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家或游荡者——彼得堡的现代性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1.11—1881.2.9）

一

187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个荒唐人的梦》中写道：如果梦能告诉我真理，那么也就无所谓它是不是梦（陈粲主编：《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二十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717页，以下简称《全集》）。在他看来，耽于幻想和介入现实，都是走向真理的途径，介入现实如果不能走向真理，那么介入现实也就没有意义。这里，五十六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隐微地回应着早年受到的质疑与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1821年11月11日，今天是他诞辰两百周年。1845年，二十四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凭借书信体小说《穷人》一鸣惊人，受到彼时俄国文坛的领袖别林斯基的力捧。别林斯基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书写俄国现实生活的新果戈里。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接下来的几部作品——《双重人格》《脆弱的心》《普罗哈尔钦先生》——让别林斯基颇为失望。别林斯基认为，这位青年背叛了他们共同的现实主义文学理想，开始陷入对幻想心理状态的迷恋与探索。二人很快便决裂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双重人格》在二十世纪启发了包括加缪和萨特在内的一系列现代主义作家。然而在十九世纪，别林斯基曾这样批判它：“当今只有疯人院中才有幻想的位置。”（《别林斯基选集》第六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418页）事实上，与其说别林斯基在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如说是在批评十九世纪俄国文坛的一种风气。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俄国知识界借席勒和霍夫曼之名表达了一种所谓的浪漫派情绪。他们认为，智识应该用来解开终极奥秘，而关注现实问题是形而下的，配不上人类精神的尊严。别林斯基本人早年也受到这种潮流的影响，但很快用自己的努力修正了这个局面。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幻想家形象成为了无力把握现实的软弱的人的代名词。

发生在彼得堡的十二月党人起义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为幻想家正名。他笔下最著名的幻想家，是1847年的中篇小说《白夜》的主人公。他没有明确的名字，每到夜晚，喜欢在彼得堡街头闲逛。正是在一次闲逛中，他在运河桥头偶遇了少女娜斯琴卡。幻想家很快疯狂地爱上了她。然而，娜斯琴卡却在惦念身在莫斯科的未婚夫，尽管未婚夫或许会永久地抛弃她。故事在幻想家的自述中展开，四个夜晚，他和娜斯琴卡相约在同一地点会面，彼此讲述身世。最后一次相见，就在幻想家以为娜斯琴卡已经决意和自己在一起时，她的未婚夫自莫斯科归来。娜斯琴卡义无反顾地跟着未婚夫走了，留下主人公用一生去回味同娜斯琴卡在一起的那几个白夜所产生的幸福幻觉。

为什么短暂四天造成的幻觉，会成为了幻想家一生的现实？幻想家这样描述自己：“他本人就是自己生活的艺术家，每时每刻都按照新的蓝图为自己创造着生活。而这种神话般的、幻想的世界创造起来又是何等轻而易举和自然真实啊！仿佛一切完全不是什么幻想。”（《全集》第二卷，199页）对他来说，幻想本身能激发的能量远大于现实生活。幻想是必要的，因为现实生活困难重重。现实中少有能让幻想家满意的时刻。他曾对娜斯琴卡说：“我是个幻想家，我很少有真实的生活，像眼下这样的时刻是非常难得的，因此我不可能不在幻想中重温这一时刻。我将整夜、整个星期、一年到头地梦想着您。”（同前，185页）

乍看上去，幻想家的确是别林斯基所批判的浪漫派形象，因为这个形象被认为是拒绝现实和没有行动力的。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幻想家的定位不是逃避主义者。在他看来，只有经由幻想，才能实现重新介入现实生活。他的意图，正是找到幻想的意义，重新激活对幻想家的同情。介入现实的意义是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的动力来自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如果面对现实等于接受规训，而不是用理想去指挥行动，那还不如深入幻想更接近真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他的很多同时代人似乎本末倒置。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致信友人迈科夫：“把我们这些俄罗斯人近十年精神发展上所体验到的东西清楚而又明确地讲一讲，——难道现实主义者们不会大喊说这就是幻想吗？”（《全集》第二十一卷，598页）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十九世纪俄国在精神和社会上的极速发展，恰恰是难以置信而梦幻的。一个广泛采取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农奴制国家，一跃成为欧洲列强；一个刚刚树立文学规范不久的民族，骤然间生产出具有普遍辐射力的文化。彼得大帝改革以来，特别是进入十九世纪后，俄罗斯的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梦想照进现实的过程。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后进入了工程兵军团做制图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幻想家，诞生于俄国后发现代化所带来的兴奋与焦虑之中。他们的可爱之处在于他们有能力在变动时代里真诚地体验。因此，“幻想家”并非是浪漫派意义上超然物外的隐士。他们渴望现实生活，但古怪的现实本身并不提供真理的可能性。《白夜》发表前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品文《彼得堡纪事》（1847）中写道：“在那渴求事业、渴求实际生活、渴求现实，然而却软弱、柔顺、温和的性格里，便会逐渐地产生所谓幻想性。人最后不成其为人，而是某种中性的怪物——幻想家。先生们，你们可明白什么是幻想家吗？这是彼得堡的噩梦，是人格化了的罪过。”（《全集》第十七卷，44页）说幻想家是怪物，是因为他既热爱生活，又不愿意认同现实逻辑，这种倔强和软弱，必然是常理无法解释的。说幻想家是人格化了罪过，正是因为他是这种现代症候的化身。

