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两百周年，我们就“文学纪念碑”中《罪与罚》（学术评论版），联系翻译家曹国维老师，聊聊他在翻译《罪与罚》时，如何反复修改译文，使中译文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言风格，他又在《罪与罚》中传达怎样的思想。另外，我们也和曹老师聊起他翻译的《大师与玛格丽特》这本书，谈及布尔加科夫是否承继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传统等内容。与曹老师的交谈中，他从自身翻译和修改《罪与罚》的过程中慢慢体会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中表现人物的复杂心理和营造紧张、突变的氛围，也在翻译《大师与玛格丽特》中找到布尔加科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存在一种思想的传承。
曹国维
曹老师，在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之前，您接触过他吗？比如您读过他的哪些作品？
曹国维：我在大学时代，冯增义老师讲授俄国文学史，他讲陀思妥耶夫斯基，选读的就是《罪与罚》的片段，当时印象很深。
读的原文还是中文？
曹国维：原文，不记得是否读过中译本，但内容大致知道。
后来您怎么想到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曹国维：在翻译《罪与罚》之前，我也译了一些东西，主要是出版社约稿，翻译的都是苏联当代作家作品。
你翻译过哪些苏联当代文学作品？
曹国维：我组织翻译了电影史诗《解放》，长篇小说《胜利》，合译了《生活与命运》《断头台》《白天的星星》《真正的爱情啊，在哪里？》，在《外国文艺》上发表了《不祥的蛋》，又译了《狗心》。后来又参与作家出版社《布尔加科夫文集》的翻译。其间萌发了翻译《罪与罚》的想法，动笔后，陆陆续续翻译了很长时间。
在九十年代，您再次接触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怎样的体会？
曹国维：我刚开始翻译《罪与罚》时，觉得它是名著，应该好好翻译。等我译了二分之一时，发现这部小说在艺术上有股裹挟读者的力量。但我翻译下来，认为我的译文没有这样的力量，所以我回头检查译文，想我到底“错”在哪里，使小说中这种力量没有展现出来。当时就我自己对作品的认识程度，我觉得自己的翻译没有错，我就继续翻译，直到完稿。之后，我把这份译稿投给出版社，一波三折后，燕山出版社接了这份稿子。第一次签约，时间为七年，后来这本小说销量不错，又签了七年。在此期间，因为《罪与罚》是教育部向中学生推荐的课外阅读书目，市场上出现越来越多的译本，出于销售考虑，燕山出版社建议暂缓出版。在合同空窗期间，我决定重译《罪与罚》，弥补原先留下的遗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魏东读过“世界散文随笔作品精品文库”（俄罗斯卷）我译的几篇散文，想约我继续翻译，通过徐振亚老师介绍，找到我。魏东当时来找我，就我的译本聊了很久，后来他告诉我，广西师大出版社计划出版这部小说。开始，我在这本书上改了两遍，打成电子稿修改，后来在纸样上又改了许多遍。
曹国维对《罪与罚》译文进行修改
在不停修改的过程中，您的年纪和心境都在变化，现在您如何看待《罪与罚》这部小说？
曹国维：在译序中，我写道：“连绵的悬念，跌宕的情节和急促的文字，使小说始终具有紧张感、压抑感，具有震感人心的艺术力量。”这是我之前写的文字，但我不满意自己原先的译文。修改的过程中，我看到一位俄国学者的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难译的是他笔下歇斯底里的情绪。”这句话对我启发很大，所以我关注到拉斯科尔尼科夫思想的“紧张、突变、跳跃和文字的急促”，就这些关注，许许多多的修改就出来了。我原来翻译的这部小说字数约四十二万八千字，到这个学术评论版，除里面的评论文章字数外，我大致算了一下，四十一万五千字，我删去了一万三千字。就是在这缩减的字数中，我把所有文字都压紧了。魏东编辑在后记中说，这种简化有效果：
原有译文已经相当准确，曹老师仍对字词作了极简化处理，最大程度地删削，这样一来，中文的优势发挥出来，平常不觉得多冗余的词汇剔除了，描绘心理动作的词汇更为明晰，整体的动感就出来了。同时，曹译本对语汇的选择也更加贴合人物的身份和所处环境，一切看是否得体。这些尤其表现在凶杀前后的相关章节（第一部第六、七节以及第二部第一节）。兹举一例：
拉斯科尔尼科夫站在门后，紧紧握着斧子。他就像经历一场噩梦。要是他们闯进来，他甚至准备和他们搏斗。他们打门和商量时，他有好几次突然想立刻结束一切，从门后朝他们大喝一声。有时他又想趁门没打开，跟他们骂架，嘲弄他们。“尽快了结吧！”这念头掠过他的脑海。
拉斯科尔尼科夫站着，紧握斧子。他就像在梦中。他甚至准备和他们搏斗，只要他们进来。他们打门和商量时，他有几次突然想立刻结束一切，从门后朝他们吼叫。有时他想跟他们骂架，嘲弄他们，趁门没打开。“尽快了结吧！”他脑海里一闪。
有时，我真的挺担心这种修订方式会过度。曹老师太专注于词语的干净利落产生的力量，连标点也不放过，比如，有感叹号的地方，“啊”之类字眼尽量都去掉。姑且看看效果，等待读者体验吧。抛开具体文本不说，这种方式凸显了汉语的一大优势，即充分的关联及暗示。除非特定的文体要求，汉语的常态当如此。
一万三千字的缩减使译本精简许多。翻译界的前辈跟我们讲过：翻译能直译的，不要意译；能简洁的，不要繁琐；能紧凑的，不要松散。
此前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字句似乎有些琐碎，您怎么看？
曹国维：不是这样，他的语言不像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那样和谐、舒服。他的语句有时确实有些琐碎，但他笔下的歇斯底里情绪，就是在这种琐碎中体现出来的。我之前受邀做过翻译讲座，写了一个稿子，《罪与罚》是其中一部分（曹老师从《罪与罚》中挑了一段分析） ：
