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1年11月11日：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 人民视觉资料图
“双十一”刷屏的不只有购物车，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
11月11日，俄罗斯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两百周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向世界文学画廊提供了个性鲜明、发人深省的经典形象。读者往往不仅是沉浸，而且是“生活”在主人公的世界，进而在人物的言谈举止、内心活动中发现熟悉的人、亲近的人，甚至是自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每个人设都肩负使命——揭示不可思议而又艰涩苦楚的生活真相，而这真相的核心关乎人性的奥秘。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说：“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和文化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存在主义鼻祖克尔凯郭尔，另一个是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值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两百周年，人文社推出多部陀氏小说的新版。
陀氏曾说：“魔鬼和上帝争斗，战场就在人心。”人民文学出版社最新推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心理小说经典”系列，以《穷人》《双重人格》《地下室手记》《赌徒》四部作品展现“人心战场”。
《穷人》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他凭借这部“怀着热情，几乎是流着眼泪”写成的小说，在俄国文坛亮相，赢得“新的果戈理”的赞誉。当时最著名的评论家别林斯基赞扬说：“《穷人》的特点是深刻理解和表现了人的悲剧性一面。”在这部书信体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了一个在物质层面极度贫穷的人，但他没有因此而丧失自我意识，没有因此而丧失爱的愿望和爱的行动力。主人公马卡尔的呐喊振聋发聩：“做一个高尚的人吧，在患难中要坚强；您要记住，贫穷不是罪过。”
在《穷人》小说的主人公，尤其是男主人公的书信中，我们也看到了彼得堡大街小巷的灯红酒绿、声色犬马，办公室里各色人等的冷酷和温情，出租屋里不同房客的傲慢和卑微，父子之间的隔膜和亲情，等等。小说由此丰富了俄罗斯文学中的“小人物”画廊，彼得堡底层“小人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有了自己的声音，开始讲述自己以及与自己类似的人的故事，开始讲述自己的生活。
在《穷人》的姊妹篇《双重人格》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把分裂人格引入文学。一个温顺的人，由于长期遭受屈辱，内心的恶魔被激出来，仿佛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引发了一场又一场激战：忠厚与狡猾，正直与卑鄙，耿直与谄媚……《双重人格》之所以可以被看作《穷人》的姊妹篇，是因为二者的主人公具有诸多共同之处：都是小官吏，都孤身一人、形单影只，都恐惧周围的人和事，都深切感受到同僚的鄙视，都渴望得到认可和肯定。但是《双重人格》的主人公更为可悲和无助，他从来没有被任何人需要过，从来没有机会向任何人倾诉内心的情感，他要说的话、希望表达的想法从来没有完整地表达过，唯一的一次敞开心扉、酣畅淋漓地把“某些秘密和隐私坦诚”相告的对象是他的双重人小戈利亚德金，得到的结果却是对方的背叛和羞辱。双重人格的两重性，其一是显在的行为举止，其二是隐秘的、受到抑制的欲望和心思。
在国外一度沉迷赌博、总是赌得身无分文、预支稿费也要赌、终至债务缠身面临牢狱之灾的经历，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小说《赌徒》的现实基础和动机，小说《赌徒》的主题就是冲动、狂热、失控，各种形式的、忘记一切尺度的冲动、狂热和失控。
老陀的“反理性宣言”的小说《地下室手记》。小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地下室人”絮絮叨叨的宣言，第二个部分是主人公以自身现实生活中的案例为第一个部分做注解。在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盛行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地下室手记》回击了当时自以为是、自信满满地认为改造环境可以让人变得更好的论调。这部俄国版《哈姆雷特》也以其反英雄、反理性直接影响了法国存在主义大师加缪创作《堕落》，被法国作家纪德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生涯的顶峰”。