幻想家身上体现的是现代人真诚的困顿。“您有时会遇到一种心不在焉的人，眼色游移无光，脸常常显得苍白困倦，总像忙着某种十分艰难、伤透脑筋的事。偶尔又仿佛因过度劳累而心身疲惫，其实他是无所事事。这就是幻想家的外貌。”（同前）幻想家的反面，是在现实生活中游刃有余的人。在一篇讽刺米兰·昆德拉的文章中，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曾精准地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数小说的主旨都是一种为个人灵魂所作的搏斗，因为他认为每个人都有灵魂，每个人都是一个精神实体。他所写的是关于信仰与世俗功利之间的争斗或者拉锯，是关于个人灵魂在善恶两个深渊之间的摇摆。”（Joseph Brodsky，“Why Milan Kundera Is Wrong about Dostoyevsky，”The New York Times，Feb 17，1986）幻想家正是更倾向于善的人，他用自己的方式在对抗现实；而游刃有余的人，感受不到这样的善恶抉择。

《白夜》中失落的爱情，是幻想家抗争的寓言。幻想家软弱而叛逆，落魄而傲娇，天真而敏感。《白夜》将故事发生时间设定于夏天的夜晚。这其中的夜的政治学体现着幻想家与现实秩序间的张力。小说的第一句指向了夜的主题：“那是个奇妙的夜晚，这样的夜晚，它或许只有在我们年轻时才有，亲爱的读者。满天的星斗，晴朗的夜空，抬头望去，你不禁会问：难道各种各样脾气暴躁、性情古怪的人也生活在同一个天空下吗？”（《全集》第二卷，175页）少年与老年体验夜晚的方式有别。夜晚之于少年，黑暗、神秘、僭越；夜晚之于老年，则暗示着死亡在步步为营。夜的政治在于它用光界定了善与恶、美与丑、强与弱、理智与疯狂、健康与疾病、勤奋与懒惰、希望与绝望。日落时分就是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正经人日落后是不外出的。晚上在街头闲逛的，往往是妓女、乞丐和罪犯。日落之后的世界不受普遍法律的约束。马修·波蒙在《夜行：从乔叟到狄更斯的伦敦夜史》中指出：“夜行者是对白日政体的内化挑战……历史上夜行曾起到这样的功能：它是对封建和资本主义社会所强加的身体精神纪律的或自觉或不自觉、或主动或被动的拒绝。”（Matthew Beaumont， Nightwalking: A Nocturnal History of London from Chaucer to Dickens，Verso，2015，2）连在漫画世界中，亿万富翁布鲁斯·韦恩只有在夜晚才化身“黑暗骑士”蝙蝠侠。从夜的政治出发，幻想家是现实秩序的反面，是资本主义的造反派，不受光与法的保护。

幻想家在城市中生活，却要与人群保持距离。彼得堡是一个幻想家的城市，幻想家是观察者，也被别人观察。

有一个老人，我们几乎交上朋友；我每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总要在方坦卡街遇到他。他神态庄重，若有所思，总是在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左手不时地挥动，右手握着一根带有镶金头的多节长拐杖。他甚至注意到了我，并表现出很关心我的样子。如果在那个特定的时间我没有来到方坦卡街这个老地方，我相信他一定会愁眉不展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彼此都已经要脱帽致意了，——尤其当我们两个人心情都很好的时候。不久前，我们有整整两天没有见面，第三天相遇时，幸好及时醒悟过来，垂下手，心照不宣地擦肩而过。（《全集》第二卷，176页）