他站住，看着，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门，外面的门，过道通向楼梯，刚才他拉铃进来的那道门，没关，甚至开着整整一巴掌宽的缝：没锁，也没放下钩子，一直，整个这段时间！老太婆没关，在他进门后，也许，出于谨慎。噢，上帝！他不是后来看见莉扎韦塔了！他怎么会，怎么会没猜到，她从哪儿进来！总不能穿墙进来。（第86页）
这段文字忽长忽短，思绪急剧跳跃，表现了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紧张。（之后，曹老师又举了两个例子）
我把这些东西和钱包都在一座院子，B街的，石头底下给埋了，第二天上午……东西现在全在那儿……
这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向索尼娅坦白藏东西的地方和时间，我保存原文的词序，人物思想的紧张和混乱溢于言表：话说了一半，突然觉得没说清楚，加了地点，刚说完，又觉得忘了时间，赶紧补上。他的表述颠来倒去，原文就是这样的，把话译通顺了，紧张感就没了。
我的住房，瞧，在这儿，板壁后面……公家的，不过我现在住私人房子，暂时。这里需要装修。现在差不多完工了……公家的房子，知道吗，这可是好东西，啊？您看呢？
对话都是即兴表达，不是连绵规范的，这段对话保持了口语的鲜活性。像这样一些东西，翻顺了，缺少鲜活，讲话其实是东一下，西一下。通过这样的翻译，表现陀氏的用词和表达特点，严格遵循陀氏的词序。俄语的单词有形态变化，无论词序怎样变化，句子的意义大致不变。汉语不行，但汉语有极大的弹性和包容性。有时可以保留俄语词序，表达同样的意义。理想的译文，有一种说法：译文读者读译文的感受应当与原文读者读原文的感受一样。所以，没有好的译文，没法感受原文的艺术魅力。
《罪与罚：学术评论版》
您也翻译过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花了很多心血修改《罪与罚》与《大师和玛格丽特》译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十九世纪作家，布尔加科夫是二十世纪作家，请问两位作家之间是否有共通的东西，或者布尔加科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有继承？
曹国维：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直面现实，即赤贫、酗酒和卖淫，考虑未来生活的走向；布尔加科夫同样直面现实，即反常和荒诞，寻找改善生活的途径。尽管两人的风格截然不同，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有种令人窒息的压抑；布尔加科夫的作品是超现实主义的狂欢。
两部作品都带有神秘色彩。
七月初，一个异常炎热的傍晚，有个年轻人走出他在C巷从住户手里租下的斗室，来到街上，慢慢地，仿佛犹豫不决地朝K桥走去。（《罪与罚》，第一章）
暮春一个酷热的傍晚，牧首塘畔来了两位公民。（《大师与玛格丽特》，第一章 千万别和陌生人说话）
两部小说的第一句都用了一个字“热”。“热”（异常炎热，酷热）在俄罗斯的传统观念中，预示闹鬼。“热”宣告即将展开的是个闹鬼的故事。《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陷入理论的狂热，想做超人，斗胆一试，杀了老太婆，想拿她的钱，为自己开创全新的道路。索尼娅说他：“你离开上帝，上帝就惩罚你，把你交给了魔鬼”。《大师和玛格丽特》中，魔鬼的行踪贯串整部小说。《罪与罚》出来以后，俄国发生的事和这部小说中发生的事非常相似。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重现生活现实的作家，而是思考生活走向的作家。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自己有神秘色彩。《大师和玛格丽特》也有神秘色彩，书中沃兰德对大师说：“您的小说一定会给您带来意外的礼物。”成书二十六年后，《大师和玛格丽特》果然给布尔加科夫带来了意外的礼物：俄罗斯的轰动和全世界的推崇。俄国读者说没有一本书引起他们这样的兴趣。俄罗斯开了四次布尔加科夫国际研讨会。
《百年孤独》出来后，评论者认为马尔克斯抄袭了《大师和玛格丽特》。马尔克斯说他没看过，他找来小说，读了之后，惊叹《大师和玛格丽特》精妙绝伦。现在都说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
我觉得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与魔幻现实主义没有关系。俄罗斯网上用的“魔幻”和布尔加科夫用的“奇幻”是两个词。俄罗斯觉得这部小说继承了果戈理和谢德林作品中讽刺社会不良现象的传统。说到“奇幻”，果戈理有篇小说名为《鼻子》，他写了一个人照镜子，鼻子没了。与其说布尔加科夫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不如说他继承了果戈理的传统。
也许大家写文案时，把“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贴给《大师和玛格丽特》，会吸引读者阅读。其实，俄国文学与拉美文学是两个不同的传统，拉美有自己的文化延续，马尔克斯才创作出具有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百年孤独》。布尔加科夫通过果戈理、谢德林这样的文学传承创作了这部具有奇幻和神秘色彩的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这是两种不同的走向。
曹国维：我讲布尔加科夫，不提魔幻现实主义，从地域和文化上，俄国与拉美相差太远。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在拉美除了马尔克斯，还有其他作家如胡安·鲁尔福、略萨等。但在俄罗斯，布尔加科夫创作了这部奇幻的作品后，基本没有优秀的奇幻作品。