人民文学出版社介绍，《穷人》的译者许磊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知名编辑，翻译有普希金、屠格涅夫、柯罗连科等人的作品。《双重人格》的译者臧仲伦教授生前是北京大学教授，翻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大量作品，并与巴金先生合译了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赌徒》的译者刘宗次教授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了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雷巴科夫等作家的小说。《地下室手记》的译者刘文飞教授是著名翻译家。
值这套作品出版，“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两百周年暨‘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心理小说经典’首发式”在京举办，翻译家刘文飞、北京大学俄语教授赵桂莲、童书作家曹文轩进行了对话。
“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两百周年暨‘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心理小说经典’首发式”在京举办。
尼采曾经说过他第一次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景：“有一天我在一家书店看到了法译本名著《地下室手记》。这对我来说真是一种意外的发现，就如同我21岁时发现叔本华、35岁时发现司汤达一样。”以此来表达初读这个作品时的震惊。
刘文飞是本次出版的《地下室手记》的译者，关于这个作品，他谈道：“翻译这样一部作品比阅读还要沉重很多倍，不光是语言上的难，主人公的愤世嫉俗的情绪还是会影响到译者，如果你完全抛开那个语感可能译的不到位。”
“我发现任何一个写俄国思想史的人，如果写十九世纪的话，那一定会写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必然会提到《地下室手记》，把它当成最重要的思想文本。研究者们会从思想史的角度去研究两部作品，一个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个就是《地下室手记》。弗洛伊德把这个作品看成是陀氏自己精神的投射，甚至是心理的一种文学表达；米哈伊洛夫斯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残酷的天才，他发现老陀有自虐的倾向，对世界是愤世嫉俗的态度；加缪更不用说，后面西方其他的思想家，包括萨特，都评过这部作品，都会把它作为最重要的思想文本。”刘文飞谈道。
曹文轩谈及：“弗洛伊德写了两本关于作家和艺术家的书，一本是关于达·芬奇的，一本就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弗洛伊德认为，真正能揭示陀思妥耶夫斯基秘密的只可能是医生，而不可能是艺术家。他断言陀氏的病不是癫痫，而是一种歇斯底里症。这个病既决定陀氏本人的内心痛苦，也决定他笔下所有人物的内心痛苦。”
“他几乎每一篇作品都是忏悔录式的。纪德有一句话说：‘他带着非常古怪的心理，竟然选择屠格涅夫作为他的忏悔对象’。屠格涅夫是一个循规蹈矩、言行高贵而又矜持的人，他一开始不怎么瞧得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么一个神经质的怪人。有一天他造访了屠格涅夫，一进门就滔滔不绝地讲他很隐秘的故事，让屠格涅夫觉得莫名其妙。锋利的世界、锋利的人格可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的锋利有关，分析其他作家的作品，我们有时候可以不必要联系作者，但是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很难做到这一点。”曹文轩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遭遇也绝非寻常。他曾经因为政治事件被逮捕，1849年12月22日凌晨，和同党被押到谢苗诺夫校场执行枪决。枪已经装了弹药，四周只有寒风的肆虐声，但就在这时候，一个武官从马上下来，带来一纸公文，皇帝陛下决定免去他们的死刑，发配西伯利亚。
二十年后他在《白痴》里面通过梅希金公爵回忆了那番刻骨铭心的情景，他写道：“附近有一座教堂，金碧辉煌的教堂圆顶在灿烂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当时目不转睛的盯着圆顶和阳光，他的眼睛不能离开阳光，他似乎觉得那些阳光是他的新天地，再过三分钟，他就要和那些阳光融合在一起。”曹文轩谈道：“会有如此经历和遭遇如此经历的人，指望他能有单纯的人格和平静如水的脾气大概是很难的，这种遭遇的人，注定一生在心灵风暴中与飞砂走石搏击，最终或者是沉沦，或者是带着遍体鳞伤完成灵魂的超越，成为具有无穷魅力的一个伟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列夫·托尔斯泰的区别在哪里？曹文轩认为，“托尔斯泰的作品为社会学解释提供无与伦比的文本，而陀氏的作品除含有大量的社会学命题之外，还含有大量的心理和哲学命题，这就是他为什么被弗洛伊德和尼采注意的一个缘故。他的作品粉碎了文学中没有哲学、文学与哲学无关的说法。”