老人或许是另一位幻想家，是三十年后的自己。他们间的心照不宣，是谁都不会去打破这种难得的距离，又暗自期待在现实中靠近。这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幻想家。这种与现实秩序的张力和后发现代性的焦虑，使得幻想家成为一个彼得堡现代性的典型形象。

二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幻想家对夜行和对街头观察的兴趣，让人联想起他的同龄人波德莱尔笔下的“游荡者”。“游荡者”或译“游手好闲者”即flaneur，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典型形象。在波德莱尔那里，这群在巴黎街头漫无目的游走的游荡者被经典化为“现代生活的英雄”。波德莱尔称游荡者为“人群中的人”，他们观察的是人与城市的怪诞关系。

本雅明在《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中写道：

在波德莱尔那里，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他的诗不是地方民谣，这位寓言诗人以异化了的人的目光凝视着巴黎城。这是游手好闲的凝视。他的生活方式依然给大城市人们与日俱增的贫穷洒上了一抹抚慰的光彩。游手好闲者进入大城市的边缘，犹如站在资产阶级队伍的边缘上一样。但是两者还没有压倒他。他在两者中间都感到不自在。他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避难所。（[德]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189页）

游荡者是演员，是妓女，是士兵，是波西米亚人，是忧郁的行人，是花花公子，是乞丐。他们是发达资本主义的产物，但不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螺丝钉。他们同《白夜》中的幻想家一样，是在善恶之间力不从心，在观察中同现实格格不入，又期许现实的认可的人，是“现代生活的英雄”。

波德莱尔自画像，1848年。

人群是他们的避难所，游荡者始终在人群中。

如天空之于鸟，水之于鱼，人群是他的领域。他的激情和他的事业，就是和群众结为一体。对于一个漫游者、热情的观察者来说，生活在芸芸众生之中，生活在反复无常之中，变动不居，短暂和永恒之中，是一种巨大的快乐。离家外出，却总感到自己在家里；看看世界，身居世界的中心，却又为世界所不知，这是这些独立、热情、不偏不倚的人的几桩小小的快乐，语言智能笨拙地确定其特点……他每时每刻都用比变动不居、瞬息万变的生活本身更为生动的形象反映和表达非我。（《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477页）

鸟儿没有天空则不能飞翔，鱼儿没有水则不能游动。波德莱尔比喻的巧妙之处在于，游荡者不同于人群中的其它个体。游荡者与人群的关系，不是单个个体与多个个体的关系，而是个体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他既在人群之中，又如同鱼与水的关系一样，不是水的一部分。同幻想家一样，游荡者在现实生活的边缘进进出出，保持距离却不脱离。

游荡者不是浪漫派诗人，他并不幻想着回归山水、田园，或任何形式的前现代生活。正如本雅明所说，“他以这种享有乐趣的人的态度使得人群的景象在他身上发挥作用，这种景象最深刻的美丽在于，他在其中陶醉的同时并没有对可怕的社会现象视而不见。他们保持清醒，尽管这种清醒是那种醉眼朦胧的，还仍然保持对现实的意识”（《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77页）。游荡者所幻想的就是做现代生活独来独往的英雄。

他就这样走啊，跑啊，寻找啊。他寻找什么？肯定，如果我所描写的这个人，这个富有活跃想象力的孤独者，有一个比纯粹的漫游者的目的更高些的目的，有一个与一时的短暂的愉快不同的更普遍的目的。他寻找我们可以称为现代性的那种东西，因为再没有更好的词表达我们现在谈的这种观念了。对他来说，问题在于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出它可能包含着的历史中的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484页）

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波德莱尔写道：“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同前，485页）能够去捕捉到这种现代性的，正是游荡者。正如本雅明所说：“似乎只有游荡者才想用借来的、虚构的、陌生人的孤独来填满那种‘每个人在自己的私利中无动于衷的孤独’给他造成的空虚。”（《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76页）游荡与幻想是同一过程的两面，幻想家就是游荡者，游荡者就是幻想家。

三

如同游荡者之于巴黎，幻想家也是彼得堡现代生活的英雄。然而，这一点并那么容易察觉。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纪事》中曾为这种内在相似性埋下一个词汇学线索。每到六月，天气转暖，彼得堡人会搬到郊外别墅去小住，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