回到布尔加科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布尔加科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确表达了敬意，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卡罗维耶夫和别格莫特进入餐厅，管理人员要求他们出示证件，他们之间有一段对话：
……
“你们的证件？”女公民把问题重复一遍。
“我的美人……”卡罗维耶夫刚想奉承几句。
“我不是美人。”女公民打断他。
“噢，那太遗憾。”卡罗维耶夫大失所望，又说，“好吧，要是您不想是美人，那也很好，您可以不是。这么说吧，为了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作家，难道得问他要证件？您可以从他的任何一部小说里随便抽五页看看，即使他没证件，您也会相信您在和一位作家打交道。据我所知，他根本就没证件！你说呢？”卡罗维耶夫问别格莫特。
“我敢打赌，他没有证件。“别格莫特回答，把汽油炉放在登记本边上，用手擦擦熏黑的额头。
“您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女公民说，她被卡罗维耶夫弄得稀里糊涂。
“您怎么知道不是，怎么知道？”卡罗维耶夫回敬。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了。”女公民说，但又不大自信。
“我抗议！”别格莫特激动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会死的！”
“你们的证件，公民们。”女公民说。
……（第386-387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会死的”这两句话都没有错，但表达上各有深意。“陀思妥耶夫斯基死了”是事实，同时巧妙地暗示了当时的文学界没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承。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走向具有深刻思考，而当时的苏联文学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会死的”，布尔加科夫创作的取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致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多写人物，极少写环境，您怎么看？
曹国维：我在《罪与罚》学术评论版中选译了莫丘利斯基文章的一部分，莫丘利斯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少描写环境，他写外部环境就是写主人公的心境。比如写拉斯科尔尼科夫，“他的住所是禁欲修士的居室。他把自己关在角落里，自己的‘地下室’，躺进‘棺材’，冥思苦想。他的整个生命进入‘思想’；外部世界，他人，现实——不再存在……他无需食物，无需衣服，因为他是没有躯体的精神，纯粹的自我意识……自然和物质的世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不是独立的存在；它被彻底人化和灵性化了。环境总是被表现为意识的折射，像是意识的功能。人的住所即他心灵的景观。”讲到索尼娅的房间是丑陋的板棚，象征她被践踏的命运。老太婆的房子很沉闷，像蜘蛛网似的，同样投射着人物的情绪。
《罪与罚》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一个怎样的人，您描述一下？
曹国维：他是人格分裂的人，充满逻辑和思想的狂热，但他有高尚的同情心，把自己的钱几乎全给了马尔梅拉多夫一家。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理论是：人分成两类，常人和超人，常人安分守己，只是繁殖同类的材料；超人什么都可以做，为了实现他的理论可以不顾一切，哪怕杀人。最后索尼娅的爱感染了他，使他获得新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的穿透力太强，每个时代会存在类似他笔下那些典型的人。当下的年轻一代也多少面临精神上的挣扎和分裂，他们身上也多少有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影子。俄国思想家（如别尔嘉耶夫）从形而上层面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这些形而上的内容，关注俄国自身的生活现实，如俄国未来走向的问题。
曹国维：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小说都是思想小说，《罪与罚》是刑事框架下的思想小说，同时也是社会小说，如酗酒、贫穷和卖淫这些明显的社会现象，它们都体现在马尔梅拉多夫家中。
（访谈中，所用引文来自《罪与罚》（学术评论版），[俄]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曹国维译，上海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大师和玛格丽特》，[俄]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曹国维译，雅众文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曹国维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俄语教学，译有《罪与罚》（学术评论版）《大师和玛格丽特》《不祥的蛋》《狗心》等。
陈天祥 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在读博士
王琳 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在读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