于迎来永徽五年的再度登台。
最后，感业寺到底是什么？既然有一般认为的“太宗之死→感业寺出家→与高宗邂逅→还俗”这一剧情，为何寺址总是模糊不清呢？将这一剧情与武照本人放在一起来看，则关系到以下倾向：她处于被命运玩弄的被动立场，而非主动选择踏上违反人伦的道路。换句话说，即令人感到主导这一事件发展的是高宗一方。这个惯常剧情大概是武照方面为与过去划清界限、获得自身的正当性而准备（矫饰）的。
武后在高宗死后正式开始向女帝的道路迈进。这种时候就会被问到：为什么她会在这里？理由和目的何在？大概就是为回答这些问题，她才周到地准备了以上剧情若无其事地将过去掩盖掉吧。在她背后，参与创作这一说法并令之深入人心的恐怕就是她的智囊集团“北门学士”（后述）。这样的话，为增加故事的真实性，感业寺这一名字是必要的，而它的具体性和实在性等就不是本质问题了。
感业寺及相关故事或许是武后重新粉饰过去的产物，这是笔者现在考虑的一个结论。
（本文摘自气贺泽保规著《则天武后》，王艳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