这是我们的彼得堡，变得空荡荡，聚起大量垃圾，有人在兴土木，有人在清扫，好像在休假，短时间内生活似乎停顿下来。灼热的空气中浮着一层层厚厚的雾霭。一群群工人抬着灰浆，拿着锹镐、斧头等工具，在涅瓦大街上散布开来，如在家中，好像把大街买了下来。这下子过路行人、游荡者（фланер）、旁观者可倒了霉，除非他们真的想象那个罗马狂欢节上换身洒满面粉的皮埃罗那样。街上的生活似乎进入梦乡，演员们到外省度假，文学家们在休息，咖啡馆和商店空无一人。那么不得不留在首都与夏季共命运的城里人能做些什么呢？是研究楼房的建筑吗？是观看城市如何更新如何建设吗？（《全集》第十七卷，31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选择一个表达“游荡者”的日常词汇，而是选择了一个当时少人用到的外来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抱怨中提到的“游荡者”（фланер）一词，正是法语游荡者flaneur的俄文形式。空荡荡的城市让以观察为乐的游荡者无所适从。《白夜》中，叙事者幻想家也感叹到，夏天的到来令人想做游荡者而不得。“我为什么要交朋友呢？彼得堡城内的一切，对我而言都这样熟悉，我是否要在这里结交朋友，不会对我与彼得堡的关系造成任何影响。这导致我在城内所有人都收拾好行李，赶赴别墅避暑之际产生了一种遭到遗弃的感觉。我很惶恐，因为这里只留下了我自己。”（《全集》第二卷，175页）幻想家-游荡者没有了人群，则如鸟失去天空，鱼失去水一样。这里的彼得堡只剩下了大兴土木的现代化外壳，而流失了人群对现代化的回应。

十九世纪的彼得堡

到了小说《女房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将主人公定义为一位法国意义上的游荡者。《女房东》主人公奥尔登诺夫是一位有些遗产的学者，因此可以有一定的自由去感受城市生活。搬家的体验让奥尔登诺夫体会到了城市生活的躁动与活力。

他已经找了很长的时间，找得非常认真仔细，但是没过多久，他就体验到了一种崭新的、几乎从未有过的感受。他开始观察周围的事物，起初有些漫不经心，随便看看，继而则比较注意，最后则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关注着身边的一切。芸芸众生，市井生活，各种喧嚣与骚动，以及诸多失态所引起的新闻轶事，——所有平庸琐碎的日子和了无新意的日常生活，早已使精明能干、疲于奔命的彼得堡人腻烦透了。（《全集》第一卷，417-418页）

在对奥尔登诺夫的描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直接使用的“游荡者”（flaneur）：“他越来越喜欢漫步街头了。作为一个无所事事的人（flaneur）。他什么东西都想看。”（《全集》第一卷，420页）这里，常见的中译本将它翻译为“无所事事的人”，无法反映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新词使用上的用心。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反向使用了“隐士”（отшельник）一词，更明确地区别了他笔下的“幻想家-游荡者”不是浪漫派隐士，而是现代生活英雄的身份。“现在他浪迹街头，孑然一身，像一个突然离开自己的寂寞荒野置身于喧闹都市的隐士。一切对于他都显得非常新奇。”（《全集》第一卷，420页）在这个世界观中，退隐的方向不是从闹市到田园，而是从寂寞荒野退隐到闹市。同《白夜》一样，《女房东》中的幻想家也没有获得女性的青睐。幻想家作为半觉悟的理想主义者，他的命运是现代人无力抵抗现代生活权力的寓言。

四

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中，马歇尔·伯曼试图对彼得堡和巴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波德莱尔笔下的现代性体验进行比较。伯曼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波德莱尔的共性在于他们都展现了“人与人在城市街头的相遇浮现为一个政治事件：现代城市成为了个人与政治生活交汇合一的媒介”（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Penguin Books，1982，229）。在伯曼看来，他们的不同来自彼得堡与巴黎现代化程度和形式的差异。伯曼眼中，行走于最先进最革命的现代都市巴黎的波德莱尔以一种骄傲的姿态出现，而涅瓦大街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纠结于彼得堡的欠发达现代性。相比于巴黎，十九世纪中叶的圣彼得堡刚刚历经农奴制改革，士绅阶层依然在与西方的差距中寻求自身的定位。彼得堡院子的外墙已经成为欧洲的，而院子的内墙依然是斯拉夫的。在伯曼的描述中，街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为重要，因为巴黎是现代透了的，而彼得堡只现代于表层。两种现代性体验，一段来自巴黎，一段来自彼得堡，一端生发于发达的政治经济现代化质料，一端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发达渴望。“欠发达地区的现代主义被迫建立于对现代性的幻想和梦想之上。”（同前，232）

伯曼的话不无道理，但是他的逻辑延展自关于发达与欠发达资本主义的刻板印象。不得不承认，关于俄罗斯的部分，是伯曼这本书最薄弱的章节。这里的问题是，虽然幻想家和游荡者有着很多共性，都是现代城市中异化了的个体艺术家，但是为什么波德莱尔关注他“游荡”的一面（flanerie），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幻想”（мечта， мечтательность，reverie）？现代生活的英雄生于彼得堡则为幻想家，生于巴黎则为游荡者。如果巴黎的现代性基于对发达资本主义物质生活的内在体验，那么彼得堡的现代性则是基于梦想的体验。

二十世纪初的彼得堡

圣彼得堡就是十八世纪的俄国梦。这是一个欧化和现代化的梦。布罗茨基在散文《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中写道：“当一个有远见的人，碰巧是一个皇帝时，他便会无情地行动。”（[美]约瑟夫·布罗茨基：《小于一》，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63页）彼得堡的建城神话，是一位伟大的帝王全凭个人意志，硬是在沼泽上建成了新都，打开了面向欧洲的窗口与海港，让俄罗斯成为一个欧洲帝国。在建筑风格上，它看起来是一个巴黎、威尼斯、阿姆斯特丹的混合品。它不像俄罗斯的都城，反而像一个欧洲的普通城市。在这个意义上，彼得堡的现代性恰恰在于它是“世界的外省”（a cosmopolitan province）。彼得堡象征着俄罗斯上层贵族与知识分子的文化形态。陀思妥耶夫斯基曾问道：

我们真的是俄国人吗？为什么不管我们是什么人，欧洲都会给我们如此强烈的魔幻般令人着迷的印象……要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发展，科学、艺术、公民性和人道主义等等，全都来自那个神奇的地方。要知道，我们从幼年起的整个生活就是遵照欧洲的方式安排的。我们中任何一个人能抗拒这种影响、诱惑和压力吗？可我们怎么还没有脱胎换骨全变成欧洲人呢？我们没有脱胎换骨，对此我想大家是同意的。（《全集》第六卷，82页）

与巴黎的游荡者不同，彼得堡的幻想家不光需要处理资本主义与个体经验的碰撞这组关系，也需要同时处理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他们一方面希望自己的欧化知识分子世界观被全体俄罗斯民众接受，又不希望俄罗斯民众屈从于欧洲的文化霸权。幻想家们认为能够领导欧洲走出现代性困境的，恰恰是俄罗斯，这个尚未完全被现代化侵蚀的文化。彼得堡本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就是个“奇幻”（fantastic）的城市。“从彼得堡开始，从这个幻想的城市、这个在举世城市中有着最离奇历史的城市开始，我们举国上下，或者自觉或被迫地效法欧洲，舒舒服服、相安无事。”（同前，95页）圣彼得堡的建立，是一个皇帝和民族的幻想，如此奇幻而眼见为实地存在着。

比起圣彼得堡，十九世纪的法国人更喜欢莫斯科，因为莫斯科更古老、更斯拉夫、更俄国，而彼得堡是欧洲各国都市的廉价翻版与欠缺品味的拼贴，没有所谓的民族性。在《彼得堡纪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反驳了这种论调。他恰恰认为，彼得堡才是最现代最俄罗斯的：

彼得堡可不是这样。这里每走一步，全能看到听到感觉到现代的因素，还有现代的思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里的一切都是混乱的，揉杂的，不少东西可做漫画的材料。然后一切又是充满生机，并处于运动之中……直到今天，彼得堡仍旧处于尘土和垃圾之中，它还在建设中，它的未来还是一张蓝图。不过这张蓝图属于彼得大帝，它日复一日地实现着，壮大着，打下根基，不仅是在彼得堡这块沼泽地，而是在整个俄国，整个俄罗斯都同彼得堡共呼吸。所有人都亲身感受到彼得大帝路线的力量和好处，所有阶层都投入共同事业来实现他的伟大思想。于是，一切人全参与生活，一切工业、商业、科学、文学、教育、社会生活的出现和组织，都活跃起来，而以彼得堡为支柱。甚至不爱思考的人们，也听到，感受到了新的生活，起而追求新的生活。试问谁还会来责怪这个民族呢？即使这民族在某些方面不由自主地忘记了自己的过去，而更敬重当代，也就是第一次开始真正生活的时刻。不，我们在现代的追求中看到的不是民族性的沦丧，而是民族性的胜利。（《全集》第十七卷，36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雄辩地表明：法国人对所谓的俄罗斯民族性的认识，事实上是典型的东方主义，是对欠发达的非西欧他者的想象。相比于莫斯科，圣彼得堡显得“血统不纯”。莫斯科是神圣罗斯，而彼得堡则是世俗欧洲对神圣罗斯的污染。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彼得堡才是俄罗斯民族性的完全体现，因为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幻想的能力。俄罗斯的民族性，不是那个“被发明的传统”意义上的、区别于西欧的民族风格，而是一个民族凝聚在一起，为伟大的文化政治愿景奋斗的过程。凝聚民族，一统天下，靠的从来不是血统，而是一个值得追逐的民族梦想。彼得堡现代性的独特魅力，就在于它的幻想根源。

五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游历了巴黎、伦敦、柏林、卢塞恩、米兰、威尼斯、维也纳等地。根据这些经历，他创作了《冬日里的夏天印象》。这本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巴黎现代性进行了嘲讽与批判。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巴黎，1863年。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巴黎是个体面、精致，但缺乏格局的城市，它是资产阶级的天堂，“是地球上最讲道德，最有德行的城市。多么有秩序！何等有理智，何等明确有稳定的关系，都竭力自信自己一切称心如意，非常幸福；而且……而且……也就到此止步，再往前可就无路可走了”（《全集》第六卷，114页）。法国大革命失败了，在第二帝国的巴黎，理想与激情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资产阶级乐此不疲的体面与秩序。他们大大方方地以民主和进步的姿态行走在每条林荫道上，他们说这是自由，并且不允许自己感到不自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种低级的资产阶级秩序看似给人尊严，实则戕害真正的自由。

《试论资产者》一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嘲讽了法兰西的自由平等博爱：

什么是liberté？这就是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在法律范围内大家都为所欲为的同样自由。什么时候能为所欲为呢？当你拥有百万财富的时候。自由能否给每个人百万财富？不能。没有百万财富的人会怎么样呢？没有百万财富的人，就不能为所欲为，却只能任人摆布。（同前，132页）

所以，法国资产阶级的“自由”，其实是建立在对物的占有上。“秩序”与“体面”需要金钱保障，因此“积累财产，拥有尽可能多的物品，这成了巴黎人最重要的道德准则和基本信念”（同前，128页）。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百万财富，所以自由不可能属于每一个人。人们又要追求平等，可是要维持平等，就不能有为所欲为的自由。

什么又是博爱呢？博爱的问题最大。博爱是“每一个人不受任何强制，不求任何个人利益地对社会说，我们大家在一起才能够有力量。如果你们需要我，就把整个的我拿去”（同前，132页）。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西方的观察，“西方人心里没有博爱原则，相反有的却是独自的、个人的原则”（同前）。博爱要以自由和平等为前提，但这种个人的原则，导致个体自由的实现要以牺牲他人的自由为代价。换言之，所有人的自由不能同时实现，所以需要以平等来补偿，平等的内在需求是博爱，而博爱要求牺牲个人原则中的自由。所以，在陀看来，这个意识形态是死循环。如果这个链条的起点是自由，那么自由要以获得财富开始，因此资本主义正当地成为了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手段。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社会主义如果能建成，也一定不是在法国。”（同前，137页）巴黎的现代性、法国人体面的自由，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另一副面孔。幻想家或游荡者都是要把自己从这种体面和个人主义中解放出来的，追求真正自由的人。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伦敦是巴黎的反面。伦敦的空气污染严重，伦敦的平民粗野不堪，没有巴黎的时尚品味，甚至衣不遮体，经常挨饿。然而，伦敦只是没那么体面，没有巴黎温情的面纱，却是资本主义奋进能量的化身。在伦敦，资本主义不需要做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手段，资本扩张的本身，就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其称之为一种更高的资产阶级秩序：

一个日夜忙碌的、像大海一样辽阔的城市，这里有机器的轰鸣声，有从屋顶上通过的铁路，有大胆进取的精神，有貌似没有而实为极高度的资产阶级秩序，那污浊的泰晤士河，那弥漫着煤烟的空气。那一个个挤满衣不遮体、粗野和经常饥饿的穷人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城市角落。这里有数以千百万计的财富和世界性贸易的伦敦金融中心区，有水晶宫和世界博览会……的确，博览会规模异常惊人。你会感到有一股惊人的力量，它能把世界各地前来的无数人合成一群；你们会意识到一种非常巨大的思想；你们会感觉到某种目标在这里已经达到，这里是胜利，是凯旋。（同前，116-117页）

十九世纪伦敦城的英格兰银行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段话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现状》的观察异曲同工：

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就是逛上几个钟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而且也遇不到表明快接近开阔的田野的些许征象，——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他们把伦敦变成了全世界的商业首都，建造了巨大的船坞，并聚集了经常布满太晤士河的成千的船只。从海面向伦敦桥溯流而上时看到的太晤士河的景色，是再动人不过的了。……这一切是这样雄伟，这样壮丽，简直令人陶醉，使人还在踏上英国的土地以前就不能不对英国的伟大感到惊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303页）

正是在伦敦，如恩格斯所言，我们才能发现，资本主义如何解放和压制了人类的潜能，那些“在这种街头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同前）。伦敦资本主义不讲体面、不掖不藏地剥削和压迫，但它的成就却似乎用一种实现着的伟大愿景将各阶层各民族的人团结在一起。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欧洲现代性的态度可以同波德莱尔眼中的美国略作对比。对波德莱尔而言，美国不如法国。美国一切过于物质主义，过于自由民主，而法国有着没落贵族的余温，这使得一种过渡形态的美成为可能。在《埃德加·爱伦·坡的生平及其作品》中，波德莱尔写道：“美国对于坡来说不过是一座巨大的监狱，他怀着狂热的骚动在其中奔波……坡倘若愿意使他的天才正规化，以适应美国土地的方式运用他的创造才能，他本可以成为一个赚钱的作者的……”（《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168页）波德莱尔认为，美国文化看似更为道德，实则更为庸俗，因此无法理解爱伦·坡。“我确信爱伦·坡和他的祖国不可同日而语。美国是个巨大而幼稚的国家，天生地嫉妒旧大陆。这个历史的后来人对自己的物质的、反常的、几乎是畸形的发展感到自豪，对于工业的万能怀着一种天真的信仰……”（同前，170页）波德莱尔先知地描述了当代美国舆论状态：“在民主社会中舆论的专制是无情的专制，不要向它乞求仁慈，不要向它乞求宽容，也不要乞求它对道德生活的复杂多样执行它的法律时有什么弹性。”（同前，168页）在波德莱尔看来，美国造就了爱伦·坡，但是美国配不上爱伦·坡。法国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如同美国之于波德莱尔。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与他的时代》，[美]约瑟夫·弗兰克著，[美]玛丽·彼得鲁塞维茨编，王晨、初金一、王嘉宇、李莎编，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

六

彼得堡现代性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它不同于西方，也在于它同俄罗斯整体的隔阂。在《诗与散文中的彼得堡之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了同时代诗人阿凡纳西·费特（Aфанасий Фет）的一首诗来说明彼得堡之外俄罗斯的整体状态：

路口一棵爆竹柳，

半是伫立，半是沉睡……

隔着里吧吱呀两声，

有人轻轻把栅门一推，

是那个溜着边走来，

一家小橇掠去如飞……

忽听得清脆的问话：

叫什么名字，你是谁？（《全集》第十七卷，273页）

费特的诗呈现了一种典型的田园化的、有机的、指向前现代的幻想。在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看来，这种浪漫派诗人去世俗化的梦想，体现了“纯艺术派”缺少社会责任、不关心现实的地主阶级趣味。它呈现的是传统乡里秩序，捕捉不到俄罗斯的现代脉搏。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一位彼得堡的幻想家劝我相信：这首诗的委婉优雅是彼得堡土生土长的诗人所不能企及的，在彼得堡似乎非得把诗改写成这个样子。”（同前，274页）这位彼得堡幻想家，就是进步诗人德米特里·米纳耶夫（Дмитрий Минаев）。他对费特的诗，做了这样的妨拟：

小巷处的方坦卡河，

冰封着呆立……

正对店铺吱吱哇哇，

风琴手如怨如诉；

是那该从亭子后面走来，

路灯的光摇曳；

忽听得关切的问话：

谁在走动？——当兵的！（同前）

米纳耶夫反感费特等“纯艺术”派诗人无心政治的诗风，因此经常通过妨拟费特的诗歌作品展开批判。在《小巷》这首诗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米纳耶夫对彼得堡现代性的精准把握：代表人工景观的方坦卡运河取代了柳树，代表城市工商业的店铺取代了田园的篱笆门，同理，路灯取代了雪橇。米纳耶夫本人是俄国最早的波德莱尔译者之一。他在这里直接套用了波德莱尔的众多意象。除却这些意象，我们还可以发现，俄罗斯乡村的费特在天真的回应造访的陌生人，而圣彼得堡的米纳耶夫，则将答案抛出，路上的人正是一位军人。

对于当代读者而言，军人形象很难与幻想家产生勾连。但波德莱尔发现，军人拥有一种“冷漠的神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502页），这种神气来自“对意外之事习以为常，所以很难使他惊讶……是一种冷静和大胆的奇特混合，这是一种随时准备去死的必要性的美”（同前，487页）。这种“雄赳赳的不在意”是“美的特殊标记”，让波德莱尔巧妙地找到了军人与演员、妓女、艺术家和浪荡子的共性。彼得堡街头路灯下士兵的幻影，寓言着孤独的个体在帝国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战栗。

亚历山大·勃洛克，1903年。

到了二十世纪，这样的一种彼得堡现代性，在象征派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Александр Блок）的诗中得到了进一步呈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对彼得堡现代性的理解，在勃洛克那里得到了更淋漓尽致的展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笔带过的描写，被勃洛克进一步放大和主题化。这样的幻想家-游荡者，或在“酒馆，在小巷，在街头，\ 在电的白日梦中 \ 我寻找无限的美丽 \ 和无限热衷于传闻的人们”；或在注视着 “黑夜，街道，路灯，药房”；更或者，他们在风雪中远观着在彼得堡的街头列队行军的赤卫队员——高喊“我们要让资本家吃苦头，\ 把世界的大火燃起”。

幻想之于彼得堡现代性的意义，在阿克梅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Осип Мандельштам）的《词与文化》（1921）中得到终极概括：

彼得堡街道上的青草，是原始森林的第一批萌芽，这原始森林将会覆盖现代的城市。这明亮、温柔、以自身的新鲜而令人震惊的绿茵，属于崭新的、富有灵性的自然。彼得堡确确实实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地下铁路或是摩天大楼无法丈量现代性的疾驰，即速度，它应被城市的石头下钻出来的快乐的青草去丈量。（Слово и культура，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87，39）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1925年。

曼德尔施塔姆这段对“青草”“萌芽”“石头”的描述，体现了他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张力的理解。这里我们要回归到俄语语言的内部形式去理解这种张力的形态。彼得堡这座城市是俄罗斯“脱亚入欧”和“现代化”的决心的象征，而“彼得”作为名字的含义是“石头”，因此，石头下的青草，代表了俄罗斯文化的有机生命形态与现代化进程的互动。不同于大自然中野蛮生长的青草，它是从石头缝里钻出来的，它决绝地——必然地——要覆盖石头（彼得堡）。俄罗斯的现代精神，不在于彼得堡的技术有多么先进、建设有多么欧化、景观有多么宏伟壮观，而恰恰在于青草回应石头的速度。可能在技术层面彼得堡比不得伦敦和巴黎先进，然而彼得堡却正是最先进的城市——它的先进不在于经济与技术的发达，而在于它身处于东西方之间，既是“光”（lux）对“法”（lex）最强烈的反叛，又是最决绝地要成为“法”而不得的地方。

“彼得堡街道上的青草，是原始森林里的第一批萌芽”，在这里，曼德尔施塔姆使用了萌芽（побег）一词的含混词义：萌芽抑或逃亡。萌芽的含义被“原始森林”和“青草”的定语搭配加以确认，却又被段落中“现代性的疾驰”（бег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и）这一意象所松动。俄语中，“疾驰”和“逃亡”都包含“跑”的词根（бег）。诗人的运词精妙地表现出：现代性的疾驰，就是对现代化反叛的速度，即便青草生长的速度可能永远追不上地铁与高楼的建设。俄语词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在这里可以翻译成“现代性”或“现代生活”，在它的含混中，体现了现代化进程与现代精神之间生发的暧昧关系。现代性的萌芽，内在地包含着从其母体的逃亡。幻想家的命运就蕴含在这种矛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